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2年01月03日訊】【編者的話】《血紀》記述了大陸一名五十年代的大學生孔令平先生，被打成右派而下放四川西部甘洛農場，在勞改農村二十年的血淚歷程。《血紀》一書完全可以與前蘇聯作家索爾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島》相比。小說《古拉格群島》反映了蘇聯人民在斯大林統治下的血腥恐怖讓人觸目驚心，而《血紀》則完全是以孔令平先生的苦難經歷為主線。這條主線也是毛澤東禍國殃民的編年史，更是陳力、張錫錕、劉順森等先烈的英雄史詩。書中人物眾多，文筆樸素，使中共監獄的慘無人道和烈士的壯懷激烈躍然紙上。
孔令平先生在本書前言中說：「當這本書有幸與你相逢時，讓我們珍惜這種來之不易的相識，為融化中國專制主義，建立中華民主而共同增加一把火。」下面請看長篇紀實連載《血紀》。
第五章：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
第六節：我為一榻安身處而爭
1989年下半年，專汽廠已在李傖領導下擺脫虧損，總共七百套職工住宅的修建藍圖，就在李倫的親自審閱后，擺到了工廠職工代表大會的議事上來。這七百套住宅幾乎使在廠職工每人一套，是歷年興修住宅總和的六倍！他們分別以9號樓、10號樓、11號樓分期分批的在奔月路、雲泉路和雲天路邊聳立起來。
在它們竣工以後，專汽的職工們將永遠告別三代同住一間房、一家人擁擠在陰暗潮濕的「灰色」貧民窟時代。實現了他「安得廣廈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皆歡顏」的豪邁諾言，告別那「冬來似冰窖，夏日如火盆，雨中忙蓋瓦，風裡倚圍欄」的日子終於才到來。
這才是李傖留給專汽廠三千員工最有價值的記念，也是對我的「忘我」工作最好的回報！這才是「孔令平精神不死」的最終目的！不然，救工廠幹什麼呢？
1991年底，第一幢共75套住宅的9號樓在月亮田正式竣工。我因為所住的菜市街已被房屋開發公司徵用，住在那裡的全部居民房馬上都要拆掉，所以面臨著搬遷的緊迫形勢。滿以為根據工廠的分房條例，無論誰玩什麼花招，我都可以排在分房隊列的最前面，住進9號樓不會再有什麼意外。
可我臨到在分配9號樓之前，想都不會想到，在向雲把持下，通過職工代表大會，拋出一個新的「分房方案」。在原來的「進廠屆滿五年才有資格排隊」的規定后，加進了「以進廠的年限進行計分，並按這個分數進行排隊」的條款。
理由是只有廠齡才算對工廠作了貢獻。在廠的年限越長對工廠貢獻越大，應當越有資格享受工廠的福利。
按照這個邏輯，比起那些在廠幾十年的老病號，坐吃大鍋飯的懶漢，我的貢獻微乎其微。能分給一個棲身住地已是工廠賞臉，要分房子請站在後面。
按照這個修正辦法對原先名次從新進行調整，我被排到了三百名以後去了，不但9號樓沒我的份，就是10號樓建成，我也排在最後幾名。我不知道這個一貫捉弄人的惡棍，是對付我呢，還是給李倫看？我尤其不能理解李倫為什麼還讓這個惡棍主持這次大庇天下寒士皆歡顏的分配？
其實這已不是李友搶機會給自己修工程師樓的年代了，在那個年代，好多職工為盼望能住上一套兩間的住宅，硬是等到頭髮都白了；
在那個年代，為了搞亂分房次序，沾著權的人，以花樣百出的理由，千方百計地在分房條例中塞進有利於自己的條款；
在那個年代，就為了一個分房排隊的前後，可以與同事爭得打破頭，千方百計把別人擠出分房的隊列。蔡家醫院收拾母親那一套，從新浮在我的腦子裡。
那向雲和他的老婆佔了兩套住宅還不滿足，還偏偏利用工會主席的權力，來捉弄他心中不滿的人，令人憤怒；這世道人心怎麼變得如此之壞？
比著工廠破爛的過去，講今天輝煌的業績，李倫這種有意無意的自我欣賞，既中傷了機械局的老前輩，老上級們，又刺痛了像向雲這樣的痞子。用進廠工齡算成績，其實是對李倫的又一種否定！別看這混混在公開場合下將李倫捧在天上，他對這個人有一種說不出的嫉妒和仇恨。
不過眼前卻大不相同了，眼看著工廠四周新房子一幢幢建了起來，房子的質量也越做越好，好房子還在後面，何必去擠著爭？本來我大可不必在名次排前排後計較，更不屑同王惠、向云為代表的小人一般見識，但是對向雲的流氓地痞本性，敢於同他作對的我，應該讓他明白世道已經變了。
趕上菜市街的拆遷！北碚城建指揮部貼出來的告示，要求所有的拆遷戶都必須在當年年底之前搬離現場。否則推土機進場，不搬出的住戶後果自負。我處在9號樓搬不進去，10號樓又還沒有建好的兩難境地。
在城建局最後通牒面前，我只有再去找工廠總務處，請他們在分配完9號樓騰出來的舊房裡，為我家安排一個臨時的住處！當我走進後勤辦公室找陳濤的時候，他卻向我亮出了廠工會關於安排職工臨時宿舍的「書面通知」。
那上面寫道：「由於進入新房的住戶所騰出的舊房已安排完畢，對以後要求住臨時房的職工，一律停止安排。」
「通知」上的落款，又是向雲。真是尋釁者路窄，每每我最迫切需要解決住房時，都是這個向雲同我過不去，究竟是巧合還是有什麼我所不知道的仇恨，使他像鬼似的纏著我？
奉行整人的共產黨人，其用心之黑，整人之不擇手段，我足足領教了四十年。整人不因別人錯不錯，凡是看不順眼的，整倒別人以為快意。整倒了別人還要踏上一腳，這本是中共頭子毛澤東的座右銘，也是共產黨人的最高原則，「與人鬥爭其樂無窮！」嘛！挨了這麼多年的整，我也摸熟了共產黨員的德性。
欺善怕惡是他們的共性，對付向雲這樣的下三濫，只妤使出對付地痞流氓的辦法，就比如我曾在監獄對付監獄官吏和找麻煩的「狗們」；對付鄭樹勛；對付過蔡家場的那個汪戶籍；對付二十四中校長何希濂，以及蔡家醫院的書記王光明等等。中共統治的天下遍地都是咬人的狗，狗性不能以人性理解。
有幾次我都想將向雲攔在廠大門口，當著工人的面臭罵他一頓，以泄心中的憤懣，但反而又一想，現在情況不同了。一來因為我現在在工廠所處地位已不同於一般職工，二來，尚有孔令平精神的美譽，動輒使出那潑辣辦法，有損李倫的面子，他已兩次親自過問我的住房了。我不能為羞辱一個無賴而傷了李倫。
所以對這個流氓我一直採取忍讓的態度，但是眼下我周圍的鄰居已紛紛他遷，城建局的推土機，已經蹲在我們那最後幾座孤零零的房子面前，隨時都像要「剷平」那裡！。
傍晚時，我在外經辦的過道上與向雲對面撞過，聽說他在安排迎接全國總工會的一個來廠視察工作的付主席。便上前攔著他的路，冷笑道：「要不要我來替你向全總彙報一下你的成績呀？」他見我橫眉怒視，語氣逼人，話中有刺，立即虛了膽，不敢迎戰，垂下眼皮，一語不說，繞開了我走了過去。
他剛進去，門裡出來了李倫的秘書小楊， 他一面勸我說：「年紀大的人不要動怒，發火傷肝，對身體損害最大。」一面將我拉到一邊低聲向我說道：「李廠長正在召開迎接全國總工會來廠視察的準備會議，裏面還有重慶兩家報社的記者，你就是有再大的意見也要忍耐一下，等視察完結后怎麼都好說。」
余怒未消的我，恨恨地指著外經辦說到：「這老混蛋欺人太甚」。接著便向這位年輕人，講述了向雲三番兩次阻撓我正當參加分房的經過。
正在這個時候，通向廠後門的石階上，突然冒出了我母親的身影，她在劉啟建的攙扶下親自來找李倫了，眼看我們馬上就要露宿街頭，她實在不能再等了。
李倫已經聞聲在門口迎接了她倆，並且將她攙扶進去，連連聲明：「我們的工作做的差，勞煩你老人家了。」
第二天陳濤電話通知我，要我下午兩點鐘左右去後勤辦公室，參加由李廠長親自主持的關於我的住房問題的會議，參加這次專題會的是本次分房的領導小組組長向雲，付組長王惠，要我準備一下。
與其說這是一次徹底解決我六年之久的分房資格糾紛，還不如說我當著李倫的面，揭穿這一對曖昧男女長期搞的陰謀。早在六年前，因為我向市裡反映了本廠的情況，李友故意通過他倆編造了一個理由，說我在進廠之初就寫過不要住房的承諾，把故意不分給我房子，曲解為我自己為了進廠而不要住房。
從此以後，每次廠內職工的分房都沒我的份。
這一次我要從頭到尾徹底的捅爛這個陰謀！逼著對方在交不出我寫的不要住房的承諾書時，痛快地將他們長期非法剝奪職工權利的陰謀公布在全廠職工面前，逼迫他們承認這是他們卑都的打擊報服。
主意打定，下午兩點鐘，我準時來到了後勤辦公室。
當李倫宣布會議開始以後，我便單刀直入追問道：「在我廠房屋調整中，是王書記和向主席說我在進廠時，曾書面承諾來廠不要住房的書面保證，現在，請你們二位當著李廠長的面，把我所寫的這個書面保證亮出來。」
這突如其來的逼問，幾乎是二人所沒料到的。
其實，在檔案中塞私材科是中共整人的常見慣例。當年在大學生中為了划某同學為右派份子，就曾經在竊取被害人的一句話或一段日記，經過「無限上綱」臆造出反黨反社會主義的「罪」，使好多人含冤幾十年，無緣無故死在冤獄中。
當時很多人就提到「黑檔案」應與本人見面，後來平反當局詭稱這些整人的冤檔已銷毀。然而現在，我有理由認為專汽廠的黨工，又在使用這一下流的辦法繼續整人。現在面對我的追問，老奸巨滑的向雲，迴避正面回答，連忙重申他在李友掌權時，就主張將文星灣舊房解決我住房的舊事。
於是我不緊不慢地把老事翻了出來，從向雲在六年前隱瞞真相，回答區政協主席張文新的來訪，講到分配八號住宅他那蠻橫態度；從85年的分房條例，講到眼前分房條例許多條款的變動，揭看向雲的煞費苦心……
「一個工會主席理應在我廠扭轉虧損的重大轉折時刻，做一點有利於全廠員工團結的工作。例如把工廠暫時的困難向職工們經常解釋，讓他們樹立克服暫時困難的信心；經常深入到生活特別困難的家庭，向他們問寒問暖，解決具體困難；對職工中發生的家庭矛盾及時解決，以免鬧到廠里干擾扭虧大事等等」。
「可是作為工會主席你幹了哪些實際工作呢？幾年來我還從來沒聽」
「舉幾個例子，總工辦的瞿工，老母親因重病向工會借錢，你執意不給；逼著他只好到醫院去賣血；廠裏面的交通車壞了一停就是半年；職工食堂里為了單身職工有一個吃飯不被風吹雨打的場所，伙食團找你批一點牛毛氈你就整整拖了一年……這種事真是太多了」。
「就以我的分房資格，明明是被你們有意剝奪了，你知道我的工作忙，你說，你腦子裡打的什麼鬼主意？我們就真是愚純極點的人，任你把我們當猴耍？」
我怒斥這個一向盛氣凌人的工會頭，使他像一隻失了神的木雞！獃獃地坐在那裡，也許他的腦子裡正盤算著進一步收拾我的陰謀，但我卻並不怕；幾十年我同這些鬼蜮斗，不但練出了膽，還練出了智。
我把話講完，李倫深深地嘆了一口氣，看來，這位仁兄的自信被無情的事實動搖了。他並沒有能力挾著黨、政、工一齊，率領全廠的自願兵。！他那「團結一致」的鋼班子依然同中共下層的普通官僚一樣，攝於他在工人中的威信，玩著兩面三刀，對他採取陽奉陰違罷了！
此時他抬起那顯得疲憊和煩躁的眼睛，望著兩位『助手』發問道：「那麼，你們看，孔令平的住房該怎麼解決？」他今天是有意讓我同兩位工廠的最高頭目當面交鋒的。因為只有這種交鋒才會把平時里二人的陰謀截穿。
兩個木雞在他追問下一言不發，陳濤終於開口了。他建議道：「根據工廠職代會的決定，九號樓留有七套由廠長處理的住房，我建議李廠長可以動用這個處理權來解決這個問題。」
這麼處理既不提過去的事，又解決了我眼下的困難，也給兩個人一個體面下台的機會，以免「傷了」領導班子裝出來一致那點面子，可謂用心良苦。！然而此時，兩人表面不說，肚子里還不知耍什麼花花腸子，同這樣的人共事夠累。
在這種「安得廣廈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盡歡顏」到來的時刻，我們是用自己的勞動來換這個果實的，真正覺得問心無愧啊！看看我們周圍的廠，垮的垮了，有的維持著倒死不活的狀態。！專汽廠沒有這幾年李倫帶領我們拼搏，能在今天分到住房嗎？
所以，我不願接受任何人的特殊照顧，我說「今天，我是要討回黨委和工會長期剝奪我正當的分房權，他們應予公開認錯。然後，按糾正錯誤的名義解決我的住房。這才令人心服」。
不料，我剛一說完，那原先打算沉默的王惠，像被針扎了似的立刻跳起來叫道：「這怎麼行？黨所作的處理，也是組織的決定，是不存在糾錯的。」
死不認錯，整人後不準別人申冤，這又是中共的傳統作風。作為執政黨的中共，若不是被打倒過的鄧小平，胡躍幫替毛澤東製造的冤案收場，誰會為被打倒的地、富、反、壞、右平反？小小工廠黨委付書記不認錯是當然的事。
第三天，《重慶專用汽車廠關於獎勵分房》的條例，由廠長辦公室簽署的紅頭文件，下發到專汽廠的所有科室和車間。受獎的七人中，我排名居第一位，雖然仍是一種變通的方法，卻是創下了這家工廠的首例：我已五十五歲了，才第一次以獲獎的形式分到了屬於我的住房。
然而，若不是全廠員工，在李倫領導下創下這段業績，我的住房恐怕還遙遙無期呢！不過，像我這樣的普通職工，像我這樣的年齡，甚至比我年紀更大的，在毛澤東瘋狂作亂下，沒有自己住房的人家還多的是呢！偌大的中國大地上，『大庇天下寒士皆歡顏』的日子還遠遠沒有到來！
1992年8月，我終於在城市規劃指揮部的通令緊逼之下，在推土機隆隆的催促聲中，雇了一台長安車，匆匆將我的家從菜市街，那四面廢墟的包圍中搬離出來，搬進了陽光充足的，專汽廠九號宿舍一套三居室中。結束了我屈身霉而潮濕的貧民窟歷史，當年我已55歲。
我坐在客廳里感慨萬端，儘管我並不心服這種以廠長名義的獎勵，但我想，農汽廠繼續爛下去，難說我現在還不知道住在哪一個街邊屋角？至於在中共統治下的社會中，我又哪裡同向雲們去爭「公正」啊！
笫七節：專汽大業的破滅
專汽廠能在短時間里「振作」起來，是因為它遇到了面臨破產的危機。破產後，一千名職工及其家屬總共三千餘人擁上街頭向政府要飯吃，是對中共政府一個不安。在這種時候碰到官場腐敗沾染較少的，又有很強運籌能力的李倫，以他拚命的精神和敏銳的天賦，才得以成功地完成「專汽大業」。
一千三百多專汽職工看到了工廠短暫的希望，享受了它的效益，在北碚的街頭不用為幾分錢的菜錢同農民們爭得面紅耳赤，他們又可以在街頭粗聲說話。然而，那些多年「指導」這家工廠的上級機關，卻增長了日漸膨脹的嫉妒心。至於那新聞版頭上，獵取專汽廠新聞的小報記者，又從新圍了上來。
「暴發戶」是機械局的領導們對李倫的看法，他們從來不會掉過頭去看看過去，思考之所以有這種隔世之變的原因。
他們沒有體會到大資本家李嘉誠、霍英東們當時是怎麼創業的？而老是站在中共這個相互猜疑的，帶著嫉妒心和這個政黨根深蒂固的缺乏人性的立場上，來看待創造事業的人。當然，大資本家創業是為了他的家族集團，而李倫也是為了他今後的事業前景！雖然，這裏埋伏著李倫事業一個悲劇性的結尾。
可悲的是，李倫的剛愎自用，使他當時還沒有洞察這個政局的能力，還一味沉醉在一群為他捧場的「敢死隊」迷魂陣中。當時就有人向他提醒過：「你在那個工廠幹了那麼一番事業，一定要傷害一部分與你貌合神離的人，同時，中共領導下的國有企業是沒有前途的，你要多加小心。」
可惜，他在面對朋友的忠言逆耳時，只是一笑了之，而且誇下海口說：「誰能否定我這些年所創下的業績？我一年就可以賺回過去的十個農用汽車廠，誰敢污衊我，他就也上台試試！」
但是，最後終於不幸的被他的朋友言中了。
同當年人民公社豢養一批不做事的公社書記和社長們一樣，國有企業養著一批根本不知道如何管理工廠的廠長書記們。他們擔心的不是企業在市場競爭中的存亡，他們只知道執行上級部門下達的任務，奴才般貫徹一個接一個名目繁多的指示，時下他們只認錢和權。
專汽廠自1987年，換了一個將工廠的事當成自己的事來做的李倫，就能實現每年1千萬等差盈利，成為重慶市（也是全國的）國營工業企業的佼佼者。雖然專用汽車廠的上級對李倫的桀驁不馴很不以為然，但前有李友、孫余等人都一個個敗下陣來，所以對李倫的傲慢也只好忍氣吞聲。
在他任期七年的時間，前四年用來彌補他的前任480萬虧損，從1991年工廠虧損已提前扭轉時，新的辦公大樓落成，新的總裝大樓，新的焊裝生產線陸續投入使用，新的金工車間在破土建立，新的七百余套職工宿舍先後竣工，專汽的職工們搬進了新居。
在辦公大樓的左側升旗台邊，留下了一塊兩米高的大理石碑上，他親自醮著創業的酸甜苦辣，將他的深情，傾注在那石刻的碑文里，那碑文叫扭虧記念碑，上書道：
「公元一九八八年工廠虧損四百八十萬……是時，悲嘆之聲隨處可聞，凄涼之井到處可見，人人思散，能者思走……后經三載，夏曆三伏，冬博三九，一日不徹底翻身，餘一日食不甘味，夜不能昧，終至1991年春提前九個月向世人宣告，重慶專汽從新站起來了……環顧乾坤，古往今來，適者生存，當今之世競爭激烈，改革為先。飽受虧損之苦的專汽人立下海誓，決不重演虧損歷史……前世不忘，後世之師，為後者誡，特立此碑。」
七年前這家資不抵債的農用汽車製造廠，現在已變成一個擁有固定資產2.5個億的大廠，形成了擁有越野和公共汽車兩大類別，五十多個品種，年產值超過五個億的重慶市汽車生產大型企業，成為政法、公安、農業、衛生環保、郵政等二十多個政府部門指定的專用汽車生產基地。
在雲泉路和雲天路的交叉區，原有的那十分沉重的灰色破氈帽，已經在原先荒涼的土地上聳立起一片嶄新的廠房。位於中央地帶的黃色辦公樓，已從它立基的小山包被炸平，原先長滿荒草，停放蘭色農用車的場地上，一幢佔地六千平米的八層辦公樓，拔地而起。
在辦公大樓的東面，一排五層樓房共兩百套帶有浴室和空調的客房，以及與之配套的鍋爐房和餐廳，取名北泉賓館的豪華招待所，以它的嫵媚迎接著到這兒來作客的八方賓客，永遠結束了李倫所住的陰暗潮濕小屋，以及端著飯碗蹲牆角的寒磣日子。
回過頭回憶這片土地上翻天覆地的變化，這片沉寂了幾千年的八萬多平米的土地上，從荒涼的狀態發生的變臉。在驚訝之餘自然會想到這裏換了一屆又一屆的廠長和書記，怎麼就沒人想到在自己任期上作點改變它面貌的創業？
好像這裏就等著這位1.88米的大個子到來后，才開始改換它的舊貌？而今，只有那些不計名利，無聲勞動的建設者們，才十分清楚這一切來之不易。
然而，誰也沒有料到，1993年春天在持續七年的日夜奮戰之後，在一次開到第二天凌晨兩點的會議中，他昏倒在會場上，當會議的工作人員把他從昏倒的椅子上扶起來時，才發現一層厚厚的坐墊已經浸透了他的鮮血——因為脫肛造成的大流血，整整折磨了他一個晚上。
他的妻子、孩子和貼身的工作人員，抹著眼淚將他抬送到重慶醫學院的住院部，他不得不一連躺在病床上三個月，在這期間他仍一如既往的通過他的秘書，關心他一手扶持起來的「專汽大業」。
1995年4月重慶市政府對他個人進行了特別的獎勵，他的名字載入了當時山城創業的企業家——山城之星的光榮榜。並且一次性的向他發給了十萬元的獎金。頒獎時，他表示為表彰和鼓勵為專汽廠的科技進步作出貢獻的人們，他決定將這筆獎金捐獻出來，成立北泉汽車集團的科技發明獎勵基金。
當時黨委書記王惠、工會主席向雲曾代表黨政工領導集團在病榻前發表了「極其動人」的講話，王惠稱李倫為專汽事業之父。錄像的鏡頭攝下了她流淚激動的片斷，當場決定由黨政治處攝製，取名為「逆流奮進」的長篇記實紀錄片，記載專汽廠在他的領導下如何克服困難，扭虧為盈的七年曆程。
這部紀錄片的開場便是李倫在任職時臨危受命的錄音講話，以及他親自參与編寫的專汽廠歌。當我看到王出現在鏡頭，注意到她幾次摘下眼鏡擦去流在眼角的眼淚時，我雖有一種不適的嘔心，但還是半信半疑了她。
幾乎沒有人能理解他所做的一切。然而，正當人們議論他的事業如日中天的時侯。忽然有一天他從病榻上醒來，感到自己其實是幹了一件自命轟轟烈烈的蠢事，他突然感到生命已不能支持他繼續完成他的宿願。
然而，就像一曲美妙的樂曲突然弦斷了一樣，李倫在專汽廠開闢的事業，就此中斷了。
1996年五月一日前一天的晚上，黨政工召開了全廠的職工大會，決定成立北泉汽車集團公司，並同時成立集團公司的董事會。這一夜，李倫帶著初愈的病體到廠主持了最後一次「交權」大會，在作了長篇的工作講話后，便宣布了他的工作交待，接任他擔任廠長的是原汽車公司的一名生產處處長王窪。
會議一直開到了晚上十一點鐘。還沒有完全康復的李倫不知是因為身體原因，還是心理上的障礙，坐在主席台上，燈光映著他蒼白的臉。
散會後，他不像往常一樣被一大群人簇擁，而是獨自一人走出辦公大樓，坐上在那裡等候他的車匆匆離去。我當時只聽說「升任」北泉集團公司總裁的李倫，在專汽廠某個辦公室里繼續在策劃他的集團公司大計。
換班就這麼戲劇性的完成了，李倫再也沒有回到專汽廠來。所謂北泉集團公司，也從來沒有掛牌，專用汽車廠一段「輝煌」的創業，隨著他的離去而結束了。沒有後繼者繼承他事業，專汽廠像一個斷層出現在他任職七年後的一瞬。誰也不會像他那樣拚命，換取這個廠從未出現過的輝煌。
令李傖沒想到的，兩個月後他的兒子李嘉，因套購北泉汽車組裝進口汽車的合格證，被檢察院刑事拘留。那個被一度貶為外經辦主任的陳增，重新由王窪聘為常務付廠長，紀錄片「逆風奮進」停拍，這一切厄運好像早就等著這時到來。
李倫高估了自已的能力，他根本沒認清，在中共統治下，任何有才能的人沒有掌權者作後台是休想干成任何事的！！專汽大業的成功，只說明中共一部份人的主張，沒有認識這點，怎不到頭一事無成？
一個以王惠為主任，劉貴為組長的審計組宣布成立，那審計組的辦公室就設在辦公大樓五樓黨委辦公室對面，開始了對李倫在職期間的財務大審計，審計組放出風聲，說李倫在離任時至少捲走了數百萬公款。她舉著一把檢舉信，聲稱審計室將拿出一個令全廠職工都滿意的結論報告大家。
這種說法，挺合乎中共改革時期企業法人的一般邏輯，所以頗能盅惑人心。現實過程應當這樣：一個在任職期間一無能力的人，把一個企業搞得一榻糊塗后，也要撈足自己的腰包。
有權就撈，過期作廢，是鄧小平中共管理下國營工廠的通行法則，有人把這時期的工廠管理者比喻成一群蝗蟲，蝗蟲飛來飛去，吃完地里莊稼，留得荒涼一片。李倫既把廠搞富了，也有條件撈了，收穫一把也是應該的，要不然，他的兒子也趁他離任機會，連走私車合格證也要撈幾十張？
但是專汽廠的一部份職工們卻替李倫打抱不平了，黃師傅說：「貪財的人不可能把這個廠從死地里救活。再說，李倫就是拿了一筆錢走，他也應該，一份貢獻一份回報。這些年來他把我們這個廠救活過來，工廠贏了那麼多，他得一點也是天經地義的，反正總比吃光了莊稼再飛到他處的蝗蟲好多了」。
而另一部分人，像陳增以及曾在李倫從嚴治廠的刀口挨了宰的人們，別有用心的鼓動職工聯名寫信上告機械局，要求徹底清查李倫任職期間的所有賬目。
李倫被一群小人當成落井下石的罪人。
中共這種令人寒心的官場格鬥，那王惠令人作嘔的變臉，就會想到今天人心不蠱。中共統治令人感到道德處在敗壞的末日！中共的黨員有幾個不是當面是人，背地是鬼的呀！君不見那毛澤東是怎樣對付劉少奇們就明白了。先師楷模沿襲至今，成了中共的黨風！
靠走私進入大陸的小轎車經過倒賣，每車可以賺到二十萬人民幣。官僚集團為了控制這種轎車的分配，嚴格卡住這些走私黑貨的合格證，掌權者利用發放合格證也能躋進中共「中產階層」！
為支持李傖日野生產線所需資金投入，肖秧曾給李倫特批了走私車經營權，以政府名義給每台組裝進口的小車，以每台二十萬，向專汽廠輸入了「資本」。這比之由市政府調撥三個億，簡單又快捷。三個億相當於1500台進口車的組裝權，每一台組裝車充其量只消兩個人裝兩天就成功了。
李倫退休后，正是進口車組裝進入高潮。重慶市大小官倒們像一群蒼蠅，盯著這轉眼就可賺二十萬暴利機會展開了爭奪。他退休以後，進口車的發放權力落到了王窪的手裡，正兒八經的做起倒賣合格證生意來了。這比六年前殷大公子在工廠門口倒買農用車卷，大進了一步。
1996年初，王窪批給成都的經銷主任陳平，一次性出售的合格證就有一百張。這個消息是通過什麼渠道讓李嘉知道的，我不知道。反正，當時已成為北泉車經銷商的李嘉，從陳平手裡一次性買下了三十張組裝車的合格證。
然而，因為暴利太赫人，很快中共派出專人查封和清理走私車。陳平因此而被公安局傳訊。於是李嘉從陳平手裡買下三十張合格證這件事，便成了殊連李倫貪污的「證據」。在這鐵證之下，李傖便由眾口稱頌的創業功臣，一夜之間降為受到追查的「准階下囚」……
人在劇烈的運動中頭腦發熱容易盲目衝動，有時會犯很大的錯誤卻不查覺。等到激情過去，靜下來反省已經過去的事，有時就會發現自己所做的事極其荒唐需要修正，甚至發現基本方向全錯，誤入了迷途，必須調整方向。
李倫在中共特權者階層利益分配的傾軋中落魄，改革開放時，財權歸屬不定的狀態下，這種掠取最後必表現為奪權鬥爭，奪權使他昔日的輝煌歸於消亡。所以他大可不必把個人的失意，歸於某些職工不講良心，普通的專汽職工除了聽命擺布外，充其量也是一些發發牢騷的受難者。
在浩瀚的中國古代文庫中，記載並論述經濟的文典顯得不足，十三經傳了幾千年，無非都是圍繞統治這個題目，以仁義禮信為「宗」，禮樂官爵遵守的制度都沒有擺脫社會關係這個總綱。這是因為中國還處在封建主宰時期，在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條件下，統治階級只關注社會的治和亂。
當辛亥革命給中國輸入建設國家的民主大綱時，卻被北方輸入的共產主義所截斷。三民主義被蒙上了反動資產階級的不白之冤，被趕到大海一個孤島上去了。在大陸所施行的社會主義經濟，是一種獨裁統治下的封閉經濟。中國老百姓在吃盡了苦頭以後，才從新將中國歷史拉回到市場經濟的起點上。不過這種權力支配的「市場經濟」最終滑向何方，大家可拭目以待。
從李倫手中接過專汽總廠廠長位子的王窪，摘取了我們奮戰七年辛辛苦苦換來的勞動碩果，他不僅享受了前任為他創造的條件，還享受了一家富裕大廠法人的榮譽和利益。低能而貪婪的他，很快將工廠管理大權交給野心勃勃的陳增，在陳增的操縱下勾結向雲，王惠這幫專汽廠「舊臣」，把持了工廠的大權。
好端端的北泉廠，在內鬥中兩年不到，就失掉原有的盈利慣勢，到了1996年從新轉盈為虧；這一年這家工廠實際虧損了五百萬，陳增為了怕露了馬腳而失寵。用假報庫存物資，虛報基建投資來掩蓋實際已發生的虧損。
機械局的頭們裝做什麼也沒有看見，因為他們的口袋裡塞著王窪在年底送來的「慰問金」，他們的桌子上，擺著仍然顯示專汽贏利的報表。欺哄行賄，是這個時期國有企業廠長們都會的伎倆，在種種骯髒交易的狗肉上，還要掛「學邯鄲精神，力創第一流」的羊頭。
1996年5月我正式提前內退，結束了我對這家工廠所作十二年貢獻。時年58歲，此時我的兒子才14歲，初中三年級的學生，為了籌集今後給孩子求學的學費，也為了積蓄一點晚年的生活補充，我走上了打工的生涯。
離開專汽廠偶有回廠的時間每次回到車間，工人們都圍著我問長問短，曾在品質處當付處長的肖森告訴我：
「自從你走以後，原來制定的質量法規全部取消，產品的質量實際上無人管束。購車業主，將出故障的車開到工廠大門堵死。他們拿著事故鑒定找廠長交涉，嚇得王窪躲在辦公大樓里不敢出來。堵門的司機們吶喊示威，久而久之，專汽廠的老用戶，都一個個離開了這家工廠，售出的車輛每年大幅度減少，而售後服務忙碌得團團轉。」
他還告訴我最近開往新疆的十台車，因為制動不靈，電器等毛病，不但用戶不要了，反而叫專汽廠自己開回來，這麼發生的往返路費，修理費就上了好幾萬。說完以後，便沮喪的搖頭說：「今年虧損預計已超過千萬，我看，工廠是沒法再維持下去了。」
第二年夏天，我回工廠經營辦公室辦理我的退休手續，碰到了戎露，她正在辦公桌上翻閱一大疊我當年起草的，而後又被陳增打入冷宮的質量管理文件，她見到了我，好似見了久別的師長。連忙請我坐下，端上一杯開水后，問我離廠后在那裡工作，還詢問李倫現在在幹什麼？說大家都希望我們再次回廠。
我回答道「世上並無救世主，李倫也好，王窪也好，只要心存事業，都能振興工廠。」說著順手翻了翻桌上堆放的文件發問道：「近來工廠的經營狀況還好吧！」她搖搖頭說；「自從你走後，產品質量基本上就沒人管。
她還告訴我：「因為工廠重新出現了虧損，市機械局最近還派了一個工作組，審計了陳增，沒幾天陳增也下台了。王窪眼看著車庫裡積壓了幾百輛車賣不出去，一面召開廠務會，決定重新翻印過去你所起草的管理辦法，和質量考核的經濟責任制，由總師辦整理后，重新頒發執行，並令總工程師督行。」
聽到她的介紹，我心裏很平靜，六十歲了，深刻體會「天命」不可違抗，陳增以為人意可對抗客觀規律，為拔除眼中釘而廢了全質辦，從此專汽廠再也不會出死心眼的孔老二！當年唯一想得到一個堂堂正正的名，通過自己的努力，得到我們應當掙得的房屋和待遇而已。
現在我們的退休金可求溫飽，住房也有了，我們還圖什麼虛名？何況接替李倫的是一些肖小。李倫所提倡的敢死隊精神，成了笑話！現在還有誰像李倫那樣傻干啊？面對戎露期盼的眼光，我只有笑而不答，這正是：「一曲新辭酒一杯，去年天氣舊亭台。夕陽西下幾時回？無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識燕歸來。」
陳增因免職引發專汽廠的一片譴責，兩年後，王惠也灰溜溜退休了，當人們用解嘲的口氣問她「李倫的問題，要到什麼時候才會給全廠職工一個滿意的答覆？」時，她只好苦笑而不能回答。
而那個被撤了職的李小兵，在王惠退職時向她家打了電話，恭喜她終於從書記的位置上退下了，願她不要再像任職時瞎整人了。聽到這公開的奚落，她也只能當成一瓢潑向她的污水。這真是「空嗟覆鼎誤前朝，骨朽人間罵未銷」。人何必爭高低！任何是非曲直自會得到公論。
從1995年王窪接替李倫后，專汽廠從新被虧損纏住，1998年，盧瑞接替專汽廠后，2003年虧損已達一個億！1990年李倫在「扭虧紀念碑中刻下的誓言，終於變成一代創業者留下的一廂情願！一個從虧損開始創下三個多億的大型國有企業，由重慶市政府坐東，以五千萬的「跳樓價」，出賣給了重慶市一家私人摩邦立帆集團。重慶專用汽車廠在這塊土地上掙扎苟延，直到消失。
盧瑞這個紈絝子弟，便在中共市政府庇護下，靠「賤賣」這個大型工廠的昧心回報，換來老闆尹三的嘉獎，在力帆公司謀到了一個付總經理的頭銜，拿著年薪十萬的報酬。進出有轎車，有豪宅，過著老闆生活。
而賤買專汽廠的尹三，根本就不想在這塊土地上，繼承專汽廠有過的雄風。從盧瑞手中以五千萬買下這片黃金寶地后，便迫不及待向北碚區政府以四個億的價格，準備將它們拋售給北碚房地產公司。
可惜，這私下的買賣尚未成交，就遭兩千專汽職工群起反對，紛紛上告市政府，迫使尹三暫時沒能得逞！當然這都是中共某當權者背後在搗鬼。
經過盧瑞的穿梭，條件談妥，專汽廠『改制』鬧劇於2003年拉開序幕。所謂『改制』便是處理原國有制的職工，其退休部份已交給「社保」，有一口餓不死的飯吃。沒退休的拋向社會。
於是以人員超編為借口，重慶市政府以七百元一年的低價，買斷了最後七百人的工齡，當然，在面臨生存危機時，被解聘者可以奮起反抗。可惜中國人的醜陋，使他們像一盤散沙，不能團結一致，只好凄凄惶惶各奔生存之路。
這使我聯想到中世紀時期，英國的農場主為了獲取暴利的目的，將世代依附土地的農民驅逐出他們耕作的土地，並將這些土地變成種植草場的牧場。因為他們看到在土地上圈養羊群所得的利潤，遠遠高於農奴們種植糧食。便演出了一段羊吃人的歷史悲劇，史稱「圈地運動。
被逐出工廠的職工們，猛然由『主人』地位，跌進了出賣勞力的深坑。專汽總廠的職工從此流落街頭。
我的一個鄰居，譚某因家庭經濟拮据，夫妻離婚，如果不是李倫當年為她的父親留下一套房子，她將帶著年僅九歲的女兒流落街頭。
專汽廠只短短存活了十年，李倫為此所付的一番心血便告消失，他立的扭虧紀念碑被後繼者盧瑞推倒打碎，成為行人腳下的碎石。寫在大門立柱上的志願兵敢死隊精神，變成了人們茶餘飯後的談資。
每想到當年沒日沒夜的「拚命」，就在我的心頭湧起對這種傻勁的羞恥回憶。現在只有大倫時代留下的八百套住宅，才在這些住房裡棲身的職工心坎里，留下一點紀念！
問到失去工廠的幾百名職工，為什麼被盧瑞這麼輕而易舉的賣掉？
需知，李倫創業時，同樣的地盤上依靠一千三百名職工，在這裏建起了專用汽車廠。並創下了每年盈利四千萬的成績，就可以明白，人多並不是企業衰落的理由，其實盧瑞只是中共「改制」新花招的小小槍手，毛澤東從乾爸史大林那裡搬來的國有制行不通了，又變了一個花樣，吃苦頭的還不是工人！！
寫到這裏的時候，正好發生了我所在的重慶專用汽車廠現任廠長李安林，被人在辦公室里暗殺的事件。
那一天，他的妻子在晚上十一點鐘見她的丈夫遲遲未歸，當天下午又沒有打一個電話回家，以為他手機沒有電了，於是從家裡帶著充電器，到他的辦公室里找他。一上丈夫辦公的二樓，整個樓層黑壓壓的一片，靜悄悄的。
打開過道的路燈，走到丈夫辦公室的門口，見門是虛掩的，黑壓壓的屋裡沒有任何聲音，順手打開室內的照明燈，眼前出現的場景使她頓時嚇蒙了。
她看見她的丈夫倒在他的辦公室沙發前，地上的血已呈黑色，身體已顯得僵硬。看來，已死去半天了，連忙戰戰驚驚地喊醒樓下值班室里的值班保安，據保安說他是下午六點鐘來接班的，並沒有發現樓上有異常響動，立即打電話通知了「110」，李安林身上被砍十一刀。
李安林被殺的消息迅速傳遍了十一幢家屬樓，人們議論紛紛。
李安林被殺第二天早晨，便有人告訴了我，與我們這幢八號樓只有一牆之隔的專汽廠大門邊的露天廣場里，正在搭造死者的靈堂。
自從97年我退休以後，至今整整八年了，前幾年還偶爾去總裝車間去一趟，多是受買車的朋友所託，要我選一下他們所要的車，近四五年，我已完全不進廠了，嚴格的遵守「不在其位，不謀其政」，雖風聞王窪繼任專汽廠廠長以後的種種無能，也是當了耳邊風。
後來與我同是這七套獎售房的得主，搬了三戶出去，其中兩家搬進了在雲泉路口，新建的一幢每戶佔地兩百平米的樓層式「豪華」住宅。我感到奇怪，有了住房本該滿足，緣何想好還要好，佔了一套又一套？
殘酷的事實擺在專汽職工的面前，自從李倫離任以後，任何由官方指定的人沒有人讓它在市場經濟的浪潮中站穩腳跟。從王窪、陳增、到盧瑞僅花了五年，三個億的資產，便被繼任者虧光了。
短短十年的專汽大業就這樣謝幕了！！
（待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