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1年12月30日訊】【編者的話】《血紀》記述了大陸一名五十年代的大學生孔令平先生，被打成右派而下放四川西部甘洛農場，在勞改農村二十年的血淚歷程。《血紀》一書完全可以與前蘇聯作家索爾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島》相比。小說《古拉格群島》反映了蘇聯人民在斯大林統治下的血腥恐怖讓人觸目驚心，而《血紀》則完全是以孔令平先生的苦難經歷為主線。這條主線也是毛澤東禍國殃民的編年史，更是陳力、張錫錕、劉順森等先烈的英雄史詩。書中人物眾多，文筆樸素，使中共監獄的慘無人道和烈士的壯懷激烈躍然紙上。
孔令平先生在本書前言中說：「當這本書有幸與你相逢時，讓我們珍惜這種來之不易的相識，為融化中國專制主義，建立中華民主而共同增加一把火。」下面請看長篇紀實連載《血紀》。
第五章：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
笫四節：柳暗花明
事情既然鬧得市政府整日不安寧，新官上任三把火，肖秧親自過問此事。一個「明星」企業才一年多就走到破產絕路，新聞界一苴要弄明白，想炒作一翻的事，也該到水落石出的時候了。
肖秧批示，令機械局派出工作組弄清情況，採取措施，務必與以解決。1987年5月，接到批示的機械局，組織了以付局長為組長，市汽車公司生產科長，李倫為付組長的「扭虧幫促小組」進駐本廠。
當中國商品經濟的大潮，第一次衝擊苟延殘喘的封閉式國有企業大門，使毫無生命力的大鍋飯企業遭遇與農汽廠相似厄運時，中共基層中，一些從事國企管理多年的「才子們」，從旁邊看得十分清楚中共國企的病。他們想嶄露頭角，一舒多年被壓抑的身心。
紛紛倒閉的國有企業，給了他們一試身手的機會，因為他們相對超脫了那過時的僵死思維方式，敢於試探一下新的企業管理方法，成為第一批轉型時期草創性企業家，登上了中國這一時期的「經濟舞台」。
例如當時聞名全國的史玉柱，以及張樹新和她的贏海威，支撐他們的只有一個動力；成名成家。毛澤東禁了一輩子的事，被突破了。
身高1.88米的李倫是其中的代表人物之一，推動他勇於挽回這個資不抵債，瀕臨破產絕境企業的動力，是他從不惑之年一事無成中感到時不待我的緊迫感，他決定抓住這個嶄露頭角的機會……至於他是否洞察國企致命之處而有起死回生的「秘方」？我可不知道。
中共的后極權時期依然緊緊依靠國家權力的控制，使權力以追求金錢為目的，便是貪污，行賄滋生的原因。這種交易出現李友這樣的怪胎，權力捧著他上台，並指揮著這個傀壘演出一出又一出的醜劇。
在企業毫無根基的條件下，用「假」報表，假數據換一頂上等級的假桂冠，利用農汽廠短時間的發財，讓這個木偶一再登上媒體和廣告的舞台，為行將就木的國有制唱讚歌。最後在企業跌入不可自拔的泥坑時，便將這個被他們捧上舞台的是明星「寵兒」重重的扔進垃堆中。
李友的可悲就是他的那一顆被中共牽著走的虛榮心。機緣使他成了明星，又很快把他變成垃圾，它失敗的全部過程被旁觀的李倫窺測清楚了。
李倫清楚地看準了，中共體制下的企業管理和官本位之間，許多完全可以利用的「中空」。這種漏洞百出，憑一人決斷的體制可以牽著它走，成為一時，一地資產聚斂的源頭。
這同蒙在鼓裡的被人玩的木偶不同，雖然挽救這麼一個看似沒有希望的企業困難重重，前途渺芒，但是只要牽牛鼻子，這種局部性成功完全是可能的。這種成功的奧秘是當時以上管下，絕對服從的官僚體制還沒弄清的。
剛剛開始「摸情況」的李倫，每天夾著一個日記本，開始了他那種意志和體力的馬拉松運動，他最先就把注意力投向那些平素愛發牢騷，被工廠領導視為「搗蛋」的胖左派們，他想這些人總有獨到之見。
同他們中的年長者交朋友，稱他們為挽救工廠難得的「智囊團」！給他們提出一個問題，「假如你現在當廠長，該先從那些事著手？「家」由這些平常一貫唱反調的人來當，「策」自會出現。他認真的傾聽著每一個新穎的意見，將這些意見寫在筆記本上，編成了一幅冶廠蘭圖。
古希臘偉大哲人蘇格拉底說過；「當許多人在一條路上徘徊不前時，他們不得不讓出一條路，讓那些珍惜時間的人走到他們的前面去」。懷才不遇的李倫當時看準了農汽廠十分糟糕，迫使不敢接招的庸才們為他讓路。所以他得到了一次嶄露才華的機會。
我同李倫的初交開始於同車間管理的一次碰撞。事情得從1985年十二月馬兵因我向市委寫的信，同我的那場舌戰開始。那一次舌戰，使我成了整個農汽廠領導班子的「眼中盯」。其實我進廠兩個月便要求下車間的舉動已向他們表示，我對工廠的權力爭奪毫無興趣。
我之所以向市委寫信，一方面是工人群眾的推動，也因為工廠搞得這樣糟，別說住房連工資都發不起，我的生存受到了威脅。然而當我通了馬、李的馬蜂窩后，我受到了諸多的威脅，不但在分配住房時給我穿小鞋以示警告，工作上也被壓制，受到歧視。
論學歷和工齡，還是能力，早就該得到工程師技術職稱的我，進農汽廠已三年，每年年終，由技術部門和勞人科向機械局上報職稱名單中，從來就沒有我的名字。理由是，你在重大隻讀了三年，不具備本科畢業的水平，何況以後因勞改而荒廢學業多年。
但是我自調入這家工廠，便在車間埋頭苦幹，自修完了汽車製造的大學專業課程，很快恢復了被中共荒廢的學業，親自設計和製作了許多簡易的夾具和模具，成為當時全廠百十名技術員製作工藝裝備最多的一個。
正當李友被免職，陳桂林主持工廠的技術生產指揮時，發生了一起價值大約八萬元的鑄胚報廢事件：因為翻砂木模失修，造成模芯錯位，五千件鋼板彈簧后支架的翻砂鑄胚的翻孔位置錯誤。倘若仍按原來的加工路線選擇粗基準時，眼看將導致五千件鑄胚全部報廢。
負責胚件供應的生產科老張，把我叫到堆放胚件的現場和我商量，他提出這批胚件，更改粗基準的加工工藝建議。我經過實地測量同意了張師傅的意見，工藝科的人競說我不知收了鑄造廠多少回扣，在生產科填報的回用單上大筆一揮將這批五千件鑄胚全部報廢。
當然報廢的是工廠的鑄胚，損失是工廠的，與我無關。但迂腐的我卻認為眼下工廠正在虧損，毫無道理的將這批可以使用的鑄胚報廢回爐，等於往虧損上雪上加霜，問題吵到了陳桂林那裡，那陳桂林皮笑肉不笑的回答道：「報廢了的東西誰使用出了問題，便由誰負責，我看，乾脆報廢算了，損失一點不傷害人，何樂而不為。」
我不甘心這種不負責的處理，中午自己動了刨床，想用事實來證明這是一批不該報廢的鑄胚，沒有料到那刨床上值機的工人發現以後，罵我是一條廠長的看家狗，工廠到了這個時候已無是非可言。
既然對是非沒有了判別的標準，我還有什麼必要在這裏上班呢？便向車間主任遞了一個請假兩個星期的假條，回到家裡，晚上面對床上睡著的孩子獨自發獃，工廠陷入破產絕境，今後該怎麼辦？我現在才感到出獄后第一次面對生活的壓力。現在我再去找市裡面的那一位當官的都沒有用了。
另調一個單位，調那裡？我已五十歲了，效益好的單位接受我么？正為難之際，一個星期以後的一個下午，一個身材高大的人突然出現在我所住的文星灣三合院的門口，他戴著一付寬邊眼鏡，一邊向院子里的人打聽我的住處。
正在猜測來人是誰，他已向我的屋子走來。跨進院子大門走到我面前，向我伸出了他的一雙大手，自我介紹說：「我性李，是一個剛剛才從扭虧工作組正式轉為重慶農用汽車廠的職工」。
我很詫異的的握著他的手，猜測來人的意圖。握手以後，他便四面環顧，打量著我那陋屋的門口和院子的整個環境，說道：「我是在後勤科查到你住在這裏，你寫的假條是昨天上午我才接到的，看到假條，使我對你產生了了解的興趣，我想就從你身上開始摸一下工廠員工的想法」。
他一邊說一邊跨進我們的屋裡，繼續說道：「你這個地方可真不好找，不但藏在幾道拐的深卷子里，過道又窄又黑而房子又矮，我是足足花了半個小時才找到的。」
當我把他讓進那黑屋子裡，他的頭卻碰在那門棟上，一面接過我拿給他的凳子，四壁環視后，連聲說道，「委曲你了，一個老工程技術人員竟住在這種爛房子里，太委曲你了」。
我明白了他的身份，看他的表情不像在說客套話，便回答道：「唉，你還是第一個走訪我這個窮技術員的人了，單憑這點我得向你表示我的感謝」。
大約已是六點鐘，我們坐在黑屋子裡，藉著暗淡的燈光，開始了第一次談心。他從上衣口袋裡摸出了一個筆記本，一邊交談一邊作記錄。從我的身世講到平反，講到如何進廠，最後講到李友的失誤。一直談到深夜，因為談得十分融洽，時間很快過去，我送他回廠時已是第二天凌晨了。
1987年3月農汽廠在行政大禮堂召開全廠職工大會，取名「扭虧」動員大會。為了顯示「危機感」，扭虧工作組向全廠職工亮出了政府對農汽廠發的「黃牌」警告。其實破產，這本屬於商品競爭的殘酷事實，無須誰來「警告」。
致農汽廠今天這種狀態的，是中共龐大的官僚機器。是毛澤東一手建立的國有制。
工廠破產後，還擺出主人的姿勢鞭打工廠的全體員工，這不僅是戲劇性的，也是殘酷的，台下的我心中十分明白，捧著李友這個木偶玩弄夠了的政府，現在要捧出第二個木偶來了！。
然而，被中共恐嚇慣了的農汽廠職工們，聽到這種嚴峻的警告時，全都蹇眉沉思，將一年來的謾罵和爭吵收斂起來。工廠一旦關門，一千多賴以生存的職工及他們的家屬，都會被拋向街頭，這對吃慣國有大鍋飯的窮職工怎麼才能掙到生活的飯碗？產生了最大的憂慮，但當時誰也不敢說中共害了工人群眾。
李倫被大會正式任命為「扭虧組長」，第一次主持了全廠工作大會，當他提出用『自願兵』精神『生產自救』的口號，我看不出他的信心和措施在那裡？用這些戰爭的語言來喚醒誰呢？由於生活逼迫農汽廠的職工天天都在上訪，他們所盼的，關健在帶領這些職工的領頭人怎麼辦？
農用汽車製造廠的招待所，是一排佔地大約五百平方的平房，那房子足有三十多歲了，總共二十來間房間，平時白天走廊里也要亮著路燈，否則一進去便是漆黑一片。由於背山而築特別潮濕陰暗，房間里一到下雨天，地上總是泛潮，下段牆上的石灰層因霉變而剝落，露出一片一片的黃泥牆。
貧困至極的農汽廠職工的住宅就是那種檔次，當然也沒有能力建好漂亮的招待所來接待客人。所以招待所裏面住的，是配套廠家派駐本廠的修理工，外地招來的鈑金工和油漆工。稍有「身份」的來客，是由廠長辦公室和供應科長專門安排在泉外樓，或其它較高級的賓館。
李倫接廠長后，廠辦主任為他在泉外樓安排了一間帶浴室的房間，李倫找到了這位主任說，「工人已經有幾個月沒領工資了，我還住那麼高檔的賓館不符合志願兵作風，請你把房間退掉吧！」
於是他住進了廠招待所的5號房間，我第一次造訪他，便在那房間里，房間被剛剛粉刷，顯得比平時亮堂。靠門邊擺著的一張床上，一半推著足有兩尺多高的書藉和文件，靠窗一張課桌上，放著他的吃飯盅和洗漱用具，兩個翻折凳用來接待來訪者，一盞檯燈立在課桌上，這便是他的全套辦公和生活用品。
經這麼一布置，那12平方米的小屋還算「寬裕」，自從他搬進這間小屋那天以後，這間屋子裡經常燈光通明，有時候通宵達旦。就在這小小課桌上，這小小陋室內卻醞釀了一場創業方案，嬴來這家工廠未來七年的一段輝煌。
農用汽車廠的飯堂位於工廠中心地帶的盆地中，那兒的竹泥夾牆，年久失修，早已失去抵抗風雨的能力。一到冬天或風雨襲擊，那飯堂中也如露天一樣平地來風。裏面原先還安著的幾張木桌和凳子，不知何時被人搬走。單身職工在廚房的窗口上接過飯菜便席地蹲下，趁熱儘快把它們送到肚子里去。
那些天，飯堂的角落裡突然增加了這個很打眼的高個子，因為身材高大，蹲下顯得很吃力，食堂的管理員連忙把總務科的辦公凳子給他送來，他看著那紅漆辦公凳，笑了一下指著同他蹲在一起的其它人說道：「人家蹲著能吃，為什麼我就非要坐著吃？」
這一謝絕反倒引發了就餐人一陣議論：「唉！這種鬼地方，連科長都不會在這裏吃飯，從沒想到過廠長會光臨的。」一個矮過子工人忿忿說：「那些敗家子，把廠敗了一拍屁股走了，誰來管你窮工人在那裡吃飯的小事。」一個年紀稍長的工人回應道：「這地方當官的，除吃團年飯，就沒見他們來過。」
後來，他在大會上常提這事，說一個連職工吃飯都不關心的人，怎配當廠長？
然而，被中共騙夠了的工人，特別是經歷文革后，對這種表面一套內心一套的兩面話早已聽厭，不會因為幾句話就輕易相信，至於他心中真想在這個被前任搞得一踏糊途的工廠，干出點讓工廠翻身的事，還要拭目一看。
文革剛結束的那幾年，四個堅持喊得很響，工人們壓抑在心中的不滿，因餘悸而不敢坦露。隨著時間推移，耳聞目濡對中共漸漸看清，先前的迷信被捅破，如今它的無論那一級官員，小到科長，業務主辦都公開用公款吃喝，奢侈漸成鳳氣。原先在恐怖壓力下不敢伸張的人們，公開咒罵共產黨了。
對李倫初入工廠的調查之風議論道：「還不知上面給了他多大的好處，一旦虧損扭轉過來，工廠成了他的搖錢樹。定把自己的腰包撈滿才卸任？」似乎只有這種評價，才符合當今的時代和人心。人心在這個年代里，被著上了黑色。
然而真心幹事業也好，做樣子也罷，這位高個子的豁達健談和平易近人，逐漸產生魅力，市場觀念被他灌輸給每個職工，他指著剛剛才從『一碗水』買來的越野車說，按照目前市場，能產生較高利潤的不是那些已經很陳舊的農用車，有市場要求的是國家的公用車，是大小官僚們所尋求的小車。
他造訪了從1985年到1987年獨佔川內汽車鰲頭的成都客車廠，這個廠就是靠開發越野車，三年成了全國首屆一指的利稅大戶。
而適應于小批生產的手工製作模式，正好適合我們這樣的小型汽車製造廠。投資不大，見效快，這在當時叫做汽車製造業打「短、頻、快」的方針。一方面利用政府官員的出行追求「氣派」的心理，一方面又利用目光短淺的中共「關稅保護」政策，將外國發達國家的小車擋在國門之外的機會。
利用中共的普遍腐敗，對機關採購人員高額回扣的引誘，使李倫心中已經對農用汽車廠形成了快步扭虧的方案。這是政治經濟學和營銷學根本就找不到的，這是中國改革開放中特有的市場：政府官員用納稅人的錢，去買生產方式極其落後的汽車品種，附帶著中飽採購者私囊的畸形市場。
產品結構調整的方針確定后，以合同的形式把工廠生產品種定下來。他把主要精力投入專用車的各歸口部門，以自己的口舌和交往的應酬能力，贏得這些部門的領導層的讚賞。為了打開這些部門採購汽車的胃口，從銀行貨款中抽出錢給對方經辦人以「豐厚」的回扣。
他花了大量時間，在這些部門來回奔跑，獲得了一批又一批的訂貨合同。
市場打開后又回過頭來，向當時扼著農汽廠脖子的銀行、稅務局、工商部門作了大量工作。他知道，這些部門有著大量的空隙和水份，只要經過某掌權政府官員的點頭和批示，可以動用無息的扭虧專用款。
欠稅也可以掛起來，享受三年免稅甚至更長時間的優待。這樣一來，過去一年多來，像滾雪球一樣的「前帳」可以不與追究。
於是農用汽車廠在李友時期所背的包袱基本上甩掉了，而職工的工資暫時按照原來的標準發夠，而不再按市裡對資不抵債企業的職工只發生活費，全廠的浮動人心平穩下來了。所有原先被李友捆死農汽廠的「綁」，很快在李倫努力下一一鬆開。這家工廠贏得比較輕鬆的起步條件！
在做政府部門的工作時，各衙門口中對於小到門房的看門人，都得低三下四，有時候奔跑了一天，回到工廠是晚上十二點鐘了，他一臉灰色感到又累又倦，回到自己的宿舍，白天那些羞侮人格的話，還在腦子裡反嚼，但是為了實現他想乾的事業，他必須有一般人都不屑為的阿Q精神。
為迎合各個政府口子里的大小官員，他把這套經營方略濃縮成「上靠、外聯、內團」的六字方針。三方面中上靠為首，他說上靠就是依靠政府，就是鑽政策的空子。他把他的六字方針寫在辦公室里的寫字檯前，寫在聯營辦公室里，寫在農汽廠最醒目的地方。
這六字方針濃縮了鄧小平為首的『人治』政策，中共在經濟建設中沒有理論只有『政策』， 因此隨意性極大，誰有權誰說了算，用賄賂說了算的人風糜官場。當然要拿產品出來的工廠，對內部的管理又是另外一回事了，擺著用戶所需的，在馬路上飛馳的汽車，要戰勝同種企業的競爭，在外觀和性能上，在同樣的手工製作的條件下，必需「略勝一籌」。
競爭毫不講情的淘汰掉弱者。站在同一起跑線上的工廠要不被淘汰出局，必須不停地改造原來已經顯得陳舊了的車身和底盤結構。工廠在調整了產品結構以後，跟上的是不斷的質量更新，這是農汽廠原來那種老牛拖破車的步伐是無法想象的。
鍾師傅必竟是老技工，他在接受負責越野車的時候，就已經思考了一個保質保量的施工方案，對所有的施工細節都考慮好，所以他說的話帶有權威性。按照他的建議，李倫召集了所有參加者的現場施工會議，初步將現場工序分為四個組；一個製作車身的組合件；一個是負責車身分塊的焊接組合；一個組專門負責車門的製作和焊合；另一個組是負責車門的安裝。
所有的工程技術人員全都要跟著施工的工人，一方面應證圖紙正確性，一面組織現場的施工，繪製必要的成型手工模具，並且根據施工發現的問題及時的修正圖紙和採取補救措施。
被窮困和失業困繞的農汽廠職工，一種「玩命」精神貫穿在李倫煸動性詞令中！現場會幾乎通宵，邊做邊議，一個個解決開發中所碰到的具體問題。從此，試製組每晚上都要加班到第二天凌晨，為了給加班試製的人加班時醒腦，他吩咐廚房每晚十二點送來酸辣面，疲勞和睏倦被強烈的酸竦味驅散了。
古人云，「年少雞鳴才就寢，老來枕上待雞鳴，轉頭三十余年夢，不道消磨無數聲。」他說：「回看少年時光今已半百還一事無成，過去沒有機會，現在機會來了，我只有再來一次雞鳴就寢了。」他用棣書寫成的杜旬鶴的名句：「少年辛苦終生事，莫向光陰惰寸功。」壓在他的辦公室桌上的玻璃下面。
1988年的夏天，在工具車間前面的空壩子上，搭起了半露天鈑金臨時工棚。夏天多暴雨，然而在這裏，燈光和焊孤光交織著送走了一個月的不眠之夜，即使大雨滂沱也從來沒有打斷過這裏的夜戰。
第一台客車和第一台越野汽車相繼問世，當鰲戰了整整一個月，臉色蒼白的志願兵們，歡呼本廠建廠以來第一代獨立製作的換代產品誕生時，胖左派也不禁為之驚嘆：「李倫的兩刷子農汽廠起死回生有望了。」
樣車的第一個顧主、公安部裝備處的處長趁飛機專程從北京趕來，認為在當時農汽廠的簡陋條件下，僅靠手工製作，短短一個月內開發出兩個品種實在不容易。他認為雖然第一台樣車問題百出，但一股拚命精神是國營廠職工所缺的。就憑這精神，專用車就有了希望，當下籤訂了兩百台的訂貨合同。
在一千多職工工資低微，人心煥散，既無模具又缺焊裝條件下開始，第一台樣車就像學畫的孩子用心描出，遠遠看去整個越野車似乎有近代的味，但經不起走近了細看。
細看車的外觀，車殼的外表並不對稱。車上腰線像蚯蚓起伏不直，車的平整度僅用鋼尺比劃了一下，凹坑和凸包之間相差了十幾毫米，找來經驗豐富的油漆工看，要填平這種差距需20毫米厚的膩子灰。門與門框的高度差，至少也有十個毫米以上。
門是鎖不上的，如果用力的鎖上，那麼就打不開了。車身上相鄰部位不相吻合，留著很寬的縫隙。搖窗機就更糟了，裝上去以後，是不能搖動的，勉強的搖動，那麼內襯的防水膠條不是擠在一堆，就是脫落。
那負責冷作的鍾師傅，圍著車反覆細看琢磨！也低聲的嘆氣道：「這樣的車，拿去交給用戶，別人怎麼會要？我看乾脆從新來過。」
然而很懂得「士氣可鼓不可泄」，「凡用賞者貴信于耳目之所聞見，則所不聞見者莫不陰化」的道理。！李倫專門召開了樣車的評議會。
幾十個由設計、工藝、和工人組成的評議小組，圍著車身數落著這個樣車一百多條的不足，他叫技術員作了詳細的記錄，一方面他布置了下一輪製作的整改條款。另一方面，召集黨政工聯席會議，作出「特別嘉狀令」對於樣車的主要製作人和技術人員實行嘉獎。並且令樣車披紅戴綠的繞工廠一周。
在會上他說：「我們必需對這種拚命精神加以激厲，否則我們的事業就會在冷嘲熱諷中死亡。你們知道這兩個樣車雖然帶著許多的缺陷，但它是我廠有史以來自己製作的換代型越野車，這是我們廠的產品方向，也是我們活出來的希望，這就是我們要大張旗鼓表彰宣傳的理由。」
在會下他還說：「我曾經把一句巴頓將軍的話當成了座右銘：「沒有不好的戰士，只有蹩腳的將軍。」他的這種熱情評價，曾被人當作攻擊他的政治把柄，這對中共僵死的官僚體制是一種叛逆。
嘉獎令頒發的第二天，他召集了得獎的志願者說：「今後你們就是新車型的基本施工骨幹，你們手中決定是著農用汽車廠的生死存亡。」他逐一的數落樣車的毛病，規定出，車身的平整度，門鎖，風窗搖機三大整改的主攻方向，他說到這些致命的毛病顯得特別激動，他說：
「這樣的產品拿給用戶豈有不罵娘的？為什麼國營企業多了干不好事的公子哥兒？臨到工廠生死存亡的關頭，不能再耍這種公子哥兒氣了！」
其實工人們的隋性容易改變，最難的，也是最怠墮的是這架由黨委，工會行政組成的龐大管理機器，包括黨委書記，工會主席和付廠長在內的十一個在上級卵翼下的天之嬌子。面對商品大海里將淘汰的工廠，這些人從來沒去鑽研一下解決問題的方案。
也難怪，上級規定他們的職責，就是「指導」並掌握企業政治方向的。說白了，就是貫徹中共統治利益的。扭虧開始，為扭虧而開的辦公會，他們指手劃腳的亂說一通，讓幹事的人畢恭畢敬的聽他們訓示。
會議不客氣的把具體的任務分派給他們，並限定他們完成的時間，寫在會議紀要上，作為會後執行會議決議的書面依據。於是平時慣於用鞭子抽打別人的人，在扭虧非常時期不得不忍氣吞聲接受李倫甚至他的手下人的指派。
但，虧損的危局逼迫他們，他們只有悄悄背著廠長向委任他們的主管局數落李倫，說他凌駕于黨委之上，是嚴重違反組織的行為。於是李倫處在領導班子的冷彈伏擊圈子中，古人云：「明槍易躲，暗箭難防」。扭虧雖然打響了，可他感覺自己處在各方面的夾擊之中了。
越是向前發展，這種「夾擊」會越來越厲害。他既然沒有能力搬掉這些絆腳石，就只能聽命小人們的夾擊。在他的事業順利的時候，反對他的人會躲在陰暗的角落裡向他施放冷箭，一旦他的事業稍有失利，他便會遭到痛打落水狗那種圍殲。
他的威信越增加，越潛藏著危險，改革開放預設了事業者葬身的墳墓。
在引進外藉技工的問題上，便爆發了他同反對者之間的第一次公開較量。當第一個批量越野車將近完工後，他親自同我一道檢查了這些「產品」。結果發現，製作樣車出現的幾個主要毛病仍然沒有改觀。連續的跟班觀察，使他體會到國有企業，習染多年的舊習，牢牢纏著工廠。他看到工人們並不是干不好，而是大鍋飯的分配製度作崇。
「干不幹，一月一百半」這是工人的口頭禪。「虧損又怎麼樣，國家還能不拿飯錢給我們？扭虧又怎樣，再賣命工資卡上不會給你升一分錢。工資是政策規定死了的東西，扭不扭虧還不都一樣。」年紀稍長的工人這麼說。「工廠條件就這麼差，那能保證出好車呀！」年輕的工人總是這樣替自己的粗製濫造作辯護：
「李廠長，一個月就只發這麼一雙手套，我們的手都要冒煙了，眼睛天天流淚，這樣惡劣的勞動條件，我們也是人，要不李廠長你也來同我們一道玩兩下。」調皮工人的挑釁使他無話可說，他看了看蹬在那裡磨磨蹬蹬的工人心裏別說有多麼焦急。
當他回到辦公室看到保定汽車廠為他寄來的「太空」車照片時，想到別人為什麼會做出那麼好的車身？於是他千里迢迢親赴保定汽車廠實地考查，考查結果告訴他，保定汽車廠從浙江引進了一批鈑金工和油漆工在那裡「大顯身手」。他們拿的是計件報酬，做一台車得一台車的工錢，要想多拿錢回家，只有靠自己盡量多幹活干好活，否則解僱走人。
於是他從那裡以高報酬招聘了幾名浙江工人，經過實地的操作，從農村裡出來經過幾年嚴酷訓練摔打的「僱用」工人，無論在技術水平和吃苦耐勞，工效等方面都是本廠工人無法企及的。
在黨政工聯席會議上，他第一次提出引進外藉工人的主張。同時將那些只會在操作工地上散布消極情緒的人，就地「掛」起來送勞人科「待業培訓」，待業期只發給生活費。他的建議一出口，聯席會便「沉默」了，既不熱烈同意也沒有反對意見。
可他沒想到第二天就在那簡陋食堂，他按平時的規矩，中午去吃飯時，那裡已圍了一大圈老職工和他們的家屬。見到他以後，人們七嘴八舌向他發問，「你準備把工人送到勞人科去究竟怎麼處置？」「誰給你的權力把本廠的工人的飯碗拿給外廠工人去吃？你究竟拿了好多錢給外廠的人，他們給你分了幾成的回扣？」叫聲越來越高，責罵越來越難聽。
在經歷了這麼一場謾罵和聲討后，晚上，他獨自睡在床上反思，難道，黨政工聯席會上，有這種號召力極強的與他貌合神離的「領導」背地與他作對？他們是誰呢？在這種孤掌難鳴的壓力下，他不得不把這個本來只需廠長取捨的人事任用權，提交職工代表大會討論通過。
職代會召開討論表決，引進外藉人雖勉強「通過」。但引進來的人報酬，卻要與本廠工人拉平。而對本廠子弟送勞人科「掛」起來培訓的意見，則被全體與會者否定了。吸引外藉工人的「高報酬」既被取消，應聘來的外藉工人只好打道回府，李倫第一次嘗到憑他的直覺和需要辦不了任何事。
眼看引進外藉人就要擱淺，他仍不甘心，晚上同幾個到他住所來「聊天」的「智囊團」成員交談，把這個問題提交他們討論。有人向他竭力主張推行計件工資制，使有能力多做事的人可以得到較高的報酬，這本身是天經地義的，這種合理辦法，可以留住從保定召來的工人，他立刻採納。外藉工人算留下了。
經過一年努力，到了1989年底，產品結構終於改變過來，原來生產的農用車交給了大集體去做，主廠全力以赴加大越野車和小客車的投入。過道上停塞的農用車開始漸漸疏減，年底由財務科公布連續兩年的虧損終於止住。
然而財務科放出空氣，說這全是把工廠虧損的利息掛起來不計的結果，如果過去虧損仍然算在工廠的頭上，那麼到了1988年年底，依然虧損上千萬。
李倫有何德能，還不是靠政府政策的挽救？李倫心中明白，自己的事業才剛剛開始，要徹底改變這家工廠的面貌，要讓農汽廠在政府部門購置專用車的潮流中「存活「下來，還要付出很大努力。
專用車生產已成定局，根據他的提議，農用汽車廠正式更名為重慶專用汽車製造廠。不知內情的媒體，各大報社的記者們，又在中共負責宣傳產品的官員指派下，從新來專汽廠對李倫個人進行專訪，並且像兩年前捧殺李友的老方法，對李倫進行吹捧，要他講一年多來止住虧損的治廠經驗。
不過李倫必竟比李友聰明得多了，他知道記者的宣傳，不過把自己扮演成中共玩弄的木偶，木偶那能貪天之功據為己有？更何況雖然第一仗他打贏了，工廠要真正站起來走出困境，還有一段極其艱難的路。
但是他必竟是「事業家」，他同他的幾個「左右手」商議以後，第二年的第一步，要在全廠所有工種推行計件工資，用按勞動件數付酬替代計時工資。
此外還用划小核算單位到班組，來迫使工廠的每一個庫房，每一個班組建立成本意識。同時還要破除工廠的原來用工制度，不拘一格吸收有志為廠興旺的有志之士，以改造工廠管理層的素質。用建立第三產業消化那些平時不做工，專門發布「快訊」的人員……
一大堆的改革方案，仗著當時鄧小平的「體制改革」為依據，他準備一試自己的「身手」。
（待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