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1年1月2日讯】【编者的话】《血纪》记述了大陆一名五十年代的大学生孔令平先生，被打成右派而下放四川西部甘洛农场，在劳改农村二十年的血泪历程。《血纪》一书完全可以与前苏联作家索尔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岛》相比。小说《古拉格群岛》反映了苏联人民在斯大林统治下的血腥恐怖让人触目惊心，而《血纪》则完全是以孔令平先生的苦难经历为主线。这条主线也是毛泽东祸国殃民的编年史，更是陈力、张锡锟、刘顺森等先烈的英雄史诗。书中人物众多，文笔朴素，使中共监狱的惨无人道和烈士的壮怀激烈跃然纸上。
孔令平先生在本书前言中说：“当这本书有幸与你相逢时，让我们珍惜这种来之不易的相识，为融化中国专制主义，建立中华民主而共同增加一把火。”下面请看长篇纪实连载《血纪》。
第五章：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第五节：李伦的两手
正当他为这家濒临绝境的国有企业开刀时，他的同僚们无不权巧取豪夺，使自己囊中的票子，儿子，房子在任职期间三丰收。没有机会巧取豪夺的人，也会本着得过且过，能捞就捞的态度，捞不到也不会拚命，能维持工厂不死不活就是好厂长了。
老天满足了这位大个子的期望，在1988年平过以后，1989年经营决算告诉他，工厂当年实现了四十万元的利润，连续亏损几年以后第一次盈利，对他不能不算是一个事业上的成功。
这一天恰逢工厂建厂三十周年大庆，为了庆祝这一大捷，也为下一步盈利创造精神上的条件，他组织了一次盛大的厂庆游行。游行队列从厂门源源不断列队而出，穿过云天路、中山路，浩浩荡荡的队伍占据了北碚的主要街道，然后绕道人民路返回。
他兴高采烈站在马路的十字路口，不断领着队列的拉拉队喊口号，唱着由他谱词的厂歌。殊不知职工们并没有积极响应他，游行队伍在从人民路回归的路上就自动散去。
当他兴致勃勃在工厂后门迎接归来的队伍时，却剩下稀稀拉拉的少数人。领队人说各有各的家，有的要回去弄饭，有的要照应孩子。
中午大家散去时他一再给大家打招呼，下午按往常一样上班。
下午三点钟，他独自站在黄楼最高处临窗向下眺望，这时秋风倦刮着梧桐残叶，满地都是。也许因为自己的妻儿一个也没在自己身边，一种莫明的孤独和悲哀在心头油然升了起来。……游园会虽然进行了，但参加的人极少，工人们并不理解他的巴顿式激情。
第二天早上七点钟他便站在厂大门口了，为了组织和整顿这支亏损“溃军”，他曾三令五申整顿迟到旷工现象，规定凡上班迟到早退者一律由门岗登记，当天在黑板上公布。
恰好这一天八点半钟了，上班时间已过，还有人稀稀拉拉从街上窜进厂门来。他阴沉着脸责问门岗，为什么不对迟到者进行登记？那门卫却用藐视的口气回答他：“你身为一厂之长，站在这里却奈何迟到者不得，我一个小小门岗能管谁呀？”这回答激怒了他，当即把劳人科科长叫来，把顶嘴的门岗撤了。
当场他拦住了一个刚刚来上班的年轻人，问他知不知道工厂劳动纪律的新规定？可那年轻人傻乎乎回答道：“我不认识你，你管谁的闲事，那么宽？”一大堆围观者哄然大笑，还替这年青人辩解说：“他是新来的”，令他感得孤单失助。
过了几天，党委办公室电话通知他，说市机械局党委要他到局里去一趟。晚上回来时，他的脸上黑沉沉的，看来不知又受到上级的什么“规劝”。
晚上，我在他的卧室里与他单独交谈时，他拿出一份复印的手写文稿，递给了我，我接过一看，封面上的标题是“创业者忧思录” 付标题写道：“活着难道比死去更烦恼？”并签上他的名字。
这么快就止住了工厂习惯性的亏损，还实现了略有盈利的惊人成绩，上上下下都有很好评语，本应使他高兴，怎么反而使这位创业者如此悲叹起来？
回到家里，对这篇文章细细拜读。现不妨摘抄于后，以飨读者：
“……创业者的孤独往往比常人更深重，创业者活的极苦，最累者无非心扉宇宙里的重重重压，……积郁下的苦恼，使人到了无话可说，也就到了苦闷的低谷。是因为不堪重负才华发早生，在热望中的失望才形容憔悴？……
所幸人生一世也不一概心如止水，也有心扉的一角在欢笑，在爱和恨。其间也有万夫莫敌的暴发力。如此来到烦恼的人生，应作些有益于人类的事，于是有了春波荡漾，才有极端的物我两忘，才有无我的奉献，才有公而忘私弃家不顾之举，才有不识人间烟火的愚人之称。”
这开头语说他极痛极苦，虽没有说出苦在何处，痛出何因，宛如受委曲的孩子受人欺侮而又无法说清欺他的人是谁一样，对比他的行动与心情似不相符。我想创业犹如一把锋利的刀，在大业初成时所向披靡，但就在这个过程中却渐渐的磨钝，磨钝的过程就是一个痛苦过程吧。
不过大个子的人生价值和善恶标准，细想起来却含糊不清，含糊的人生价值观和朴素的人性爱憎，并不容易恰当的配合默契。但内心的悲哀，没用虚假的东西来掩盖，以欺人之谈蒙骗世人和社会，说明他良知尚存，向人倾泻内心，令人可亲可爱，这一篇他用了很大篇幅呼唤着理解。
呼唤理解，其实就是呼唤人性，在今天，理解的稀缺，正是人性泯灭的表现。不过，难道李伦真不明白，人性在我们的社会中，是被中共几十年摧残而泯灭殆尽了么？他看问题的浅近，使他行动发生盲目，每遇受挫折而产生的悲哀，成了他‘得不偿失’的兴叹！再往下看－－
“怪物，一个飘忽不定，却与人类的存在同时出现的黑色怪物，我们不知道其称谓，姑以阿Y呼之，创业者足迹所到之处，阿Y都漂然而至，形影相随，阿Y毕生追逐创业者，不置死地难以后快，此属命定，姑妄看之。”
“创业者立誓舍弃一切，参与挽救破产企业，阿Y却说，这些人另有所图，不然那有的这么傻？”
全文以阿Y的十六种非议来揭示“守旧势力”的阻绕，以自己推行“新措施”所处的尴尬来描述创业者的艰辛，最后以这样的一段话作全文的结尾：“所不安者只是哀怜造血者的血色反而苍白，补天者的天职累遭诋毁而已，专汽人啊，专汽文化的继承和发扬似比愚公移山还难，路漫漫其修远兮”。
大个子以他的理想主义设想了专汽文化，以最常见社会主义文化表现，来描述芝阿Y的种种非议，在常人看来似乎是无病呻吟，唤不起他想唤起的人性同情。专汽文化是他的理想主义，还是一种在现实中本来就没有的东西？
在我看来他呕歌并需要建立的东西，早就被市俗的不伦不类，例如懒散、自私、欺诈弄得来面目全非了一。
因为人们还没有理解，怎谈得上接受？连接受都不存在，继承和发扬就只是写在纸上的东西，对日常老百姓的挣钱吃饭，这种普通行为硬套上某某文化就简直是多此一举。
他的专汽精神，好像有一种口号标语的毛病，经不起挫折，因一个员工和他顶嘴而产生那么多的感慨。所以他的拼搏让人难以理解，恶意者把它当成另有所图的障眼法，说他像演戏一样。说他无病呻吟，装腔作势。
然而就比如一场恶战摆在统帅面前，他必须想出让人冲锋向前的激劢口号，例如“不攻下某高地决不收兵”、“与阵地共存亡”、“誓死血战到底”之类！除了万不得已的杀身成仁，那也是名垂千古死也值得的。
不过，按照中国国情，他的事业注定成功不了，他的悲哀注定在他的性格之中，被人无法理解，只好任人肆意歪曲了。中共腐败的政治制度，永远是他不可逾越的障碍，使他产生哀叹的日子还在后面呢！
不过，从这种矛盾百出之中，他能总结出一套专汽文化，确是他才华的表现，虽然他对各种阿Y无可耐何，但他终于以他的坚韧不拔的精神，把各种类型的人捆在一起，驾驭他们。让他平时最看不起的党委书记和工会主席也听从他的指挥，当然他也同样付出了耐心，容忍他们的装腔作势。
有时还必须用最腐败甚至为人不齿的手段，去迎合政府里一个决定工厂存亡的小吏所提出来的要求。总之戏台上要求演员的一切，他都必须具备并要得体的表演出来，同时还要将自己的人格一齐加以扭曲，而扭曲自己做不愿干的事是一件十分痛苦的事，虽然他并不承认。然而旁观者亲，若要细问他为什么要这样做？那是连他自己都无法解释的。
他只有在十分冷静的反思后才能写出“创业者忧思录”这种内心独白，那独白中的空虚，正好反映出他的盲目性与现实的冲突，这些冲突是他自己不能回答的，也许这正是他被统治力量利用之所在。
当然，就像一个学生寒窗十载，在毕业考试中获得了优良成绩，得到一张从事某种事业的毕业证书，他也利用这个机会变成了中国的富有者。
后来的事实证实了这一点，在他告退后，利用同市里的关系和自己开创专用汽车厂的名声，经过几年努力，从经营外国进口的组装车积累了自己的资本，在商海中升级，最后成为一个拥有上百万资产，经营一个以房产开发和旅游休闲的中型农场。
但是，当年正在为他个人事业打基石的时候，他必须对工厂作出贡献：在经营上打开销售渠道后，必须打开生产不出产品这个瓶口，他清楚打开这个瓶口，首先要砸烂低工资的“铁饭碗”。然而真要砸烂这个已经吃了几十年的铁饭碗，却并不容易。
习惯计时工资，混天日的社会主义企业的主人公们，对“计件工资”历来采取抵制，得过且过的工厂管理人员，被推到了这个矛盾焦点上，他们在办公室泡茶过日的安闲日子被破坏，并且还要面对习惯势力控制的工人们。
“忙”和“风险”使他们对李伦产生反感，工时定额的不公，使定额偏低的工作无人去做，强制性的分配使工厂管理层与工人发生直接对立。
于是生产任务受着那些定额偏低的工作阻碍，成了一个又一个的“瓶口”，工时定额的压力使劳动者自然趋向于只图数量不管质量这种惯性，而质量又往往成为用户最为敏感的东西，人称质量是企业的生命。
数量与质量的矛盾，工时分配不均的矛盾，夹杂着老厂自然形成的亲朋戚友关系网带，人与人之间这种，“权”“钱”“关系”的复杂角逐，令他举步唯艰。
计件工资施行以后，使本厂职工中留在生产岗位上的“第一线工人”人数越来越少，稍有“关系”的凭着父母亲友的帮助，拚命钻向无定额的岗位。这同官方公布，中国吃皇粮人数在国有企业中要占一半以上的比例相当。
而农村中大量剩余劳动力，填补了这些空虚的劳动岗位，工厂出现了越来越多的雇佣工，各类非工时人员充斥了各个办公室和库房，除了相互扯皮发生“内耗”消磨掉工厂活力外，难以再发挥他所希望的“志愿兵”精神。
一张报纸一杯白开水渡日这种现象，使他试图用一次一次“岗位培训”，“待岗”来精减那些人浮于事的办公室和车间。结果又伤到了工厂里层层交错的关系网，而招致了“党”“工”两大巨头的反时，于是三驾马驾辕的工厂中枢中。只得靠他那高大的身材强制大家一齐行动，使他事必恭亲，劳累至极。
计件工资总算在他的竭力主张下，排除重重障碍推行起来。然而推行计件工资的直接后果，便是粗制滥造，为产品质量而发生的无穷无尽的扯皮多得令人心烦。
每次发生重大质量事故，李伦便亲自和我一起召集现场质量分析会。一辆汽车从原材料进厂到总装成一台成品，从底盘组装到车身制作，从油漆到总装配，成千个工步，问题出在那一个环节？ 若对每一个环节不熟悉，对事故不深入调查，事故的责任绝难准确判断。
李伦把事故的处理权交给了我，使我感到就像捏着一个烧红的炭园。最难的是，事故的责任究竞落实到谁？每次质量会都会招来无穷的扯皮。
于是我成了工厂的磨心，产品的质量是来不得半点虚假的，它必须奉行真正的‘人性’。这与奉行毛泽东的假、大、空是无法并存的。
不过，在专制统治最后解体之前，独裁者所奉行的文化没有被公开批判之前，“人性”的解放还在艰难中挣扎，处处受到排挤和压抑。
一位署名周炎来的作者，在厂长办公室出刊的‘每日谈’的刊物上，发表了一组‘孔令平精神’的讨论文章，目的在排除传统观念的阻力。不过作者似乎把他所写的对象写得太悲观，悲观得有些过了头。文中把‘孔令平精神’说得那么孤立无援，比成衔石填海的精卫鸟。但我明白，这就是李伦领唱的歌。
这就是他提倡的专汽文化所赋予丰富人性的底蕴。当他在中华大地上这么一个小小角落里，为挽救一家早该淘汰，即将伴着旧体制殉葬的企业拼搏奉献时，人们花费在精神上的折腾要比耗费的体力多的多。
1990年下半年，借助于李伦对我的“关怀”，我终于从当年工人都不愿去住的文星湾的破旧四合院中，搬到了离工厂大约只有两百米的菜市街。虽然是新居，入室仍要弯腰，口袋式的小屋依然阴暗潮湿，地处菜市，环境复杂而肮脏。
但新居离厂近了，孩子的读书以及我上下班就方便多了，用不着再背着他上下班。加上烧的是天然气，避免无烟煤的污染和毒气。
当时工厂新的职工住宅还正在平地基，职工住房依然是那么紧张，大部分职工仍挤在陋室破屋之中，所以我只有知足的余地，知足者常乐。看来，我们的窘困将随着李伧的成功而成为过去。
在搬进菜市街的新居之前，我向后勤科要了几袋水泥，将潮湿的地面重新铺垫过，几张牛毛毡将破烂的瓦面重新遮盖。幸好，我习惯了用自己双手改善自己的寒窑。在这陋屋的顶上留着一处通气的天窗，口袋屋便是凭借着它流通空气！每当夜深时间，天上下起绵绵细雨，经风一吹，便从那天窗处浸下雨滴来。
黑色的雨滴打进我迷朦的梦中，打在我的脸颊上很是难受，仿佛秋雨也要借着黑夜给我奚落，如像一个高踞在豪华大厦中的权贵，向我的脸上吐着唾沫，心中一阵恶心。惊醒后，我很快联想到白天，因为车身焊接不良同冷作车间的主任争论不休，或者为错装了真空助力器，而将工人训斥一顿！
便觉得那份“认真”劲确有点唐.吉柯德。便自叹何必争此你强我弱，因此招来诸公们“打倒孔令平”的喊声！的确是自找麻烦了。
顾影自怜，我已经年过五旬，被专制独裁折磨了大半身的残躯，还蜷缩在这“冬来似冰窖，夏日如火盆，雨中觅盖瓦，风里倚围栏”的陋屋之中，想到这里，我会独自悄然坐起来，在伸手不见五指的黑暗中发呆。
侧耳听妻正在打着雷鸣般的呼噜，孩子那显得焦躁不安的翻身，他那掀开的被子掉下床来的响声，使我悄悄站起身来，摸索着在漆黑里悄悄进里屋给他盖好，再深深亲吻他的脸蛋，好象唯有这种爱才在我的心中熨上了欢乐。凝眸良久，再回到我那被雨水浸得潮润沾手的床上，蒙头而睡……。
所幸人有睡眠，睡眠伴着忘却使那积郁在心头的悲凉，连同白日沉积下来的劳累在沉睡中消散。大抵因为这黑屋太不能遮风蔽雨，我在这段时间夜里常做恶梦，经常回到那盐源农六队的高墙内。把过去三十年的故事，从我大脑中太深太深的沟纹里重新翻印出来：
因为偷拔了一个萝卜，当兵的用枪尖逼着我连荫带泥一起嚼到肚里；因顶撞那张棒棒，我被捆在大黄桷树下学老鸦叫！仿佛就从来没有获得过自由似的。唉！我们这不幸的一辈人能够平平安安地生活，而不受噩梦干扰就很幸运的了。
在中共刻意的扶持下，李伦的事业蒸蒸日上，随着亏损的扭转，专汽厂从1990年开始，利润呈现了大幅度的增长，强烈的商战意识是他成功的重要因素.他把工厂成员公开称为克己奉公的志愿兵，攻坚闯关的敢死队。他的口号是“进攻”。唯有进攻，工厂才有生存的空间；唯有进攻我们才会获得进入国际汽车工业的机遇。
他还用其它人几倍的精力，晚上开会运筹必至十二点过,他说晚上十二点钟属于正常的工作时间，因为“人在此时头脑最清醒”。刚刚在会上做出的决定才几个小时，第二天早上八点钟他就已经站在工厂大门口，向每天早上参加碰头会的付厂长或者主管干部们，询问他们对昨晚布置工作制定贯彻的计划。
商机意识正是国有企业的那些不知产权归属，上级指派的厂长们所缺乏的东西。专汽厂凭借着这点，脱颖而出了！
久而久之，他成了工厂的一部动力机，不过这动力并不出自国营企业，而是发自他个人的。虽然他在各种场合都以党政工集体的名义，并称为志愿兵和敢死队精神。然而他比谁都明白，他的事业心并不会感染工厂里由上级部门指派的原班人马，这正是他在忧思录之中所发出的种种悲叹的原因。
他“自诩”的党政工领导班子，是一块只能应对上级的招牌。不管他在玩傀儡戏也好，或者他常常发牢骚说是挟着他们一起前进也罢，他在完成各项扭亏部署时只能满头大汗，疲惫不堪！不过由于他个人能力，使这个厂很快扭转了亏损，实现了李友规划了几年的改变产品结构梦想，便是事实。
市政府卸下了一个多年都有工人去找他们麻烦的包袱。所以，不管他怎么搞，机械局的领导对他怎么另有看法，但宣传的媒体仍竭力的吹捧他，他在工厂里树立了绝对的权威，人们管他叫“天牌”。便可以证明他在这家工厂不可替代的地位。正因为这样，也就不会有后来继承人来延续他的事业，因为这些是国有企业无法产生的。
1991年5月，重庆市政府组织了一次有关汽车的赴美考察学习。由重庆市各个主要汽车制造厂长们参加，预计学习两个月，他成了这个考察团的成员之一。
工人们戏称“天牌”要出国两个月，大家可以轻松一下，反映出他的独柱支撑的局面。！那时，新开发出来的越野车卖点正好。临行时他关照五一期间虽放假，但生产不能停，总装、油漆和车身制作按照轮班休息的原则，照常上班。
扭亏以来，每逢假节日都要应生产部门需要，指定检验人员现场跟班，检验科于是便没有了星期天，这种一年三百六十五天没有星期天的工作，是这段时间国营企业也是绝无仅有的，我也养成了习惯，就是大年初一我都要去车间巡查一下，以便协调发生的临时需要。
4月30日，李伦由厂办派的专车送到机场，正巧这一天晚上下了一夜大雨，一直下到五月一日早晨。八点左右，我撑了一把伞，从菜市街向工厂的后门走去，到了办公室，雨停了，我放下雨伞，径直向总装配车间走去。
今天与往常的“节日”显得不同，除了厂后面新的办公大楼还在忙碌着扫尾工程，整个厂区静悄悄的，连通往车身制作的过道也不见人影。“天牌”不在，小鬼偷闲了。今天是国家规定的大假，别说八点钟没人上班，就是全天无人上班也是正常现象。
当我穿过通往总装车间的过道,向总装车间的大门走去时，我突然奇怪的看到，大股流水正从那十米宽的车间铁门门槛上向外翻涌，并且顺着那天桥过道的两侧，像瀑布似的直泻而下。
“不好！总装车间里面怎么会关着这么多的‘雨水’？难道总装车间屋顶漏雨么？”我被那大股的流水惊呆了。顾不得大水的阻拦，脱了雨鞋，挽起裤脚，踩着齐脚背的积水顺着那天桥过道，向大铁门淌去。
总装车间的大门紧闭，门锁锁在大铁门的铁栅上。我走到铁门前，扒在铁栅上向里张望，只见沿着车间外廊上长六十米的生产线旁，均布的五个洗手槽上，水正从四十个水龙头向水槽里猛灌着。然后从灌满的水槽里翻过槽壁，向车间的地面上直泻。整个车间的地面已经积着大约有一公分厚的积水，满地漂浮着包装零部件的塑料袋子和泡沫块。
当我的眼光扫向车间中部三个通下一层库房的升降运输口时，车间地面的积水，正朝三个洞口向着下面大库房猛泻而下。我急忙侧着身，扶在天桥的铁栏杆上向下望去，下层库房的铁门门槛上也如这总装车间一样，昏黄的浊水从纤子门缝里涌出来，溢过二层楼的天桥过道，翻进了最底层的冷作焊接车间。
情况已经十分清楚，北碚水厂的自来水在五一节前一天晚上，“洗劫”了我厂总装车间，零部件总库和冷作车间。
总装车间被水淹没的损失，比起下面的总库房里面淹没的损失还算次要，总库房里堆积的价值上亿的配件和物资，平时都要保持严格的通风和防潮的措施，以确保防锈防霉。现在这些物资全泡在浩浩黄汤之中。
底层冷作车间配置的电动工具、焊机开关都泡在水里，构成了人身触电的巨大危险。想到这严重的后果，我抬起头，向四下张望，在过道上没见到一个人。
看来昨天晚上，夜巡值班的门卫和巡视警没有人来过这里，情况使我顾不上多思索，我急忙三步并作两步赤着脚，顾不上穿鞋便向办公室跑去。抓起电话，先向李伦的第一助手，常务付厂长陈增“报警”。
“嘟嘟”！那电话响铃响了十余下之后，话筒的那一端传来 了他睡意惺忪的回问：“谁？”他大概才从床上爬起来，问话语气很弱！我向他报告了总装车间大楼、总库房、以及冷作车间全部遭淹的情况。
可我还没有讲完，电话的那一端就被不耐烦的语气打断：“别大惊小怪的好不好？情况不要讲的那么严重、那么夸张好不好？”
陈增早在我进厂之初，一次去医务室看病的机会，我便认识了此人。那时我在二车间，上班看病本来就不合工厂规定，心想赶紧看完病，好回车间上班。医生桌前已排着三个人，陈增正好排在我的前面。轮到他，啰里啰嗦向医生讲了足足二十分钟的“病情”，其中拉扯了许多与病无关的闲话。
好不容易看他接过医生开的处方，不料门外涌进他的爱人、女儿和女婿，插着轮子依次问诊。我只好耐心等着他的家人一个一个看完，看看手表，足足耽误了一个多小时，一家人才离去。
李伦担任厂长后，大概被陈增表面冷静的表象所蒙蔽。在向云推荐下当了常务付厂长。殊不知这陈增上任才一年，便私自窜通劳人科管工资的刘丰，在年终呈报工资报表时，篡改了自己的工资档案，私自晋升了一级。可惜，事情很快被察觉，陈增受到了李伦的严厉训斥。
过了不久，又发生了陈增同销售公司总经理老婆私通的丑闻。为了替这个钢班子遮丑，李伦暂时还将他留在常务付厂长位置上，向全厂职工封锁了他的斑斑劣迹。不过，尽管他表面装得道貌岸然，老成持重，尽管他熟悉上层领导的脾气，而将这种关系处理得很好。但可卑的行为已使他暴露无遗。
现在，听到他这种无理、无责任心的回答，我可绝对不示弱，语气一下子变得强硬起来 ，向着话筒吼道：“你是常务付厂长，李厂长刚走，工厂就出了这么大的事情，你怕不好交代，现在灾情严重，现场又没有人，你必须立刻到现场排除灾情！”我几乎在用命令的口吻向他吼叫，说完将电话重重地摔在电话坐机上。
我第二次重返库房时，库管的总负责人肖芳正踩着积水，打开库房大门，那积水从门中汹涌而出。整个库房已经汪洋一片。大股的水还在从升降机运输口中直泻而下，进入库房的水柱正好冲在装着零件的纸箱上，打得劈啪作响。库房里的配件像落汤鸡似的呆呆地伫立在黄澄色的污水中呻吟。
望着那从上面灌注下来的水注，我想现在第一件事是打开总装车间大门，立即关掉还在继续狂泻的几十个水龙头。！便朝楼上冲去，此时，值班的保卫人员已闻声出现。正从侧面的栏杆上爬进车间的侧窗，翻进了第一个窗口。两分钟以后自来水的龙头一一关掉，车间和库房开始缓缓的退水。
半个小时后，陈增和卢瑞到达现场。库房门口聚集了十来个人，正在用桶和碗将库房的积水向大门方向向外拂！看他们的样子狼狈失措。我在门口喊了一声：“赶快把淹没电器的纸箱抢出来，不要堵在一个口子上打拥堂！”我这么一吼，其实是代替了陈增在指挥救灾。而他直起腰来白了我一眼，并没有理会我。
想到刚才他在电话中那轻蔑口气，便不屑挤进去，免得他又认为我在贪功邀赏了。转身，绕过盘道向楼底走去，那楼底满地已汪洋一片，库房的积水渗过预制板的缝隙，还在不断地泻到排列在车间中的铁皮车身上。
而焊接的电插板好几个都泡在水中，发出噼啪的火花，从浙江招来的冷作工在水中工作了。看到这情形，我想他们随时都有触电的危险，便冲他们喊道：“不要命了么?马上关掉电闸，暂停工作！”电闸关上了，车间里静寂一片。地上的积水在寂静中向四周溢去，从库房上面漏下来的水也渐渐减少。
十点钟，整个总装大楼的水算是退去了，太阳也从浓浓的云层中伸出她火红的头。总装车间和焊装车间暂停工作，打扫积水，清理配件。唯有总库房的库管工们正忙碌着将沾了水的内饰和坐椅以及装着电器的纸箱，往库房外的运输过道上搬，让它们照照太阳透透气。
陈增们已经离开，一场抢救水灾的事故平静下来。我望着那些堆在运输过道两侧的水淋淋的纸箱，心中暗忖损失少说也有几十万，造成水灾的直接责任人总装车间的负责人，是否受到追究，我不知道，也不打算追究这些李友的骄子。
只是在这一周周末的生产调度会上听他声明说：“4月30号上午水厂就停了水，我们车间没有接到任何停水通知。那天下午休息，除了几个加班的工人都没有上班，这些水龙头一定是工人忘了关上，晚上什么时候来的水没人知道，因为第二天是五一节放假休息，当天晚上下了大雨，再没人回过车间……”
经他这么一说，水淹总装车间的责任,应由与专汽厂无直接利害关系的水厂来承担，而与本厂和他本人不相干。经他这么一讲，坐在会议室主持人位置上的陈增未作任可追究。
我坐在会场中间，心中想到李伦经过多少日日夜夜，熬更守夜所挣来的这份家业，还没等到结果就呈现解体的微兆了。他刚一转身，放假不休息的规矩便守不住了；车间主任的责任制也不执行了；工人都再不轮流加班；库房管理制度乃至警卫人员的职责全部都变成了一纸空文，好象迅速回到工厂原来的状态。
由此想到他的忧思录，想到这家工厂从亏损的泥潭中爬出来的日日夜夜。
李伦既是一个匆匆而去的过客，他的努力，他的心血无非只换来了一个“天牌”的美名。
这陈增原是中共很称意的代表人。还有那参加会议的王惠书记，向云主席，他们在这个缺“天牌”压阵的事故责任交待会上，无一不表现出漠不关心的样子。如此看来，对李伦的事业只能抱着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了，因为这是国有企业！大家迟早要散伙的。
两个月后，李伦从美国归来，当他在向全体中乾和党员干部的传达会上，讲到美国企业的职工对工作岗位那尽职的态度，还在为他的事业培养人的素质时，我注意到，全体与会者对五一期间发生的这一重大事故只字不提。
我当时想，他的钢班子铁队伍在向他隐瞒此事呢，还是他那志愿兵领导班子对此事达成了什么默契？或者就有一种无形力量在牵制李伦，使最亲近他的人抱识时务者必缄默的态度？只要没人问起，千万别提此事！
又过了三个月，李伦应我的邀请作为朋友，光临我刚刚住下的菜市街新居，“查看”我的陋室时，我才在吃饭时试探地向他发问：“五一节发生的事是怎么处理的？”他圆睁着惊诧的眼睛，带着一种没头没脑的疑惑，奇怪地问道：“五一节发生什么事情，我怎么没听说？”
听他这么回答我心中便有了底，打趣地替他解嘲：“你别故作不知，发生这么大的事，你的得力助手不可能不与你商量处理办法。”他越听越奇怪，放下碗摘下了眼镜，严肃追问我究竟是怎么回事？我才将五一节水淹总装大楼的事向他叙述了一遍。
从他那惊愕的眼神里证明，对此事他一直被蒙在鼓里，边听边站起身来,脸上泛起了红晕。我知道，此刻他有些激怒了。按常规，发生这样的事情李伧刚去美国当天陈增就应该通知他，可是事情竟然过去了整整五个月，竟没有一个人向他汇报。可见他同这个厂的亲和度究竟有多大？
人若缺了感情的支撑，单凭单方面的事业心，再大的热情也是要熄灭的。为止住他正在亢奋的情绪，我说道：“对这件事你先冷静下来，最好不妨先单独了解一下库房人员和总装车间的工人，把经过了解得更透彻一些。当然你也许最想不通的是，你最信任的人这次是一手遮天地向你隐瞒了事情的全部经过。”
李伦已经深深地陷入一种难以抑制的愤怒中。自言自语地说：“怪不得这段我离厂的时间，还有人督促财务科查壁山坐椅厂的账目。”
事情得从三年前说起。那时李伦接任厂长的第二年，因为资金匮乏，开发新车品所需要配件一时采取从配套厂家赊购的办法， 讨回来装车的东西多有残次品，几家沙发厂送来的坐椅，不仅做工粗糙，颜色和款式的配套上也难于一致。
这使他萌发了建立一个由劳动服务公司管理的坐椅厂想法，由本厂职工自己生产坐椅。结果被全厂职工代表大会否决，理由是自己做出来的成本高，未必比买现成的坐椅划算。这时候家在壁山县农村的孙镛找上门来，从自己家的农家茅舍中办起了坐椅厂，取名重庆专用汽车坐椅分厂，专门为我厂的车配套。
几年后随着本厂的日益兴旺，孙镛的坐椅厂也越办越大，由农村茅舍搬进了壁山县城。三年内发展成为拥有资产百万、厂房二十亩的民营企业。
与此同时，厂里反对李伦的势力有了“把柄”，说他用国家给专用汽车厂的专项贷款，暗中挪用给壁山坐椅厂，并成为这家私营企业最大的“私人股东”，每年都要从那里分得几十万红利。
因为先前两件丑事，受李伦严厉训斥之后，对李伦怀着私仇的陈增，早就把眼睛盯住了壁山坐椅厂……李伦出国两个月的学习时间，给了陈增一次难得的好机会，经过当时的党委付书记王惠的默许，他调集了财务科的两名办事员和有关坐椅厂全部账目，进行了秘密清查。
结果，出乎陈的意外，他在查账中并没有找到李伦挪款的证据，也没有找到李伦年终分红的任何收据之类的凭证。
李伦从美国归来回厂以后，财务科长将陈增组织查账的事情告诉了李伦，在李大伦追问下，陈增将这件事情归结厂的职工代表大会所要求，并说清查账目，还这些代表一个说法也是一件好事，查账已经惹恼了李伦，现在又听到水淹车库的事，无异于火上浇油。
国庆节后的第一次全体干部大会，他终于揭开了五一水淹总装大楼的事故。在严厉的斥责了责任者对这次事故的失职行为后，宣布免去陈增常务付厂长的职务。但因为陈增与党委书记、工会主席有说不清楚的关系，在机械局有相当影响力的后台支撑，所以，在免去他原来职务后，仍给他封了一个中层干部头衔。
在行政职务上降了一级，但工资津贴年终奖金并不少拿。
陈增却并不甘心他的失败，一直到了四年后，李伦“病退”，陈增死灰复燃，重新窃取了工厂的常务厂长职务。并对李伦进行了一场疯狂的报复，几乎使这个高个子中箭殒身。
在扭亏致富的春风中，李伦的“团结得像一个人似的钢班子”，其内部不可调和的斗争拉开了“你死我活”的斗争帷幕。
这原本就是共产党内的党风决定的。不论李伦在专汽厂有什么报负和追求，也不论他个人的素质如何出类拔萃，他所作的贡献有多大，他都必须面对这种无法摆脱的内耗。
但是，不管怎么说，李伦终于成功地在四面埋伏的危机中完成了他的“专汽的大业”。从1989年开始，工厂每年的赢利以几何级数在增加，不出五年，工厂实现累积利润达2.5个亿，奠定了他事业的物资基础。
（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