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1年12月29日訊】【編者的話】《血紀》記述了大陸一名五十年代的大學生孔令平先生，被打成右派而下放四川西部甘洛農場，在勞改農村二十年的血淚歷程。《血紀》一書完全可以與前蘇聯作家索爾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島》相比。小說《古拉格群島》反映了蘇聯人民在斯大林統治下的血腥恐怖讓人觸目驚心，而《血紀》則完全是以孔令平先生的苦難經歷為主線。這條主線也是毛澤東禍國殃民的編年史，更是陳力、張錫錕、劉順森等先烈的英雄史詩。書中人物眾多，文筆樸素，使中共監獄的慘無人道和烈士的壯懷激烈躍然紙上。
孔令平先生在本書前言中說：「當這本書有幸與你相逢時，讓我們珍惜這種來之不易的相識，為融化中國專制主義，建立中華民主而共同增加一把火。」下面請看長篇紀實連載《血紀》。
第五章：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
第三節：遭逢絕境的農汽廠
僅僅保持了半年旺銷的農用車，由於技術落後，產品質量差，在國家取消了向農民貸款后變成了滯銷貨。到了年底，停放在工廠範圍里已裝好的卡車已超過了五百輛，成了無人問津的積壓貨，地域本來不大的工廠實在停不下，還租用了廠外的場地。
密切關注本廠經營情況的銀行，早已向工廠的財務科提出了「質詢」，認為農用汽車製造廠再不打破滯銷局面，繼續的盲目投入，無疑會造成更多的積壓，工廠像這樣下去，後果不堪設想，所以只好停止注入資金。
老同學已明白，自己已經騎在狂奔的虎背上。農汽廠像一個陷入賭場的賭棍，發夠橫財后，隨之而來的是狂輸。賣不掉的農用車僅僅因為資金凍死，工廠就要承擔可觀的利息，為了減少虧損，最好的辦法就只有停止生產。
但這樣一來，工人領不到工資，一千多人的生存面臨著威脅，工人們首先會到市政府請願，憤怒的工人會砸他的家，一切後果都要發生，當然也包括要到手的豪宅全都只好泡湯。
雖然他大不了被撤職或調一個工作，但他經營的一翻事業，和利益全都沒了。這個時候他如坐針氈，他給農業局打電話，給各個在幾個月前熱銷的農機公司經理打電話，想辦法打開銷路。然而，那些熱銷時的酒肉朋友居然不接他的電話，有些連人都不知躲到哪兒去了……
胖左派的「快訊」卻因此發得更勤，把工廠的虧損及時的向大家公布。從85年年底開始，農汽廠的虧損就像滾雪球一樣越滾越大。
銀行首先將準備為職工調整工資的專用儲備金凍結了，理由很簡單，上級有明文規定，處於虧損期間的企業是不能調升工資的，於是吵吵嚷嚷的調資終於沒能實施，這是虱子們始料未及的。
現在，眼看大禍正在迫近，工程師大樓卻抓緊進度，盡量提前竣工成為李友最關注的事。
工人們在這個時候「團結」起來了，他們自發地組成了以曾元為首的調查小組，收集證據，寫成了馬兵、肖足等人的材料，在這些材料中列舉夥同倒賣鋼材、木料，收受建築承包商賄賂，以及公款旅遊，吃喝玩樂的十大「罪狀」，並以聯名上訪的形式將這個材料送交市委。
在老黃介紹下，各車間準備到市府上訪的工人們找到了我。
我進這家工廠才一年光景，情況並不很熟悉，加上來廠時李友的友好表態，我一時還不好同他鬧對立，但我已經憑著我一年多的觀察，獲得了這家工廠一個輪廓的概念。在老黃介紹下，我把大家提供的情況整理出來，寫成上告材料。
然而，接到這個材料的市委信訪辦經過了一翻「認真」研究，認為現在否定半年前還在報刊上發表「治廠經驗」的「明星廠長」，實在有點自己摑自己的耳光，何況，全國的工廠像農汽廠類似的多如牛毛。
現在最好把這些收到的「檢舉材料」原本的交給馬兵他們，由他們自己來「正確處理」吧！這叫依靠基層！是中共又一法寶，否則全市上千個企業工廠，哪一個沒有這種烏七八糟的事？主管局這幾個人處理得下來么？
我所代筆的材料，沒有逃出所有寄到上級機關的上告信所共同遵守的軌跡，一個月後便回到了馬兵的辦公桌上。
看到這封材料竟是出自我的筆跡，老同學和馬兵感到十分意外。進廠一年半來，由於我的沉默，所以李友和馬兵幾乎將我遺忘。現在擺在他們面前的這些材料令他們震怒不已。
倘在毛澤東時代，投寄這類材料的，是五類家庭出身或本人就是五類分子，那麼輕則把投信人叫到辦公室里訓斥一通，指責對方無中生有；重者召開批判大會，把寫材料的人抓到鬥爭會上斗到低頭認罪『當眾消毒』為止，甚至根據材料摘章引句，申報專政機關立案偵察。
倘若是普通職工聯名上告的材料，則由基層黨組織逐個調查。凡檔案中有污點的人，立即傳喚，給以警告。就是『根紅苗正」的革命群眾，也要按組織程序，不能越級突然襲擊。『黨天下』之下，基本上不會有告發組織的材料越級寄到上級部門去。
現在形勢變了，黨內分裂變成公開，腐敗也一天天暴露，五類沒有了，批鬥會也不開了。
有一天，母親從北碚區府帶回了她的好友，北碚九三學社負責人倪爾雲寫給我的一封長信，那信上對我才從蔡家鄉下調進這個廠才一年光景，就同廠領導唱反調表示擔憂，她提到了我傷痛的廿年牢獄。
不久，馬兵正式在他辦公室里向我「攤牌」。那一天，當我走進他的辦公室里時，紀律檢查委員會書記羅志，黨辦主任王珍及金工車間書記幸才已經等在那裡了。看到這個「陣營」，我立即想到我在當年反右鬥爭會的場面。
他輕輕咳了一聲緩和著緊張的氣氛，然後慢慢地說：「你是本廠的職工又是幹部，你應當熟悉幹部應當遵守的組織紀律，我們廠的確面臨著嚴重的困難，今天專門抽這麼一個時間，想聽聽你對工廠領導的意見和建議。」
我瞅了一眼放在辦公桌上由市裡退回的這份材料，平靜的回答道：「我向市裡寫的那份材料，是受託于工厂部分老工人的意見，如果你還有什麼不清楚的地方請你提出來。但是我認為既然是上告材料，那麼上級部門有義務替我保守秘密，派人作認真調查。
現在既沒有認真調查，又原封不動把材料轉了下來，這是什麼問題你們自己清楚。至於我所寫的這些材料雖不可能絕對正確，但那上面提供的事實和證據，我可以對它們真實性負責，但你們也應當對你們的行為負責。」
旁聽的人面面相覷，是啊，誰又能保證上告信上所舉的不會有錯？馬兵嚴肅的臉上迅速換成了笑臉，開始緊張而嚴肅的氣氛緩和下來：「哪兒的話，老孔，我們是想同你交換一下看問題的方法。
馬兵滿臉假笑：「我認為你看問題陰暗面多了一點，主流卻被你忽略了。比方說：工廠今年的產值和產量都是建廠以來最高的，油漆的技改工程已經開始，車身面漆的起泡和質量會得到根本的改觀，職工的住房樓也是我廠建廠以來從沒有過的。工廠的一窮二白面貌一天天在改觀，看問題不要老看陰暗面。」
不看主流而看支流，這正是中共當年在反右派運動中打擊我們的主要理論武器。可惜，當年右派對共產黨的「攻擊污衊」不幸被言中，在二十年鐵的事實面前，後來中共給我們平反，正好證明了這點。於是我抬起頭來回答道：
「既然你說看問題應當看主流，我就來談談這個主流吧！你如果是尊重事實的，那麼去年這個時候達標升級整套東西是不是假的？當然，你會說這是為了應付升級，不得不這麼做。那麼工廠靠一時的機遇，把汽車漲價說成是領導的「業績」，是不是也是假的？」
「就算天時地利盈得了一個能使企業發展的機遇，而工廠的領導卻不趕快加強基礎工作，在產品的品種和質量上下功夫，卻忙著在毫無貢獻的條件下搞升級方案，廠級幹部不論其貢獻，就憑職務拿高過工人十幾倍的獎金和升級，問心無愧嗎？平時你們有誰踏踏實實考查過生產怎麼在運行？有誰在認真的關心技術改進，卻在大報小報上吹噓工廠如何提高了產品質量是不是又是假的？」
我停頓了一下，看看馬兵今天招來的人不但沒有反感，還露出贊同的眼光，便繼續往下說：「內部的混亂幾乎無人過問，如果你硬要否定這些，說我寫的材料只看陰暗面，對工廠的成績肆意詆毀，現在工廠每月已經產生了十幾萬的虧損，從整個趨勢看，工廠的虧損已不可逆轉，一旦工廠虧損超過了破產的警戒線，工廠是要破產的」。
「到了工廠無可挽回的時候，恐怕全廠一千多職工便要打你的扁擔，你的職務未必能保住，到時候不但你的升級和住房保不得住，恐怕更可怕的後果都會發生。現在不是追究我所寫的材料是不是誣衊，而應當把這些工人們反映的材料，當成警鐘嚴肅的加以對待，採取措施來挽救工廠了」。
「同時我還要建議你，你最好公開的把你批示的調資方案宣布作廢，並主動將自己在這次調資中所升的七半個級，還給工廠，向工人們認個錯，也許還能盈得人心，有助於啟動大家一起止住已相當嚴竣的虧損勢態。」
我的話完結，辦公室里沉默了，馬兵沉默了，不管他對我向市裡投書材料有多麼的反感和憎惡，今天他本想達到制止我的目的，現在也覺得考慮不周。他的沉思反應出他的尷尬。他原先精心安排的，「公開審問」以求壓制不同意見的做法，只好到此收場。
工廠的不景氣卻無情地撩撥著這一千多職工，他們再也沒有像半年前那樣，拿著比工資還多兩倍的獎金，到市場上去稱燒臘打白酒。而是重新回到一年前那窮樣子，同挑擔進城的菜農爭分論兩。貧困激發了他們去市府上告的勁頭。
然而我一點都沒有因此心中感到舒暢，相反的，焦慮籠罩著我，我所爭取進來的工廠，完全不是當初大家所羡慕的「米兜」，工廠的底子那麼薄，現在又眼看著它朝著破產的軌道猛滑下去，年近五旬的我，恐怕要藉助于「落實政策」再跳一次槽就不容易了。
何況我明白在這片國土上，大家都在窮窩裡過，想尋找世外桃園是沒有的，特別是我年近五旬還寄人籬下，若要想從天生橋那又霉又黑的危房中，搬進高樓大廈恐怕就再幹上十年八載，等到我已經退休時都未必如願。
到了這一年的年底，胖左派發布的厂部「經營快訊」已把工廠累計虧損六十萬的噩耗向全廠職工公布了。各個車間又一次提前放假，關心工廠前途的中老年職工，到工廠來每天打聽情況。當他們走到工廠後面看到這一天天拔地而起的工程師大樓，不免又一翻強烈指責，他們對這工程師大樓是竭力反對的。
面對職工的反對，李友笑著回答道：「眼看工廠富起來了，今後還要不斷的建房，而建造新房的檔次，只會一年比一年更高，到那時，難道低檔次的房子還要拆掉重建么？」在他的力爭之下，建房便保留了原來的較高檔次的建房標準，建房預測資金的不足從油漆車間的資金去挪用。
由於資金枯竭，油漆車間已完全停建。現在工程師大樓已經矗立在地面上，李友面對的除了罵聲和爭吵什麼也沒有。這一次，胖左派站出來大罵馬兵和李友，說他們那還像是工廠領導，簡直就像一群蛀蟲。
工程師樓已接近峻工，老同學十分清楚，全廠一千三百雙眼睛都盯著這五十六套新住宅的分配。除了這五十六套新宅分配，還會帶來五十六家遷居人所住舊房的再分配，這可是一件隨時都會帶給他煩惱和不安的頭等大事。
在他的幕僚策劃下，仍以勞人科紅頭文件的形式，向全廠頒發了一個「關於六號七號樓的分配方案」，為穩住全廠主要技術骨幹，讓他們在分房中站到自已這邊來，這個方案明確，凡工廠里有工程師稱號的十二個人，都會分到一套「工程師住宅」。
這一次，李友算是聰明一點，不再將自己的親友拉出來充當分房領導組的成員，而是將分房領導小組的權力，交給了素與他貌合神離的付廠長王泉，條件是許給他本次分房權。這等於將分房的矛盾，全部轉嫁到他的身上。
從十一月份開始，一場分房的明爭暗鬥，就在李友與王泉為一方與全廠一千多戶職工之間，勃然掀動了。每天分房領導小組辦公室門剛打開，等待的人擁進來以後，便是一片吵架聲。王泉雖然得了一套意外的住宅，但是他必須承受精神上的高壓和對付各種質問。
老職工在子女的陪同下，向他傾訴成古八十年的住房辛酸；中年職工逼著他出示本廠分房辦法的政策依據，列數鄰近廠礦是怎麼來分配住房的；魯莽的年青人用拳頭和石塊警告他看著辦。
他一時成了全廠的磨心，又是李友最恭順的奴才。可惜唯一能依託的李友卻用陰陽怪氣的態度使他為難。
老同學這些天是格外的小心，晚上從不出門，白天走過牆邊或屋檐下都要警惕的東張西望，害怕隨時都有一塊飛石從不知那個地方向他的頭上飛來。
人活到這個份上才體會到當廠長的悲哀，這時他時時從心裏咒罵一年前把他捧成明星的政府官員和別有用心的記者。
十二月初，當整個住房已經粉刷和外部裝修，完全可以住人的時候，四十八套新房的分配名單以及五十六套舊房的「再分配」名單，在辦公室大樓下面的公布欄中貼出了第三榜，在圍觀者的一片咒罵和怨聲中，王泉在辦公室里，突然得到後勤科的報告，說有三家住宅，房門已經被下了鎖。
三戶人家不知什麼時候，已經神不知鬼不覺的搬了進去。他聞報不敢怠慢，立刻電話通知了李友，電話的這一頭氣急敗壞，而電話的那一頭卻冷靜如常。也許李友早料到各種可能發生的情況，或者明知而故作鎮靜。
兩分鐘后，保衛科長率領兩名保安，趕到了搶搬地點，然而面對搶佔戶的一家老小，誰也不敢動手！李廠長的指令是將搶佔戶拉出來，將他們的東西甩到馬路上去，但是那一家在工廠都有三親四戚，師兄師弟。保安們誰都不是傻瓜，甘心為李廠長當槍手使。
在王泉親臨現場的督陣下，只有軟硬兼施，一邊勸說，一邊動手將搬進去人家的傢俱一件一件的又搬回原來住的窩棚里，許諾在舊房子的調配中，給他們增加舊房的面積。
正當大家為分房而拼殺之際，農用汽車廠的虧損卻像下坡滾去的雪球，越滾越快，越滾越大，到了這一年年底工廠累計虧損已渝百萬大關，去年同期那種高獎金和名目繁多獎項的熱鬧局面，已經消失。工廠已經連續四個月沒有發一分錢獎金，為了過年，老同學七拼八揍每人發了三十元錢的過年費。
在年底召開的工作總結會議上，曾科長以質問口氣要書記和廠長就工廠在本年度工廠規劃實施情況，向全廠職工作一個交待。還就新建的職工住房大樓的建設和分配，提交職工代表大會專門進行「審查」的建議。
經過他的「點火」，到會的人紛紛向老同學責問起來，工作總結會變成了牢騷指責會，使老同學感到十分狼狽，一年前他在全廠年會上的自我陶醉已變成了沮喪。除夕的茶話會也取消了，只在食堂里進行了冷清的「聚餐」。
為了防止意外，老同學像偷東西似的趕在除夕前一天，顧用幾個捧捧，最先將自己的家從三合院里，搬進了他籌劃整整一年的工程師大樓。搬完后他才獨自坐在寬敞明亮的大客廳里，深深地舒了一口氣，慶幸自己平安喬遷。
這時候他感到了一種喪家之犬的悲哀，他真的沒想到他的好景竟轉瞬即逝了，剩下來的殘局該怎麼收拾，心中沒有把握。也罷，充其量工廠垮了，自己再調一個單位的想法又浮上腦際。無論如何，住房總算到手了。夜已深了，心裏特別的悶，信手推開臨街的窗子。
黑夜中，他似乎聽到樓下過道上腳步急促，意識到又有誰連夜在搬家，定睛再看，朦朧的路燈下，王泉和老婆，兩個兒子也像是做賊一樣的將傢俱朝剛剛分到手的房子里搬。他鄙視的向下淬了一口唾沫罵道，「賊兒子，全是賊。！」
1985年底，五十六戶人家忙著搬家，在第一輪競爭中沒有分到房子的職工，繼續地圍住分房領導小組的幾個頭，一面吵罵著，一面等到舊房子的再分配。王泉既然已佔了房子便學著李友躲起來了，當然，無論是李友還是王泉，在工廠那一個角落都會聽到滿街對他們的責罵。
他們只能把自己的房門關緊，只當什麼都沒聽見。三十晚上，圍爐吃年飯的農汽廠職工沒有幾家沒在詛咒，他們把無錢過年，無房可遷的罪過。一股腦兒地傾瀉給老同學，以及與他並駕齊驅著農汽廠的同僚們。
然而在我的記憶里，自回到重慶，沒有比此時更冷的冬天了，當時對於我來說最最重要的便是一塌之地，我沒有老同學的福氣，也不存在他那種有了房子還要圖更好房子的貪婪侈望，看到工廠如此糟，我只求一間乾燥一點的舊房子便心滿意足了。同這個工廠的工人們相比，我可是連舊房都沒有一間啊！
晚上我睡在那充滿霉氣的危房裡，望著頭頂上那已經折斷，隨時都可能垮塌下來的房梁，眼前浮現出全廠爭奪五十六套新房子的那亂勁，想到倘如在這一次舊房大調整中，再不爭得一間舊房子，我就可能流落街頭了。
何況我的這位老同學還在各種會議上一再宣稱，本次分房向知識分子傾斜。第二天，我帶著這個理由到分房領導小組去，請他們在舊房調整中給我考慮一間舊房。得到王泉的答覆令我感到寬慰，他說：「你儘管放心，我們一定會按規定處理好你提出的要求，使你滿意。」
可惜，我完全沒有料到這個答覆，夾雜著奸意。十天以後，在公布舊房調整名單時，滿有把握的我竟沒有看到我的名字，開始我還不相信我的眼睛，從頭到尾再看了一遍，依然沒有我的名字。周圍的工人看見我焦急的樣子，有人給我打抱不平，他們都因為親眼目睹，每天清晨我馭著兒子上班的那種狼狽像。
於是我第二次跨進了分房領導小組的大門，王泉不在，大概他又避風頭去了，接待大家的是勞人科的崔科長，聽到我的責問以後，他翻著白眼回答道，「你進廠時不是親自寫過不要住房嗎？怎麼，親筆的諾言不算數？」
這一下子我完全明白了，我的住房問題是老同學和馬兵商量好了的整人行為。否則這崔科長怎麼歪曲我進廠時的本意？甚至還專門查了我進廠時的檔案。我回答他：「當時由於李友說，暫時沒有住房給你，等以後有條件時再解決這個問題，但是這种放棄住房作為進廠先決條件的承諾，永遠不能曲解為在工廠有房時，我也不要。
我一個落實政策的人，上無片瓦，下無立錐之地，你工廠有房時不給我，是承心給我為難吧？再說，你可以把我進廠時填寫的東西拿出來公開嗎？」
這麼一逼，「吹」科長開始那輕蔑態度收斂了，推說道：「我也是執行上面的意思，至於你填的表根本是不可能拿出來公開的，那可是在你進廠隨調的檔案里存放的。」看來我給市委寫的信，確實給我帶來了麻煩。
我現在才體會到了什麼叫「收拾人」，什麼叫軟打整。比起不動聲色的老同學，比起年輕氣盛的馬兵，我遠遠不是他們的對手。但是事情既已經弄到這一步，我就只能迎戰了。於是我準備立即進城去市政府信訪辦公室找張文澄。
但又一想，落實政策我已經麻煩過他了，他當時毫不猶豫的給我開介紹信，給我調動開綠燈。現在又接而連三地為我個人的住房，再去找他，于情理上顯得過份，雖然同是右派，我不能為個人問題再給他出難題，何況我們素無交往，僅憑都是同一運動的受害者這點同病相憐之情。如此一斟酌，我便躊躇起來。
想到已經和老同學鬧翻，我給市委寫的檢舉材料還捏在馬兵手裡，倒不如把臉撕破，用二車間那王，周兩位女將的辦法，興許還可以揍效。何況在住房問題上我是無房者，再不力爭，我可是真要露宿街頭了。而老同學卻是高檔房的利益佔有者，我撕破臉鬧起來他肯定會心虛。
我決定去找他，然而一連幾天老同學好象駕了土遁，從農用汽車廠消失了。每天辦公室里見不到他，夜晚去敲他那鐵門，沒有絲毫回應，鄰居說「李廠長從那鐵門的貓眼上就可看清來人，看來他躲起來了。」
我不得不寫了一封挂號信，交到了重慶市政府，一個月以後，區政協主席張××親自來到了農汽廠，對廠里的住房分配進行「專題調查」。預先他就給廠工會打了一個電話，詢問到我的住房，希望他們妥善的處理。張主席的到廠觸動了工廠的神經，出來擋駕的是工會主席向雲。
向雲在工會的辦公室里接待了張主席，並向他介始了一名至今三代人共居一室的一個老工人，以此證明工廠確實沒有房子分給我，這位老工人一家人分居兩處這個真相，卻被向雲隱瞞了，中共黨員沒有其它能奈，唯有這種編假說謊個個都是能手。
既已驚動了上級，又有張主席的調查，老同學知道情勢不妙，迅速轉舵，指示黨委付書記施安出面，將離廠兩公里以外，地處文星灣熊家院的危房群中，一名後勤雜工騰出來的一間大約二十平米的危房打發給了我。
當我不久在廠門口見到這位老同學時，他故作驚訝的說「啊呀老同學，你的住房我們早就考慮了，工具車間主任本次分到新房后，騰出來的兩間磚結構的房子，就是專門安排給你的呀。都怪那王泉太不會辦事，這家人搬出來空出來的房子卻沒有上鎖，便給另一個工人鑽了空子，擅自搬了進去。
我還為這事專門追查了王泉，現在那佔了房子的工人，也趕不出來了，沒辦法我們為你的住房，專門開了辦公會，研究了一個多小時，才決定把文星灣蔣老工人搬出來的房子，安排給你暫時住下，施書記給你落實好了嗎？」
我望著他那假惺惺的樣子，實在是太令人嘔心了，要說他低能，可在玩弄兩面三刀和整人的戲法，卻不能同他相比的。但事已至此，心中在忿忿說，都就怪我自己瞎了眼，怎麼會鑽到你當廠長的這家工廠來！
同這樣的小人生氣真是犯不著。他見我沒有任何反映，假惺惺地說：「這幾天分房子真太亂，文星灣那房子如果已經騰出來了，那麼你要趕快搬進去否則再被人佔去，就不好辦了。」說畢他嘴角邊流露出得意的奸笑。他真還以為這樣收拾我，泄了他那卑鄙報服的私憤。
為我個人住房在廠里攪起的風波，曾科長找到了我，從他那裡我才知道，這文星灣的破房子是農汽廠的職工都不願搬進去的，除離廠遠，上下班不方便外，那房子是一間漆黑的口袋屋，白天沒了電燈，就什麼也看不清。由於年久失修，每逢颳風下雨，多年的揚塵會像細霧一樣瀰漫整個房間。
更重要的是分房條例中有一條沒有公開的「內部規定」，凡有私房的，或廠里所屬住房在主城區外的，一律沒有分配新住房的資格，文星灣屬於主城區外，所以我只要搬進去了，今後再不要想參加工廠新房的再分配。
我不禁讚歎這位追求虛名，見利忘義，治理工廠毫無能力的老同學，將中共鬥爭的這一套兩面三刀，借刀殺人的鬼把戲操練得如此純熟！為了報復這一個「異類」，竟在住房的分配上玩弄了這麼多心機！
人心叵測，什麼事凡不涉及自己切身的少說為佳！但秉直的我永遠都改不掉我的老脾氣。粉刷一通，第三天便搬入了「新居」。
在那裡整整住了三個冬夏，那時我已半百年紀，從搬進去的那一天開始，我的三歲的兒子，每天早晨六點鐘就被我從被窩中叫醒，匆忙的吃了早點就將他馭在我的肩上，步行兩公里，將他送到託兒所后，我又步行到工廠上班。
由於匆匆趕路，完成這種「苦力」后，我常常汗流浹背，再加上居住條件惡劣，原先監獄受到折磨，身體本來就多病，所以我三天兩頭的感冒、拉肚。命運折磨著我。
就這樣，我的孩子在我的肩上渡過了整整四年的童年，直到七歲他上小學，我們才從新搬了家，結束這段扛著孩子，早上「晨練」的生活。
好在，文星灣的老宅院里雖窮陋，但鄰居卻十分的和睦敦厚，隔著天井，對面住的幾家人都是重慶棉紡五廠的退休工人。
當他們目睹我的困難，孩子那麼小，我的年紀又那麼大，上班那麼遠，請不起保姆，實在照應不過來，有時家裡沒人的時候，又正碰上託兒所里放假，孩子沒人照應，他們會主動的義務照看我們的孩子。
晾在天井裡的衣服，下雨了，他們會幫助我們把衣服收回來，上街買菜順便給我們帶些回來，這些細小的事表現出來的關照都深深打動我的心，讓我牢牢記著這些善良的鄰居。
那時，我們的住房靠近嘉陵江邊，我和孩子經常在星期天去河邊，捉蝌蚪和小魚，當春天到來時，我教孩子做風箏，去寬敞的河邊去放，我的心回歸到童年中去。
中國民眾的人性和互助，雖經中共摧殘變得冷酷，但在老百姓中她依然溫暖著每一個人，住在文星灣那破舊的大宅院里，就像生活在一個大家庭里。對面的劉爺爺和胖胖的劉婆婆，像親人一樣，關照我們並溫暖我們的心。「死猶未肯輸心去，貧亦其能奈我何？廿兩棉花裝破被，三根松木煮空鍋。」那時生活雖苦卻感受到人間的暖意。
而住進工程師宅的李友竊喜后，馬上就陷在矛盾之中，他的住樓是在缺資金情況下靠挪用油漆車間的專款建立起來的，遇到貪婪的肖某，馬虎的工程質量很快顯現了出來。
新宅搬進去兩個月後，趕上第一潑春雨，雨水毫不客氣地從牆壁的裂縫中，滲進李友的客廳里。雨水浸進了廚房，那從牆上浸出來的黃水流進了他的天燃氣灶台，他把後勤科負責施工的人叫來責問，那人指著肖足住的地方說他心太黑，吃的回扣太狠。
那施工員承認，地板和糊牆用的水泥全是次品。不過李友也只好背著肖某罵娘，當著肖的面還不敢吭聲。
繼85年虧損一百萬之後，農用汽車廠從1986年開始，便以每月三十萬虧損的不可逆轉的頹勢，向破產絕境「大滑坡」。當然農汽廠是同一時期國有企業的一個，但卻是當時全國國有企業的一個縮影。
國有企業相繼在市場經濟的風浪中紛紛倒閉，中共把「工廠破產法」向全社會公開宣布，被中共奉為決不放棄的公有制禁區被打破了，我在的廠不到兩年時間便從全川盈利大戶，變成1986年四川省名列第三位虧損大戶。
工人們的上訪，使市政府不得不關注這個被他們捧紅的「明星」企業。機械局組成調查組到廠調查時，問到他們私吞工廠的穩私，大家緘口不言，使局裡派來的人莫衷一是。李友是他們瞎吹出來的明星，而今怎麼自園其說？調查組只好勒令李友限期整改，止住虧損勢頭，否則只好對他「組織」追究了。
不過李友並不是沒看到今天這種結局，他也不是束手待斃的窩囊廢，在他任廠長時，供應130底盤的南京汽車聯合公司，看準他的虛榮心，除在上任時特邀他參加南聯公司的年會，還特別將他的名字寫在董事會常任理事的名單上，在私人利益和個人虛榮心誘惑下，李友同南汽的接觸一直在秘密中進行著。
南聯公司為實現在西南建立銷售和組裝基地的計劃，以便打開西南市場，打算在重慶建立一家南聯集團的子公司。但是當時重慶政府出於地方保護主義的立場，一直拒絕將農用汽車廠變成南聯集團的子公司。
眼下看農用車滯銷，日趨嚴峻的虧損，加快了李友依靠南聯的步伐，他向重慶市政府建議，認為如能投靠一家大企業也未嘗不是一種上策。
南聯集團的董事會成員便帶著進一步接收這家工廠的決定，來到了重慶。當南京的客人剛剛走下飛機場，迎接「貴賓」的是李友和馬兵。
南京的貴賓一走，李友像被注射了一針強心劑，精神振作了許多。他隨即召開一系列的生產會議和經營會議，向與會者宣傳目前在市場競爭中，由於設備陳舊，技術落後，資金困難農汽車廠很難存活，只有尋找與有實力的大企業合併，才能活下去。
正當他焦慮萬狀之際，卻收到了南京汽車公司董事會發來的請貼，要他參加1987年度的董事會新年團拜。他豁然心中一亮，明白這是一次將農汽廠歸併為南聯汽車聯合公司的一個絕好機會。他決定利用工廠法人的機會，抓住這一根從天而降的救命稻草，借南聯的資金和力量解脫捆在他身上的繩索。
併入南聯后，幾百萬虧損一筆勾銷，工廠也可以引入南汽的品種和其它專用車技術。經過一夜緊張的思考，他終於破釜沉舟，準備迎接一場「地震」。弄得不好，他會因此而下台並受到處份，弄得好，他會因此而解脫。
第二天他便從家裡打了一個電話到廠長辦公室去，說他去市裡開會。便獨自一人在家裡正式的向機械局某局長，起草了一份進入南聯的絕密報告，在這份報告中把工廠虧損的原因歸結為工廠缺乏技術設備的落後。
現在為了扭轉這種局面，只有向國內有實力的大公司敞開大門，走聯合的道路。否則很難依靠自己落後的車型和技術走出困境。
同時，他拿出幾天前起草的向上級的報告，寫到工廠虧損的人為原因時，將責任全部轉嫁給馬兵和肖某兩人身上。這兩個人原是他上台時，由上級安排在他身邊協助他的台柱子，在農汽廠發橫財時，許多撈私利的鬼主意都出自他們，因此成為他最好的密友。現在眼看厄運已至，他只能分道揚鑣了。
但這種在背後下刀的做法，終於點燃了一場內戰……，李友寫完報告立即進城到機械局，交給局辦公室秘書，隨接去了機場。
正當李友同南汽的主人碰杯互致1987年新年快樂時，他卻接到了機械局發給他的加急電報，催令他立即返回工廠，李廠長敏感到「招回令」中，某種不祥已經發生了。當他趁坐的飛機在江北機場著陸后，提著行李走出機場四處張望，卻沒看到往常在機場停車場里場部派出的皇冠車。
這已使他不安起來，在機場電話廳里他接通了厂部辦公室的電話，廠長秘書回答他，小車已經派出去另有任務，所以只好委曲他自己坐公共汽車回來了。
在汽車上他的思緒非常複雜，到北碚下車時，他想立即知道發生了什麼事，但沒有人來接他並預報情況，只好硬著頭皮匆匆步行回廠。跨進工廠的大門門衛只朝他點了點頭，好象並不知道他剛剛出遠門歸來……
匆匆走進辦公大樓，平時見到他畢恭畢敬的廠辦主任不知那裡去了，這才發現整個辦公大樓里，除了過道上平時做清結的臨時工外，一個人都沒有。進得辦公室忙去翻日曆，今天是星期二不可能放假，他們都上那兒去了呢？
正躊躇間，辦公室桌上的那架電話鈴響了，接過話筒原來正是辦公室主任打給他的，叫他半小時以後，立即到厂部大禮堂開會。
他的心中一驚，彷彿他的辦公室已四面布控，牆上全是竊聽器和攝像的鏡頭監視著他一舉一動，暗覺奇怪，那些平時仰仗著他開後門進廠的親戚朋友，和受過他的小恩小惠的人們，都到那裡去了呢？誰把這裏發生的情況通告他一聲，也好讓他有一個準備。
看看牆上掛的那張中國地圖，在大陸那張海棠葉上，重慶相距南京那麼近。
拿起電話筒想向南京方面掛一個電話，卻沒有打通，這才想起臨去南京時，他已將長途電話上了鎖，忙去皮包里翻找鑰匙，但轉而一想，事情還沒弄清，向對方告訴什麼呢？就是發生農汽廠己把他就地免職，這個南聯分司難道還能塔救他不成？
看來現在只能乖乖的按別人給他布下的路，硬著頭皮走下去了，於是便匆匆地離開了辦公室向大禮堂方向走去。
走進會場的第一眼就看見那個平時對他千依百順的廠長辦公室主任，正在會場的主席台上忙著張羅，主席台上機械局的高局長和曹書記已坐在主席台正中，幾個付廠長坐在兩旁，連馬兵也坐在上面。心中已覺查自己陷入了陷阱，可惜為時太晚，硬著頭皮向前台走去，那辦公室主任從左側的樓梯上走了下來，招呼著將他安排在台下落座。
直到現在，他終於明白了他所要面對的現實：主席台上已沒有他的坐位，他已被免職了。在無數雙含著敵意和渺視的目光逼視下坐落，把頭埋得低低的。
會議開始，氣氛嚴肅。主持會場的廠辦秘書宣布全廠起立，唱國歌。他從坐位上站起來，兩腿僵硬發直，依然保持著低垂頭的那種反省姿勢，有點像站在高高的懸岩上失足滑落下去的感覺。心中一陣緊張，也不知怎麼坐下來的。
耳朵卻緊張聽那喇叭里傳出來的聲音，機械局曹書記不緊不慢的宣佈道：
「今天我代表機械局向農用汽車製造廠的全體幹部和黨員宣布機械局1987年第1號文件「關於農用汽車廠的任免決定」。……李友聽得非常真確那1號文的第一條就是將他就地免職，卻一字都沒有提到他另調其它崗位的內容，這也是他始料未及的。
大概因為預先沒有充分的思想準備，他耳朵里發著嗡嗡的長鳴。尤其是使他痛心的是全場雀躍，歡呼聲中夾雜著十分熟悉的咒罵聲，有人喊道：
「要李友回答他把工廠搞得了資不抵債了，工廠關門了，我們的飯碗找誰去？」；「不能就這麼一個免職讓他便宜地下台」；「你不是在一年前還許下那麼多大話，今天要你回答我們，我們這些普通職工拿你怎麼處置？」
人們憤怒的吼聲使他無地自容。現在他完全明白了，兩年前自己被人抬得高高的，現在他已被狠狠地摔在地上。
他感到一陣陣的心慌，喉嚨里一陣發癢，猛咳一聲，咳出來的竟是一口血。他終於徹底地崩潰了，癱在座椅上。當他的家人聞訊，將他扶出會場時，他的耳朵里分明還聽到一個熟悉的聲音向他喊道：「李友，別裝熊，拿出你上報紙的威風來，別像臭狗屎」。那分明是總工程師的聲音。
從「政敵」嘴裏說這樣的話，本不奇怪，而今聽去是那麼挖心的痛。他想回答他：「你身為廠領導，難道出現這個局面你沒有一點責任么」？但他實在沒有氣力說出來。
在家人的摻扶下，他不知怎樣跨進五號樓他家的那扇鐵門。「家」倒是挺氣派的，今天就連那套肖付送來的紅木傢具也擦得發亮。當著眾人受羞辱的那種感覺坐在家裡的太師椅上，變成了一連串的焦慮，兩年來體驗的「橫財」，會不會受審計部門和紀檢部門的清查和追究？
一會兒又在想，今後去工廠上班到那一個部門報到？千萬別弄到總工辦或技術部門，那些人都知道他的底，自己隨時都是別人踏的對象。
當他的妻子催促他趕快換一件衣服去醫院時，他才猛然想起，剛才才咳過血，心裏一陣害怕，好象死神就在他房間的一個角落裡向他窺視，覺得喉嚨里痒痒的，好象又有一口血要咳出來……
正當他被兩個早已等候在那裡的侄兒扶著走下五號樓的大門時，猛然聽見三樓的窗口鞭炮聲大作，他下意識地抬起頭來，只見那窗口正對著的陽台上，吊著一長串正在乒乒乓乓炸響的鞭炮，那旁邊還掛著一幅長長的字聯，上書「送瘟神」三個大字，那分明是××工程師乾的事。
這人素來看不起自己，這次分房給了他一套自己一樣的住宅，意在安撫和收買，誰知道他並沒有感謝李友的恩惠，反而認為，李友不過是借工程師們的名來拉攏他。所以在自己最窘迫時「落井下石」了，心中一恨，喉嚨一癢，又咳出一口血來。
此時他才覺得虛弱得很，對人們這種公開的羞辱除了只有「忍」以外，連反唇相嘰的力量都沒有。
這正是：「子系中山狼，得志便猖狂。金閨花柳黃，一載赴黃泉。」
關於對農汽廠人事任免的決定中，紅頭文件中接替他的是機械局一名姓孫的處長，同時還任命總工辦的付總工程師王桂林為常務付廠長。
黨委書記馬兵雖被免職，卻調到重慶市汽車公司擔任那裡的黨委書記，肖付剛被調到北碚區鄉鎮企業局但任了付局長，兩人明裡撤職實際上是升級了。尤其是肖付，在鄉鎮企業局撈油水的機會更多了。
李友，則因為向上級參奏了自己的同行，破壞了「行規」，才落得替罪羊的處境。若不是他在市委里的姐姐，說不定會落到想不到的泥潭之中。
誰教他心太大，倘若他放棄了南聯的計劃，老老實實接受上級的保護，還不是照樣同其它人一樣，異地發財？而今他氣得吐血，擔驚受怕成為全廠笑料，是誰造成的啊！也許他真是被新聞界，捧得昏了頭。
其實在國有體制下那有獨闖天下的奇才，靠吹棒鄧小平而發的全國著名巨富牟其中，最終以詐騙外匯罪淪于武漢監獄。自吹創業的天才，在中共泡製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不過是為一定政治目的炮製出來的玩偶。
玩偶是沒有獨立人格，也沒有他們獨立生存的土壤，所有改革家都是依附於中共皮上的氣泡，像幻影一樣出現於瞬間，又消失在剎那。
不過，被這種「政策」作弄得最慘的，還是農汽廠一千多普通職工，按照銀行接到的指令，虧損的農用汽車廠的虧損額，早已超過了倒閉的警戒線，工廠已領不到職工的基本工資，只能按每月領取幾十元的「救濟金」。據銀行說，李友為了不準在他任職時就停產，結果積壓的農用車變成了一堆堆的廢鐵。
胖左派站在黃色大樓最高的石梯坎上對著全廠搖頭哀號道：「完了，農汽廠完了，我們也完了，工廠死了，我們就此等著流落街頭」。接著又指著黃色大樓大罵道：「你們這群敗家子，工廠賺了幾個錢，你們自己吃花不算，還要請客送禮，巴結記者，現在幾個錢被你們吃完了，你們卻像蝗蟲一樣飛走了。」
機械局新任命的「領導」絲毫沒有阻檔虧損下滑的能力，陷在廠后坡荒草泥濘中的農用車，依然靜靜的躺在那裡銹爛，大家在唾罵李友出了一口惡氣以後，不得不從新回到嚴酷的現實中，我們已經有兩個月沒領到工資了。
在廠的生產經營會議上，個子矮矮的孫廠長像菩薩一樣，眯縫著眼睛一言不發，那王桂林卻操著廣東腔的普通話，呱呱空喊著強化產品管理的空話。銷售公司在他的主持下開的會爭吵一陣，毫無結果的散會了，車間照樣死氣沉沉金工車間聯繫了渝洲汽車廠，為他們加工車身覆蓋件和非標……。
過年時，由於農汽廠不斷有人上訪市政府，他們怕年關之際，被逼的工人會在春節期間上街鬧事，為穩住危機四伏的國內形勢，維持中共控制下表面歌舞昇平的政治氣氛，市政府悄悄向銀行指示，農汽廠的職工總算領導到了1986年底所未發的工資。
然而1987年春節一過，工廠又是兩個月未領到工人的吊命錢。當工人們圍著新來廠長向他索要維持生計的基本工資時，這位上級派來的廠長兼書記竟然喊道：「你們向我要，我向誰要？有種的就不要向我要，我帶著你們搶銀行去」。
第二天，黃色大樓的正門上，貼出了一付打油「對聯」，上聯是「桂林貧（憑）嘴一付畫（話）」下聯是：「要搶銀行找有餘」，橫批「左右無路」，那分明是寫王桂林和孫有餘的「無能」。
農汽廠在一團死水中掙扎，到了這個時候，反倒有人替李友打起抱不平來，公開說：「這是市政府的小人們搞的陰謀，如果南京集團兼并了我們，恐怕也不致於落到今天連飯都沒有吃的地步」。
曾元領著幾個老工人去找剛剛赴任的市委書記肖秧了……
（待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