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2年01月03日讯】【编者的话】《血纪》记述了大陆一名五十年代的大学生孔令平先生，被打成右派而下放四川西部甘洛农场，在劳改农村二十年的血泪历程。《血纪》一书完全可以与前苏联作家索尔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岛》相比。小说《古拉格群岛》反映了苏联人民在斯大林统治下的血腥恐怖让人触目惊心，而《血纪》则完全是以孔令平先生的苦难经历为主线。这条主线也是毛泽东祸国殃民的编年史，更是陈力、张锡锟、刘顺森等先烈的英雄史诗。书中人物众多，文笔朴素，使中共监狱的惨无人道和烈士的壮怀激烈跃然纸上。
孔令平先生在本书前言中说：“当这本书有幸与你相逢时，让我们珍惜这种来之不易的相识，为融化中国专制主义，建立中华民主而共同增加一把火。”下面请看长篇纪实连载《血纪》。
第五章：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第六节：我为一榻安身处而争
1989年下半年，专汽厂已在李伧领导下摆脱亏损，总共七百套职工住宅的修建蓝图，就在李伦的亲自审阅后，摆到了工厂职工代表大会的议事上来。这七百套住宅几乎使在厂职工每人一套，是历年兴修住宅总和的六倍！他们分别以9号楼、10号楼、11号楼分期分批的在奔月路、云泉路和云天路边耸立起来。
在它们竣工以后，专汽的职工们将永远告别三代同住一间房、一家人拥挤在阴暗潮湿的“灰色”贫民窟时代。实现了他“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皆欢颜”的豪迈诺言，告别那“冬来似冰窖，夏日如火盆，雨中忙盖瓦，风里倚围栏”的日子终于才到来。
这才是李伧留给专汽厂三千员工最有价值的记念，也是对我的“忘我”工作最好的回报！这才是“孔令平精神不死”的最终目的！不然，救工厂干什么呢？
1991年底，第一幢共75套住宅的9号楼在月亮田正式竣工。我因为所住的菜市街已被房屋开发公司征用，住在那里的全部居民房马上都要拆掉，所以面临着搬迁的紧迫形势。满以为根据工厂的分房条例，无论谁玩什么花招，我都可以排在分房队列的最前面，住进9号楼不会再有什么意外。
可我临到在分配9号楼之前，想都不会想到，在向云把持下，通过职工代表大会，抛出一个新的“分房方案”。在原来的“进厂届满五年才有资格排队”的规定后，加进了“以进厂的年限进行计分，并按这个分数进行排队”的条款。
理由是只有厂龄才算对工厂作了贡献。在厂的年限越长对工厂贡献越大，应当越有资格享受工厂的福利。
按照这个逻辑，比起那些在厂几十年的老病号，坐吃大锅饭的懒汉，我的贡献微乎其微。能分给一个栖身住地已是工厂赏脸，要分房子请站在后面。
按照这个修正办法对原先名次从新进行调整，我被排到了三百名以后去了，不但9号楼没我的份，就是10号楼建成，我也排在最后几名。我不知道这个一贯捉弄人的恶棍，是对付我呢，还是给李伦看？我尤其不能理解李伦为什么还让这个恶棍主持这次大庇天下寒士皆欢颜的分配？
其实这已不是李友抢机会给自己修工程师楼的年代了，在那个年代，好多职工为盼望能住上一套两间的住宅，硬是等到头发都白了；
在那个年代，为了搞乱分房次序，沾着权的人，以花样百出的理由，千方百计地在分房条例中塞进有利于自己的条款；
在那个年代，就为了一个分房排队的前后，可以与同事争得打破头，千方百计把别人挤出分房的队列。蔡家医院收拾母亲那一套，从新浮在我的脑子里。
那向云和他的老婆占了两套住宅还不满足，还偏偏利用工会主席的权力，来捉弄他心中不满的人，令人愤怒；这世道人心怎么变得如此之坏？
比着工厂破烂的过去，讲今天辉煌的业绩，李伦这种有意无意的自我欣赏，既中伤了机械局的老前辈，老上级们，又刺痛了像向云这样的痞子。用进厂工龄算成绩，其实是对李伦的又一种否定！别看这混混在公开场合下将李伦捧在天上，他对这个人有一种说不出的嫉妒和仇恨。
不过眼前却大不相同了，眼看着工厂四周新房子一幢幢建了起来，房子的质量也越做越好，好房子还在后面，何必去挤着争？本来我大可不必在名次排前排后计较，更不屑同王惠、向云为代表的小人一般见识，但是对向云的流氓地痞本性，敢于同他作对的我，应该让他明白世道已经变了。
赶上菜市街的拆迁！北碚城建指挥部贴出来的告示，要求所有的拆迁户都必须在当年年底之前搬离现场。否则推土机进场，不搬出的住户后果自负。我处在9号楼搬不进去，10号楼又还没有建好的两难境地。
在城建局最后通牒面前，我只有再去找工厂总务处，请他们在分配完9号楼腾出来的旧房里，为我家安排一个临时的住处！当我走进后勤办公室找陈涛的时候，他却向我亮出了厂工会关于安排职工临时宿舍的“书面通知”。
那上面写道：“由于进入新房的住户所腾出的旧房已安排完毕，对以后要求住临时房的职工，一律停止安排。”
“通知”上的落款，又是向云。真是寻衅者路窄，每每我最迫切需要解决住房时，都是这个向云同我过不去，究竟是巧合还是有什么我所不知道的仇恨，使他像鬼似的缠着我？
奉行整人的共产党人，其用心之黑，整人之不择手段，我足足领教了四十年。整人不因别人错不错，凡是看不顺眼的，整倒别人以为快意。整倒了别人还要踏上一脚，这本是中共头子毛泽东的座右铭，也是共产党人的最高原则，“与人斗争其乐无穷！”嘛！挨了这么多年的整，我也摸熟了共产党员的德性。
欺善怕恶是他们的共性，对付向云这样的下三滥，只妤使出对付地痞流氓的办法，就比如我曾在监狱对付监狱官吏和找麻烦的“狗们”；对付郑树勋；对付过蔡家场的那个汪户籍；对付二十四中校长何希濂，以及蔡家医院的书记王光明等等。中共统治的天下遍地都是咬人的狗，狗性不能以人性理解。
有几次我都想将向云拦在厂大门口，当着工人的面臭骂他一顿，以泄心中的愤懑，但反而又一想，现在情况不同了。一来因为我现在在工厂所处地位已不同于一般职工，二来，尚有孔令平精神的美誉，动辄使出那泼辣办法，有损李伦的面子，他已两次亲自过问我的住房了。我不能为羞辱一个无赖而伤了李伦。
所以对这个流氓我一直采取忍让的态度，但是眼下我周围的邻居已纷纷他迁，城建局的推土机，已经蹲在我们那最后几座孤零零的房子面前，随时都像要“铲平”那里！。
傍晚时，我在外经办的过道上与向云对面撞过，听说他在安排迎接全国总工会的一个来厂视察工作的付主席。便上前拦着他的路，冷笑道：“要不要我来替你向全总汇报一下你的成绩呀？”他见我横眉怒视，语气逼人，话中有刺，立即虚了胆，不敢迎战，垂下眼皮，一语不说，绕开了我走了过去。
他刚进去，门里出来了李伦的秘书小杨， 他一面劝我说：“年纪大的人不要动怒，发火伤肝，对身体损害最大。”一面将我拉到一边低声向我说道：“李厂长正在召开迎接全国总工会来厂视察的准备会议，里面还有重庆两家报社的记者，你就是有再大的意见也要忍耐一下，等视察完结后怎么都好说。”
余怒未消的我，恨恨地指着外经办说到：“这老混蛋欺人太甚”。接着便向这位年轻人，讲述了向云三番两次阻挠我正当参加分房的经过。
正在这个时候，通向厂后门的石阶上，突然冒出了我母亲的身影，她在刘启建的搀扶下亲自来找李伦了，眼看我们马上就要露宿街头，她实在不能再等了。
李伦已经闻声在门口迎接了她俩，并且将她搀扶进去，连连声明：“我们的工作做的差，劳烦你老人家了。”
第二天陈涛电话通知我，要我下午两点钟左右去后勤办公室，参加由李厂长亲自主持的关于我的住房问题的会议，参加这次专题会的是本次分房的领导小组组长向云，付组长王惠，要我准备一下。
与其说这是一次彻底解决我六年之久的分房资格纠纷，还不如说我当着李伦的面，揭穿这一对暧昧男女长期搞的阴谋。早在六年前，因为我向市里反映了本厂的情况，李友故意通过他俩编造了一个理由，说我在进厂之初就写过不要住房的承诺，把故意不分给我房子，曲解为我自己为了进厂而不要住房。
从此以后，每次厂内职工的分房都没我的份。
这一次我要从头到尾彻底的捅烂这个阴谋！逼着对方在交不出我写的不要住房的承诺书时，痛快地将他们长期非法剥夺职工权利的阴谋公布在全厂职工面前，逼迫他们承认这是他们卑都的打击报服。
主意打定，下午两点钟，我准时来到了后勤办公室。
当李伦宣布会议开始以后，我便单刀直入追问道：“在我厂房屋调整中，是王书记和向主席说我在进厂时，曾书面承诺来厂不要住房的书面保证，现在，请你们二位当着李厂长的面，把我所写的这个书面保证亮出来。”
这突如其来的逼问，几乎是二人所没料到的。
其实，在档案中塞私材科是中共整人的常见惯例。当年在大学生中为了划某同学为右派分子，就曾经在窃取被害人的一句话或一段日记，经过“无限上纲”臆造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使好多人含冤几十年，无缘无故死在冤狱中。
当时很多人就提到“黑档案”应与本人见面，后来平反当局诡称这些整人的冤档已销毁。然而现在，我有理由认为专汽厂的党工，又在使用这一下流的办法继续整人。现在面对我的追问，老奸巨滑的向云，回避正面回答，连忙重申他在李友掌权时，就主张将文星湾旧房解决我住房的旧事。
于是我不紧不慢地把老事翻了出来，从向云在六年前隐瞒真相，回答区政协主席张文新的来访，讲到分配八号住宅他那蛮横态度；从85年的分房条例，讲到眼前分房条例许多条款的变动，揭看向云的煞费苦心……
“一个工会主席理应在我厂扭转亏损的重大转折时刻，做一点有利于全厂员工团结的工作。例如把工厂暂时的困难向职工们经常解释，让他们树立克服暂时困难的信心；经常深入到生活特别困难的家庭，向他们问寒问暖，解决具体困难；对职工中发生的家庭矛盾及时解决，以免闹到厂里干扰扭亏大事等等”。
“可是作为工会主席你干了哪些实际工作呢？几年来我还从来没听”
“举几个例子，总工办的瞿工，老母亲因重病向工会借钱，你执意不给；逼着他只好到医院去卖血；厂里面的交通车坏了一停就是半年；职工食堂里为了单身职工有一个吃饭不被风吹雨打的场所，伙食团找你批一点牛毛毡你就整整拖了一年……这种事真是太多了”。
“就以我的分房资格，明明是被你们有意剥夺了，你知道我的工作忙，你说，你脑子里打的什么鬼主意？我们就真是愚纯极点的人，任你把我们当猴耍？”
我怒斥这个一向盛气凌人的工会头，使他像一只失了神的木鸡！呆呆地坐在那里，也许他的脑子里正盘算着进一步收拾我的阴谋，但我却并不怕；几十年我同这些鬼蜮斗，不但练出了胆，还练出了智。
我把话讲完，李伦深深地叹了一口气，看来，这位仁兄的自信被无情的事实动摇了。他并没有能力挟着党、政、工一齐，率领全厂的自愿兵。！他那“团结一致”的钢班子依然同中共下层的普通官僚一样，摄于他在工人中的威信，玩着两面三刀，对他采取阳奉阴违罢了！
此时他抬起那显得疲惫和烦躁的眼睛，望着两位‘助手’发问道：“那么，你们看，孔令平的住房该怎么解决？”他今天是有意让我同两位工厂的最高头目当面交锋的。因为只有这种交锋才会把平时里二人的阴谋截穿。
两个木鸡在他追问下一言不发，陈涛终于开口了。他建议道：“根据工厂职代会的决定，九号楼留有七套由厂长处理的住房，我建议李厂长可以动用这个处理权来解决这个问题。”
这么处理既不提过去的事，又解决了我眼下的困难，也给两个人一个体面下台的机会，以免“伤了”领导班子装出来一致那点面子，可谓用心良苦。！然而此时，两人表面不说，肚子里还不知耍什么花花肠子，同这样的人共事够累。
在这种“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尽欢颜”到来的时刻，我们是用自己的劳动来换这个果实的，真正觉得问心无愧啊！看看我们周围的厂，垮的垮了，有的维持着倒死不活的状态。！专汽厂没有这几年李伦带领我们拼搏，能在今天分到住房吗？
所以，我不愿接受任何人的特殊照顾，我说“今天，我是要讨回党委和工会长期剥夺我正当的分房权，他们应予公开认错。然后，按纠正错误的名义解决我的住房。这才令人心服”。
不料，我刚一说完，那原先打算沉默的王惠，像被针扎了似的立刻跳起来叫道：“这怎么行？党所作的处理，也是组织的决定，是不存在纠错的。”
死不认错，整人后不准别人申冤，这又是中共的传统作风。作为执政党的中共，若不是被打倒过的邓小平，胡跃帮替毛泽东制造的冤案收场，谁会为被打倒的地、富、反、坏、右平反？小小工厂党委付书记不认错是当然的事。
第三天，《重庆专用汽车厂关于奖励分房》的条例，由厂长办公室签署的红头文件，下发到专汽厂的所有科室和车间。受奖的七人中，我排名居第一位，虽然仍是一种变通的方法，却是创下了这家工厂的首例：我已五十五岁了，才第一次以获奖的形式分到了属于我的住房。
然而，若不是全厂员工，在李伦领导下创下这段业绩，我的住房恐怕还遥遥无期呢！不过，像我这样的普通职工，像我这样的年龄，甚至比我年纪更大的，在毛泽东疯狂作乱下，没有自己住房的人家还多的是呢！偌大的中国大地上，‘大庇天下寒士皆欢颜’的日子还远远没有到来！
1992年8月，我终于在城市规划指挥部的通令紧逼之下，在推土机隆隆的催促声中，雇了一台长安车，匆匆将我的家从菜市街，那四面废墟的包围中搬离出来，搬进了阳光充足的，专汽厂九号宿舍一套三居室中。结束了我屈身霉而潮湿的贫民窟历史，当年我已55岁。
我坐在客厅里感慨万端，尽管我并不心服这种以厂长名义的奖励，但我想，农汽厂继续烂下去，难说我现在还不知道住在哪一个街边屋角？至于在中共统治下的社会中，我又哪里同向云们去争“公正”啊！
笫七节：专汽大业的破灭
专汽厂能在短时间里“振作”起来，是因为它遇到了面临破产的危机。破产后，一千名职工及其家属总共三千余人拥上街头向政府要饭吃，是对中共政府一个不安。在这种时候碰到官场腐败沾染较少的，又有很强运筹能力的李伦，以他拚命的精神和敏锐的天赋，才得以成功地完成“专汽大业”。
一千三百多专汽职工看到了工厂短暂的希望，享受了它的效益，在北碚的街头不用为几分钱的菜钱同农民们争得面红耳赤，他们又可以在街头粗声说话。然而，那些多年“指导”这家工厂的上级机关，却增长了日渐膨胀的嫉妒心。至于那新闻版头上，猎取专汽厂新闻的小报记者，又从新围了上来。
“暴发户”是机械局的领导们对李伦的看法，他们从来不会掉过头去看看过去，思考之所以有这种隔世之变的原因。
他们没有体会到大资本家李嘉诚、霍英东们当时是怎么创业的？而老是站在中共这个相互猜疑的，带着嫉妒心和这个政党根深蒂固的缺乏人性的立场上，来看待创造事业的人。当然，大资本家创业是为了他的家族集团，而李伦也是为了他今后的事业前景！虽然，这里埋伏着李伦事业一个悲剧性的结尾。
可悲的是，李伦的刚愎自用，使他当时还没有洞察这个政局的能力，还一味沉醉在一群为他捧场的“敢死队”迷魂阵中。当时就有人向他提醒过：“你在那个工厂干了那么一番事业，一定要伤害一部分与你貌合神离的人，同时，中共领导下的国有企业是没有前途的，你要多加小心。”
可惜，他在面对朋友的忠言逆耳时，只是一笑了之，而且夸下海口说：“谁能否定我这些年所创下的业绩？我一年就可以赚回过去的十个农用汽车厂，谁敢污蔑我，他就也上台试试！”
但是，最后终于不幸的被他的朋友言中了。
同当年人民公社豢养一批不做事的公社书记和社长们一样，国有企业养着一批根本不知道如何管理工厂的厂长书记们。他们担心的不是企业在市场竞争中的存亡，他们只知道执行上级部门下达的任务，奴才般贯彻一个接一个名目繁多的指示，时下他们只认钱和权。
专汽厂自1987年，换了一个将工厂的事当成自己的事来做的李伦，就能实现每年1千万等差盈利，成为重庆市（也是全国的）国营工业企业的佼佼者。虽然专用汽车厂的上级对李伦的桀骜不驯很不以为然，但前有李友、孙余等人都一个个败下阵来，所以对李伦的傲慢也只好忍气吞声。
在他任期七年的时间，前四年用来弥补他的前任480万亏损，从1991年工厂亏损已提前扭转时，新的办公大楼落成，新的总装大楼，新的焊装生产线陆续投入使用，新的金工车间在破土建立，新的七百余套职工宿舍先后竣工，专汽的职工们搬进了新居。
在办公大楼的左侧升旗台边，留下了一块两米高的大理石碑上，他亲自醮着创业的酸甜苦辣，将他的深情，倾注在那石刻的碑文里，那碑文叫扭亏记念碑，上书道：
“公元一九八八年工厂亏损四百八十万……是时，悲叹之声随处可闻，凄凉之井到处可见，人人思散，能者思走……后经三载，夏历三伏，冬博三九，一日不彻底翻身，余一日食不甘味，夜不能昧，终至1991年春提前九个月向世人宣告，重庆专汽从新站起来了……环顾乾坤，古往今来，适者生存，当今之世竞争激烈，改革为先。饱受亏损之苦的专汽人立下海誓，决不重演亏损历史……前世不忘，后世之师，为后者诫，特立此碑。”
七年前这家资不抵债的农用汽车制造厂，现在已变成一个拥有固定资产2.5个亿的大厂，形成了拥有越野和公共汽车两大类别，五十多个品种，年产值超过五个亿的重庆市汽车生产大型企业，成为政法、公安、农业、卫生环保、邮政等二十多个政府部门指定的专用汽车生产基地。
在云泉路和云天路的交叉区，原有的那十分沉重的灰色破毡帽，已经在原先荒凉的土地上耸立起一片崭新的厂房。位于中央地带的黄色办公楼，已从它立基的小山包被炸平，原先长满荒草，停放兰色农用车的场地上，一幢占地六千平米的八层办公楼，拔地而起。
在办公大楼的东面，一排五层楼房共两百套带有浴室和空调的客房，以及与之配套的锅炉房和餐厅，取名北泉宾馆的豪华招待所，以它的妩媚迎接着到这儿来作客的八方宾客，永远结束了李伦所住的阴暗潮湿小屋，以及端着饭碗蹲墙角的寒碜日子。
回过头回忆这片土地上翻天覆地的变化，这片沉寂了几千年的八万多平米的土地上，从荒凉的状态发生的变脸。在惊讶之余自然会想到这里换了一届又一届的厂长和书记，怎么就没人想到在自己任期上作点改变它面貌的创业？
好像这里就等着这位1.88米的大个子到来后，才开始改换它的旧貌？而今，只有那些不计名利，无声劳动的建设者们，才十分清楚这一切来之不易。
然而，谁也没有料到，1993年春天在持续七年的日夜奋战之后，在一次开到第二天凌晨两点的会议中，他昏倒在会场上，当会议的工作人员把他从昏倒的椅子上扶起来时，才发现一层厚厚的坐垫已经浸透了他的鲜血——因为脱肛造成的大流血，整整折磨了他一个晚上。
他的妻子、孩子和贴身的工作人员，抹着眼泪将他抬送到重庆医学院的住院部，他不得不一连躺在病床上三个月，在这期间他仍一如既往的通过他的秘书，关心他一手扶持起来的“专汽大业”。
1995年4月重庆市政府对他个人进行了特别的奖励，他的名字载入了当时山城创业的企业家——山城之星的光荣榜。并且一次性的向他发给了十万元的奖金。颁奖时，他表示为表彰和鼓励为专汽厂的科技进步作出贡献的人们，他决定将这笔奖金捐献出来，成立北泉汽车集团的科技发明奖励基金。
当时党委书记王惠、工会主席向云曾代表党政工领导集团在病榻前发表了“极其动人”的讲话，王惠称李伦为专汽事业之父。录像的镜头摄下了她流泪激动的片断，当场决定由党政治处摄制，取名为“逆流奋进”的长篇记实纪录片，记载专汽厂在他的领导下如何克服困难，扭亏为盈的七年历程。
这部纪录片的开场便是李伦在任职时临危受命的录音讲话，以及他亲自参与编写的专汽厂歌。当我看到王出现在镜头，注意到她几次摘下眼镜擦去流在眼角的眼泪时，我虽有一种不适的呕心，但还是半信半疑了她。
几乎没有人能理解他所做的一切。然而，正当人们议论他的事业如日中天的时侯。忽然有一天他从病榻上醒来，感到自己其实是干了一件自命轰轰烈烈的蠢事，他突然感到生命已不能支持他继续完成他的宿愿。
然而，就像一曲美妙的乐曲突然弦断了一样，李伦在专汽厂开辟的事业，就此中断了。
1996年五月一日前一天的晚上，党政工召开了全厂的职工大会，决定成立北泉汽车集团公司，并同时成立集团公司的董事会。这一夜，李伦带着初愈的病体到厂主持了最后一次“交权”大会，在作了长篇的工作讲话后，便宣布了他的工作交待，接任他担任厂长的是原汽车公司的一名生产处处长王洼。
会议一直开到了晚上十一点钟。还没有完全康复的李伦不知是因为身体原因，还是心理上的障碍，坐在主席台上，灯光映着他苍白的脸。
散会后，他不像往常一样被一大群人簇拥，而是独自一人走出办公大楼，坐上在那里等候他的车匆匆离去。我当时只听说“升任”北泉集团公司总裁的李伦，在专汽厂某个办公室里继续在策划他的集团公司大计。
换班就这么戏剧性的完成了，李伦再也没有回到专汽厂来。所谓北泉集团公司，也从来没有挂牌，专用汽车厂一段“辉煌”的创业，随着他的离去而结束了。没有后继者继承他事业，专汽厂像一个断层出现在他任职七年后的一瞬。谁也不会像他那样拚命，换取这个厂从未出现过的辉煌。
令李伧没想到的，两个月后他的儿子李嘉，因套购北泉汽车组装进口汽车的合格证，被检察院刑事拘留。那个被一度贬为外经办主任的陈增，重新由王洼聘为常务付厂长，纪录片“逆风奋进”停拍，这一切厄运好像早就等着这时到来。
李伦高估了自已的能力，他根本没认清，在中共统治下，任何有才能的人没有掌权者作后台是休想干成任何事的！！专汽大业的成功，只说明中共一部分人的主张，没有认识这点，怎不到头一事无成？
一个以王惠为主任，刘贵为组长的审计组宣布成立，那审计组的办公室就设在办公大楼五楼党委办公室对面，开始了对李伦在职期间的财务大审计，审计组放出风声，说李伦在离任时至少卷走了数百万公款。她举着一把检举信，声称审计室将拿出一个令全厂职工都满意的结论报告大家。
这种说法，挺合乎中共改革时期企业法人的一般逻辑，所以颇能盅惑人心。现实过程应当这样：一个在任职期间一无能力的人，把一个企业搞得一榻糊涂后，也要捞足自己的腰包。
有权就捞，过期作废，是邓小平中共管理下国营工厂的通行法则，有人把这时期的工厂管理者比喻成一群蝗虫，蝗虫飞来飞去，吃完地里庄稼，留得荒凉一片。李伦既把厂搞富了，也有条件捞了，收获一把也是应该的，要不然，他的儿子也趁他离任机会，连走私车合格证也要捞几十张？
但是专汽厂的一部分职工们却替李伦打抱不平了，黄师傅说：“贪财的人不可能把这个厂从死地里救活。再说，李伦就是拿了一笔钱走，他也应该，一份贡献一份回报。这些年来他把我们这个厂救活过来，工厂赢了那么多，他得一点也是天经地义的，反正总比吃光了庄稼再飞到他处的蝗虫好多了”。
而另一部分人，像陈增以及曾在李伦从严治厂的刀口挨了宰的人们，别有用心的鼓动职工联名写信上告机械局，要求彻底清查李伦任职期间的所有账目。
李伦被一群小人当成落井下石的罪人。
中共这种令人寒心的官场格斗，那王惠令人作呕的变脸，就会想到今天人心不蛊。中共统治令人感到道德处在败坏的末日！中共的党员有几个不是当面是人，背地是鬼的呀！君不见那毛泽东是怎样对付刘少奇们就明白了。先师楷模沿袭至今，成了中共的党风！
靠走私进入大陆的小轿车经过倒卖，每车可以赚到二十万人民币。官僚集团为了控制这种轿车的分配，严格卡住这些走私黑货的合格证，掌权者利用发放合格证也能跻进中共“中产阶层”！
为支持李伧日野生产线所需资金投入，肖秧曾给李伦特批了走私车经营权，以政府名义给每台组装进口的小车，以每台二十万，向专汽厂输入了“资本”。这比之由市政府调拨三个亿，简单又快捷。三个亿相当于1500台进口车的组装权，每一台组装车充其量只消两个人装两天就成功了。
李伦退休后，正是进口车组装进入高潮。重庆市大小官倒们像一群苍蝇，盯着这转眼就可赚二十万暴利机会展开了争夺。他退休以后，进口车的发放权力落到了王洼的手里，正儿八经的做起倒卖合格证生意来了。这比六年前殷大公子在工厂门口倒买农用车卷，大进了一步。
1996年初，王洼批给成都的经销主任陈平，一次性出售的合格证就有一百张。这个消息是通过什么渠道让李嘉知道的，我不知道。反正，当时已成为北泉车经销商的李嘉，从陈平手里一次性买下了三十张组装车的合格证。
然而，因为暴利太赫人，很快中共派出专人查封和清理走私车。陈平因此而被公安局传讯。于是李嘉从陈平手里买下三十张合格证这件事，便成了殊连李伦贪污的“证据”。在这铁证之下，李伧便由众口称颂的创业功臣，一夜之间降为受到追查的“准阶下囚”……
人在剧烈的运动中头脑发热容易盲目冲动，有时会犯很大的错误却不查觉。等到激情过去，静下来反省已经过去的事，有时就会发现自己所做的事极其荒唐需要修正，甚至发现基本方向全错，误入了迷途，必须调整方向。
李伦在中共特权者阶层利益分配的倾轧中落魄，改革开放时，财权归属不定的状态下，这种掠取最后必表现为夺权斗争，夺权使他昔日的辉煌归于消亡。所以他大可不必把个人的失意，归于某些职工不讲良心，普通的专汽职工除了听命摆布外，充其量也是一些发发牢骚的受难者。
在浩瀚的中国古代文库中，记载并论述经济的文典显得不足，十三经传了几千年，无非都是围绕统治这个题目，以仁义礼信为“宗”，礼乐官爵遵守的制度都没有摆脱社会关系这个总纲。这是因为中国还处在封建主宰时期，在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条件下，统治阶级只关注社会的治和乱。
当辛亥革命给中国输入建设国家的民主大纲时，却被北方输入的共产主义所截断。三民主义被蒙上了反动资产阶级的不白之冤，被赶到大海一个孤岛上去了。在大陆所施行的社会主义经济，是一种独裁统治下的封闭经济。中国老百姓在吃尽了苦头以后，才从新将中国历史拉回到市场经济的起点上。不过这种权力支配的“市场经济”最终滑向何方，大家可拭目以待。
从李伦手中接过专汽总厂厂长位子的王洼，摘取了我们奋战七年辛辛苦苦换来的劳动硕果，他不仅享受了前任为他创造的条件，还享受了一家富裕大厂法人的荣誉和利益。低能而贪婪的他，很快将工厂管理大权交给野心勃勃的陈增，在陈增的操纵下勾结向云，王惠这帮专汽厂“旧臣”，把持了工厂的大权。
好端端的北泉厂，在内斗中两年不到，就失掉原有的盈利惯势，到了1996年从新转盈为亏；这一年这家工厂实际亏损了五百万，陈增为了怕露了马脚而失宠。用假报库存物资，虚报基建投资来掩盖实际已发生的亏损。
机械局的头们装做什么也没有看见，因为他们的口袋里塞着王洼在年底送来的“慰问金”，他们的桌子上，摆着仍然显示专汽赢利的报表。欺哄行贿，是这个时期国有企业厂长们都会的伎俩，在种种肮脏交易的狗肉上，还要挂“学邯郸精神，力创第一流”的羊头。
1996年5月我正式提前内退，结束了我对这家工厂所作十二年贡献。时年58岁，此时我的儿子才14岁，初中三年级的学生，为了筹集今后给孩子求学的学费，也为了积蓄一点晚年的生活补充，我走上了打工的生涯。
离开专汽厂偶有回厂的时间每次回到车间，工人们都围着我问长问短，曾在品质处当付处长的肖森告诉我：
“自从你走以后，原来制定的质量法规全部取消，产品的质量实际上无人管束。购车业主，将出故障的车开到工厂大门堵死。他们拿着事故鉴定找厂长交涉，吓得王洼躲在办公大楼里不敢出来。堵门的司机们呐喊示威，久而久之，专汽厂的老用户，都一个个离开了这家工厂，售出的车辆每年大幅度减少，而售后服务忙碌得团团转。”
他还告诉我最近开往新疆的十台车，因为制动不灵，电器等毛病，不但用户不要了，反而叫专汽厂自己开回来，这么发生的往返路费，修理费就上了好几万。说完以后，便沮丧的摇头说：“今年亏损预计已超过千万，我看，工厂是没法再维持下去了。”
第二年夏天，我回工厂经营办公室办理我的退休手续，碰到了戎露，她正在办公桌上翻阅一大叠我当年起草的，而后又被陈增打入冷宫的质量管理文件，她见到了我，好似见了久别的师长。连忙请我坐下，端上一杯开水后，问我离厂后在那里工作，还询问李伦现在在干什么？说大家都希望我们再次回厂。
我回答道“世上并无救世主，李伦也好，王洼也好，只要心存事业，都能振兴工厂。”说着顺手翻了翻桌上堆放的文件发问道：“近来工厂的经营状况还好吧！”她摇摇头说；“自从你走后，产品质量基本上就没人管。
她还告诉我：“因为工厂重新出现了亏损，市机械局最近还派了一个工作组，审计了陈增，没几天陈增也下台了。王洼眼看着车库里积压了几百辆车卖不出去，一面召开厂务会，决定重新翻印过去你所起草的管理办法，和质量考核的经济责任制，由总师办整理后，重新颁发执行，并令总工程师督行。”
听到她的介绍，我心里很平静，六十岁了，深刻体会“天命”不可违抗，陈增以为人意可对抗客观规律，为拔除眼中钉而废了全质办，从此专汽厂再也不会出死心眼的孔老二！当年唯一想得到一个堂堂正正的名，通过自己的努力，得到我们应当挣得的房屋和待遇而已。
现在我们的退休金可求温饱，住房也有了，我们还图什么虚名？何况接替李伦的是一些肖小。李伦所提倡的敢死队精神，成了笑话！现在还有谁像李伦那样傻干啊？面对戎露期盼的眼光，我只有笑而不答，这正是：“一曲新辞酒一杯，去年天气旧亭台。夕阳西下几时回？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
陈增因免职引发专汽厂的一片谴责，两年后，王惠也灰溜溜退休了，当人们用解嘲的口气问她“李伦的问题，要到什么时候才会给全厂职工一个满意的答复？”时，她只好苦笑而不能回答。
而那个被撤了职的李小兵，在王惠退职时向她家打了电话，恭喜她终于从书记的位置上退下了，愿她不要再像任职时瞎整人了。听到这公开的奚落，她也只能当成一瓢泼向她的污水。这真是“空嗟覆鼎误前朝，骨朽人间骂未销”。人何必争高低！任何是非曲直自会得到公论。
从1995年王洼接替李伦后，专汽厂从新被亏损缠住，1998年，卢瑞接替专汽厂后，2003年亏损已达一个亿！1990年李伦在“扭亏纪念碑中刻下的誓言，终于变成一代创业者留下的一厢情愿！一个从亏损开始创下三个多亿的大型国有企业，由重庆市政府坐东，以五千万的“跳楼价”，出卖给了重庆市一家私人摩邦立帆集团。重庆专用汽车厂在这块土地上挣扎苟延，直到消失。
卢瑞这个纨绔子弟，便在中共市政府庇护下，靠“贱卖”这个大型工厂的昧心回报，换来老板尹三的嘉奖，在力帆公司谋到了一个付总经理的头衔，拿着年薪十万的报酬。进出有轿车，有豪宅，过着老板生活。
而贱买专汽厂的尹三，根本就不想在这块土地上，继承专汽厂有过的雄风。从卢瑞手中以五千万买下这片黄金宝地后，便迫不及待向北碚区政府以四个亿的价格，准备将它们抛售给北碚房地产公司。
可惜，这私下的买卖尚未成交，就遭两千专汽职工群起反对，纷纷上告市政府，迫使尹三暂时没能得逞！当然这都是中共某当权者背后在捣鬼。
经过卢瑞的穿梭，条件谈妥，专汽厂‘改制’闹剧于2003年拉开序幕。所谓‘改制’便是处理原国有制的职工，其退休部分已交给“社保”，有一口饿不死的饭吃。没退休的抛向社会。
于是以人员超编为借口，重庆市政府以七百元一年的低价，买断了最后七百人的工龄，当然，在面临生存危机时，被解聘者可以奋起反抗。可惜中国人的丑陋，使他们像一盘散沙，不能团结一致，只好凄凄惶惶各奔生存之路。
这使我联想到中世纪时期，英国的农场主为了获取暴利的目的，将世代依附土地的农民驱逐出他们耕作的土地，并将这些土地变成种植草场的牧场。因为他们看到在土地上圈养羊群所得的利润，远远高于农奴们种植粮食。便演出了一段羊吃人的历史悲剧，史称“圈地运动。
被逐出工厂的职工们，猛然由‘主人’地位，跌进了出卖劳力的深坑。专汽总厂的职工从此流落街头。
我的一个邻居，谭某因家庭经济拮据，夫妻离婚，如果不是李伦当年为她的父亲留下一套房子，她将带着年仅九岁的女儿流落街头。
专汽厂只短短存活了十年，李伦为此所付的一番心血便告消失，他立的扭亏纪念碑被后继者卢瑞推倒打碎，成为行人脚下的碎石。写在大门立柱上的志愿兵敢死队精神，变成了人们茶余饭后的谈资。
每想到当年没日没夜的“拚命”，就在我的心头涌起对这种傻劲的羞耻回忆。现在只有大伦时代留下的八百套住宅，才在这些住房里栖身的职工心坎里，留下一点纪念！
问到失去工厂的几百名职工，为什么被卢瑞这么轻而易举的卖掉？
需知，李伦创业时，同样的地盘上依靠一千三百名职工，在这里建起了专用汽车厂。并创下了每年盈利四千万的成绩，就可以明白，人多并不是企业衰落的理由，其实卢瑞只是中共“改制”新花招的小小枪手，毛泽东从干爸史大林那里搬来的国有制行不通了，又变了一个花样，吃苦头的还不是工人！！
写到这里的时候，正好发生了我所在的重庆专用汽车厂现任厂长李安林，被人在办公室里暗杀的事件。
那一天，他的妻子在晚上十一点钟见她的丈夫迟迟未归，当天下午又没有打一个电话回家，以为他手机没有电了，于是从家里带着充电器，到他的办公室里找他。一上丈夫办公的二楼，整个楼层黑压压的一片，静悄悄的。
打开过道的路灯，走到丈夫办公室的门口，见门是虚掩的，黑压压的屋里没有任何声音，顺手打开室内的照明灯，眼前出现的场景使她顿时吓蒙了。
她看见她的丈夫倒在他的办公室沙发前，地上的血已呈黑色，身体已显得僵硬。看来，已死去半天了，连忙战战惊惊地喊醒楼下值班室里的值班保安，据保安说他是下午六点钟来接班的，并没有发现楼上有异常响动，立即打电话通知了“110”，李安林身上被砍十一刀。
李安林被杀的消息迅速传遍了十一幢家属楼，人们议论纷纷。
李安林被杀第二天早晨，便有人告诉了我，与我们这幢八号楼只有一墙之隔的专汽厂大门边的露天广场里，正在搭造死者的灵堂。
自从97年我退休以后，至今整整八年了，前几年还偶尔去总装车间去一趟，多是受买车的朋友所托，要我选一下他们所要的车，近四五年，我已完全不进厂了，严格的遵守“不在其位，不谋其政”，虽风闻王洼继任专汽厂厂长以后的种种无能，也是当了耳边风。
后来与我同是这七套奖售房的得主，搬了三户出去，其中两家搬进了在云泉路口，新建的一幢每户占地两百平米的楼层式“豪华”住宅。我感到奇怪，有了住房本该满足，缘何想好还要好，占了一套又一套？
残酷的事实摆在专汽职工的面前，自从李伦离任以后，任何由官方指定的人没有人让它在市场经济的浪潮中站稳脚跟。从王洼、陈增、到卢瑞仅花了五年，三个亿的资产，便被继任者亏光了。
短短十年的专汽大业就这样谢幕了！！
（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