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2年01月04日訊】【編者的話】《血紀》記述了大陸一名五十年代的大學生孔令平先生，被打成右派而下放四川西部甘洛農場，在勞改農村二十年的血淚歷程。《血紀》一書完全可以與前蘇聯作家索爾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島》相比。小說《古拉格群島》反映了蘇聯人民在斯大林統治下的血腥恐怖讓人觸目驚心，而《血紀》則完全是以孔令平先生的苦難經歷為主線。這條主線也是毛澤東禍國殃民的編年史，更是陳力、張錫錕、劉順森等先烈的英雄史詩。書中人物眾多，文筆樸素，使中共監獄的慘無人道和烈士的壯懷激烈躍然紙上。
孔令平先生在本書前言中說：「當這本書有幸與你相逢時，讓我們珍惜這種來之不易的相識，為融化中國專制主義，建立中華民主而共同增加一把火。」下面請看長篇紀實連載《血紀》。
第六章：如此霸佔民宅
從八七年開始，在全國平反冤假錯案時，也包括了毛澤東時代在「清匪反霸」、「土改分地」、和「鎮壓反革命」中被無理強佔的私人住宅的清退。
當年相當數量的受害者，被無緣無故扣上惡霸、地主、國民黨特務遭受屠殺，倖免于死的被帶上五類份子帽子，遭受了幾十年的身心摧殘。
遭整者家裡一點可憐積蓄被搶去，尤其是賴以遮風避雨的住房被強佔，還要延及他們的兒女受到牽連，其涉及人數之廣，受害人之無辜，恐怕是中國歷史上空前未有的。
毛澤東自己就不打自招供認，「革命對象占人口的10%」，這樣算來，禍及人數至少也有六千萬。從1949年到1978年二十九年間，五類份子絕大多數已棄屍荒野。所余的倖存者到1979年已不多，這些倖存者中還有相當部份，是『解放軍』兵臨城下就已繳械投降，束手獻城的「起義投誠」人員。
有人說中共原本是山裡的土匪，土匪以搶劫起家，土匪當了政，將原先政府的制度廢除，抓一頂「革命」帽子戴在自已頭上，成立「革命政府」但骨子裡仍是土匪，老百姓的房子，幾畝薄田，一點女人用的戒子耳環，都在『沒收』名義下搶去。
1979年當時中共組織部和國務院，曾對私營企業改造中，和起義投誠的國民黨人員私宅，作了一個清查並作出發還的政策性規定，以文件形式下發給各級政府！一個清退霸佔房地產的工作，便在中共統戰政策的鼓噪下開展了。
然而，這比右派落實政策還要馬拉松，其中借口政策界限不清，借口沒有錢和種種對清退對象所作的限制，使最後體現政策得以歸還的人數微乎其微。被北碚區政府列入清查的人數僅只有十余戶。
尤其是在政策貫徹過程中累累受到干擾，使政策落實備受阻撓。所以受害的人罵道：「中共真是活搶人的土匪！」
我的老岳丈劉學理便是其中一員，他的住宅被中共搶佔去四十年，最後仍未歸還。直到1991年，高齡九十的他，抱著被人搶佔家園的終身遺恨含恨九泉。
他曾任北碚城的民政局長，當時的北碚屬於盧作孚管轄下，山峽防務局的一個重鎮。劉學理只是跟隨盧作孚先生的一名普通地方官吏：民政局長兼任北碚保安部隊司令。
抗戰時期，保安部隊算成國民黨正規軍編製，劉學理被授了一個上校軍銜。1949年10月劉鄧大軍進軍重慶，二野下屬的十二軍沒費一槍一彈便和平地佔領了這座城市，率軍歡迎共軍入城的劉理，也就成了國民黨部隊的起義投誠人員。
十二軍入城后，劉學理變成了普通老百姓，家中五個孩子還小，他要自謀生計。當他怯生生的到軍管會去求職時，他的身份一下子從率軍起義的城防司令，變成了被軍管會召去思想改造的學員，入了反革命另冊。他本人被判管制。
唯一的積蓄是1946年在上海路購置的一幢四百平米的私宅，被一直覬覦著它的北碚工商聯合會看中，並於1952年用軍管會簽署的命令加以「徵用」。
在槍杆子押送下，他只好同妻子一起帶著五個未成年的孩子，離開了自已的家，哭哭啼啼遷居到北碚天生橋偏僻郊區一所破房子中，一住便是三十年。
同大陸上成千成萬計的五類份子一樣，在共產黨暴虐的歷次運動中，被街道居委會欺凌，年過半百的他，當過街段下力的搬運，挑涼水的力夫，為豆腐坊商店磨豆腐的夥計。為了把五個孩子拉扯成人，他每天起早貪黑的做別人不願乾的活，忍辱負重，把一腔怨恨深深地埋藏在心中。
劉啟建每提到她的童年，都會傷心的說，她八歲時就要背比她小五歲的小妹妹，撿二煤炭和木工房裡砍下來的木屑時被狗咬過；每天她同姐姐抬著一捅水，走兩里路送到父親做工的豆腐坊……
直到1982年，中共才按照上級文件給劉學理平反，取消了管制，並以起義投誠人員身份得到一張平反證書。
毛澤東咽氣后，民間響起的怨恨聲一直在沸騰。在為無數冤魂平反的同時，歸還被強佔的民宅也提了出來，這本來就是一件壓了三十年的事。被霸佔當事人的房地產契約，和當年軍管會所發出的「徵用」通知，都寫得明明白白。
1984年，中共中央有關清退過去歷次運動中被強佔民宅的政策公布后，劉理正式向北碚區政府提出歸還上海路房產的要求，他同北碚區同時被沒收的幾十戶人家，開始了向中共有關部門提出歸還私宅的長期馬拉松交涉。
中共的任何『革命』借口，都無法掩蓋無理強佔民宅的惡名，其實無需經過調查核實。只要有誠意，全國這種種霸佔民宅的惡劣行為，完全可以在幾個月內全部清退。
但是中共政策的制定者，向來桉他們的需要出發，難以光明正大的糾正錯誤。加上中共內部派系林立，以『頭』為本，並沒有什麼共同遵守的法律和原則可遵循。今天一些人發出的政令，明天另一些人就可不認賬。而且共產黨「左」風盛行，朝令夕改，在清退民宅問題上，便有幾個前後矛盾的決定。
例如先前的文件說對強佔的民宅一律退還，後來又有了一個補充規定，把土改中沒收的地主房產和反動會道門帶有封建性的房子，排除在清退之外。後來又加上了凡有剝削性質的民宅都不與清退一條，這樣一來範圍越來越小。
中共政策的執行者抱著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宗旨，把這事結束在一連串「上級批示」的推諉之中。對這種有附加條款的軟指標，慢慢就變成根本無法兌現的零指標，以各種借口將被強佔的民宅繼續地霸佔下去。
在國際人權組織對中共的譴責所施加壓力的結果，為了向國際社會做點樣子。中共除了對有影響的國民黨上級軍官，以及有統戰關係的人士，給以歸還外，其它被強佔的民宅根本就沒有動。
看不清中共骨子裡面的東西，心存僥倖的絕大多數被掠奪者，花費了無數的精力，備齊了各種證明房子的材料，等在統戰部和民政局的信訪處，一等就是幾年，最後除了白白等下去，沒有任何結果！
然而，已經八十高齡的劉理老人已經等不及了，自1983年老伴死後，他天天都在搬著指頭算自己還能活幾年？被人佔去他的老宅，是他晚年最不能咽下去的一口惡氣。他要趁著這剩下的一口氣，要回這被人搶去的家園，給五個親生的兒女一個明明白白交待，否則他就是死了也咽不下這口氣。
這一天，他手捧著「人民政府」發給他的，那張蓋著政府大印徹消管制的『平反』通知書，在小兒媳婦和孫子們的摻扶下走到區政府去。
在信訪接待辦公室等了好幾個鐘頭，一直等到下班。一個中年男子向他說：「你不要在這裏等了，我們要下班了，你回去還是準備好自己的有關房屋的所有資料，說明房屋所在地、佔地面積以及何年何月購買，以及房地契的複印件，還要寫明，何年何月那個機關簽發的沒收令，因什麼理由沒收等等……」
當劉老從懷中掏出已經帶來的材料時，那中年男子還算耐心的坐下來翻了翻，說：「現在辦公樓的人都下班了，我看你還是回去再按我向你說的範圍從新整理，備好所有的資料再來吧。」
整整等了一天，陪伴他的孩子們都已離去，老人連衙門裡管事的官都沒見到，便在這裏花了第一天的上訪。「解放前」他為官十幾年，沒想到中共的官架子這麼大。他無奈的喊了唯一沒離開的小兒媳婦，沒趣回到天生橋的家中。
當我聽到他在信訪辦公室受到的冷落，便自告奮勇由我陪他去。
按照我的經驗，中共這種官僚體制對這種找上門去的告狀，非經長期多方力爭不可。北碚地方的衙門叫不開，就把材料轉發給重慶市，依次向四川省政府直到中央國務院呈送。
劉老把當年的房地契找了出來，由他親筆重新起草了一份有關上海路住宅被沒收的材料，經我刪改后，複印多份準備逐級投遞。
由我陪同劉老伯去區政府信訪辦，向接待人出具了有關我們預先準備好的材料后，劉老伯又被接待人支到北碚區房屋管理局。
北碚房管局接待我們的是一個中年婦女，看樣子是那裡的負責人，她在看了我們的材料以後說：「你們的問題屬於天生房管所經辦，你們還是去那裡找他們吧！」我又陪同老人到天生房管所，看來誰都不知道經管的辦事衙門在那裡？
一番口舌後，天生房管所的辦事員，終於收了劉理寫的材料，並且告訴我們：「我們已經接到了有關北碚區給各所發的需要清退房產花名冊，但是具體怎辦還要等到市房管局的通知，你們還要回去等一段時間，如果有了明確的規定，我們會通知你們的。」
事情總算有了一個「開端」。劉老伯回家又等了半個月，可是仍石沉大海毫無音訊，老伯終於焦急的又一次在我的陪同下，又訪天生房管所。
然而這一次他們回答說：「你們交來的材料已交到了市房管局了，有關這次房屋歸還的問題，還不知道怎麼辦？上面沒有批示我們無法操作，這裡有一個經費問題，沒錢拿什麼給占房戶？發還給你們還缺乏具體的規定，所以你們最好去催一下市房管局。」
又將老人踢到市房管局去了，我想我在落實政策時，就被當成球在幾個衙門裡踢來踢去，那被踢的滋味真讓人難受。按著心裏的一團火，我吼道：「你們把一個八十多歲的老人當球踢來踢去講良心嗎？現在天氣又熱，你們不感到這麼做太過份了么？」
但是他無奈的攤開手說道：「你們也知道，現在辦事真的很難，天生房管所變不出房子來，拿什麼還給你們？」接著說了一大堆的安慰話，給了一個使上訪者不完全失望的話，他說：「這件事老大伯盡可以放心，反正中央有政策，房子歸還只是一個遲早的事，你們總有熬出頭的一天。」
事情雖然已過去三十年了，老漢總還盼到了一線「希望」，受騙了一輩子他仍把希望寄托在中共政策上。
時間就這樣，在劉理告別人生的最後幾年，白白的等下去。然而越是在中共的衙門門坎上打坐，越使這位老人感到不明不白被人搶去的住房，是自己一生中最大的羞侮。
他多次在假日里，請我們一道去看他的那幢住宅，嘮嘮叨叨不斷講當年被趕到天生橋那揪心的痛。他不能再等下去，他不能將這個羞侮帶到冥間去。除加快了他去房管局催辦的頻次，由每月去一次，增加到每周去一次。每次徒勞無功的空返，又增加他新的一份怨怒記進了他寫的材料中。
有一次我們又去天生房管所，這次接待的是一個女人，老人怒道：「你們辦事怎麼這麼拖拉，你們要的材料都寫清了，你們一次又一次要我重寫。你們欺我老是不是，你們這種工作態度我會寫信到上面去告你們，我就不信真理會被你們踐踏掉了。」然而那女人卻漫不經心的回答道：
「跟你講過，我們要按政策辦事，我們是普通辦事員，沒有權處理你的問題。你寫的材料我們統統都轉了上去，等上面批示怎麼辦。我們也想早一點落實你老人家的住房，免得你天天跑，夠累的，我們也夠麻煩的。我們要你寫補充材料也是上面的意思，請你不要找我吵好不好？」
這話里有辦事人員的苦衷，但也許又是她故意的編造，或是授意的編造。氣急敗壞的老人，只有柱著他的木頭拐仗在那信訪辦的地板上發出篤篤的響聲，以示抗議和憤怒。他還能把她做什麼呢？他只好等……直到感覺自己再無力繼續呆在那裡，才悻悻的離去。
為了解除這件事對老人的煩憂，我還親自陪同他兩次夜訪區長陳超。陳區長夫婦是我母親蘇州的小同鄉，多年在北碚與我母親很熟。
他住的家是一般平民根本不知道的，就是上他家去，也要受門崗的盤問和阻攔。但由於這層關係我有幸得了進出的機會，加上劉理本來就是北碚區統戰名人，當時市政協的付主席盧子英的舊友，說什麼也不能將我們拒之門外。
但是，在態度謙和的陳超那裡，除得到與天生房管所辦事人員相似的回答外，依然一無所獲，不過他答應將在區政府召開的辦公會議上，將這個問題提出來討論，為此，還留下了劉理帶去的上訪材料。
作為一區之長，他照樣不敢違忤那自相矛盾的中央政策，甚至於不敢對這種前後矛盾的上級批複和中央文件妄加評論。不過從他那裡，我們知道了，要求清退的房產必須同地主和封建財產相區別。
1979年，彼此以炮轟來對話的台海兩岸關係，出現了緩和。「告台灣同胞書」有幾分誠意？倒不重要，重要的是，經歷了長期封鎖的大陸百姓，知道海峽對面早已進入了富裕社會。
五年後首批回大陸探親的台灣人，好像外星人一樣被故鄉的家人和鄰居當成貴客。各種過去根本不敢亮相的台灣親朋關係，到此時才慢慢公開。
最開始，這種帶著離亂傷感的相見，是在中共統戰官員的陪同和監視之下進行的，有了這層監聽，縱然家破人亡，再大的悲情也難以暢訴，那真的是「相對無言，唯有淚雙行。」
1987年我還在文星灣時，第一次見到台灣歸來的客人與親人團聚的場景。來人姓陳，大約五旬開外，但紅光滿面精神煥發，是一位1948年隨國民黨部隊去台灣的普通士兵，接待他的主人便是他的親弟弟，但弟弟已滿臉皺紋，看上去比他蒼老十歲以上，宛如一個貧苦老農。
主客相對，淡淡相視。哥哥首先向弟弟詢問了一家人的下落，弟弟講1960年，雙親先後得了「水腫病」相繼去世。一個妹妹因沒飯吃而跟了一個城裡的人至今下落不明，不知是否還在人間？弟弟講這些傷心事卻好像一點都沒有動容的表情，像數落著普通的家事。
大陸老百姓對毛澤東帶給他們的災難麻木了，餓死被當作正常死亡。然而從旁聽來，陳家真是家破人亡了，中共統治下的和平年代，比之戰禍還要凄慘。
陳家大哥從台灣歸來，召來了一大群鄰居，尤其是那些抱著孩子的女人，她們懷著好奇，看看一直被毛澤東宣傳為處在水深火熱的台灣人，究竟是什麼樣子？陳老哥在弟弟這裏住了五天，回去時來看他的侄兒侄女每人都給了一百元到五百元數量不等的人民幣，在窮極的中國農民眼裡，一百元人民幣在當時農村中相當於一個人一年收入了。
1988年，劉啟建的隔房三哥劉信，從高雄隨「大陸觀光團」回到了他的老家合川，合川原是劉理的祖籍。劉信父母早亡。當年家境貧寒的劉信三兄弟，便拜給了大伯父劉學理，從小就得大伯父的資助得以早年去軍校深造。劉信軍校畢業就去了台灣，他大哥仍在合川老家，戴了幾十年的地主份子帽子。
劉信歸來前，合川大哥和成都二哥便計議了好久，決定他回來后，先去成都再回合川祭拜祖墳，最後才回到北碚作一個禮節性的拜訪。但聽到劉信歸來的劉啟建五兄妹，在劉學理的指示下與劉信三兄弟一共八個家庭，想借統戰關係由劉信出面向北碚區政府交涉，促使上海路老宅的歸還。
劉信來訪一個月前，劉啟建的長兄聯合了北碚區其它十四家盧作孚舊部，聯合向中共重慶市委進行了請願，要求歸還當年被沒收的房屋，托區長將請願信向市政府和房管局呈遞。緊接著他又將請求歸還上誨路私房的申訴，分別寄給了中共中央統戰部和國務院辦公廳。
採取這麼一系列行動后，終於有了回應，天生橋房管所正式通知聯名請願的十四戶房主，約定了時間在北碚房管局的會議廳里，向他們作正式答覆。
給劉學理的答覆附有當年軍管會沒收上海路住房時，一個沒頭沒腦的通知，那上面寫著軍管會以地主產業加以「徵用」。
這個用詞含混的通知，成了區政府不能退回的依據，至少變成了有爭議的房產。因為「徵用」不是沒收，這上海路民宅還有一線歸還的希望！！但這個通知將上海路房產劃成地主產業，就不能歸還了。
當場老人向宣讀文件的人申辯，說他少年就離開合川本家出外求學，後來的戶口以及各種證件都把他的出身寫成學生。這用作居住的民宅被定為地主產業從何說起？然而答覆的人說，他不知道過去的底細也無權去過問，只能宣布文件，並按上級文件執行。
因為沒有法律依據就憑中共政策，而政策是可以隨意制定和解釋的，對老百姓可以任意戲弄的。激動不安的劉理回家后，就關於當年的房屋划為地主財產的消息，電話通知了合川老家，按照他的理解，只消由老家證明這棟樓的主人，屬於什麼出身，就可澄清當年軍管會所作的結論！
所以關照劉中柱在老漢出生的故鄉，開一張關於自己出身和經歷的證明。並加蓋合川政府的鋼印，叮囑他辦完證明后請他派人專程送到北碚來。
看來老人安心非同政府就上海路那幢老宅的歸屬，爭個誰是誰非了。
按照劉老的吩咐，合川的大哥將他所需要的證明開好，並且派他的侄孫專程送到北碚。劉老伯在接到這張證明后，立即複印了好幾份，拿著複印件再度上訪天生橋房管所的張所長，張所長望著那蓋滿了紅大印的紙淡然一笑，他這種基層辦事人員，雖然不一定能準確洞察出中共各項政策的背景和底線，但他從實踐中很懂得落實中共政策該怎麼來對付這個老頭。
近來接觸到老百姓要求歸還被政府佔去的房產店鋪的「案子」太多了，不管這些要求是否該同情，合理性有多大，在上方沒有明確指示時，最好的態度是採取不值可否應付了事。否則犯了錯誤還不知究竟怎麼錯的。
張所長回答道：「我一定會把你的材料轉上去，等到有了消息，我會立即告訴你的，所以你還是回去等著吧。」既不表態，也不得罪上訪者，「回去等著」四個字，成了落實政策年代里，向上訪者最權威、最準確、最不擔風險、也最不負責的回答。
但是，快九旬的劉老伯還能等多久？然而，除了無可奈何而外，對這樣的回答他連反對的話都說不出來。
第二年春天，也是六四事件爆發的前幾個月，劉信按照約定時間第二次赴大陸探親。為了增加自己的身份和地位，此行他掛了回國觀光團付團長的頭銜，加蓋了台北市政府的官印。劉信兄弟倆與劉啟建五姊妹，在劉理主持下，專門召開了一個關於上海路住宅的小型家庭討論會。
劉老伯當場拍板，若在劉信交涉下房子歸還后，便立即將舊宅進行改建，樓下做成鋪面和庫房，專供劉信主持的台商獨資的中藥材營業廳；而樓上修成幾層，分給兄弟七個每人一套居家的住房。
大哥劉中柱的積極性首先調動了起來，當時他的大女婿正任中共合川縣委管理財經的付書記，在家庭會議上，劉中柱表示他的兒女們一定會根據大伯的要求，在老家合川，全力以赴促成上海路房產儘快歸還。
出於政策和統戰的規定，北碚區政府辦公室的趙秘書，代表北碚區政府，在區辦公大樓的會議廳里，接待了劉信和他的劉大伯。
賓主坐定閑話不多，很快就進入了正題。有備而來的劉信，引證了一大堆國際上公認的法律條款，盛讚了中共關於平反冤假錯案，以及關於清退房產的政策。接著便談到了台灣政府中公務員的「辦事效率」。
在台灣執行公務時，不但嚴格依據規定得十分詳盡的法律條款，而且還必需在規定的時間內執法，否則所有的公民都有權根據公務員法，對執法循私舞弊或拖拉不辦的行為上告法院，使之受到處分。
在這種主題十分清楚的「接待」上講這些話，趙秘書就是再笨也聽得出來，這是劉信借台灣來責問和諷刺北碚區政府，在落實他伯父的房屋歸還上，使盡了拖拉和故意找岔的伎倆，使這個糾紛久拖不決。
當然台灣講的是全民都要遵守的法律，而中共興的是中共一黨規定的政策，法津是不變並可監督執行的，而政策是可以任意解釋的，兩者在本質上截然不同。這位趙秘書心裏十分明白，只有在大陸才會有這種本應法律解決的問題卻由中共「政策」管著，甚至還用與歸還無關的問題來搪塞，一拖五年不解決。
所以他聽到這種指責，依然面不改色，從容的給劉信和劉大伯的答覆依然是「回去耐心等」這五個字。
「接待」就這樣無結果的收了場，還不如我們到陳區長的家裡作私訪來得積極。在歸途上，劉信很感嘆中共這種無法無天現狀，認為中國不健全法.制，會拖著社會進步的後腿，在這種環境之下什麼事也辦不好。
可惜，開放的中國，還有一條主權不容外部干涉的閉門羹，這給統治中國大陸的中共一個不論怎麼胡來，都可以對外界的批評置若罔聞的保護傘，至於大陸上的老百姓因長期暴政馴服而麻木了，這種條件只會助長官僚作風！他感嘆地說：「中共的官既不懂法，也無所謂執法」。
劉老伯發往中央統戰部各衙門口的信件如石沉大海，等到1989年6月天安門事件發生以後，中國的政治空氣突然收緊。
在穩定是壓倒一切的借口下，劉理等十幾名請求落實房屋歸還的聯名上告，被公安機關明令「下不為例」。從此以後，再也不敢為歸還自已的家而竄門，寫請願書，上了年紀的老頭們只好眼巴巴的伏在窗口前，伸長脖子耐心的等下去，一直等到被火化的那一天。
1990年，重慶市政府建設局，奉命對上海路的平民住宅進行了全面的拆修改建，強令那一帶的居民搬離久住的家園。劉老伯聽到他那被霸佔去了四十年的家，將被政府拆除修成商品房和店鋪出售。便請兒子和媳婦孫子牽著他，帶上照像機，一同去了他那暮年魂牽夢縈的地方。
他的家已被一排高大的木柵隔斷，正在工人們拆毀的煙塵中倒塌。城建局的工作人員帶著紅色糾察的袖套在外面游弋，不時的發出吆喝聲，不準任何人靠近它們。同一大群圍觀的市民們站在遠處，劉老伯的兩眼發直，他明白這一拆，原先屬於自己的證據就會全部被毀掉，今後再提起歸還他的家，就更難了。
現在唯一能做的，便是叫孩子們將他家的遺貌，盡量地拍攝下來。……
良久，孩子們摧他回去時，他還直痴痴的站在那裡，半天他才吐出一句話：「我要告，我要告你們，非法的霸佔我的家，我要告你們像強盜一樣，拆毀我的家……」
站在一旁的大兒子勸阻道：「沒有用的，這是共產黨的天下，小老百姓往那告？法院還不是共產黨的法院？難道會站在你這邊來，反對同一個共產黨的房管局和市城建局嗎？」
他脹紅了臉，那種受羞辱，但又不屈服的表情從新浮上了他的臉，無奈的被孩子們牽著他往回走。突然背後響起轟的一聲，全家人回過頭去，見他們的「家」終於倒塌在一團泥灰夾雜的氣浪之中，彷彿在那裡向他們揚手告別……。
唯有小兒媳還不服氣，她拿了拍下的照片和1944年那張房地契，再度去天生房管所評理，見那經手辦理清退的張所長理直氣壯的責問：「房管局為什麼在城建局拆毀劉家的私宅時，竟連通知都不通知一下房主？」
質問他知不知道「這幢房子還在打官司，這樣單方面的拆毀會發生什麼惡果么？市政府給我們的答覆叫我們等，你們居然在房產歸屬都沒有結論的前提下，私自拆除這所民宅，你們可知這是一種犯法的行為嗎？」
可是那張所長絲毫不動聲色，只朝著氣勢洶洶的小蘭冷笑，雖然嘴上沒吐出一個字，心裏卻在暗暗的嘲笑道：「你這黃毛丫頭懂什麼共產黨的政策？朝我裝熊發狠沒有用，有本事的去找沒收你房子的共產黨鬧呀！」
小蘭見對方並不回答，以為自己佔了理，便借勢向對方提出一個「補償的辦法」，說道：「你們既然奉命拆了房子，也知道這片房子中有劉家的一席之地，那麼修好新房后，也該按我家的房地面積如數補給我們，否則，我們會一直都要找你們的。」
這種請求一點都不苛刻，但是那房管所所長，心中暗暗的笑道：「只要共產黨的天下還在，你們家要求清退房產只能是一場夢。誰教你們的房子當年被中共佔去，那已成了不可改變的死案了」。為了不得罪這個撥辣的女人，他淡淡的冷笑道：「只要政策有這個規定，我們肯定照辦。」
然而，天不絕人，小兒子劉才所在天燃氣公司，效益特好，那幾年有條件為職工建起了三幢生活大樓。無房可住的劉才分得了三室一廳，他的父親也隨著他搬離開了那個又潮又黑的天生橋危房，搬進了新分的房子中。
在新居房中，劉老伯開始慢慢的形成了有規律的作息，每天他把門外送來的鮮牛奶煮好，喝下以後，就到樓下的街心草坪散步去了。
然而每當夕陽西下的時候，他都習慣的站在陽台上朝東邊上海路的方向貯立良久，他還在牽挂著他的故居。
兩年後，上海路的新建的大樓群已經竣工了，其中就有他舊居的那一塊地方，他不願去看他的舊居！因為這會觸發他四十年前攜兒帶女在軍管會的押解下，離開自己的家去到天生橋那段傷心的往事。
這四十年來，他像乞丐一樣的日子已深深留在他記憶里了……
1991年夏天的一個早上，小蘭像往常那樣，早上七點鐘起來，打開門將送來的牛奶拿進了廚房，卻沒有聽到老人屋裡的響動聲，也沒有聽到老人輕輕移向廚房的腳步聲和打開天然氣灶煮牛奶的聲音。
直到上午八點多鍾，她從街上買菜回來，廚房灶頭上今天清晨端進來的奶，還放在那裡，而劉老伯的房間還緊緊的關閉著，他放下菜籃子心中疑惑地去推老人的房門，門卻關得很緊，裏面沒有人應。她還懷疑老人是不是到樓下的街心草坪散步去了，所以把頭探出陽台，四下張望卻不見人影。她從新去推老人住的房門，確實怎麼也打不開，帶著疑惑只好去忙碌中午飯了。
直到劉啟才下班歸來，小蘭問他看到爹了嗎？劉啟才不解的問：「發生什麼事了嗎？」小蘭指了指灶頭上放著的瓶牛奶和老人的房門說：「一上午都沒見爹，他那房門關得太緊好像上了門閂，無論怎麼喊裏面沒有人應。」
劉啟才聞言連忙去敲那房門，裏面沒有人應，推那房門重重的好像被什麼東西抵著，使足氣力猛力一推，只聽見撲通一聲門閂斷處，劉大伯倒在那門裡面，兩眼卻直直的瞪著煞是嚇人。劉啟才連忙把自己的父親抱住，已是滿身冰涼，才知道自己的父親已經死去了好幾個小時了。
從他倒下的地方和姿勢判斷，老人跪在門裡面，面朝門溘然長逝的……
大家傷心的辦理老人後事時，紛紛議論，上海路被人搶佔的住宅沒有收回來，對老人精神上的打擊太大了，那份被強盜搶去家園的羞恥心，一直耿耿於懷，加速了他的亡故。君不見對這件事直到臨終時，老人跪朝著蒼天，還在傾訴他的憤怒和傷心，而上海路的家至今都沒有歸還給他……
（待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