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2年01月04日讯】【编者的话】《血纪》记述了大陆一名五十年代的大学生孔令平先生，被打成右派而下放四川西部甘洛农场，在劳改农村二十年的血泪历程。《血纪》一书完全可以与前苏联作家索尔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岛》相比。小说《古拉格群岛》反映了苏联人民在斯大林统治下的血腥恐怖让人触目惊心，而《血纪》则完全是以孔令平先生的苦难经历为主线。这条主线也是毛泽东祸国殃民的编年史，更是陈力、张锡锟、刘顺森等先烈的英雄史诗。书中人物众多，文笔朴素，使中共监狱的惨无人道和烈士的壮怀激烈跃然纸上。
孔令平先生在本书前言中说：“当这本书有幸与你相逢时，让我们珍惜这种来之不易的相识，为融化中国专制主义，建立中华民主而共同增加一把火。”下面请看长篇纪实连载《血纪》。
第六章：如此霸占民宅
从八七年开始，在全国平反冤假错案时，也包括了毛泽东时代在“清匪反霸”、“土改分地”、和“镇压反革命”中被无理强占的私人住宅的清退。
当年相当数量的受害者，被无缘无故扣上恶霸、地主、国民党特务遭受屠杀，幸免于死的被带上五类份子帽子，遭受了几十年的身心摧残。
遭整者家里一点可怜积蓄被抢去，尤其是赖以遮风避雨的住房被强占，还要延及他们的儿女受到牵连，其涉及人数之广，受害人之无辜，恐怕是中国历史上空前未有的。
毛泽东自己就不打自招供认，“革命对象占人口的10%”，这样算来，祸及人数至少也有六千万。从1949年到1978年二十九年间，五类份子绝大多数已弃尸荒野。所余的幸存者到1979年已不多，这些幸存者中还有相当部分，是‘解放军’兵临城下就已缴械投降，束手献城的“起义投诚”人员。
有人说中共原本是山里的土匪，土匪以抢劫起家，土匪当了政，将原先政府的制度废除，抓一顶“革命”帽子戴在自已头上，成立“革命政府”但骨子里仍是土匪，老百姓的房子，几亩薄田，一点女人用的戒子耳环，都在‘没收’名义下抢去。
1979年当时中共组织部和国务院，曾对私营企业改造中，和起义投诚的国民党人员私宅，作了一个清查并作出发还的政策性规定，以文件形式下发给各级政府！一个清退霸占房地产的工作，便在中共统战政策的鼓噪下开展了。
然而，这比右派落实政策还要马拉松，其中借口政策界限不清，借口没有钱和种种对清退对象所作的限制，使最后体现政策得以归还的人数微乎其微。被北碚区政府列入清查的人数仅只有十余户。
尤其是在政策贯彻过程中累累受到干扰，使政策落实备受阻挠。所以受害的人骂道：“中共真是活抢人的土匪！”
我的老岳丈刘学理便是其中一员，他的住宅被中共抢占去四十年，最后仍未归还。直到1991年，高龄九十的他，抱着被人抢占家园的终身遗恨含恨九泉。
他曾任北碚城的民政局长，当时的北碚属于卢作孚管辖下，山峡防务局的一个重镇。刘学理只是跟随卢作孚先生的一名普通地方官吏：民政局长兼任北碚保安部队司令。
抗战时期，保安部队算成国民党正规军编制，刘学理被授了一个上校军衔。1949年10月刘邓大军进军重庆，二野下属的十二军没费一枪一弹便和平地占领了这座城市，率军欢迎共军入城的刘理，也就成了国民党部队的起义投诚人员。
十二军入城后，刘学理变成了普通老百姓，家中五个孩子还小，他要自谋生计。当他怯生生的到军管会去求职时，他的身份一下子从率军起义的城防司令，变成了被军管会召去思想改造的学员，入了反革命另册。他本人被判管制。
唯一的积蓄是1946年在上海路购置的一幢四百平米的私宅，被一直觊觎着它的北碚工商联合会看中，并于1952年用军管会签署的命令加以“征用”。
在枪杆子押送下，他只好同妻子一起带着五个未成年的孩子，离开了自已的家，哭哭啼啼迁居到北碚天生桥偏僻郊区一所破房子中，一住便是三十年。
同大陆上成千成万计的五类份子一样，在共产党暴虐的历次运动中，被街道居委会欺凌，年过半百的他，当过街段下力的搬运，挑凉水的力夫，为豆腐坊商店磨豆腐的伙计。为了把五个孩子拉扯成人，他每天起早贪黑的做别人不愿干的活，忍辱负重，把一腔怨恨深深地埋藏在心中。
刘启建每提到她的童年，都会伤心的说，她八岁时就要背比她小五岁的小妹妹，捡二煤炭和木工房里砍下来的木屑时被狗咬过；每天她同姐姐抬着一捅水，走两里路送到父亲做工的豆腐坊……
直到1982年，中共才按照上级文件给刘学理平反，取消了管制，并以起义投诚人员身份得到一张平反证书。
毛泽东咽气后，民间响起的怨恨声一直在沸腾。在为无数冤魂平反的同时，归还被强占的民宅也提了出来，这本来就是一件压了三十年的事。被霸占当事人的房地产契约，和当年军管会所发出的“征用”通知，都写得明明白白。
1984年，中共中央有关清退过去历次运动中被强占民宅的政策公布后，刘理正式向北碚区政府提出归还上海路房产的要求，他同北碚区同时被没收的几十户人家，开始了向中共有关部门提出归还私宅的长期马拉松交涉。
中共的任何‘革命’借口，都无法掩盖无理强占民宅的恶名，其实无需经过调查核实。只要有诚意，全国这种种霸占民宅的恶劣行为，完全可以在几个月内全部清退。
但是中共政策的制定者，向来桉他们的需要出发，难以光明正大的纠正错误。加上中共内部派系林立，以‘头’为本，并没有什么共同遵守的法律和原则可遵循。今天一些人发出的政令，明天另一些人就可不认账。而且共产党“左”风盛行，朝令夕改，在清退民宅问题上，便有几个前后矛盾的决定。
例如先前的文件说对强占的民宅一律退还，后来又有了一个补充规定，把土改中没收的地主房产和反动会道门带有封建性的房子，排除在清退之外。后来又加上了凡有剥削性质的民宅都不与清退一条，这样一来范围越来越小。
中共政策的执行者抱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宗旨，把这事结束在一连串“上级批示”的推诿之中。对这种有附加条款的软指标，慢慢就变成根本无法兑现的零指标，以各种借口将被强占的民宅继续地霸占下去。
在国际人权组织对中共的谴责所施加压力的结果，为了向国际社会做点样子。中共除了对有影响的国民党上级军官，以及有统战关系的人士，给以归还外，其它被强占的民宅根本就没有动。
看不清中共骨子里面的东西，心存侥幸的绝大多数被掠夺者，花费了无数的精力，备齐了各种证明房子的材料，等在统战部和民政局的信访处，一等就是几年，最后除了白白等下去，没有任何结果！
然而，已经八十高龄的刘理老人已经等不及了，自1983年老伴死后，他天天都在搬着指头算自己还能活几年？被人占去他的老宅，是他晚年最不能咽下去的一口恶气。他要趁着这剩下的一口气，要回这被人抢去的家园，给五个亲生的儿女一个明明白白交待，否则他就是死了也咽不下这口气。
这一天，他手捧着“人民政府”发给他的，那张盖着政府大印彻消管制的‘平反’通知书，在小儿媳妇和孙子们的掺扶下走到区政府去。
在信访接待办公室等了好几个钟头，一直等到下班。一个中年男子向他说：“你不要在这里等了，我们要下班了，你回去还是准备好自己的有关房屋的所有资料，说明房屋所在地、占地面积以及何年何月购买，以及房地契的复印件，还要写明，何年何月那个机关签发的没收令，因什么理由没收等等……”
当刘老从怀中掏出已经带来的材料时，那中年男子还算耐心的坐下来翻了翻，说：“现在办公楼的人都下班了，我看你还是回去再按我向你说的范围从新整理，备好所有的资料再来吧。”
整整等了一天，陪伴他的孩子们都已离去，老人连衙门里管事的官都没见到，便在这里花了第一天的上访。“解放前”他为官十几年，没想到中共的官架子这么大。他无奈的喊了唯一没离开的小儿媳妇，没趣回到天生桥的家中。
当我听到他在信访办公室受到的冷落，便自告奋勇由我陪他去。
按照我的经验，中共这种官僚体制对这种找上门去的告状，非经长期多方力争不可。北碚地方的衙门叫不开，就把材料转发给重庆市，依次向四川省政府直到中央国务院呈送。
刘老把当年的房地契找了出来，由他亲笔重新起草了一份有关上海路住宅被没收的材料，经我删改后，复印多份准备逐级投递。
由我陪同刘老伯去区政府信访办，向接待人出具了有关我们预先准备好的材料后，刘老伯又被接待人支到北碚区房屋管理局。
北碚房管局接待我们的是一个中年妇女，看样子是那里的负责人，她在看了我们的材料以后说：“你们的问题属于天生房管所经办，你们还是去那里找他们吧！”我又陪同老人到天生房管所，看来谁都不知道经管的办事衙门在那里？
一番口舌后，天生房管所的办事员，终于收了刘理写的材料，并且告诉我们：“我们已经接到了有关北碚区给各所发的需要清退房产花名册，但是具体怎办还要等到市房管局的通知，你们还要回去等一段时间，如果有了明确的规定，我们会通知你们的。”
事情总算有了一个“开端”。刘老伯回家又等了半个月，可是仍石沉大海毫无音讯，老伯终于焦急的又一次在我的陪同下，又访天生房管所。
然而这一次他们回答说：“你们交来的材料已交到了市房管局了，有关这次房屋归还的问题，还不知道怎么办？上面没有批示我们无法操作，这里有一个经费问题，没钱拿什么给占房户？发还给你们还缺乏具体的规定，所以你们最好去催一下市房管局。”
又将老人踢到市房管局去了，我想我在落实政策时，就被当成球在几个衙门里踢来踢去，那被踢的滋味真让人难受。按着心里的一团火，我吼道：“你们把一个八十多岁的老人当球踢来踢去讲良心吗？现在天气又热，你们不感到这么做太过分了么？”
但是他无奈的摊开手说道：“你们也知道，现在办事真的很难，天生房管所变不出房子来，拿什么还给你们？”接着说了一大堆的安慰话，给了一个使上访者不完全失望的话，他说：“这件事老大伯尽可以放心，反正中央有政策，房子归还只是一个迟早的事，你们总有熬出头的一天。”
事情虽然已过去三十年了，老汉总还盼到了一线“希望”，受骗了一辈子他仍把希望寄托在中共政策上。
时间就这样，在刘理告别人生的最后几年，白白的等下去。然而越是在中共的衙门门坎上打坐，越使这位老人感到不明不白被人抢去的住房，是自己一生中最大的羞侮。
他多次在假日里，请我们一道去看他的那幢住宅，唠唠叨叨不断讲当年被赶到天生桥那揪心的痛。他不能再等下去，他不能将这个羞侮带到冥间去。除加快了他去房管局催办的频次，由每月去一次，增加到每周去一次。每次徒劳无功的空返，又增加他新的一份怨怒记进了他写的材料中。
有一次我们又去天生房管所，这次接待的是一个女人，老人怒道：“你们办事怎么这么拖拉，你们要的材料都写清了，你们一次又一次要我重写。你们欺我老是不是，你们这种工作态度我会写信到上面去告你们，我就不信真理会被你们践踏掉了。”然而那女人却漫不经心的回答道：
“跟你讲过，我们要按政策办事，我们是普通办事员，没有权处理你的问题。你写的材料我们统统都转了上去，等上面批示怎么办。我们也想早一点落实你老人家的住房，免得你天天跑，够累的，我们也够麻烦的。我们要你写补充材料也是上面的意思，请你不要找我吵好不好？”
这话里有办事人员的苦衷，但也许又是她故意的编造，或是授意的编造。气急败坏的老人，只有柱着他的木头拐仗在那信访办的地板上发出笃笃的响声，以示抗议和愤怒。他还能把她做什么呢？他只好等……直到感觉自己再无力继续呆在那里，才悻悻的离去。
为了解除这件事对老人的烦忧，我还亲自陪同他两次夜访区长陈超。陈区长夫妇是我母亲苏州的小同乡，多年在北碚与我母亲很熟。
他住的家是一般平民根本不知道的，就是上他家去，也要受门岗的盘问和阻拦。但由于这层关系我有幸得了进出的机会，加上刘理本来就是北碚区统战名人，当时市政协的付主席卢子英的旧友，说什么也不能将我们拒之门外。
但是，在态度谦和的陈超那里，除得到与天生房管所办事人员相似的回答外，依然一无所获，不过他答应将在区政府召开的办公会议上，将这个问题提出来讨论，为此，还留下了刘理带去的上访材料。
作为一区之长，他照样不敢违忤那自相矛盾的中央政策，甚至于不敢对这种前后矛盾的上级批复和中央文件妄加评论。不过从他那里，我们知道了，要求清退的房产必须同地主和封建财产相区别。
1979年，彼此以炮轰来对话的台海两岸关系，出现了缓和。“告台湾同胞书”有几分诚意？倒不重要，重要的是，经历了长期封锁的大陆百姓，知道海峡对面早已进入了富裕社会。
五年后首批回大陆探亲的台湾人，好像外星人一样被故乡的家人和邻居当成贵客。各种过去根本不敢亮相的台湾亲朋关系，到此时才慢慢公开。
最开始，这种带着离乱伤感的相见，是在中共统战官员的陪同和监视之下进行的，有了这层监听，纵然家破人亡，再大的悲情也难以畅诉，那真的是“相对无言，唯有泪双行。”
1987年我还在文星湾时，第一次见到台湾归来的客人与亲人团聚的场景。来人姓陈，大约五旬开外，但红光满面精神焕发，是一位1948年随国民党部队去台湾的普通士兵，接待他的主人便是他的亲弟弟，但弟弟已满脸皱纹，看上去比他苍老十岁以上，宛如一个贫苦老农。
主客相对，淡淡相视。哥哥首先向弟弟询问了一家人的下落，弟弟讲1960年，双亲先后得了“水肿病”相继去世。一个妹妹因没饭吃而跟了一个城里的人至今下落不明，不知是否还在人间？弟弟讲这些伤心事却好像一点都没有动容的表情，像数落着普通的家事。
大陆老百姓对毛泽东带给他们的灾难麻木了，饿死被当作正常死亡。然而从旁听来，陈家真是家破人亡了，中共统治下的和平年代，比之战祸还要凄惨。
陈家大哥从台湾归来，召来了一大群邻居，尤其是那些抱着孩子的女人，她们怀着好奇，看看一直被毛泽东宣传为处在水深火热的台湾人，究竟是什么样子？陈老哥在弟弟这里住了五天，回去时来看他的侄儿侄女每人都给了一百元到五百元数量不等的人民币，在穷极的中国农民眼里，一百元人民币在当时农村中相当于一个人一年收入了。
1988年，刘启建的隔房三哥刘信，从高雄随“大陆观光团”回到了他的老家合川，合川原是刘理的祖籍。刘信父母早亡。当年家境贫寒的刘信三兄弟，便拜给了大伯父刘学理，从小就得大伯父的资助得以早年去军校深造。刘信军校毕业就去了台湾，他大哥仍在合川老家，戴了几十年的地主份子帽子。
刘信归来前，合川大哥和成都二哥便计议了好久，决定他回来后，先去成都再回合川祭拜祖坟，最后才回到北碚作一个礼节性的拜访。但听到刘信归来的刘启建五兄妹，在刘学理的指示下与刘信三兄弟一共八个家庭，想借统战关系由刘信出面向北碚区政府交涉，促使上海路老宅的归还。
刘信来访一个月前，刘启建的长兄联合了北碚区其它十四家卢作孚旧部，联合向中共重庆市委进行了请愿，要求归还当年被没收的房屋，托区长将请愿信向市政府和房管局呈递。紧接着他又将请求归还上诲路私房的申诉，分别寄给了中共中央统战部和国务院办公厅。
采取这么一系列行动后，终于有了回应，天生桥房管所正式通知联名请愿的十四户房主，约定了时间在北碚房管局的会议厅里，向他们作正式答复。
给刘学理的答复附有当年军管会没收上海路住房时，一个没头没脑的通知，那上面写着军管会以地主产业加以“征用”。
这个用词含混的通知，成了区政府不能退回的依据，至少变成了有争议的房产。因为“征用”不是没收，这上海路民宅还有一线归还的希望！！但这个通知将上海路房产划成地主产业，就不能归还了。
当场老人向宣读文件的人申辩，说他少年就离开合川本家出外求学，后来的户口以及各种证件都把他的出身写成学生。这用作居住的民宅被定为地主产业从何说起？然而答复的人说，他不知道过去的底细也无权去过问，只能宣布文件，并按上级文件执行。
因为没有法律依据就凭中共政策，而政策是可以随意制定和解释的，对老百姓可以任意戏弄的。激动不安的刘理回家后，就关于当年的房屋划为地主财产的消息，电话通知了合川老家，按照他的理解，只消由老家证明这栋楼的主人，属于什么出身，就可澄清当年军管会所作的结论！
所以关照刘中柱在老汉出生的故乡，开一张关于自己出身和经历的证明。并加盖合川政府的钢印，叮嘱他办完证明后请他派人专程送到北碚来。
看来老人安心非同政府就上海路那幢老宅的归属，争个谁是谁非了。
按照刘老的吩咐，合川的大哥将他所需要的证明开好，并且派他的侄孙专程送到北碚。刘老伯在接到这张证明后，立即复印了好几份，拿着复印件再度上访天生桥房管所的张所长，张所长望着那盖满了红大印的纸淡然一笑，他这种基层办事人员，虽然不一定能准确洞察出中共各项政策的背景和底线，但他从实践中很懂得落实中共政策该怎么来对付这个老头。
近来接触到老百姓要求归还被政府占去的房产店铺的“案子”太多了，不管这些要求是否该同情，合理性有多大，在上方没有明确指示时，最好的态度是采取不值可否应付了事。否则犯了错误还不知究竟怎么错的。
张所长回答道：“我一定会把你的材料转上去，等到有了消息，我会立即告诉你的，所以你还是回去等着吧。”既不表态，也不得罪上访者，“回去等着”四个字，成了落实政策年代里，向上访者最权威、最准确、最不担风险、也最不负责的回答。
但是，快九旬的刘老伯还能等多久？然而，除了无可奈何而外，对这样的回答他连反对的话都说不出来。
第二年春天，也是六四事件爆发的前几个月，刘信按照约定时间第二次赴大陆探亲。为了增加自己的身份和地位，此行他挂了回国观光团付团长的头衔，加盖了台北市政府的官印。刘信兄弟俩与刘启建五姊妹，在刘理主持下，专门召开了一个关于上海路住宅的小型家庭讨论会。
刘老伯当场拍板，若在刘信交涉下房子归还后，便立即将旧宅进行改建，楼下做成铺面和库房，专供刘信主持的台商独资的中药材营业厅；而楼上修成几层，分给兄弟七个每人一套居家的住房。
大哥刘中柱的积极性首先调动了起来，当时他的大女婿正任中共合川县委管理财经的付书记，在家庭会议上，刘中柱表示他的儿女们一定会根据大伯的要求，在老家合川，全力以赴促成上海路房产尽快归还。
出于政策和统战的规定，北碚区政府办公室的赵秘书，代表北碚区政府，在区办公大楼的会议厅里，接待了刘信和他的刘大伯。
宾主坐定闲话不多，很快就进入了正题。有备而来的刘信，引证了一大堆国际上公认的法律条款，盛赞了中共关于平反冤假错案，以及关于清退房产的政策。接着便谈到了台湾政府中公务员的“办事效率”。
在台湾执行公务时，不但严格依据规定得十分详尽的法律条款，而且还必需在规定的时间内执法，否则所有的公民都有权根据公务员法，对执法循私舞弊或拖拉不办的行为上告法院，使之受到处分。
在这种主题十分清楚的“接待”上讲这些话，赵秘书就是再笨也听得出来，这是刘信借台湾来责问和讽刺北碚区政府，在落实他伯父的房屋归还上，使尽了拖拉和故意找岔的伎俩，使这个纠纷久拖不决。
当然台湾讲的是全民都要遵守的法律，而中共兴的是中共一党规定的政策，法津是不变并可监督执行的，而政策是可以任意解释的，两者在本质上截然不同。这位赵秘书心里十分明白，只有在大陆才会有这种本应法律解决的问题却由中共“政策”管着，甚至还用与归还无关的问题来搪塞，一拖五年不解决。
所以他听到这种指责，依然面不改色，从容的给刘信和刘大伯的答复依然是“回去耐心等”这五个字。
“接待”就这样无结果的收了场，还不如我们到陈区长的家里作私访来得积极。在归途上，刘信很感叹中共这种无法无天现状，认为中国不健全法.制，会拖着社会进步的后腿，在这种环境之下什么事也办不好。
可惜，开放的中国，还有一条主权不容外部干涉的闭门羹，这给统治中国大陆的中共一个不论怎么胡来，都可以对外界的批评置若罔闻的保护伞，至于大陆上的老百姓因长期暴政驯服而麻木了，这种条件只会助长官僚作风！他感叹地说：“中共的官既不懂法，也无所谓执法”。
刘老伯发往中央统战部各衙门口的信件如石沉大海，等到1989年6月天安门事件发生以后，中国的政治空气突然收紧。
在稳定是压倒一切的借口下，刘理等十几名请求落实房屋归还的联名上告，被公安机关明令“下不为例”。从此以后，再也不敢为归还自已的家而窜门，写请愿书，上了年纪的老头们只好眼巴巴的伏在窗口前，伸长脖子耐心的等下去，一直等到被火化的那一天。
1990年，重庆市政府建设局，奉命对上海路的平民住宅进行了全面的拆修改建，强令那一带的居民搬离久住的家园。刘老伯听到他那被霸占去了四十年的家，将被政府拆除修成商品房和店铺出售。便请儿子和媳妇孙子牵着他，带上照像机，一同去了他那暮年魂牵梦萦的地方。
他的家已被一排高大的木栅隔断，正在工人们拆毁的烟尘中倒塌。城建局的工作人员带着红色纠察的袖套在外面游弋，不时的发出吆喝声，不准任何人靠近它们。同一大群围观的市民们站在远处，刘老伯的两眼发直，他明白这一拆，原先属于自己的证据就会全部被毁掉，今后再提起归还他的家，就更难了。
现在唯一能做的，便是叫孩子们将他家的遗貌，尽量地拍摄下来。……
良久，孩子们摧他回去时，他还直痴痴的站在那里，半天他才吐出一句话：“我要告，我要告你们，非法的霸占我的家，我要告你们像强盗一样，拆毁我的家……”
站在一旁的大儿子劝阻道：“没有用的，这是共产党的天下，小老百姓往那告？法院还不是共产党的法院？难道会站在你这边来，反对同一个共产党的房管局和市城建局吗？”
他胀红了脸，那种受羞辱，但又不屈服的表情从新浮上了他的脸，无奈的被孩子们牵着他往回走。突然背后响起轰的一声，全家人回过头去，见他们的“家”终于倒塌在一团泥灰夹杂的气浪之中，仿佛在那里向他们扬手告别……。
唯有小儿媳还不服气，她拿了拍下的照片和1944年那张房地契，再度去天生房管所评理，见那经手办理清退的张所长理直气壮的责问：“房管局为什么在城建局拆毁刘家的私宅时，竟连通知都不通知一下房主？”
质问他知不知道“这幢房子还在打官司，这样单方面的拆毁会发生什么恶果么？市政府给我们的答复叫我们等，你们居然在房产归属都没有结论的前提下，私自拆除这所民宅，你们可知这是一种犯法的行为吗？”
可是那张所长丝毫不动声色，只朝着气势汹汹的小兰冷笑，虽然嘴上没吐出一个字，心里却在暗暗的嘲笑道：“你这黄毛丫头懂什么共产党的政策？朝我装熊发狠没有用，有本事的去找没收你房子的共产党闹呀！”
小兰见对方并不回答，以为自己占了理，便借势向对方提出一个“补偿的办法”，说道：“你们既然奉命拆了房子，也知道这片房子中有刘家的一席之地，那么修好新房后，也该按我家的房地面积如数补给我们，否则，我们会一直都要找你们的。”
这种请求一点都不苛刻，但是那房管所所长，心中暗暗的笑道：“只要共产党的天下还在，你们家要求清退房产只能是一场梦。谁教你们的房子当年被中共占去，那已成了不可改变的死案了”。为了不得罪这个拨辣的女人，他淡淡的冷笑道：“只要政策有这个规定，我们肯定照办。”
然而，天不绝人，小儿子刘才所在天燃气公司，效益特好，那几年有条件为职工建起了三幢生活大楼。无房可住的刘才分得了三室一厅，他的父亲也随着他搬离开了那个又潮又黑的天生桥危房，搬进了新分的房子中。
在新居房中，刘老伯开始慢慢的形成了有规律的作息，每天他把门外送来的鲜牛奶煮好，喝下以后，就到楼下的街心草坪散步去了。
然而每当夕阳西下的时候，他都习惯的站在阳台上朝东边上海路的方向贮立良久，他还在牵挂着他的故居。
两年后，上海路的新建的大楼群已经竣工了，其中就有他旧居的那一块地方，他不愿去看他的旧居！因为这会触发他四十年前携儿带女在军管会的押解下，离开自己的家去到天生桥那段伤心的往事。
这四十年来，他像乞丐一样的日子已深深留在他记忆里了……
1991年夏天的一个早上，小兰像往常那样，早上七点钟起来，打开门将送来的牛奶拿进了厨房，却没有听到老人屋里的响动声，也没有听到老人轻轻移向厨房的脚步声和打开天然气灶煮牛奶的声音。
直到上午八点多钟，她从街上买菜回来，厨房灶头上今天清晨端进来的奶，还放在那里，而刘老伯的房间还紧紧的关闭着，他放下菜篮子心中疑惑地去推老人的房门，门却关得很紧，里面没有人应。她还怀疑老人是不是到楼下的街心草坪散步去了，所以把头探出阳台，四下张望却不见人影。她从新去推老人住的房门，确实怎么也打不开，带着疑惑只好去忙碌中午饭了。
直到刘启才下班归来，小兰问他看到爹了吗？刘启才不解的问：“发生什么事了吗？”小兰指了指灶头上放着的瓶牛奶和老人的房门说：“一上午都没见爹，他那房门关得太紧好像上了门闩，无论怎么喊里面没有人应。”
刘启才闻言连忙去敲那房门，里面没有人应，推那房门重重的好像被什么东西抵着，使足气力猛力一推，只听见扑通一声门闩断处，刘大伯倒在那门里面，两眼却直直的瞪着煞是吓人。刘启才连忙把自己的父亲抱住，已是满身冰凉，才知道自己的父亲已经死去了好几个小时了。
从他倒下的地方和姿势判断，老人跪在门里面，面朝门溘然长逝的……
大家伤心的办理老人后事时，纷纷议论，上海路被人抢占的住宅没有收回来，对老人精神上的打击太大了，那份被强盗抢去家园的羞耻心，一直耿耿于怀，加速了他的亡故。君不见对这件事直到临终时，老人跪朝着苍天，还在倾诉他的愤怒和伤心，而上海路的家至今都没有归还给他……
（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