【新唐人2012年1月11日訊】【編者的話】《血紀》記述了大陸一名五十年代的大學生孔令平先生，被打成右派而下放四川西部甘洛農場，在勞改農村二十年的血淚歷程。《血紀》一書完全可以與前蘇聯作家索爾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島》相比。小說《古拉格群島》反映了蘇聯人民在斯大林統治下的血腥恐怖讓人觸目驚心，而《血紀》則完全是以孔令平先生的苦難經歷為主線。這條主線也是毛澤東禍國殃民的編年史，更是陳力、張錫錕、劉順森等先烈的英雄史詩。書中人物眾多，文筆樸素，使中共監獄的慘無人道和烈士的壯懷激烈躍然紙上。
孔令平先生在本書前言中說：「當這本書有幸與你相逢時，讓我們珍惜這種來之不易的相識，為融化中國專制主義，建立中華民主而共同增加一把火。」下面請看長篇紀實連載《血紀》。
第九章：在中共摧残下我的家解体了
母亲几天来经常感到气紧心悸，加上夜尿频多，想去医院检查一下，这天，打定主意到距我们住地二百米的九院分院去。
看看壁上的挂钟，正好是十点半，于是我马上向医院内科室挂了一个电话，询问陈开第医生今天是否值班。这年头的大陆上，什么都要讲“熟人”，尤其是看病，非熟人莫去就诊，成了医道的行风。
电话中回答陈医生正在查看病房。
我自己因为要弄中午饭，便请临时请来专门为母亲做清洁的钟点工小周，陪伴母亲去那里就诊，关照她，母亲已八十四岁高龄，虽然表面看，她身板还硬朗，但由於遭到长期折磨，加上年事已高，每晚我陪她出外散步一个小时，总是我牵着她走，生怕在不经意中跌倒，造成意外。
没料到母亲走后才十几分钟，电话铃响了，小周打来电话，说她们刚到医院，母亲就在门槛上跌了一跤，现在正在陈医生办公室里，要我马上来一趟。我最担心的事终于还是发生了。
我急忙丢下厨房里备好的小菜，向医院走去。在陈医生的办公室里，我看到她坐在椅子上痛苦地呻吟着。
陈医生告诉我，暂时无法判断母亲跌伤了那里，从她痛苦的表情看，她的右手和右脚都摔得不轻！小周把我带到医院的进门处，那是一扇双开的活页门，小周指着进门的门坎上一道高五厘米的阶梯说：“妈妈在进门时就是踢着那阶梯跌倒的，等我慌忙去扶她时已经晚了。”
我看了看那阶梯，内外没有色差，没有警示标志，加上这一天天气本来就阴暗，老年人在这里被绊倒是非常容易的。
回到陈医生的办公室和他商量怎么处置母亲？他说：“暂时因为没有设备可以确定母亲受伤的部位和严重程度，现在已到下班时间，我建议你下午一定要到照光室去照个片。”
第一节：致命的跌交
这真是飞来横祸，母亲的身体没有检查先就把手脚跌伤了。无奈，只好同陈医生一起把她扶回家，等下午上班时再说。
那几天，正好刘启建办了退休手续，为了偿还自己平时拖欠的债务，她到南充她妹妹那儿联系找一个临时打工的工作，所以去南充了。我回到家里赶紧给她打了一个电话，把母亲跌伤的消息告诉她，要她立即返回北碚。
一面忙着弄好中午饭，等孩子回家吃午饭下午好按时上学。匆匆忙忙打发了孩子，给母亲弄了一点稀饭，看她睡在床上呻吟不已，弄的稀饭只吃了一口。因为还不知伤势如何，按照陈医生的吩咐，下午就雇了一辆长安车在我的一个学生帮助下，把母亲送到中医院去检查。
照片的结果，证明母亲已跌成了右腿股骨颈和右手手腕两处骨折。等到我忙着为她办完了住院手续，住进了骨科普通病房，已是晚上九点钟了。忙了一天，把母亲住进病房后，实在疲倦已极，就在病房里暂时请了一个扶持病人的临时工，请她在晚上照应一下母亲。
晚上十二点钟，我才拖着疲倦的身体，回到家里。听医生说，八十多岁的老人凡跌成股骨颈骨折的，十有八九都有生命危险。
第二天一大早我就起床，叫醒了孩子让他喝了牛奶，督促他上学，这孩子好像突然变得懂事多了，说中午放学后要到中医院来，叫我不必为他准备中午饭，就在学校食堂随便买点面食过一顿吧。
我到医院时，还没有跨进病房，就听见了母亲的呻吟，说她受不了牵引。病房里的病员们都说昨晚她几乎是喊了一晚上。我忙去病护室，找到值班医生，询问能否取掉牵引？医生说，根据片子上的情况如果去掉牵引，那么她就是出院了，也只好永远躺在床上，不能起立了。
我又忙回家，找到她的病历，匆匆赶回医院，把病历交给医生，向他们说明她患有较严重的冠心病和肺心病，加上年岁巳大，受不了牵引的剧痛，建议他们取消对她的牵引手术，至于今后怎样，就只好到时候想办法护理她了牵引取消后，她仍呻唤不止，直到打了一针镇定剂，她才昏昏入睡。
中午放学后孩子来了，我轻声告诉孩子说祖母刚刚睡去，要他不要惊动她，问他吃过饭没有，他点了点头。
我嘱咐他婆婆跌伤了，他自己也要考试了，不要再像往常那样上网贪玩了。下午按时回家，自己热饭吃后完成当天老师布置的作业，尽快上床睡觉。
直到母亲跌伤后的第三天上午，刘启建才从南充乘车回到北碚。
我们商量后，白天由我们轮流守着母亲，晚上暂时请了一个临时护理。
受伤第六天，母亲叫我备上纸笔，要我给她写下遗言，说，她感到不久将辞别人世，她死后骨灰洒在嘉陵江中。因为她从二十二岁开始就到重庆嘉陵江畔居住，这里是她的第二故乡。虽然漂离他乡，一生坎坷，一生痛苦，但那生养的恩情却始终不忘。
另嘱她死之后，不要举伤，不要惊动故年老友，最担心的是我和刘启建关系，母亲认为，我年龄已老，没有条件另外组成家庭。如果再因家庭破裂，闹出难以想到的后果来，是她最不愿看到的。
她又说：“我自幼在上海教会学校读书，少女时特别喜欢听唱诗班唱歌，所以一生都想买一架钢琴。但，一生颠沛流离，在毛泽东时代，积蓄被抄去，受尽折磨和凌辱。这些年，老年打工留下一点积蓄，只因没有自己安身的窝，买琴便成了她终身没有实现的梦。现在孙子既然喜欢艺术，那么就将积余的钱买成钢琴送他，以此作为我的遗托。望他弹着钢琴，让祖母在天堂里听他的琴声，垂望他成为国家有用之才。”
我静静地听她临终的遗言，将她的话写成遗嘱，至于和刘启建离婚，要看事情的发展，如果有一天我违背了她的意愿，我会焚香请她原谅……嘱我买钢琴的事，我一定照办。她去世后，我立即实现了她的遗愿，买的钢琴放在客厅里，琴的抬板上留着她遗像。
那时正逢十二月初，是重庆地区一年之中最冷的几天。年迈的母亲因手脚骨折，翻身十分疼痛，加上她本来就肾炎发作，尿水频多，每次小便又要别人帮助她，将她下身抬起来，将尿盆塞在她盆骨下面，尿盆与尾椎骨几经磨擦，使她的尾椎很快擦伤，形成血淋淋的褥疮，使她疼痛呻吟不止。
因频繁排尿，稍不注意尿水就洒在床上。医院的大病室内，又缺专用的接尿设备以减轻她的痛苦。一天之内就因尿水打湿了被褥，被迫频频更换，天气又冷，使她很快感染了感冒，迅速引发了她的老年肺气肿。
气喘和口痰，伤痛和尿水夹攻着母亲，使她在生命的最后几天，还饱受折磨。几天住院，她原来就体弱的身子已完全垮了，死亡正逼近她。
就在她最伤痛的日子里，她的孙子成了最后生命中给她安慰的亲人。这几天，这孩子特别懂事，每天晚上他都按时从学校归来，再没有上过网，九点钟他从学校来到医院，静静地守在他的婆婆身边，悄声的附在她的耳边讲许多安慰的话，叨叨讲今天学校里发生的事。
每次祖母要小便了，他便伸出他巨大的臂膀，把婆婆抱起来轻轻放在尿盆上面，让她减少痛苦。有时候从学校伙食团或沿街卖过夜小吃的摊上，买上一个羊肉串，送到婆婆的嘴边，虽然他的婆婆根本没有胃口，但那份孝顺之心使她临终前得了极大安慰。
在中医院的大病房里，母亲终日因伤痛而呻唤。眼看她一天天虚弱下去。肺气肿和冠心病代替了骨折，成为威胁她生命的主要病因。
第八天，我同九院的主任医生商量，将她从中医院转到隔家很近的九院分院，住进了单人病房。
然而母亲的健康状况却更加恶化了，开始住进第九医院单身病房那几天，她已有两天没有排泄了。但还能勉强吃一点稀饭，陈医生说，那是她体内电解质紊乱造成的，嘱我一定要煮酸菜鱼给她吃。
那几天我彻夜守在她的身边，晚上，等到刘启建来换我回家后我便忙着给她弄酸菜鱼汤，每天一大早，我就把煮好的新鲜酸菜鱼汤给她送去，可是她却只能呷两口再不张口。
由于极度的衰竭，她的最后几天，完全处于半昏迷状态，有过瞬间的清醒，这时候，她微微伸开眼睛，好像有什么话想要努力说出来，当我俯下身子，耳朵贴在她嘴边，却只听见她轻微的嗫嚅声，很快闭上了眼睛。
我们母子在中共残酷迫害下，前后合起来渡过了四十年，挣扎到今天已非常不容易，她对我的牵挂，只有趁这片刻清醒的分分秒秒想倾诉出来。
我的儿子每天都照例在放学后来守望她，每一次来，第一个动作便是伸手握住她的手，好像是他掺扶着走过这最后的几步。但是她已不能像住在中医院开始那几天可以同他交谈，而只有含泪相望。看到婆孙俩噙泪相对，我也禁不住要掉下眼泪。
我在重庆地区没有任何老家的亲戚，来探望母亲的人是她晚年在北碚缙云咨询门诊里共过事，一起渡过晚年的同事们；市工商联的代表和李重生；此外五指山疗养院的杨桂明夫妇；嘉陵中学的老师和学生以及崔老的同事和三个儿女。
到临终的前三天，嘉陵中学六位代表，在校友联谊会总负责人陈自立带领下，专门从成都赶来，探望将一生勤勤恳恳献身的这位教育先行者。
六个人送来了鲜花，围着病床，但母亲已经不能开口，只是张开嘴吐着大气，好像在拼命地表示，她无法完成她毕生使命的遗憾。
她的褥疮更严重了，背部擦伤的地方大片的已经溃疡。在杨桂明指导下，我每天在医护人员帮助下，给她溃烂的地方消毒，如此渡过了最后的十一天。
在九院住到第九天时，她已进入了昏迷状态，眼看着吊着的的盐水一滴一滴的输入了她的体内，而接通的输尿管里再也滴不出尿液来，她全身已呈现水肿，我意识到她的生命已进入了最后的时刻。
只听见她喉咙里响着呼噜呼噜的口痰声，我怕那不断涌出的口痰，会堵住她的喉咙，使她窒息而亡。所以拿着药棉花去她的喉咙里不断去掏那些口痰，我的孩子放学以后，也同我一齐掏，好像在从死神手里争夺她的生命。
十二月十八日，九院的住院部正式向我下达了母亲病危的通知书，十二月十九日，在护理人员的帮助下，我用热水给母亲擦了一下身子，并用蘸头孢的药棉花给她的褥疮上了最后一次药。
12月20日下午，冬雨啾啾，中午喂过她半小碗鱼粥以后，她又一次昏昏入睡。医生搬来了心脏监测器，她的心电图已非常微弱。我和妻子以及儿子三个人全都守在她的病床前，见她安祥的熟睡了一般。我把药棉签子再次伸进了她那呼呼作响的喉咙，掏出的痰越来越多。
从下午六点钟我就不停地抠那源源不断涌出来的痰。一面抠，一面痛哭，一面又声声地唤着，“妈妈！妈妈！”
我多么想能帮助她把她无力咳出的痰抠出来，幻想她会因为最后的阻塞被一下了掏通了，出奇般的长长舒一口气，然后睁开眼睛看着我。但是，我的努力终于成了永远留在我脑海里的，最后一刻同死神的争夺。
下晚一点钟左右，她永远闭上了眼睛，不管我怎么喊她，也再没有睁开眼看我一下！！心脏监测器图象表明心脏永远停止了跳动，我忍不住嚎啕大哭起来！室外的冬雨下得特别大，天气也特别的冷……母亲就这样离别了我们！！
我们连夜在楼下的过道上搭起了棚帐，一直忙到21日天亮，杨桂明取出了为她特制的寿衣，替她洗漱完毕，为她换上寿衣，将她的遗体装进冰棺。六个人抬着她的遗体，放置在我们楼下的灵堂中。此时，我的脑子里一片茫然。
母亲是一个独生女儿，唯一的母亲一直跟随着她直到去世，我唯一的兄弟，死在文革中，只剩下我和妻儿替她送终。
来为母亲送行的除去崔老的三个儿女全家，和她的缙云咨询门诊部的老同事，以及她退休医院的代表，便是嘉陵中学的师生了。
但我并没有按她临终前的遗言，处理她的遗体。只是没有通知生前七旬以上的好友，特别是高自强老师。前来送别的足有两百余人，其中，李重生专程从市中区赶来。灵堂里挤满了人。
12月22日晨，就在母亲的灵堂里，我主持了一个小型的追悼会，我在悼词中，追述了她坎坷而平凡的一生：
“1916年10月23日，她出身在苏州河畔的一户贫民家庭。1933年她考入苏州女子师范学校。
1936年她在苏女师毕业后，便在南京开始了她的教育生涯。时值日寇入侵，国难当头。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她与一家人随国民政府从南京到了重庆，积极参加中国红十字会抗日战地服务团，投入了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工作。
1940年在双碑二十五兵工厂子弟小学任教育主任，与当时全国著名的教育前辈，梁淑溟等人一齐为教育救亡，贡献力量。
1944年她在兵工署支持下创办私立嘉陵中学，抗战胜利以后，她一直埋头默默为中国近代教育贡献着一生。
不料1957年被冤划右派份子，在“监督劳动改造”的压力下，忍辱含垢渡过了长达二十二年“监督劳动”生涯。
在这二十二年中，她经受了家破人亡的惨祸，受尽精神和肉体的折磨。
直到1978年始获平反，时年六十二岁。但她仍坚持工作，直到1994年，才因上班挤公共汽车而跌伤，加上此时她已年届七十八岁高龄，才停止了工作。
一生辛劳使她压弯了背，但仍与嘉陵校友联系，为编写校史和回忆录继续贡献她的余生。”
母亲是一位中华普普通通的二十世纪中期知识份子，她教人和处世恪守诚信待人的原则。
如果说中国的知识界，是中国近代教育的先驱群体，如果说她（他）们千千万万人的努力起到承前继后，为建立新的教育做了自己该尽的社会责任，那便是母亲留下的一点纪念。
她的一生，见证了中国的民主教育的启蒙。更多的用自己的生命和经历，见证了中共专制主义对中国近代教育的残酷摧残！。
我由此联想到一位，伟大的中国近代教育杰出的先行者武训，他以忍让、委曲感动着他生活的时代，为中国的教育提出了一个苦行僧的口号。因为人性的感化，仍是教育的道德基础。他的行乞办学的精神，虽然表面看，缺乏同一个没落王朝斗争那股轰轰烈烈劲，而是用道德潜移默化的影响着全社会。
武训没有想到，在他逝世五十五年以后，一个自称为解放全人类的独载者，用卑鄙的心理对他不朽的精神，进行了公开和残酷的鞭阀。
结果，在摧毁武训的“投降主义”“向统治者摇尾乞怜”的“革命”借囗下，一个反人性的专制主义和文字狱，牢牢地控制了中国人民几十年。一个新的更残酷“教育为政治服务”的枷锁，套在民主教育脖子上，使教育成了统治者的工具，母亲就在它的驱咬下，渡过了凄凉的一生。
当我们今天生活在这种社会风气中，处处看到人与人的欺诈和虚伪，一个新的怪物在中共的创导下，从另一个极端腐蚀着国民。拜金主义和道德沦丧，就在人性被摧毁的社会背景下长出了新的毒牙，当我们兴叹教育沦落到今天这种见钱眼开的地步，那是中共另一个巨头：新专制主义者所期望的。
第二节：对母亲的怀念
我的母亲为教育奋斗一生，劳碌一生，然而就在中共蛮横地剥夺了她教书育人的权力！仍矢志不移。她的晚年凄凉，中共连一处她能栖身养老的“窝”都没有给她。
若不是倚靠她唯一的儿子，得到一间八平方米的栖身地，她只能孤苦地去养老院渡过她的晚年！！但迫害设能扼杀她的终老之志。
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独裁专制所推行的愚民政策，终会以不耻人类的狗屎堆而载入中国的史册。
今天大陆，表面上看似统一的专制政体，却因丧失人心处于风雨飘摇的境地，被迫也在向民主政体作转型的姿态。中共专制主义必以代表少数人而让出自己的地盘，吃尽毛泽东独裁苦头的中国劳动大众，也决不会自甘愚昧的境地。
母亲去世以后，一个当年没有钱读书，是母亲免费为他入学的穷孩子给母亲的唁信写道：
“得悉1999年12月20日晚母亲不幸病逝，顿时悲痛至极，心情一直平静不下来。收到你12月30日的信，纪念母亲的悼词和照片，实在无法抑制内心的悲痛，而流泪不止。母亲的许多经历，往事不断地涌现在我的脑海里，引起了我极大的共鸣。母亲高尚的品德，渊博的学识，出众的工作能力，使我对她产生了内心的挚爱。她是我心目最善良最无私最慈爱的母亲，她对我的关爱像春日阳光温暖着我的心，使我感到很幸福，生活很充实。母亲走了，我深深地怀念她，母亲生前写给我的许多书信，我将整理好，保存下来，经常翻来看看，以寄托我的哀思和思念。”
我因此想起在毛魔猖狂年代里，对母亲屡下毒手的人，至今不知天地良知该怎样报应他们？当年母亲受到迫害时，蔡家场的农民敢向抠打她的刘巴斥责，证明人性是专制迫害狂所不能摧毁的。
出殡的那一天，为母亲送行的时候，嘉陵校友会还专门送来他们编写的《回忆嘉陵中学》一书，校友联谊会总负责人陈自立从成都打来长途电话，嘱咐道，一定要将这本书随同母亲一齐火化。
倘若母亲悲凉的一生，能使后世有志振兴中华教育的儿女有所激厉，那么她在天之灵，就得到了应有的告慰，而安心于九泉之下了！
于是我把她的一生，写成了《我的母亲>一書以志記念。
她剛去世的那幾天，每當傍晚，我都會獨自沿著她生前每晚散步的街道獨自徘徊。特別在附近街心花園裡，我會坐在花園角落裡，靜靜坐著，彷彿又回到每天陪伴她的過去，想起她看我在她身邊做操。一邊聽她叨叨重複我童年的故事，禁不住在樹蔭下潸然下淚。
第三節：為保護生存權的一場官司
在去九院清理母親住院間期的費用時，聽到住院病人講，該院進出使多人摔傷，該院護士抱怨進出時，腳下常發生磕碰，過去就有人向九院負責人反映這情況，引起了我的注意。去那門上仔細看，這是一扇僅1.8寬的雙開活頁玻璃大門，門在關止處，留著內外高差十分不明顯的門坎。
我取來尺子一量，那門坎只有5cm高。由於進門時，光線陰暗，病人進出門時不會引起注意，又無警示標誌，特別老年人多數老眼昏花，提腳抬腿很低，很容易使他們在進出大門時，被這個不起眼門坎絆倒。我向醫院負責人提出門坎致人傷害的危險，要求他們為老年人安全著想，填平它，卻遭到拒絕。
2000年1月14日，我在消協王爾金秘書長支持下，填好投訴表，並按他的吩咐，整理了有關母親跌傷的病歷記錄，陪伴人的目擊證詞，傷害我母親的門坎照片，拿著母親的死亡通知，1月18日我把這些材料交給了王秘書。
當即我同他一起步行到九院去找該院的院長，本想通過說理使九院的領導承認他們工作上的疏忽，並能及時治理好這條致人摔傷的門坎。我倆在九院的接待室里等了足足一個小時，等出該院處理人身傷害的唐付院長，當我們向他呈訴母親摔傷致死全過程時，那姓唐的面帶輕蔑的冷笑說：
「在我院門坎上跌倒，這首先是出事人本人的責任，何況，醫院只對醫療事故負責，所以，這件事是不應當來找醫院的，你們回去吧！」
我倆沒想到醫院的負責人，這麼乾脆的給了我們閉門羹。王秘書長顯得非常尷尬，我卻用憤怒的眼光看這盛氣凌人的小官僚，一時還沒有找倒足夠份量的話給以還擊。
這事倒引起西南工商行政報記者李良軍的關注，在他釆訪王秘書長，核實了我整理的取證材料后，於1月20日，在該報上發表了題為『老人之死誰之過』的報導。不料這唐付院長不但蚩之以鼻，還打電話到報社公開威脅小李。
過了兩個月適逢3月14日，北碚各有關單位擺攤記念消費者權利日之際，在九院攤位上我公開斥責來參加活動的唐某，本意敲打一下，對病人不負責任臭名在外的九院負責人，說完后，定睛看那姓唐的，已消失得無影無蹤了，看來一場官司是不可避免的了。
李良軍關於九院進門門坎傷人致死的報導，在西南工商行政報上見報后，立即引起重慶媒體廣泛的關注，也引起了市民的強烈反響。長期以來，被病人視為活閻王殿的醫院，一直是市民怨聲沸騰的焦點。
2000年4月，我根據消費者權益保護法，將第九人民醫院推上法庭，要求九院對母親傷害致死負起賠償責任。不料素與法院某院長關係密切的唐付，不知玩的什麼招數，長達七個月審理后，競無視該門坎無數次傷人的嚴重後果，不顧全市市民的反對，北碚法院駁回了我的投訴。
醫院對本該由醫院方承擔的醫療事故責任，成立專門機構對事故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做法，常被新聞媒體逮住，在報上曝光的事層出不窮。於是，母親的死亡賠償，被當作社會關注的焦點……！
2001年4月8日在民意和輿論的壓力下，北碚法院對老年康復中心的門坎傷害責任，進行了第二次開庭，那天到會的共有一百多北碚居民，坐在後邊的是各媒體的新聞記者。作為人證出庭的是由雷春隆等四人組成，包括新疆石河子醫院的劉醫生。在新聞媒體和全國消委的介入下，這個案子驚動全國。
劉醫生以雄辯的不容推卸口氣，講述了九院大門坎頻頻發生事故。矛頭直指九院領導，那姓唐的付院長不再像上次開庭，故意做出虛張聲勢的狂妄態度，他在被告席上搭拉著腦袋。
北碚法院對事故的責任很快重新劃定，九院終於負起陪償的責任，一時各大報社報導了我們勝訴的消息，醫院和病人的關係，原來由醫院說了算，向前邁了一步。病人作為消費者的權益納入消法保護，便成了有名的案例記載在消費者權益保護法的典型案例之中。
九院在北碚法庭上輸了理以後，唐院長們並不甘心，背地裡的交易始終在進行，他們利用上訴機會，再次與中級人民法院商量，請出專門打「疑難官司」的重慶政法委書記女兒辦的律師事務所，擔任他們上訴的辯護律師，在事實無法推翻情況下，利用法律的漏洞引用舊賠償標準，使賠償金額大大降低。
九月二十日判決生效，至此、整個門檻違背建築法致使我母親跌傷，致死的人身傷害，九院只作了低額的賠償而結束。
第四節：我的父親
父親出身於蘇北鹽城新興場一個地主家裡，弟兄姐妹五人，他排行老三。祖父去世后，老大佔去了祖父留下的大部份田產，在新興場上繼承了祖業，當起靠田租和放高利貸的地主。
父親因為憎恨老大的貪得無厭，中學畢業后，將家裡所有放高利貸的借據，當著伯父的面一火而焚，從此兄弟反目。
1931年他變賣了分到的房產作為學資出外求學，在南京，他考上了中央大學，攻讀教育學，拜師顧毓秀門下。
1935年大學畢業，眼看當時軍閥混戰，日寇入侵民不聊生，中華大地在日軍的鐵蹄下痛苦呻吟，喚起了他救國志向，1937年10月他帶著一家從南京逃難到重慶，投奔顧老，去中央大學歷任助教、講師、付教授、教育學系付主任等職務。
1945年8月15日，日本鬼子無條件投降時，剛滿八歲的我，住在沙坪壩的雙碑鎮，那是國民政府兵工署所在地，住著許多逃難而來的下江人，「八年抗戰」中，在異鄉整整熬過了八年，對抗戰勝利后的生活充滿了憧憬。今天當我翻開記憶中這一頁，它仍鮮活的保存著。
這年9月，我們一家隨中央大學複員回到南京，不久父親擔任杭州師範校長。
按『新生活運動』要求，他身體力行，每天清晨提一把大掃帚，在杭師「東升樓」前打掃校園和校門；主動撤去為他配的黃包車，把配給他的車夫派去為學生伙食團磨豆漿。
我親眼看到杭師學生的伙食，中午和晚上，每餐至少三菜一湯，常聽炊事員責備學生不知穀米來之不易。而那時各校都有學潮，學生喊著反飢餓反內戰的口號。每當學生遊行打這些標語，我不知內戰從那裡爆發，飢餓在那裡犮生，禍端起於誰手？
1946年春天某一天，「東升樓」前集合了幾十名學生，手臂上戴著紅袖套，稱他們要到市中區參加全市舉行的反內戰大遊行。
早晨八點鐘左右，父親高大的身影出現在東升樓前，站在他平時站立的升旗台南側，面向準備上街的遊行學生講話，他講到八年抗戰的艱辛。
講自己1937年從廈門返回南京，沿途只有人推的獨輪車，又逢日本飛機狂轟濫炸，九死一生回到南京，趕緊帶著母親，外婆抱著剛出生的我，在日機轟炸下，從下關乘船逃出南京。
日本飛機尾隨著插著紅十字的輪船，像追一片只有挨打而毫無反抗能力的「綠州」。「綠州」中彈了，著火了，它的甲板上倒著死人，「綠州」用鮮血染紅了長江，炸彈爆炸聲掩過難民的慘叫，倒在血泊中的母親，掙扎著把奶頭遞給那撲在自己懷裡的孩子！
當他講到毫無反抗能力的和平居民，受到鬼子的屠殺，淚珠奪眶而出，聲音也嘶啞了。
他說：「我們犧牲了幾百萬抗日將士，好不容易打敗了日本鬼子，昨天嘗盡了苦難，今天正需要和平建設中華時，如果你們是祖國的好孩子，就只有懷著一顆報國心，而不要聽從謠言和煽動，將來不易的和平時光白白浪費掉。」
他含著淚珠，希望學生們從國家和平建設大局出發，不要離校。
這一席以心對心的講話起了作用，準備去市裡參加遊行的學生，紛紛摘下袖套，收起已打起的校旗，悄然散去。
到了大約九點鐘左右，從膺白路方向打著「浙江大學」旗子的學生隊伍，向這裏緩緩走來，經過校門口時，只有兩個學生加入了那支隊伍，原來準備的校旗也丟在升旗台前。我記得那一天是陰天，寬闊的馬路上行人很少，他們匆匆趕路，向遊行的隊伍投去好奇而陌生的眼光。
母親站在家門口，一個勁喊著我，生怕我被那大隊的學生吸引了過去。
1947年下半年他又在顧老的推薦下，出任中央政治大學總務長，以後又改任政大重慶分校的校長，成為大陸上中央政治大學的最後一任校長。
1948年我們離開上海時，為「中共打來了，我們怎麼辦」？父母親發生了激烈爭吵，母親堅決反對「逃」。她說：「我是無黨無派，共產黨不會把我怎麼樣。」爭論結果她贏了，全家放棄了去台灣。
1949年中共佔領重慶后，父親在成都放棄了飛赴台灣的機會，回到重慶北碚家中。1950年在當時中共西南軍管會川東行署的指令下，去西南革命大學受訓。並在那裡得到中共的「政治結論」，要他去貴州參加土改工作組，回來後進行工作安排，他們說父親是統戰對象。
不料，1951年底，在中共掀起的大鎮反高潮中，他在北碚家中被捕。
被捕后，由北碚法院的陳文俊（該員2006年還活在北碚）帶人對我家進行大搜查，不僅將父母親多年積蓄搜槍一空，還以「國民黨大陸潛伏人員的活動經費」沒收。
在父親的反革命罪狀中，首要一條就是「鎮壓學潮」，被捕五年後他便被關死在勞改隊里。
父親被審訊判刑嚴格對我們家封鎖了消息，禁止我們家人探視，尤其是拒絕向家人出具他的判決書，透露他的情況。父親就這樣被他們「黑辦」了。
當我的父親成為共產黨的階下囚時，我們小小五口之家面臨了滅頂之災。而我是當年父親「鎮壓學潮」的目擊人，很替父親鎮壓學潮的罪名不服。
那時電影話劇都宣傳『解放』戰爭，專題講學生運動的題材，都是描述學生運動受到國民黨軍警、憲特的鎮壓，大批學生倒在槍林彈雨中或被抓進牢房，在陰暗的審訊室里受到老虎凳，燒烙鐵等等酷刑折磨。
可是後來，我親身領受到中共監獄的殘酷折磨，才使我體會到中共的裁贓、誣衊，領會他們不擇手段的殘暴。
從此，我們一家幾乎遭到了中共政權的滅門之災：我的母親因為對父親遭受不明不白前後矛盾的審判，在大鳴大放中提出質疑，1958年被划為右派。
同年，求學的我因同一罪名被划右派，並於1960年鋃鐺入獄，我的兄弟於1968年被造反派不明不白殺害，我們一家幾乎家破人亡。
直到三十年後，我死裡逃生回到母親身邊，她才深深後悔自己的無知，並一反過去的害怕和迴避，向法院投遞了為父親的申訴。
而幼小的我，早聽到中共佔領區逃亡出來的人介紹中共的所作所為，此時腦海里更清楚中共的獸性。
1979年經歷九死一生以後，我和母親才得以在二十三年後，重新相聚北碚，在我十幾封追問區、市、省的公安檢察機關后，才由四川省公安廳勞改局回復，說他於1956年就因肺結核鉤蟲病庾死獄中！時年僅47歲。
我們家，是千千萬萬無辜家庭，在中共暴力下破滅的一例！
第五節：合葬
母親去世時，我想父親帶著一腔報國志向，從1931年離開故鄉，在外撞盪二十年，尋求救世救國的道路，一生為教育奉獻，也該讓他流落他鄉的孤魂，回故鄉入土為安了。
然而我無法找到他的屍骨丟在何方。於是我把母親的骨灰與父親的遺物，作成衣棺冢合葬一墓的打算與鹽城新興場老家聯繫，在他們支持下，就在父親故鄉買下了一方墳地。
2000年清明后，我親自背著母親的骨灰盒，和當年父親留下的唯一遺物：一條旅行口袋，與我的孩子一道乘火車輾轉到了鹽城新興場。
鹽城這個地方我還是第一次來，過去我聽說蘇北地區地域苦寒。若不是讓二老魂歸故里的原因，恐怕我今生未必能專程到這個地方來。
來時正值初夏，在這一望無垠的平川上，空氣猶為清新，比之霧氣橫彌的重慶簡直是一個仙境，就是不知冬天到來時如何。但我想這麼肥沃的水鄉，定是一個適於安息的地方，若不是中國遭遇到了戰爭，遭遇到民主和專制的生死較量，才使父母背景離鄉，發生這段傷心的經歷。今天歷史故去，留給我們的只有對歷史的反思。
為了表述二老的生平，我在墓的後方立黑色大理石墓碑一塊，上面簡述了二老生平的簡歷。
他們倆都是新的教育事業先行者，只因為黑暗政治對他們的迫害，使他們坎坷一生，無法為振興中華教育奉獻一生，連他們組成的家庭也橫遭離散之劫，家破人亡。
在中共統治下，沒有他們的生存空間，更那裡談得上事業？像他們的遭遇在中國大陸累見不鮮！這是一個時代的謬誤！中華民族的浩劫。！
現在他們到了冥間，可以在一起切搓他們生前獻身的事業了！！
當我將骨灰盒和父親遺物送入墓中，當一弔一弔紙花揚向天空，入殮的頌唱在耳邊聲聲哀響，我和馨兒長跪在一派茫茫的天地之間。
人生何求？歸宿何在？我們國家的前途和命運又如何？
第六節：孩子在絕世里掙扎
我的父母都是好人，我的母親求學時還是鬧學潮的參与者，同民主建國會關係親密，但是反右運動她失去了所有親人，我唯一的親兄弟死得不明不白，若不是老天保佑，我也是要被屠殺的，對生活絕望的母親幾乎自殺！暴政無端毀滅了我的家。
1979年當我回到重慶，母親獨自一人住在醫院的集體宿舍里。見面時，我們母子倆面對她睡的單人病床，一張木桌一個凳子幾個紙箱，從新開始建家。被中共摧毀的家已無法再恢復，要把家延續下去唯一只有看我了。
1980年經過我教書學校老師們的撮合，我和劉啟建結婚，當時我年過44歲了，為了急於求一個孩子，1982年我們婚後第一次去峨嵋山旅行。
也許是峨眉求佛的靈驗，回到蔡家后劉啟建便懷上了孩子，次年六月四日，一個姍姍來遲的男孩便降生了。當我們的孩子降生后，老來得子，我倆從內心都十分疼愛這個遲來的獨生寶貝，我又經歷了家破人亡的二十多年，僅僅留下我和母親。
現在因妻子和兒子到來，似乎在枯木之上接上了新生的幼芽。孩子的降臨改變了我生活的軌跡，本來同劉啟建幾乎離婚的僵局，因孩子降臨暫時緩和。
孩子的可愛之處積存在我的記憶里，給我安慰和天倫之樂。也許因為中共獨子政策，家裡沒有第二個孩子作伴，他從小喜歡小動物，在他的能力範圍里可以弄到的小魚、小鳥、小烏龜、小狗從來就是他童年天地里的摯友。
孩子九歲這一年過年，母親買了一隻大黑雞，捆了雙腳，放在廁所里準備年三十的下午殺。中午孩子放學回家，看到廁所里捆著的雞，便把它鬆了草繩，放到樓下壩子里讓它飽飽吃了一頓，再用一個木箱子，把它裝好，藏在自己的床下。
下午母親發現黑雞不見了，到處找，終於在他的床底下拖出那個木箱，明知孩子有喜歡動物的習慣，當天下午就提前把雞殺了。
下午馨兒放學回家，第一件事便去自己床下找木箱，當他發現木箱不見了便跑到廚房去，看到被打整得乾乾淨淨的雞已經裝在盆子裏面了。
他頓時放聲大哭，扭著婆婆定要還他一隻活雞。
哭罷，便從撮箕里撿出一把黑羽毛，插在陽台的花盆裡，並用一塊三層板，上書「黑雞之墓」，插在裝雞毛的花盆中，旁邊還點上兩柱香。站在那花盆面前抽泣良久，將他愛惜生命的本性，表現得很真摯。
在他的中學作文里，多次寫他觀察小動物的生活世界。寫培植花草的方法，在區的中學生文藝徵文中得過獎。
他讀初中時，每逢周末，我們照例要到龍鳳溪去撈小魚捉蝌蚪，逮蚱蜢。
我和孩子經常不顧龍溪河剛剛退水留下的泥濘，也要去那裡捉小魚。有時穿的鞋、褲弄得全是稀泥也在所不惜，孩子給我留下不可抹去的回憶。受到孩子童心的熏陶，我自己彷彿也年輕了許多。
到了初中三年級，他常常向母親要錢，獨自去商店買一些奇裝異服。袖子特別短，管口特別小，腰身很瘦，還綴著許多彩色的邊條，穿在身上，對著鏡子津津有味按照歌星影星的模樣打扮自己。
特別是買了染髮藥水，把頭髮染得紅紅的，模仿著歌星們時髦的髮型，在鏡子面前又唱又舞。
我告訴他染髮的藥水是有毒的，但他並不接受，追星在他身上變成學星，他那童貞的愛好和天真的幼稚一天一天消退了。我耽心地規勸他，講穿這些很不合身的奇裝異服，有礙於他的健康和發育。
為了教育孩子，我常把我上中學背著背兜打豬草的故事講給他聽，意在用自己童年的甘苦教育孩子，講述從小節儉，長大后養成良好習慣的道理。
但這種故事講了幾遍后，孩子卻不耐煩的說道：「老是聽你翻那本老皇曆，讓人煩不煩呀，總不能用你那個連飯都吃不起的年代要求我吧！」
為了應付聯招考試，初中三年級，我們不得不將孩子從22中學轉到北碚的118中學，這所學校因考入重點高中的升學率連年攀高，而在北碚地區出名。我們想在這一學年裡，專門的給他進行教材難度的加餐。
「填鴨「是一個痛苦的過程，他必需做大量超過大綱的偏題怪題，考前一個月內為強記這些怪題的有關公式，規定每天起床前，必需把前一晚上要記住的東西統統默念一遍，凡有不記得的強記二十遍。
經過聯招考場的篩選，我們的孩子以1：3的錄取率被朝陽高中錄取，說明孩子在學業上完全可以跟上。
孩子考進朝陽中學以後，我已從工廠退休到城裡打工，沒有時間再督促他。劉啟建更認為翻過重點高中門坎，考大學便沒有問題了。
當每周星期天，我回家檢查孩子的作業時，才發現平時作業教師根本沒有批改。照說高中課程比之初中難度大得多，加上孩子在課堂上有注意力不集中的毛病，使他在課堂上留下了許多似懂非懂的疑問。布置的作業，教師既沒有檢查，更沒有督促。課堂上拉下的賬在作業上沒有及時彌補。
久而久之，孩子越來越聽不懂老師在課堂上講什麼，加上文革遺風並沒受批判，學而無用的觀點在他腦海里起了作用。主觀上沒有及時彌補的積極性，放學以後受到社會上壞風氣的干擾，同班裡和幾個本來就是差生的議價生，交上了「哥們」，我們孩子的功課就這樣一天天蹋下了。
老師的師德很差，他的班上就發生過這樣一件事，上英語課時，年輕的羅老師在一次課堂抽問時，抽到了他，當時他沒的回答出來，直楞楞地站在那裡。那羅老師不是善意的督促，而用尖刻的語言嘲笑道：
「你上課一直在講話，以為我沒看見你，你自己不好好學習，還豬八戒倒打一釘鈀，說我們只知道收你們學生的錢，卻不負責任管教你，你反正也不像一個學生，如果你不聽，就給我滾出去，沒有你這個學生，看我會不會在月底工資中少拿一分錢？」
倔強的孩子因此賭氣，走下坐位出了課堂。從此便完全放棄了英語課，後來期末考試，孩子的英語成績是全班最差的。
劉啟建接到成績通知，才開始翻看孩子的作業，發現已經整整有三個月英浯課堂作業沒被老師批改過，追問孩子，他回答說，我討厭這女人，她講的我根本沒聽懂過。再追問下去，孩子才講出在上英語課時發生過的這件事。
高一學年下半期，孩子迷上了網吧。開始時，他還僅僅在有電腦的同學家中上網，時間也選在周末晚上。後來上網成癮，在幾個同學相約下，每晚都去網吧，回家的時間越來越晚。
為了怕母親跟蹤發現他在哪一家玩，他還故意變換離校的時間和走出學校的位置，使去校門口接他的母親每每撲空。
直到有一次，幾個輟學的小流氓在網吧里動手搶了他的錢，還打了他兩耳光，他還久久的瞞著我們，當然更不會向學校報告了。這件事發生后不久，更大的事情發生了，使他瞞不住了，才講了出來——
有一天，直到晚上十二點了他還沒有回家，劉啟建焦急的向幾個平時和他在一起玩的同學家裡打電話。這幾個孩子都睡了，從床上爬起來回答說：「晚上下晚自習就各回各家了，所以不知道他回家沒有，也不知道他到那裡去了。」
我和劉啟建的心像貓兒抓一樣，社會上很亂，生怕他在夜半更深出事，我忍不住走到街上去找他。但此時街上夜霧迷茫，行人已十分稀疏。我對著街上像瘋子般喊著孩子的小名，靜下來的馬路上並沒聽見孩子的回應。
直到第二天凌晨四點鐘，他才回到家裡，進門時臉上帶著傷痕，衣服上沾著泥巴，在我們追問下，他才講出他們學校與街上另一所學校學生打群架的事，他們學校還打傷了兩人，住在醫院。
接連發生了兩次放學途中被搶被打的事後，我不得不與他們班主任商定，今後凡下了晚自習，他的母親到教室接孩子時，沒接到的，發生問題一律要由校方負責。
事實證明，把精力放在議價生的校長，對學校發生如此嚴重的事件根本無所謂，議價生這種不花精力和努力的橫財，使學校的頭們利令智昏。
名牌的重點學校教育，完全被校長之流追逐蠅頭小利變質。他們哪能肩負培養品學兼優的國家建設人才重任？要轉學校，就要交幾萬的轉學費，何況那一所學校不都是半斤捌兩。
孩子高中階段陷入「網聊」以後，每夜也不知與熒屏相隔多遠距離，同另一個不相識的人用奇怪的稱呼，嘻嘻哈哈把道聽途說的消息，天南地北的神侃起來。開始是好玩，漸漸的彼此交流著厭學和對人生前途。
為了弄清他在網上同誰交談，我專門搜了他的課桌，在我收搜他的網友來信中，還發現了一個南昌的網名叫巴比的來信，信中告訴我，他不是一個中學生而是一個工人，愛好唱歌。
不久，這年青人來了北碚，在我家住了三天後才離去，每天晚上都和我的孩子在一起放音樂碟子，因為離高考，只剩下最後一學期了。
在他離去時，孩子還向我告假，說巴比請他在春節到南昌去玩。在遭到我拒絕後，一味遷就他的母親，給了他兩百元作路費，春節前與我不辭而別，去了南昌。當我知道后，孩子已經上了火車。
大年三十的下午六點鐘，天色已暗了下來，防盜門的門環上響起了拍擊聲，早已守候得望眼欲穿的劉啟建，像一個皮球一樣從沙發上蹦了起來，衝到門口。
我從劉啟建身後，看到他穿出去的那套最華貴的綜色西服上糊滿了泥，那平時精心梳理的頭髮，髮型也被破壞變成了一蓬黃色的亂草。！
臉頰顴骨突起，平時孩子氣的臉蛋變得又黑又瘦，精神十分沮喪，眼皮搭拉著，看樣子好像幾天幾夜困在礦井下剛脫險而出的礦工，那一刻他給我的印象是累極、餓極、疲倦之極。
我當時低估了社會的影響，儘管孩子吃了到南昌的苦，但影響他的東西卻沒有變。過了幾天，他依然故態復萌，依然地染紅頭髮，依然的穿奇裝異服，依然堅持他選擇的生活方式。
高考以後他便獨自去了成都，幻想走上舞台的孩子，被一家酒廊的歌舞廳看中，要他去那裡擔任報幕員。我雖心中疑惑怕他在那種環境，被煙毒、娼妓、黑社會所害，陷入可怕的深淵，但已回天無力。
為了幫助孩子建立自已的家，我仍拿出平時省吃儉用節省下的七萬元積畜，給他購買住房，沒想到，他根本就沒有買房子，而是用這筆錢與他的男友，開了一家小餐館，尤其沒料到，開店剩餘的錢，被他母親以撫養拉下債務的名義，還了長期累積的債務。
2009年我己七十二歲，還必須面對老來的孤獨。人到晚年，倍覺凄涼、夜半一覺醒來，感到枕巾上沾著剛留下淚痕。
就因為我和劉啟建本來就缺乏了解、相愛、相尊。時間一長，裂痕不斷在孩子面前公開暴露，於是寬嚴不但沒有得到互補，反而偏執的雙方對對方橫加指責，在孩子心理上留下惡劣後果。
2009年7月，接到派出所打來的電話，說劉啟建己被刑事拘押，一個家落到這步田地是我人生的失敗，但此時最難受的莫過於孩子了，所以當他責問我，家破碎成這樣，媽媽落到這步下場，你要負幾成責任？並說他之所以2001年獨闖成都，就因為逃避父母的吵架。
2011年6月，我收到他從渝中區看守所打給我的電話稱：他被拘留兩周，含糊其辭說了拘留原因。
真沒想到，他二十八歲生日，竟和他的同性戀男友在看守所渡過。拘畄期滿回到家中，我才看到他已經完全變異，欺侮身生的父毌，成天沉埋在音色中。
可悲的是，他長期受了中共洗腦，對我的教育和警告置若網聞，還在天真寄希望中共會安排他一個滿意的工作。
至此，我和母親團聚后建起來的家實際巳經破敗。我們這個教書為業的家，從此就在大陸上消失了。
難道這是蒼天懲罰？我們何以歸終？去敬老院還是能去一亇足可讓我完成我的寫作，較為安定的去處？那兒才收留我？
而這個可憐的孩子，從此掙扎在社會的最底層…….
至此，我們的沒有了後代，按中華民族觀念，孔家解體了。大陸上無縁無故遭此家破人亡厄運的何止我一家？
常聽人說，不良社會是一把殺人不見血的利刃，我唯一的孩子難道就這麼無聲無息的喪身在這柄利刃之下？
（待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