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1年12月30日讯】【编者的话】《血纪》记述了大陆一名五十年代的大学生孔令平先生，被打成右派而下放四川西部甘洛农场，在劳改农村二十年的血泪历程。《血纪》一书完全可以与前苏联作家索尔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岛》相比。小说《古拉格群岛》反映了苏联人民在斯大林统治下的血腥恐怖让人触目惊心，而《血纪》则完全是以孔令平先生的苦难经历为主线。这条主线也是毛泽东祸国殃民的编年史，更是陈力、张锡锟、刘顺森等先烈的英雄史诗。书中人物众多，文笔朴素，使中共监狱的惨无人道和烈士的壮怀激烈跃然纸上。
孔令平先生在本书前言中说：“当这本书有幸与你相逢时，让我们珍惜这种来之不易的相识，为融化中国专制主义，建立中华民主而共同增加一把火。”下面请看长篇纪实连载《血纪》。
第五章：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笫四节：柳暗花明
事情既然闹得市政府整日不安宁，新官上任三把火，肖秧亲自过问此事。一个“明星”企业才一年多就走到破产绝路，新闻界一苴要弄明白，想炒作一翻的事，也该到水落石出的时候了。
肖秧批示，令机械局派出工作组弄清情况，采取措施，务必与以解决。1987年5月，接到批示的机械局，组织了以付局长为组长，市汽车公司生产科长，李伦为付组长的“扭亏帮促小组”进驻本厂。
当中国商品经济的大潮，第一次冲击苟延残喘的封闭式国有企业大门，使毫无生命力的大锅饭企业遭遇与农汽厂相似厄运时，中共基层中，一些从事国企管理多年的“才子们”，从旁边看得十分清楚中共国企的病。他们想崭露头角，一舒多年被压抑的身心。
纷纷倒闭的国有企业，给了他们一试身手的机会，因为他们相对超脱了那过时的僵死思维方式，敢于试探一下新的企业管理方法，成为第一批转型时期草创性企业家，登上了中国这一时期的“经济舞台”。
例如当时闻名全国的史玉柱，以及张树新和她的赢海威，支撑他们的只有一个动力；成名成家。毛泽东禁了一辈子的事，被突破了。
身高1.88米的李伦是其中的代表人物之一，推动他勇于挽回这个资不抵债，濒临破产绝境企业的动力，是他从不惑之年一事无成中感到时不待我的紧迫感，他决定抓住这个崭露头角的机会……至于他是否洞察国企致命之处而有起死回生的“秘方”？我可不知道。
中共的后极权时期依然紧紧依靠国家权力的控制，使权力以追求金钱为目的，便是贪污，行贿滋生的原因。这种交易出现李友这样的怪胎，权力捧着他上台，并指挥着这个傀垒演出一出又一出的丑剧。
在企业毫无根基的条件下，用“假”报表，假数据换一顶上等级的假桂冠，利用农汽厂短时间的发财，让这个木偶一再登上媒体和广告的舞台，为行将就木的国有制唱赞歌。最后在企业跌入不可自拔的泥坑时，便将这个被他们捧上舞台的是明星“宠儿”重重的扔进垃堆中。
李友的可悲就是他的那一颗被中共牵着走的虚荣心。机缘使他成了明星，又很快把他变成垃圾，它失败的全部过程被旁观的李伦窥测清楚了。
李伦清楚地看准了，中共体制下的企业管理和官本位之间，许多完全可以利用的“中空”。这种漏洞百出，凭一人决断的体制可以牵着它走，成为一时，一地资产聚敛的源头。
这同蒙在鼓里的被人玩的木偶不同，虽然挽救这么一个看似没有希望的企业困难重重，前途渺芒，但是只要牵牛鼻子，这种局部性成功完全是可能的。这种成功的奥秘是当时以上管下，绝对服从的官僚体制还没弄清的。
刚刚开始“摸情况”的李伦，每天夹着一个日记本，开始了他那种意志和体力的马拉松运动，他最先就把注意力投向那些平素爱发牢骚，被工厂领导视为“捣蛋”的胖左派们，他想这些人总有独到之见。
同他们中的年长者交朋友，称他们为挽救工厂难得的“智囊团”！给他们提出一个问题，“假如你现在当厂长，该先从那些事着手？“家”由这些平常一贯唱反调的人来当，“策”自会出现。他认真的倾听着每一个新颖的意见，将这些意见写在笔记本上，编成了一幅冶厂兰图。
古希腊伟大哲人苏格拉底说过；“当许多人在一条路上徘徊不前时，他们不得不让出一条路，让那些珍惜时间的人走到他们的前面去”。怀才不遇的李伦当时看准了农汽厂十分糟糕，迫使不敢接招的庸才们为他让路。所以他得到了一次崭露才华的机会。
我同李伦的初交开始于同车间管理的一次碰撞。事情得从1985年十二月马兵因我向市委写的信，同我的那场舌战开始。那一次舌战，使我成了整个农汽厂领导班子的“眼中盯”。其实我进厂两个月便要求下车间的举动已向他们表示，我对工厂的权力争夺毫无兴趣。
我之所以向市委写信，一方面是工人群众的推动，也因为工厂搞得这样糟，别说住房连工资都发不起，我的生存受到了威胁。然而当我通了马、李的马蜂窝后，我受到了诸多的威胁，不但在分配住房时给我穿小鞋以示警告，工作上也被压制，受到歧视。
论学历和工龄，还是能力，早就该得到工程师技术职称的我，进农汽厂已三年，每年年终，由技术部门和劳人科向机械局上报职称名单中，从来就没有我的名字。理由是，你在重大只读了三年，不具备本科毕业的水平，何况以后因劳改而荒废学业多年。
但是我自调入这家工厂，便在车间埋头苦干，自修完了汽车制造的大学专业课程，很快恢复了被中共荒废的学业，亲自设计和制作了许多简易的夹具和模具，成为当时全厂百十名技术员制作工艺装备最多的一个。
正当李友被免职，陈桂林主持工厂的技术生产指挥时，发生了一起价值大约八万元的铸胚报废事件：因为翻砂木模失修，造成模芯错位，五千件钢板弹簧后支架的翻砂铸胚的翻孔位置错误。倘若仍按原来的加工路线选择粗基准时，眼看将导致五千件铸胚全部报废。
负责胚件供应的生产科老张，把我叫到堆放胚件的现场和我商量，他提出这批胚件，更改粗基准的加工工艺建议。我经过实地测量同意了张师傅的意见，工艺科的人竞说我不知收了铸造厂多少回扣，在生产科填报的回用单上大笔一挥将这批五千件铸胚全部报废。
当然报废的是工厂的铸胚，损失是工厂的，与我无关。但迂腐的我却认为眼下工厂正在亏损，毫无道理的将这批可以使用的铸胚报废回炉，等于往亏损上雪上加霜，问题吵到了陈桂林那里，那陈桂林皮笑肉不笑的回答道：“报废了的东西谁使用出了问题，便由谁负责，我看，干脆报废算了，损失一点不伤害人，何乐而不为。”
我不甘心这种不负责的处理，中午自己动了刨床，想用事实来证明这是一批不该报废的铸胚，没有料到那刨床上值机的工人发现以后，骂我是一条厂长的看家狗，工厂到了这个时候已无是非可言。
既然对是非没有了判别的标准，我还有什么必要在这里上班呢？便向车间主任递了一个请假两个星期的假条，回到家里，晚上面对床上睡着的孩子独自发呆，工厂陷入破产绝境，今后该怎么办？我现在才感到出狱后第一次面对生活的压力。现在我再去找市里面的那一位当官的都没有用了。
另调一个单位，调那里？我已五十岁了，效益好的单位接受我么？正为难之际，一个星期以后的一个下午，一个身材高大的人突然出现在我所住的文星湾三合院的门口，他戴着一付宽边眼镜，一边向院子里的人打听我的住处。
正在猜测来人是谁，他已向我的屋子走来。跨进院子大门走到我面前，向我伸出了他的一双大手，自我介绍说：“我性李，是一个刚刚才从扭亏工作组正式转为重庆农用汽车厂的职工”。
我很诧异的的握着他的手，猜测来人的意图。握手以后，他便四面环顾，打量着我那陋屋的门口和院子的整个环境，说道：“我是在后勤科查到你住在这里，你写的假条是昨天上午我才接到的，看到假条，使我对你产生了了解的兴趣，我想就从你身上开始摸一下工厂员工的想法”。
他一边说一边跨进我们的屋里，继续说道：“你这个地方可真不好找，不但藏在几道拐的深卷子里，过道又窄又黑而房子又矮，我是足足花了半个小时才找到的。”
当我把他让进那黑屋子里，他的头却碰在那门栋上，一面接过我拿给他的凳子，四壁环视后，连声说道，“委曲你了，一个老工程技术人员竟住在这种烂房子里，太委曲你了”。
我明白了他的身份，看他的表情不像在说客套话，便回答道：“唉，你还是第一个走访我这个穷技术员的人了，单凭这点我得向你表示我的感谢”。
大约已是六点钟，我们坐在黑屋子里，借着暗淡的灯光，开始了第一次谈心。他从上衣口袋里摸出了一个笔记本，一边交谈一边作记录。从我的身世讲到平反，讲到如何进厂，最后讲到李友的失误。一直谈到深夜，因为谈得十分融洽，时间很快过去，我送他回厂时已是第二天凌晨了。
1987年3月农汽厂在行政大礼堂召开全厂职工大会，取名“扭亏”动员大会。为了显示“危机感”，扭亏工作组向全厂职工亮出了政府对农汽厂发的“黄牌”警告。其实破产，这本属于商品竞争的残酷事实，无须谁来“警告”。
致农汽厂今天这种状态的，是中共庞大的官僚机器。是毛泽东一手建立的国有制。
工厂破产后，还摆出主人的姿势鞭打工厂的全体员工，这不仅是戏剧性的，也是残酷的，台下的我心中十分明白，捧着李友这个木偶玩弄够了的政府，现在要捧出第二个木偶来了！。
然而，被中共恐吓惯了的农汽厂职工们，听到这种严峻的警告时，全都蹇眉沉思，将一年来的谩骂和争吵收敛起来。工厂一旦关门，一千多赖以生存的职工及他们的家属，都会被抛向街头，这对吃惯国有大锅饭的穷职工怎么才能挣到生活的饭碗？产生了最大的忧虑，但当时谁也不敢说中共害了工人群众。
李伦被大会正式任命为“扭亏组长”，第一次主持了全厂工作大会，当他提出用‘自愿兵’精神‘生产自救’的口号，我看不出他的信心和措施在那里？用这些战争的语言来唤醒谁呢？由于生活逼迫农汽厂的职工天天都在上访，他们所盼的，关健在带领这些职工的领头人怎么办？
农用汽车制造厂的招待所，是一排占地大约五百平方的平房，那房子足有三十多岁了，总共二十来间房间，平时白天走廊里也要亮着路灯，否则一进去便是漆黑一片。由于背山而筑特别潮湿阴暗，房间里一到下雨天，地上总是泛潮，下段墙上的石灰层因霉变而剥落，露出一片一片的黄泥墙。
贫困至极的农汽厂职工的住宅就是那种档次，当然也没有能力建好漂亮的招待所来接待客人。所以招待所里面住的，是配套厂家派驻本厂的修理工，外地招来的钣金工和油漆工。稍有“身份”的来客，是由厂长办公室和供应科长专门安排在泉外楼，或其它较高级的宾馆。
李伦接厂长后，厂办主任为他在泉外楼安排了一间带浴室的房间，李伦找到了这位主任说，“工人已经有几个月没领工资了，我还住那么高档的宾馆不符合志愿兵作风，请你把房间退掉吧！”
于是他住进了厂招待所的5号房间，我第一次造访他，便在那房间里，房间被刚刚粉刷，显得比平时亮堂。靠门边摆着的一张床上，一半推着足有两尺多高的书藉和文件，靠窗一张课桌上，放着他的吃饭盅和洗漱用具，两个翻折凳用来接待来访者，一盏台灯立在课桌上，这便是他的全套办公和生活用品。
经这么一布置，那12平方米的小屋还算“宽裕”，自从他搬进这间小屋那天以后，这间屋子里经常灯光通明，有时候通宵达旦。就在这小小课桌上，这小小陋室内却酝酿了一场创业方案，嬴来这家工厂未来七年的一段辉煌。
农用汽车厂的饭堂位于工厂中心地带的盆地中，那儿的竹泥夹墙，年久失修，早已失去抵抗风雨的能力。一到冬天或风雨袭击，那饭堂中也如露天一样平地来风。里面原先还安着的几张木桌和凳子，不知何时被人搬走。单身职工在厨房的窗口上接过饭菜便席地蹲下，趁热尽快把它们送到肚子里去。
那些天，饭堂的角落里突然增加了这个很打眼的高个子，因为身材高大，蹲下显得很吃力，食堂的管理员连忙把总务科的办公凳子给他送来，他看着那红漆办公凳，笑了一下指着同他蹲在一起的其它人说道：“人家蹲着能吃，为什么我就非要坐着吃？”
这一谢绝反倒引发了就餐人一阵议论：“唉！这种鬼地方，连科长都不会在这里吃饭，从没想到过厂长会光临的。”一个矮过子工人忿忿说：“那些败家子，把厂败了一拍屁股走了，谁来管你穷工人在那里吃饭的小事。”一个年纪稍长的工人回应道：“这地方当官的，除吃团年饭，就没见他们来过。”
后来，他在大会上常提这事，说一个连职工吃饭都不关心的人，怎配当厂长？
然而，被中共骗够了的工人，特别是经历文革后，对这种表面一套内心一套的两面话早已听厌，不会因为几句话就轻易相信，至于他心中真想在这个被前任搞得一踏糊途的工厂，干出点让工厂翻身的事，还要拭目一看。
文革刚结束的那几年，四个坚持喊得很响，工人们压抑在心中的不满，因余悸而不敢坦露。随着时间推移，耳闻目濡对中共渐渐看清，先前的迷信被捅破，如今它的无论那一级官员，小到科长，业务主办都公开用公款吃喝，奢侈渐成凤气。原先在恐怖压力下不敢伸张的人们，公开咒骂共产党了。
对李伦初入工厂的调查之风议论道：“还不知上面给了他多大的好处，一旦亏损扭转过来，工厂成了他的摇钱树。定把自己的腰包捞满才卸任？”似乎只有这种评价，才符合当今的时代和人心。人心在这个年代里，被着上了黑色。
然而真心干事业也好，做样子也罢，这位高个子的豁达健谈和平易近人，逐渐产生魅力，市场观念被他灌输给每个职工，他指着刚刚才从‘一碗水’买来的越野车说，按照目前市场，能产生较高利润的不是那些已经很陈旧的农用车，有市场要求的是国家的公用车，是大小官僚们所寻求的小车。
他造访了从1985年到1987年独占川内汽车鳌头的成都客车厂，这个厂就是靠开发越野车，三年成了全国首届一指的利税大户。
而适应于小批生产的手工制作模式，正好适合我们这样的小型汽车制造厂。投资不大，见效快，这在当时叫做汽车制造业打“短、频、快”的方针。一方面利用政府官员的出行追求“气派”的心理，一方面又利用目光短浅的中共“关税保护”政策，将外国发达国家的小车挡在国门之外的机会。
利用中共的普遍腐败，对机关采购人员高额回扣的引诱，使李伦心中已经对农用汽车厂形成了快步扭亏的方案。这是政治经济学和营销学根本就找不到的，这是中国改革开放中特有的市场：政府官员用纳税人的钱，去买生产方式极其落后的汽车品种，附带着中饱采购者私囊的畸形市场。
产品结构调整的方针确定后，以合同的形式把工厂生产品种定下来。他把主要精力投入专用车的各归口部门，以自己的口舌和交往的应酬能力，赢得这些部门的领导层的赞赏。为了打开这些部门采购汽车的胃口，从银行货款中抽出钱给对方经办人以“丰厚”的回扣。
他花了大量时间，在这些部门来回奔跑，获得了一批又一批的订货合同。
市场打开后又回过头来，向当时扼着农汽厂脖子的银行、税务局、工商部门作了大量工作。他知道，这些部门有着大量的空隙和水分，只要经过某掌权政府官员的点头和批示，可以动用无息的扭亏专用款。
欠税也可以挂起来，享受三年免税甚至更长时间的优待。这样一来，过去一年多来，像滚雪球一样的“前帐”可以不与追究。
于是农用汽车厂在李友时期所背的包袱基本上甩掉了，而职工的工资暂时按照原来的标准发够，而不再按市里对资不抵债企业的职工只发生活费，全厂的浮动人心平稳下来了。所有原先被李友捆死农汽厂的“绑”，很快在李伦努力下一一松开。这家工厂赢得比较轻松的起步条件！
在做政府部门的工作时，各衙门口中对于小到门房的看门人，都得低三下四，有时候奔跑了一天，回到工厂是晚上十二点钟了，他一脸灰色感到又累又倦，回到自己的宿舍，白天那些羞侮人格的话，还在脑子里反嚼，但是为了实现他想干的事业，他必须有一般人都不屑为的阿Q精神。
为迎合各个政府口子里的大小官员，他把这套经营方略浓缩成“上靠、外联、内团”的六字方针。三方面中上靠为首，他说上靠就是依靠政府，就是钻政策的空子。他把他的六字方针写在办公室里的写字台前，写在联营办公室里，写在农汽厂最醒目的地方。
这六字方针浓缩了邓小平为首的‘人治’政策，中共在经济建设中没有理论只有‘政策’， 因此随意性极大，谁有权谁说了算，用贿赂说了算的人风糜官场。当然要拿产品出来的工厂，对内部的管理又是另外一回事了，摆着用户所需的，在马路上飞驰的汽车，要战胜同种企业的竞争，在外观和性能上，在同样的手工制作的条件下，必需“略胜一筹”。
竞争毫不讲情的淘汰掉弱者。站在同一起跑线上的工厂要不被淘汰出局，必须不停地改造原来已经显得陈旧了的车身和底盘结构。工厂在调整了产品结构以后，跟上的是不断的质量更新，这是农汽厂原来那种老牛拖破车的步伐是无法想象的。
钟师傅必竟是老技工，他在接受负责越野车的时候，就已经思考了一个保质保量的施工方案，对所有的施工细节都考虑好，所以他说的话带有权威性。按照他的建议，李伦召集了所有参加者的现场施工会议，初步将现场工序分为四个组；一个制作车身的组合件；一个是负责车身份块的焊接组合；一个组专门负责车门的制作和焊合；另一个组是负责车门的安装。
所有的工程技术人员全都要跟着施工的工人，一方面应证图纸正确性，一面组织现场的施工，绘制必要的成型手工模具，并且根据施工发现的问题及时的修正图纸和采取补救措施。
被穷困和失业困绕的农汽厂职工，一种“玩命”精神贯穿在李伦煸动性词令中！现场会几乎通宵，边做边议，一个个解决开发中所碰到的具体问题。从此，试制组每晚上都要加班到第二天凌晨，为了给加班试制的人加班时醒脑，他吩咐厨房每晚十二点送来酸辣面，疲劳和困倦被强烈的酸竦味驱散了。
古人云，“年少鸡鸣才就寝，老来枕上待鸡鸣，转头三十余年梦，不道消磨无数声。”他说：“回看少年时光今已半百还一事无成，过去没有机会，现在机会来了，我只有再来一次鸡鸣就寝了。”他用棣书写成的杜旬鹤的名句：“少年辛苦终生事，莫向光阴惰寸功。”压在他的办公室桌上的玻璃下面。
1988年的夏天，在工具车间前面的空坝子上，搭起了半露天钣金临时工棚。夏天多暴雨，然而在这里，灯光和焊孤光交织着送走了一个月的不眠之夜，即使大雨滂沱也从来没有打断过这里的夜战。
第一台客车和第一台越野汽车相继问世，当鳌战了整整一个月，脸色苍白的志愿兵们，欢呼本厂建厂以来第一代独立制作的换代产品诞生时，胖左派也不禁为之惊叹：“李伦的两刷子农汽厂起死回生有望了。”
样车的第一个顾主、公安部装备处的处长趁飞机专程从北京赶来，认为在当时农汽厂的简陋条件下，仅靠手工制作，短短一个月内开发出两个品种实在不容易。他认为虽然第一台样车问题百出，但一股拚命精神是国营厂职工所缺的。就凭这精神，专用车就有了希望，当下签订了两百台的订货合同。
在一千多职工工资低微，人心焕散，既无模具又缺焊装条件下开始，第一台样车就像学画的孩子用心描出，远远看去整个越野车似乎有近代的味，但经不起走近了细看。
细看车的外观，车壳的外表并不对称。车上腰线像蚯蚓起伏不直，车的平整度仅用钢尺比划了一下，凹坑和凸包之间相差了十几毫米，找来经验丰富的油漆工看，要填平这种差距需20毫米厚的腻子灰。门与门框的高度差，至少也有十个毫米以上。
门是锁不上的，如果用力的锁上，那么就打不开了。车身上相邻部位不相吻合，留着很宽的缝隙。摇窗机就更糟了，装上去以后，是不能摇动的，勉强的摇动，那么内衬的防水胶条不是挤在一堆，就是脱落。
那负责冷作的钟师傅，围着车反复细看琢磨！也低声的叹气道：“这样的车，拿去交给用户，别人怎么会要？我看干脆从新来过。”
然而很懂得“士气可鼓不可泄”，“凡用赏者贵信于耳目之所闻见，则所不闻见者莫不阴化”的道理。！李伦专门召开了样车的评议会。
几十个由设计、工艺、和工人组成的评议小组，围着车身数落着这个样车一百多条的不足，他叫技术员作了详细的记录，一方面他布置了下一轮制作的整改条款。另一方面，召集党政工联席会议，作出“特别嘉状令”对于样车的主要制作人和技术人员实行嘉奖。并且令样车披红戴绿的绕工厂一周。
在会上他说：“我们必需对这种拚命精神加以激厉，否则我们的事业就会在冷嘲热讽中死亡。你们知道这两个样车虽然带着许多的缺陷，但它是我厂有史以来自己制作的换代型越野车，这是我们厂的产品方向，也是我们活出来的希望，这就是我们要大张旗鼓表彰宣传的理由。”
在会下他还说：“我曾经把一句巴顿将军的话当成了座右铭：“没有不好的战士，只有蹩脚的将军。”他的这种热情评价，曾被人当作攻击他的政治把柄，这对中共僵死的官僚体制是一种叛逆。
嘉奖令颁发的第二天，他召集了得奖的志愿者说：“今后你们就是新车型的基本施工骨干，你们手中决定是着农用汽车厂的生死存亡。”他逐一的数落样车的毛病，规定出，车身的平整度，门锁，风窗摇机三大整改的主攻方向，他说到这些致命的毛病显得特别激动，他说：
“这样的产品拿给用户岂有不骂娘的？为什么国营企业多了干不好事的公子哥儿？临到工厂生死存亡的关头，不能再耍这种公子哥儿气了！”
其实工人们的隋性容易改变，最难的，也是最怠堕的是这架由党委，工会行政组成的庞大管理机器，包括党委书记，工会主席和付厂长在内的十一个在上级卵翼下的天之娇子。面对商品大海里将淘汰的工厂，这些人从来没去钻研一下解决问题的方案。
也难怪，上级规定他们的职责，就是“指导”并掌握企业政治方向的。说白了，就是贯彻中共统治利益的。扭亏开始，为扭亏而开的办公会，他们指手划脚的乱说一通，让干事的人毕恭毕敬的听他们训示。
会议不客气的把具体的任务分派给他们，并限定他们完成的时间，写在会议纪要上，作为会后执行会议决议的书面依据。于是平时惯于用鞭子抽打别人的人，在扭亏非常时期不得不忍气吞声接受李伦甚至他的手下人的指派。
但，亏损的危局逼迫他们，他们只有悄悄背着厂长向委任他们的主管局数落李伦，说他凌驾于党委之上，是严重违反组织的行为。于是李伦处在领导班子的冷弹伏击圈子中，古人云：“明枪易躲，暗箭难防”。扭亏虽然打响了，可他感觉自己处在各方面的夹击之中了。
越是向前发展，这种“夹击”会越来越厉害。他既然没有能力搬掉这些绊脚石，就只能听命小人们的夹击。在他的事业顺利的时候，反对他的人会躲在阴暗的角落里向他施放冷箭，一旦他的事业稍有失利，他便会遭到痛打落水狗那种围歼。
他的威信越增加，越潜藏着危险，改革开放预设了事业者葬身的坟墓。
在引进外藉技工的问题上，便爆发了他同反对者之间的第一次公开较量。当第一个批量越野车将近完工后，他亲自同我一道检查了这些“产品”。结果发现，制作样车出现的几个主要毛病仍然没有改观。连续的跟班观察，使他体会到国有企业，习染多年的旧习，牢牢缠着工厂。他看到工人们并不是干不好，而是大锅饭的分配制度作崇。
“干不干，一月一百半”这是工人的口头禅。“亏损又怎么样，国家还能不拿饭钱给我们？扭亏又怎样，再卖命工资卡上不会给你升一分钱。工资是政策规定死了的东西，扭不扭亏还不都一样。”年纪稍长的工人这么说。“工厂条件就这么差，那能保证出好车呀！”年轻的工人总是这样替自己的粗制滥造作辩护：
“李厂长，一个月就只发这么一双手套，我们的手都要冒烟了，眼睛天天流泪，这样恶劣的劳动条件，我们也是人，要不李厂长你也来同我们一道玩两下。”调皮工人的挑衅使他无话可说，他看了看蹬在那里磨磨蹬蹬的工人心里别说有多么焦急。
当他回到办公室看到保定汽车厂为他寄来的“太空”车照片时，想到别人为什么会做出那么好的车身？于是他千里迢迢亲赴保定汽车厂实地考查，考查结果告诉他，保定汽车厂从浙江引进了一批钣金工和油漆工在那里“大显身手”。他们拿的是计件报酬，做一台车得一台车的工钱，要想多拿钱回家，只有靠自己尽量多干活干好活，否则解雇走人。
于是他从那里以高报酬招聘了几名浙江工人，经过实地的操作，从农村里出来经过几年严酷训练摔打的“雇用”工人，无论在技术水平和吃苦耐劳，工效等方面都是本厂工人无法企及的。
在党政工联席会议上，他第一次提出引进外藉工人的主张。同时将那些只会在操作工地上散布消极情绪的人，就地“挂”起来送劳人科“待业培训”，待业期只发给生活费。他的建议一出口，联席会便“沉默”了，既不热烈同意也没有反对意见。
可他没想到第二天就在那简陋食堂，他按平时的规矩，中午去吃饭时，那里已围了一大圈老职工和他们的家属。见到他以后，人们七嘴八舌向他发问，“你准备把工人送到劳人科去究竟怎么处置？”“谁给你的权力把本厂的工人的饭碗拿给外厂工人去吃？你究竟拿了好多钱给外厂的人，他们给你分了几成的回扣？”叫声越来越高，责骂越来越难听。
在经历了这么一场谩骂和声讨后，晚上，他独自睡在床上反思，难道，党政工联席会上，有这种号召力极强的与他貌合神离的“领导”背地与他作对？他们是谁呢？在这种孤掌难鸣的压力下，他不得不把这个本来只需厂长取舍的人事任用权，提交职工代表大会讨论通过。
职代会召开讨论表决，引进外藉人虽勉强“通过”。但引进来的人报酬，却要与本厂工人拉平。而对本厂子弟送劳人科“挂”起来培训的意见，则被全体与会者否定了。吸引外藉工人的“高报酬”既被取消，应聘来的外藉工人只好打道回府，李伦第一次尝到凭他的直觉和需要办不了任何事。
眼看引进外藉人就要搁浅，他仍不甘心，晚上同几个到他住所来“聊天”的“智囊团”成员交谈，把这个问题提交他们讨论。有人向他竭力主张推行计件工资制，使有能力多做事的人可以得到较高的报酬，这本身是天经地义的，这种合理办法，可以留住从保定召来的工人，他立刻采纳。外藉工人算留下了。
经过一年努力，到了1989年底，产品结构终于改变过来，原来生产的农用车交给了大集体去做，主厂全力以赴加大越野车和小客车的投入。过道上停塞的农用车开始渐渐疏减，年底由财务科公布连续两年的亏损终于止住。
然而财务科放出空气，说这全是把工厂亏损的利息挂起来不计的结果，如果过去亏损仍然算在工厂的头上，那么到了1988年年底，依然亏损上千万。
李伦有何德能，还不是靠政府政策的挽救？李伦心中明白，自己的事业才刚刚开始，要彻底改变这家工厂的面貌，要让农汽厂在政府部门购置专用车的潮流中“存活“下来，还要付出很大努力。
专用车生产已成定局，根据他的提议，农用汽车厂正式更名为重庆专用汽车制造厂。不知内情的媒体，各大报社的记者们，又在中共负责宣传产品的官员指派下，从新来专汽厂对李伦个人进行专访，并且像两年前捧杀李友的老方法，对李伦进行吹捧，要他讲一年多来止住亏损的治厂经验。
不过李伦必竟比李友聪明得多了，他知道记者的宣传，不过把自己扮演成中共玩弄的木偶，木偶那能贪天之功据为己有？更何况虽然第一仗他打赢了，工厂要真正站起来走出困境，还有一段极其艰难的路。
但是他必竟是“事业家”，他同他的几个“左右手”商议以后，第二年的第一步，要在全厂所有工种推行计件工资，用按劳动件数付酬替代计时工资。
此外还用划小核算单位到班组，来迫使工厂的每一个库房，每一个班组建立成本意识。同时还要破除工厂的原来用工制度，不拘一格吸收有志为厂兴旺的有志之士，以改造工厂管理层的素质。用建立第三产业消化那些平时不做工，专门发布“快讯”的人员……
一大堆的改革方案，仗着当时邓小平的“体制改革”为依据，他准备一试自己的“身手”。
（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