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1年12月29日讯】【编者的话】《血纪》记述了大陆一名五十年代的大学生孔令平先生，被打成右派而下放四川西部甘洛农场，在劳改农村二十年的血泪历程。《血纪》一书完全可以与前苏联作家索尔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岛》相比。小说《古拉格群岛》反映了苏联人民在斯大林统治下的血腥恐怖让人触目惊心，而《血纪》则完全是以孔令平先生的苦难经历为主线。这条主线也是毛泽东祸国殃民的编年史，更是陈力、张锡锟、刘顺森等先烈的英雄史诗。书中人物众多，文笔朴素，使中共监狱的惨无人道和烈士的壮怀激烈跃然纸上。
孔令平先生在本书前言中说：“当这本书有幸与你相逢时，让我们珍惜这种来之不易的相识，为融化中国专制主义，建立中华民主而共同增加一把火。”下面请看长篇纪实连载《血纪》。
第五章：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第三节：遭逢绝境的农汽厂
仅仅保持了半年旺销的农用车，由于技术落后，产品质量差，在国家取消了向农民贷款后变成了滞销货。到了年底，停放在工厂范围里已装好的卡车已超过了五百辆，成了无人问津的积压货，地域本来不大的工厂实在停不下，还租用了厂外的场地。
密切关注本厂经营情况的银行，早已向工厂的财务科提出了“质询”，认为农用汽车制造厂再不打破滞销局面，继续的盲目投入，无疑会造成更多的积压，工厂像这样下去，后果不堪设想，所以只好停止注入资金。
老同学已明白，自己已经骑在狂奔的虎背上。农汽厂像一个陷入赌场的赌棍，发够横财后，随之而来的是狂输。卖不掉的农用车仅仅因为资金冻死，工厂就要承担可观的利息，为了减少亏损，最好的办法就只有停止生产。
但这样一来，工人领不到工资，一千多人的生存面临着威胁，工人们首先会到市政府请愿，愤怒的工人会砸他的家，一切后果都要发生，当然也包括要到手的豪宅全都只好泡汤。
虽然他大不了被撤职或调一个工作，但他经营的一翻事业，和利益全都没了。这个时候他如坐针毡，他给农业局打电话，给各个在几个月前热销的农机公司经理打电话，想办法打开销路。然而，那些热销时的酒肉朋友居然不接他的电话，有些连人都不知躲到哪儿去了……
胖左派的“快讯”却因此发得更勤，把工厂的亏损及时的向大家公布。从85年年底开始，农汽厂的亏损就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
银行首先将准备为职工调整工资的专用储备金冻结了，理由很简单，上级有明文规定，处于亏损期间的企业是不能调升工资的，于是吵吵嚷嚷的调资终于没能实施，这是虱子们始料未及的。
现在，眼看大祸正在迫近，工程师大楼却抓紧进度，尽量提前竣工成为李友最关注的事。
工人们在这个时候“团结”起来了，他们自发地组成了以曾元为首的调查小组，收集证据，写成了马兵、肖足等人的材料，在这些材料中列举伙同倒卖钢材、木料，收受建筑承包商贿赂，以及公款旅游，吃喝玩乐的十大“罪状”，并以联名上访的形式将这个材料送交市委。
在老黄介绍下，各车间准备到市府上访的工人们找到了我。
我进这家工厂才一年光景，情况并不很熟悉，加上来厂时李友的友好表态，我一时还不好同他闹对立，但我已经凭着我一年多的观察，获得了这家工厂一个轮廓的概念。在老黄介绍下，我把大家提供的情况整理出来，写成上告材料。
然而，接到这个材料的市委信访办经过了一翻“认真”研究，认为现在否定半年前还在报刊上发表“治厂经验”的“明星厂长”，实在有点自己掴自己的耳光，何况，全国的工厂像农汽厂类似的多如牛毛。
现在最好把这些收到的“检举材料”原本的交给马兵他们，由他们自己来“正确处理”吧！这叫依靠基层！是中共又一法宝，否则全市上千个企业工厂，哪一个没有这种乌七八糟的事？主管局这几个人处理得下来么？
我所代笔的材料，没有逃出所有寄到上级机关的上告信所共同遵守的轨迹，一个月后便回到了马兵的办公桌上。
看到这封材料竟是出自我的笔迹，老同学和马兵感到十分意外。进厂一年半来，由于我的沉默，所以李友和马兵几乎将我遗忘。现在摆在他们面前的这些材料令他们震怒不已。
倘在毛泽东时代，投寄这类材料的，是五类家庭出身或本人就是五类分子，那么轻则把投信人叫到办公室里训斥一通，指责对方无中生有；重者召开批判大会，把写材料的人抓到斗争会上斗到低头认罪‘当众消毒’为止，甚至根据材料摘章引句，申报专政机关立案侦察。
倘若是普通职工联名上告的材料，则由基层党组织逐个调查。凡档案中有污点的人，立即传唤，给以警告。就是‘根红苗正”的革命群众，也要按组织程序，不能越级突然袭击。‘党天下’之下，基本上不会有告发组织的材料越级寄到上级部门去。
现在形势变了，党内分裂变成公开，腐败也一天天暴露，五类没有了，批斗会也不开了。
有一天，母亲从北碚区府带回了她的好友，北碚九三学社负责人倪尔云写给我的一封长信，那信上对我才从蔡家乡下调进这个厂才一年光景，就同厂领导唱反调表示担忧，她提到了我伤痛的廿年牢狱。
不久，马兵正式在他办公室里向我“摊牌”。那一天，当我走进他的办公室里时，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罗志，党办主任王珍及金工车间书记幸才已经等在那里了。看到这个“阵营”，我立即想到我在当年反右斗争会的场面。
他轻轻咳了一声缓和着紧张的气氛，然后慢慢地说：“你是本厂的职工又是干部，你应当熟悉干部应当遵守的组织纪律，我们厂的确面临着严重的困难，今天专门抽这么一个时间，想听听你对工厂领导的意见和建议。”
我瞅了一眼放在办公桌上由市里退回的这份材料，平静的回答道：“我向市里写的那份材料，是受托于工厂部分老工人的意见，如果你还有什么不清楚的地方请你提出来。但是我认为既然是上告材料，那么上级部门有义务替我保守秘密，派人作认真调查。
现在既没有认真调查，又原封不动把材料转了下来，这是什么问题你们自己清楚。至于我所写的这些材料虽不可能绝对正确，但那上面提供的事实和证据，我可以对它们真实性负责，但你们也应当对你们的行为负责。”
旁听的人面面相觑，是啊，谁又能保证上告信上所举的不会有错？马兵严肃的脸上迅速换成了笑脸，开始紧张而严肃的气氛缓和下来：“哪儿的话，老孔，我们是想同你交换一下看问题的方法。
马兵满脸假笑：“我认为你看问题阴暗面多了一点，主流却被你忽略了。比方说：工厂今年的产值和产量都是建厂以来最高的，油漆的技改工程已经开始，车身面漆的起泡和质量会得到根本的改观，职工的住房楼也是我厂建厂以来从没有过的。工厂的一穷二白面貌一天天在改观，看问题不要老看阴暗面。”
不看主流而看支流，这正是中共当年在反右派运动中打击我们的主要理论武器。可惜，当年右派对共产党的“攻击污蔑”不幸被言中，在二十年铁的事实面前，后来中共给我们平反，正好证明了这点。于是我抬起头来回答道：
“既然你说看问题应当看主流，我就来谈谈这个主流吧！你如果是尊重事实的，那么去年这个时候达标升级整套东西是不是假的？当然，你会说这是为了应付升级，不得不这么做。那么工厂靠一时的机遇，把汽车涨价说成是领导的“业绩”，是不是也是假的？”
“就算天时地利盈得了一个能使企业发展的机遇，而工厂的领导却不赶快加强基础工作，在产品的品种和质量上下功夫，却忙着在毫无贡献的条件下搞升级方案，厂级干部不论其贡献，就凭职务拿高过工人十几倍的奖金和升级，问心无愧吗？平时你们有谁踏踏实实考查过生产怎么在运行？有谁在认真的关心技术改进，却在大报小报上吹嘘工厂如何提高了产品质量是不是又是假的？”
我停顿了一下，看看马兵今天招来的人不但没有反感，还露出赞同的眼光，便继续往下说：“内部的混乱几乎无人过问，如果你硬要否定这些，说我写的材料只看阴暗面，对工厂的成绩肆意诋毁，现在工厂每月已经产生了十几万的亏损，从整个趋势看，工厂的亏损已不可逆转，一旦工厂亏损超过了破产的警戒线，工厂是要破产的”。
“到了工厂无可挽回的时候，恐怕全厂一千多职工便要打你的扁担，你的职务未必能保住，到时候不但你的升级和住房保不得住，恐怕更可怕的后果都会发生。现在不是追究我所写的材料是不是诬蔑，而应当把这些工人们反映的材料，当成警钟严肃的加以对待，采取措施来挽救工厂了”。
“同时我还要建议你，你最好公开的把你批示的调资方案宣布作废，并主动将自己在这次调资中所升的七半个级，还给工厂，向工人们认个错，也许还能盈得人心，有助于启动大家一起止住已相当严竣的亏损势态。”
我的话完结，办公室里沉默了，马兵沉默了，不管他对我向市里投书材料有多么的反感和憎恶，今天他本想达到制止我的目的，现在也觉得考虑不周。他的沉思反应出他的尴尬。他原先精心安排的，“公开审问”以求压制不同意见的做法，只好到此收场。
工厂的不景气却无情地撩拨着这一千多职工，他们再也没有像半年前那样，拿着比工资还多两倍的奖金，到市场上去称烧腊打白酒。而是重新回到一年前那穷样子，同挑担进城的菜农争分论两。贫困激发了他们去市府上告的劲头。
然而我一点都没有因此心中感到舒畅，相反的，焦虑笼罩着我，我所争取进来的工厂，完全不是当初大家所羡慕的“米兜”，工厂的底子那么薄，现在又眼看着它朝着破产的轨道猛滑下去，年近五旬的我，恐怕要借助于“落实政策”再跳一次槽就不容易了。
何况我明白在这片国土上，大家都在穷窝里过，想寻找世外桃园是没有的，特别是我年近五旬还寄人篱下，若要想从天生桥那又霉又黑的危房中，搬进高楼大厦恐怕就再干上十年八载，等到我已经退休时都未必如愿。
到了这一年的年底，胖左派发布的厂部“经营快讯”已把工厂累计亏损六十万的噩耗向全厂职工公布了。各个车间又一次提前放假，关心工厂前途的中老年职工，到工厂来每天打听情况。当他们走到工厂后面看到这一天天拔地而起的工程师大楼，不免又一翻强烈指责，他们对这工程师大楼是竭力反对的。
面对职工的反对，李友笑着回答道：“眼看工厂富起来了，今后还要不断的建房，而建造新房的档次，只会一年比一年更高，到那时，难道低档次的房子还要拆掉重建么？”在他的力争之下，建房便保留了原来的较高档次的建房标准，建房预测资金的不足从油漆车间的资金去挪用。
由于资金枯竭，油漆车间已完全停建。现在工程师大楼已经矗立在地面上，李友面对的除了骂声和争吵什么也没有。这一次，胖左派站出来大骂马兵和李友，说他们那还像是工厂领导，简直就像一群蛀虫。
工程师楼已接近峻工，老同学十分清楚，全厂一千三百双眼睛都盯着这五十六套新住宅的分配。除了这五十六套新宅分配，还会带来五十六家迁居人所住旧房的再分配，这可是一件随时都会带给他烦恼和不安的头等大事。
在他的幕僚策划下，仍以劳人科红头文件的形式，向全厂颁发了一个“关于六号七号楼的分配方案”，为稳住全厂主要技术骨干，让他们在分房中站到自已这边来，这个方案明确，凡工厂里有工程师称号的十二个人，都会分到一套“工程师住宅”。
这一次，李友算是聪明一点，不再将自己的亲友拉出来充当分房领导组的成员，而是将分房领导小组的权力，交给了素与他貌合神离的付厂长王泉，条件是许给他本次分房权。这等于将分房的矛盾，全部转嫁到他的身上。
从十一月份开始，一场分房的明争暗斗，就在李友与王泉为一方与全厂一千多户职工之间，勃然掀动了。每天分房领导小组办公室门刚打开，等待的人拥进来以后，便是一片吵架声。王泉虽然得了一套意外的住宅，但是他必须承受精神上的高压和对付各种质问。
老职工在子女的陪同下，向他倾诉成古八十年的住房辛酸；中年职工逼着他出示本厂分房办法的政策依据，列数邻近厂矿是怎么来分配住房的；鲁莽的年青人用拳头和石块警告他看着办。
他一时成了全厂的磨心，又是李友最恭顺的奴才。可惜唯一能依托的李友却用阴阳怪气的态度使他为难。
老同学这些天是格外的小心，晚上从不出门，白天走过墙边或屋檐下都要警惕的东张西望，害怕随时都有一块飞石从不知那个地方向他的头上飞来。
人活到这个份上才体会到当厂长的悲哀，这时他时时从心里咒骂一年前把他捧成明星的政府官员和别有用心的记者。
十二月初，当整个住房已经粉刷和外部装修，完全可以住人的时候，四十八套新房的分配名单以及五十六套旧房的“再分配”名单，在办公室大楼下面的公布栏中贴出了第三榜，在围观者的一片咒骂和怨声中，王泉在办公室里，突然得到后勤科的报告，说有三家住宅，房门已经被下了锁。
三户人家不知什么时候，已经神不知鬼不觉的搬了进去。他闻报不敢怠慢，立刻电话通知了李友，电话的这一头气急败坏，而电话的那一头却冷静如常。也许李友早料到各种可能发生的情况，或者明知而故作镇静。
两分钟后，保卫科长率领两名保安，赶到了抢搬地点，然而面对抢占户的一家老小，谁也不敢动手！李厂长的指令是将抢占户拉出来，将他们的东西甩到马路上去，但是那一家在工厂都有三亲四戚，师兄师弟。保安们谁都不是傻瓜，甘心为李厂长当枪手使。
在王泉亲临现场的督阵下，只有软硬兼施，一边劝说，一边动手将搬进去人家的家俱一件一件的又搬回原来住的窝棚里，许诺在旧房子的调配中，给他们增加旧房的面积。
正当大家为分房而拼杀之际，农用汽车厂的亏损却像下坡滚去的雪球，越滚越快，越滚越大，到了这一年年底工厂累计亏损已渝百万大关，去年同期那种高奖金和名目繁多奖项的热闹局面，已经消失。工厂已经连续四个月没有发一分钱奖金，为了过年，老同学七拼八揍每人发了三十元钱的过年费。
在年底召开的工作总结会议上，曾科长以质问口气要书记和厂长就工厂在本年度工厂规划实施情况，向全厂职工作一个交待。还就新建的职工住房大楼的建设和分配，提交职工代表大会专门进行“审查”的建议。
经过他的“点火”，到会的人纷纷向老同学责问起来，工作总结会变成了牢骚指责会，使老同学感到十分狼狈，一年前他在全厂年会上的自我陶醉已变成了沮丧。除夕的茶话会也取消了，只在食堂里进行了冷清的“聚餐”。
为了防止意外，老同学像偷东西似的赶在除夕前一天，顾用几个捧捧，最先将自己的家从三合院里，搬进了他筹划整整一年的工程师大楼。搬完后他才独自坐在宽敞明亮的大客厅里，深深地舒了一口气，庆幸自己平安乔迁。
这时候他感到了一种丧家之犬的悲哀，他真的没想到他的好景竟转瞬即逝了，剩下来的残局该怎么收拾，心中没有把握。也罢，充其量工厂垮了，自己再调一个单位的想法又浮上脑际。无论如何，住房总算到手了。夜已深了，心里特别的闷，信手推开临街的窗子。
黑夜中，他似乎听到楼下过道上脚步急促，意识到又有谁连夜在搬家，定睛再看，朦胧的路灯下，王泉和老婆，两个儿子也像是做贼一样的将家俱朝刚刚分到手的房子里搬。他鄙视的向下淬了一口唾沫骂道，“贼儿子，全是贼。！”
1985年底，五十六户人家忙着搬家，在第一轮竞争中没有分到房子的职工，继续地围住分房领导小组的几个头，一面吵骂着，一面等到旧房子的再分配。王泉既然已占了房子便学着李友躲起来了，当然，无论是李友还是王泉，在工厂那一个角落都会听到满街对他们的责骂。
他们只能把自己的房门关紧，只当什么都没听见。三十晚上，围炉吃年饭的农汽厂职工没有几家没在诅咒，他们把无钱过年，无房可迁的罪过。一股脑儿地倾泻给老同学，以及与他并驾齐驱着农汽厂的同僚们。
然而在我的记忆里，自回到重庆，没有比此时更冷的冬天了，当时对于我来说最最重要的便是一塌之地，我没有老同学的福气，也不存在他那种有了房子还要图更好房子的贪婪侈望，看到工厂如此糟，我只求一间干燥一点的旧房子便心满意足了。同这个工厂的工人们相比，我可是连旧房都没有一间啊！
晚上我睡在那充满霉气的危房里，望着头顶上那已经折断，随时都可能垮塌下来的房梁，眼前浮现出全厂争夺五十六套新房子的那乱劲，想到倘如在这一次旧房大调整中，再不争得一间旧房子，我就可能流落街头了。
何况我的这位老同学还在各种会议上一再宣称，本次分房向知识分子倾斜。第二天，我带着这个理由到分房领导小组去，请他们在旧房调整中给我考虑一间旧房。得到王泉的答复令我感到宽慰，他说：“你尽管放心，我们一定会按规定处理好你提出的要求，使你满意。”
可惜，我完全没有料到这个答复，夹杂着奸意。十天以后，在公布旧房调整名单时，满有把握的我竟没有看到我的名字，开始我还不相信我的眼睛，从头到尾再看了一遍，依然没有我的名字。周围的工人看见我焦急的样子，有人给我打抱不平，他们都因为亲眼目睹，每天清晨我驭着儿子上班的那种狼狈像。
于是我第二次跨进了分房领导小组的大门，王泉不在，大概他又避风头去了，接待大家的是劳人科的崔科长，听到我的责问以后，他翻着白眼回答道，“你进厂时不是亲自写过不要住房吗？怎么，亲笔的诺言不算数？”
这一下子我完全明白了，我的住房问题是老同学和马兵商量好了的整人行为。否则这崔科长怎么歪曲我进厂时的本意？甚至还专门查了我进厂时的档案。我回答他：“当时由于李友说，暂时没有住房给你，等以后有条件时再解决这个问题，但是这种放弃住房作为进厂先决条件的承诺，永远不能曲解为在工厂有房时，我也不要。
我一个落实政策的人，上无片瓦，下无立锥之地，你工厂有房时不给我，是承心给我为难吧？再说，你可以把我进厂时填写的东西拿出来公开吗？”
这么一逼，“吹”科长开始那轻蔑态度收敛了，推说道：“我也是执行上面的意思，至于你填的表根本是不可能拿出来公开的，那可是在你进厂随调的档案里存放的。”看来我给市委写的信，确实给我带来了麻烦。
我现在才体会到了什么叫“收拾人”，什么叫软打整。比起不动声色的老同学，比起年轻气盛的马兵，我远远不是他们的对手。但是事情既已经弄到这一步，我就只能迎战了。于是我准备立即进城去市政府信访办公室找张文澄。
但又一想，落实政策我已经麻烦过他了，他当时毫不犹豫的给我开介绍信，给我调动开绿灯。现在又接而连三地为我个人的住房，再去找他，于情理上显得过分，虽然同是右派，我不能为个人问题再给他出难题，何况我们素无交往，仅凭都是同一运动的受害者这点同病相怜之情。如此一斟酌，我便踌躇起来。
想到已经和老同学闹翻，我给市委写的检举材料还捏在马兵手里，倒不如把脸撕破，用二车间那王，周两位女将的办法，兴许还可以揍效。何况在住房问题上我是无房者，再不力争，我可是真要露宿街头了。而老同学却是高档房的利益占有者，我撕破脸闹起来他肯定会心虚。
我决定去找他，然而一连几天老同学好象驾了土遁，从农用汽车厂消失了。每天办公室里见不到他，夜晚去敲他那铁门，没有丝毫回应，邻居说“李厂长从那铁门的猫眼上就可看清来人，看来他躲起来了。”
我不得不写了一封挂号信，交到了重庆市政府，一个月以后，区政协主席张××亲自来到了农汽厂，对厂里的住房分配进行“专题调查”。预先他就给厂工会打了一个电话，询问到我的住房，希望他们妥善的处理。张主席的到厂触动了工厂的神经，出来挡驾的是工会主席向云。
向云在工会的办公室里接待了张主席，并向他介始了一名至今三代人共居一室的一个老工人，以此证明工厂确实没有房子分给我，这位老工人一家人分居两处这个真相，却被向云隐瞒了，中共党员没有其它能奈，唯有这种编假说谎个个都是能手。
既已惊动了上级，又有张主席的调查，老同学知道情势不妙，迅速转舵，指示党委付书记施安出面，将离厂两公里以外，地处文星湾熊家院的危房群中，一名后勤杂工腾出来的一间大约二十平米的危房打发给了我。
当我不久在厂门口见到这位老同学时，他故作惊讶的说“啊呀老同学，你的住房我们早就考虑了，工具车间主任本次分到新房后，腾出来的两间砖结构的房子，就是专门安排给你的呀。都怪那王泉太不会办事，这家人搬出来空出来的房子却没有上锁，便给另一个工人钻了空子，擅自搬了进去。
我还为这事专门追查了王泉，现在那占了房子的工人，也赶不出来了，没办法我们为你的住房，专门开了办公会，研究了一个多小时，才决定把文星湾蒋老工人搬出来的房子，安排给你暂时住下，施书记给你落实好了吗？”
我望着他那假惺惺的样子，实在是太令人呕心了，要说他低能，可在玩弄两面三刀和整人的戏法，却不能同他相比的。但事已至此，心中在忿忿说，都就怪我自己瞎了眼，怎么会钻到你当厂长的这家工厂来！
同这样的小人生气真是犯不着。他见我没有任何反映，假惺惺地说：“这几天分房子真太乱，文星湾那房子如果已经腾出来了，那么你要赶快搬进去否则再被人占去，就不好办了。”说毕他嘴角边流露出得意的奸笑。他真还以为这样收拾我，泄了他那卑鄙报服的私愤。
为我个人住房在厂里搅起的风波，曾科长找到了我，从他那里我才知道，这文星湾的破房子是农汽厂的职工都不愿搬进去的，除离厂远，上下班不方便外，那房子是一间漆黑的口袋屋，白天没了电灯，就什么也看不清。由于年久失修，每逢刮风下雨，多年的扬尘会像细雾一样弥漫整个房间。
更重要的是分房条例中有一条没有公开的“内部规定”，凡有私房的，或厂里所属住房在主城区外的，一律没有分配新住房的资格，文星湾属于主城区外，所以我只要搬进去了，今后再不要想参加工厂新房的再分配。
我不禁赞叹这位追求虚名，见利忘义，治理工厂毫无能力的老同学，将中共斗争的这一套两面三刀，借刀杀人的鬼把戏操练得如此纯熟！为了报复这一个“异类”，竟在住房的分配上玩弄了这么多心机！
人心叵测，什么事凡不涉及自己切身的少说为佳！但秉直的我永远都改不掉我的老脾气。粉刷一通，第三天便搬入了“新居”。
在那里整整住了三个冬夏，那时我已半百年纪，从搬进去的那一天开始，我的三岁的儿子，每天早晨六点钟就被我从被窝中叫醒，匆忙的吃了早点就将他驭在我的肩上，步行两公里，将他送到托儿所后，我又步行到工厂上班。
由于匆匆赶路，完成这种“苦力”后，我常常汗流浃背，再加上居住条件恶劣，原先监狱受到折磨，身体本来就多病，所以我三天两头的感冒、拉肚。命运折磨着我。
就这样，我的孩子在我的肩上渡过了整整四年的童年，直到七岁他上小学，我们才从新搬了家，结束这段扛着孩子，早上“晨练”的生活。
好在，文星湾的老宅院里虽穷陋，但邻居却十分的和睦敦厚，隔着天井，对面住的几家人都是重庆棉纺五厂的退休工人。
当他们目睹我的困难，孩子那么小，我的年纪又那么大，上班那么远，请不起保姆，实在照应不过来，有时家里没人的时候，又正碰上托儿所里放假，孩子没人照应，他们会主动的义务照看我们的孩子。
晾在天井里的衣服，下雨了，他们会帮助我们把衣服收回来，上街买菜顺便给我们带些回来，这些细小的事表现出来的关照都深深打动我的心，让我牢牢记着这些善良的邻居。
那时，我们的住房靠近嘉陵江边，我和孩子经常在星期天去河边，捉蝌蚪和小鱼，当春天到来时，我教孩子做风筝，去宽敞的河边去放，我的心回归到童年中去。
中国民众的人性和互助，虽经中共摧残变得冷酷，但在老百姓中她依然温暖着每一个人，住在文星湾那破旧的大宅院里，就像生活在一个大家庭里。对面的刘爷爷和胖胖的刘婆婆，像亲人一样，关照我们并温暖我们的心。“死犹未肯输心去，贫亦其能奈我何？廿两棉花装破被，三根松木煮空锅。”那时生活虽苦却感受到人间的暖意。
而住进工程师宅的李友窃喜后，马上就陷在矛盾之中，他的住楼是在缺资金情况下靠挪用油漆车间的专款建立起来的，遇到贪婪的肖某，马虎的工程质量很快显现了出来。
新宅搬进去两个月后，赶上第一泼春雨，雨水毫不客气地从墙壁的裂缝中，渗进李友的客厅里。雨水浸进了厨房，那从墙上浸出来的黄水流进了他的天燃气灶台，他把后勤科负责施工的人叫来责问，那人指着肖足住的地方说他心太黑，吃的回扣太狠。
那施工员承认，地板和糊墙用的水泥全是次品。不过李友也只好背着肖某骂娘，当着肖的面还不敢吭声。
继85年亏损一百万之后，农用汽车厂从1986年开始，便以每月三十万亏损的不可逆转的颓势，向破产绝境“大滑坡”。当然农汽厂是同一时期国有企业的一个，但却是当时全国国有企业的一个缩影。
国有企业相继在市场经济的风浪中纷纷倒闭，中共把“工厂破产法”向全社会公开宣布，被中共奉为决不放弃的公有制禁区被打破了，我在的厂不到两年时间便从全川盈利大户，变成1986年四川省名列第三位亏损大户。
工人们的上访，使市政府不得不关注这个被他们捧红的“明星”企业。机械局组成调查组到厂调查时，问到他们私吞工厂的稳私，大家缄口不言，使局里派来的人莫衷一是。李友是他们瞎吹出来的明星，而今怎么自园其说？调查组只好勒令李友限期整改，止住亏损势头，否则只好对他“组织”追究了。
不过李友并不是没看到今天这种结局，他也不是束手待毙的窝囊废，在他任厂长时，供应130底盘的南京汽车联合公司，看准他的虚荣心，除在上任时特邀他参加南联公司的年会，还特别将他的名字写在董事会常任理事的名单上，在私人利益和个人虚荣心诱惑下，李友同南汽的接触一直在秘密中进行着。
南联公司为实现在西南建立销售和组装基地的计划，以便打开西南市场，打算在重庆建立一家南联集团的子公司。但是当时重庆政府出于地方保护主义的立场，一直拒绝将农用汽车厂变成南联集团的子公司。
眼下看农用车滞销，日趋严峻的亏损，加快了李友依靠南联的步伐，他向重庆市政府建议，认为如能投靠一家大企业也未尝不是一种上策。
南联集团的董事会成员便带着进一步接收这家工厂的决定，来到了重庆。当南京的客人刚刚走下飞机场，迎接“贵宾”的是李友和马兵。
南京的贵宾一走，李友像被注射了一针强心剂，精神振作了许多。他随即召开一系列的生产会议和经营会议，向与会者宣传目前在市场竞争中，由于设备陈旧，技术落后，资金困难农汽车厂很难存活，只有寻找与有实力的大企业合并，才能活下去。
正当他焦虑万状之际，却收到了南京汽车公司董事会发来的请贴，要他参加1987年度的董事会新年团拜。他豁然心中一亮，明白这是一次将农汽厂归并为南联汽车联合公司的一个绝好机会。他决定利用工厂法人的机会，抓住这一根从天而降的救命稻草，借南联的资金和力量解脱捆在他身上的绳索。
并入南联后，几百万亏损一笔勾销，工厂也可以引入南汽的品种和其它专用车技术。经过一夜紧张的思考，他终于破釜沉舟，准备迎接一场“地震”。弄得不好，他会因此而下台并受到处份，弄得好，他会因此而解脱。
第二天他便从家里打了一个电话到厂长办公室去，说他去市里开会。便独自一人在家里正式的向机械局某局长，起草了一份进入南联的绝密报告，在这份报告中把工厂亏损的原因归结为工厂缺乏技术设备的落后。
现在为了扭转这种局面，只有向国内有实力的大公司敞开大门，走联合的道路。否则很难依靠自己落后的车型和技术走出困境。
同时，他拿出几天前起草的向上级的报告，写到工厂亏损的人为原因时，将责任全部转嫁给马兵和肖某两人身上。这两个人原是他上台时，由上级安排在他身边协助他的台柱子，在农汽厂发横财时，许多捞私利的鬼主意都出自他们，因此成为他最好的密友。现在眼看厄运已至，他只能分道扬镳了。
但这种在背后下刀的做法，终于点燃了一场内战……，李友写完报告立即进城到机械局，交给局办公室秘书，随接去了机场。
正当李友同南汽的主人碰杯互致1987年新年快乐时，他却接到了机械局发给他的加急电报，催令他立即返回工厂，李厂长敏感到“招回令”中，某种不祥已经发生了。当他趁坐的飞机在江北机场着陆后，提着行李走出机场四处张望，却没看到往常在机场停车场里场部派出的皇冠车。
这已使他不安起来，在机场电话厅里他接通了厂部办公室的电话，厂长秘书回答他，小车已经派出去另有任务，所以只好委曲他自己坐公共汽车回来了。
在汽车上他的思绪非常复杂，到北碚下车时，他想立即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但没有人来接他并预报情况，只好硬着头皮匆匆步行回厂。跨进工厂的大门门卫只朝他点了点头，好象并不知道他刚刚出远门归来……
匆匆走进办公大楼，平时见到他毕恭毕敬的厂办主任不知那里去了，这才发现整个办公大楼里，除了过道上平时做清结的临时工外，一个人都没有。进得办公室忙去翻日历，今天是星期二不可能放假，他们都上那儿去了呢？
正踌躇间，办公室桌上的那架电话铃响了，接过话筒原来正是办公室主任打给他的，叫他半小时以后，立即到厂部大礼堂开会。
他的心中一惊，仿佛他的办公室已四面布控，墙上全是窃听器和摄像的镜头监视着他一举一动，暗觉奇怪，那些平时仰仗着他开后门进厂的亲戚朋友，和受过他的小恩小惠的人们，都到那里去了呢？谁把这里发生的情况通告他一声，也好让他有一个准备。
看看墙上挂的那张中国地图，在大陆那张海棠叶上，重庆相距南京那么近。
拿起电话筒想向南京方面挂一个电话，却没有打通，这才想起临去南京时，他已将长途电话上了锁，忙去皮包里翻找钥匙，但转而一想，事情还没弄清，向对方告诉什么呢？就是发生农汽厂己把他就地免职，这个南联分司难道还能塔救他不成？
看来现在只能乖乖的按别人给他布下的路，硬着头皮走下去了，于是便匆匆地离开了办公室向大礼堂方向走去。
走进会场的第一眼就看见那个平时对他千依百顺的厂长办公室主任，正在会场的主席台上忙着张罗，主席台上机械局的高局长和曹书记已坐在主席台正中，几个付厂长坐在两旁，连马兵也坐在上面。心中已觉查自己陷入了陷阱，可惜为时太晚，硬着头皮向前台走去，那办公室主任从左侧的楼梯上走了下来，招呼着将他安排在台下落座。
直到现在，他终于明白了他所要面对的现实：主席台上已没有他的坐位，他已被免职了。在无数双含着敌意和渺视的目光逼视下坐落，把头埋得低低的。
会议开始，气氛严肃。主持会场的厂办秘书宣布全厂起立，唱国歌。他从坐位上站起来，两腿僵硬发直，依然保持着低垂头的那种反省姿势，有点像站在高高的悬岩上失足滑落下去的感觉。心中一阵紧张，也不知怎么坐下来的。
耳朵却紧张听那喇叭里传出来的声音，机械局曹书记不紧不慢的宣布道：
“今天我代表机械局向农用汽车制造厂的全体干部和党员宣布机械局1987年第1号文件“关于农用汽车厂的任免决定”。……李友听得非常真确那1号文的第一条就是将他就地免职，却一字都没有提到他另调其它岗位的内容，这也是他始料未及的。
大概因为预先没有充分的思想准备，他耳朵里发着嗡嗡的长鸣。尤其是使他痛心的是全场雀跃，欢呼声中夹杂着十分熟悉的咒骂声，有人喊道：
“要李友回答他把工厂搞得了资不抵债了，工厂关门了，我们的饭碗找谁去？”；“不能就这么一个免职让他便宜地下台”；“你不是在一年前还许下那么多大话，今天要你回答我们，我们这些普通职工拿你怎么处置？”
人们愤怒的吼声使他无地自容。现在他完全明白了，两年前自己被人抬得高高的，现在他已被狠狠地摔在地上。
他感到一阵阵的心慌，喉咙里一阵发痒，猛咳一声，咳出来的竟是一口血。他终于彻底地崩溃了，瘫在座椅上。当他的家人闻讯，将他扶出会场时，他的耳朵里分明还听到一个熟悉的声音向他喊道：“李友，别装熊，拿出你上报纸的威风来，别像臭狗屎”。那分明是总工程师的声音。
从“政敌”嘴里说这样的话，本不奇怪，而今听去是那么挖心的痛。他想回答他：“你身为厂领导，难道出现这个局面你没有一点责任么”？但他实在没有气力说出来。
在家人的掺扶下，他不知怎样跨进五号楼他家的那扇铁门。“家”倒是挺气派的，今天就连那套肖付送来的红木家具也擦得发亮。当着众人受羞辱的那种感觉坐在家里的太师椅上，变成了一连串的焦虑，两年来体验的“横财”，会不会受审计部门和纪检部门的清查和追究？
一会儿又在想，今后去工厂上班到那一个部门报到？千万别弄到总工办或技术部门，那些人都知道他的底，自己随时都是别人踏的对象。
当他的妻子催促他赶快换一件衣服去医院时，他才猛然想起，刚才才咳过血，心里一阵害怕，好象死神就在他房间的一个角落里向他窥视，觉得喉咙里痒痒的，好象又有一口血要咳出来……
正当他被两个早已等候在那里的侄儿扶着走下五号楼的大门时，猛然听见三楼的窗口鞭炮声大作，他下意识地抬起头来，只见那窗口正对着的阳台上，吊着一长串正在乒乒乓乓炸响的鞭炮，那旁边还挂着一幅长长的字联，上书“送瘟神”三个大字，那分明是××工程师干的事。
这人素来看不起自己，这次分房给了他一套自己一样的住宅，意在安抚和收买，谁知道他并没有感谢李友的恩惠，反而认为，李友不过是借工程师们的名来拉拢他。所以在自己最窘迫时“落井下石”了，心中一恨，喉咙一痒，又咳出一口血来。
此时他才觉得虚弱得很，对人们这种公开的羞辱除了只有“忍”以外，连反唇相叽的力量都没有。
这正是：“子系中山狼，得志便猖狂。金闺花柳黄，一载赴黄泉。”
关于对农汽厂人事任免的决定中，红头文件中接替他的是机械局一名姓孙的处长，同时还任命总工办的付总工程师王桂林为常务付厂长。
党委书记马兵虽被免职，却调到重庆市汽车公司担任那里的党委书记，肖付刚被调到北碚区乡镇企业局但任了付局长，两人明里撤职实际上是升级了。尤其是肖付，在乡镇企业局捞油水的机会更多了。
李友，则因为向上级参奏了自己的同行，破坏了“行规”，才落得替罪羊的处境。若不是他在市委里的姐姐，说不定会落到想不到的泥潭之中。
谁教他心太大，倘若他放弃了南联的计划，老老实实接受上级的保护，还不是照样同其它人一样，异地发财？而今他气得吐血，担惊受怕成为全厂笑料，是谁造成的啊！也许他真是被新闻界，捧得昏了头。
其实在国有体制下那有独闯天下的奇才，靠吹棒邓小平而发的全国著名巨富牟其中，最终以诈骗外汇罪沦于武汉监狱。自吹创业的天才，在中共泡制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不过是为一定政治目的炮制出来的玩偶。
玩偶是没有独立人格，也没有他们独立生存的土壤，所有改革家都是依附于中共皮上的气泡，像幻影一样出现于瞬间，又消失在刹那。
不过，被这种“政策”作弄得最惨的，还是农汽厂一千多普通职工，按照银行接到的指令，亏损的农用汽车厂的亏损额，早已超过了倒闭的警戒线，工厂已领不到职工的基本工资，只能按每月领取几十元的“救济金”。据银行说，李友为了不准在他任职时就停产，结果积压的农用车变成了一堆堆的废铁。
胖左派站在黄色大楼最高的石梯坎上对着全厂摇头哀号道：“完了，农汽厂完了，我们也完了，工厂死了，我们就此等着流落街头”。接着又指着黄色大楼大骂道：“你们这群败家子，工厂赚了几个钱，你们自己吃花不算，还要请客送礼，巴结记者，现在几个钱被你们吃完了，你们却像蝗虫一样飞走了。”
机械局新任命的“领导”丝毫没有阻档亏损下滑的能力，陷在厂后坡荒草泥泞中的农用车，依然静静的躺在那里銹烂，大家在唾骂李友出了一口恶气以后，不得不从新回到严酷的现实中，我们已经有两个月没领到工资了。
在厂的生产经营会议上，个子矮矮的孙厂长像菩萨一样，眯缝着眼睛一言不发，那王桂林却操着广东腔的普通话，呱呱空喊着强化产品管理的空话。销售公司在他的主持下开的会争吵一阵，毫无结果的散会了，车间照样死气沉沉金工车间联系了渝洲汽车厂，为他们加工车身覆盖件和非标……。
过年时，由于农汽厂不断有人上访市政府，他们怕年关之际，被逼的工人会在春节期间上街闹事，为稳住危机四伏的国内形势，维持中共控制下表面歌舞升平的政治气氛，市政府悄悄向银行指示，农汽厂的职工总算领导到了1986年底所未发的工资。
然而1987年春节一过，工厂又是两个月未领到工人的吊命钱。当工人们围着新来厂长向他索要维持生计的基本工资时，这位上级派来的厂长兼书记竟然喊道：“你们向我要，我向谁要？有种的就不要向我要，我带着你们抢银行去”。
第二天，黄色大楼的正门上，贴出了一付打油“对联”，上联是“桂林贫（凭）嘴一付画（话）”下联是：“要抢银行找有余”，横批“左右无路”，那分明是写王桂林和孙有余的“无能”。
农汽厂在一团死水中挣扎，到了这个时候，反倒有人替李友打起抱不平来，公开说：“这是市政府的小人们搞的阴谋，如果南京集团兼并了我们，恐怕也不致于落到今天连饭都没有吃的地步”。
曾元领着几个老工人去找刚刚赴任的市委书记肖秧了……
（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