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1年12月28日讯】 【编者的话】《血纪》记述了大陆一名五十年代的大学生孔令平先生，被打成右派而下放四川西部甘洛农场，在劳改农村二十年的血泪历程。《血纪》一书完全可以与前苏联作家索尔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岛》相比。小说《古拉格群岛》反映了苏联人民在斯大林统治下的血腥恐怖让人触目惊心，而《血纪》则完全是以孔令平先生的苦难经历为主线。这条主线也是毛泽东祸国殃民的编年史，更是陈力、张锡锟、刘顺森等先烈的英雄史诗。书中人物众多，文笔朴素，使中共监狱的惨无人道和烈士的壮怀激烈跃然纸上。
孔令平先生在本书前言中说：“当这本书有幸与你相逢时，让我们珍惜这种来之不易的相识，为融化中国专制主义，建立中华民主而共同增加一把火。”下面请看长篇纪实连载《血纪》。
第五章：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第二节：闹嚷嚷的达标（下）
他们可等不起，私人贷款的利息并不会因为买不到车而免付。春节时期运输黄金时节，他们巴望买到一辆货车，拿来搞运客运货，把赚的钱尽快抵偿这笔“贷款”，于是背上钱袋连夜起程到省外抢购卡车去了。
这位老同学的危机感和紧迫感还比上了这些普通农民。农用汽车制造厂在脱销情形下，因缺汽车轮胎钢圈，元旦将要到来的时候放假三天。
在农汽厂有史以来的“大好形势”下，每个人只领到五十元的过节费，却要拿五十万去贿赂钢圈厂的厂长！
李友被钢圈的事扰得心烦意燥，但看到他的巨幅照片仍照登在重庆晚报上，在那画面上，他微笑着向全市全区拜年，代表农用汽车长恭祝大家1985年元旦快乐发财，心里便心安理得下来。我却对他笑容可掬的照片发愣，难道他真失去了自知之明，不明白他所管的这家‘明星’企业多么混乱和虚弱吗？
1984年在热闹和争吵中过去，鞭炮声迎来了新的更加热闹的1985年，按传统的中国民俗，旧历腊月三十才是一年的年底。元旦过后，年关在耳，所有职工的眼睛都紧紧盯着年末奖金的分配。
没有几天，劳人科关于1984年末奖金分配的红头文件，下发到车间和科室，党委书记马兵根据机械局颁发的文件精神称：“要打破平均主义的传统作法。”所设的奖项和每个奖项的金额规定，奖金按发放的系数“拉开距离”。
如果现有工人领到的系数为1，那么凡属厂级干部的负责人，包括党委书记.工会主席.几个副厂长奖金系数规定为4，中层干部及车间主任系数为3，技术人员和一般干部和工人中的班组长为2，第一线的工人为1.5，勤杂工为0.8。
厂长的奖金是工人的四倍！但马兵还嫌不够，接着又抛出一个各部门负责人，兑现承包合同办法，对于完成任务的厂长，职能部门和车间负责人发给额外的承包奖。这样一来，厂级的头头们可从1984年年末分配中得到六千元的奖金，车间主任也不低于三千元，而工人只分得三百元，于是这距离在年终奖上就拉开了足足20倍。
同时他还抛出一个名额占全体职工的5％的“先进”指标。被评上先进的人当年工资增加一个序号。奖金分配、承包兑现、评选先进三大年终分配办法，颇费了马书记一翻心机！这敏感的分配方案，以职代会的名义，由劳人科正式发布。
胖左派迅速站到工厂门口，当着做工族们吼到：“工厂是工人的，厂头们白天坐在办公室里不劳动，还要借开会出差公费旅游，吃吃喝喝全是我们工人的血汗，而工人们成天埋头在车间里干活，到头来一年辛苦，我们挣到的奖金只有他们的二十分之一，这叫飞起来吃人，这里还讲不讲理？”
劳人科办公室为年末奖金分配闹得乌烟瘴气，可惜再怎么闹，奖金的分配仍按红头文件规定条文执行，工人们也只有吵吵架，充其量说些：“老子干得再多，还不是替别人干。”“老子巴不得停产，大家都不要得那钱。”磨洋工，上班迟迟不动工，提前下班，懒懒散散。
别以为工人们会团结起来声讨这些“吸血虫”。工人们发发牢骚是可以的，遇到具体的利益冲突，照样可以自相厮杀。这都是文革的遗风！！
马兵正是看中了这一点，那百分之五的先进推举，自然成了工人间相互指责的导火线，因为这5%的先进是与当年工资升级挂起勾来的，工人们在提名上相互攀比，车间到处是推选“先进”的争吵声……宁可使生产停下来。没有选上的人说：“让评上先进的人去做。”
这样闹了几个月。在大锅清水汤长期泡惯了的国营企业职工们，本就习惯于低工资这种“平均”所营造的宁静，现在被马兵们扰乱了。
权利在手的工厂经营者，在中共“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拉开差距”的掩护下，故意放纵贪污。掌权而不受监督的中共，使工厂管理者腐化！他们羡慕资本家的富有。认为富裕是人当然的追求，不必追究怎么致富。然而，靠权力致富这种共产主义效颦，恰恰成了公开的掠夺。
按照工厂的规定，进厂不满一年的职工，奖金是要“打折”的，但我在车间主任那里还是领到了三百元的年终奖。我才进厂，还不知道同人比较，但这笔奖金是我在学校几年所得奖金的总和，加上进厂五个月发的月度奖总共五百元，够买一台“福日”彩电了，邻居们羡慕我走了好运，调进了一个“好单位”。
年三十的那天下午，我在电影院门口的人群中碰到了李友。又碰上厂办的黄色伏尔加轿车从左面公路上开来，我远远看到那辆车就在李友身边停下，满面红光的马兵精神抖擞地从车厢里走了下来。
他身着黄色皮大衣，提着装有保险锁的高级提包。一下车便迎着李友向他伸出的手紧紧相握。在一片“辛苦了”的客套话声中，两人互道问好并拜了年。
马兵是奉厂务会议决定，专程派往南京汽车制造厂乞讨钢圈底盘的“钦差大臣”，今天上午才赶回来过年。只见冯、李二人肩并肩向厂门走去，那马兵还不停将嘴凑到李友耳边，好象密告不容他人听见的秘密信息。我的心中又是一阵纳闷。这么紧急的采购件竟没有带上采购部门的人同行，令人疑心。
与马兵几乎同时外出的工厂生活厂长肖足，据说是为筹集即将动工的油漆车间的厂房，和已经批下来的三幢职工大楼的木料，专程去西双版纳等地采购木料的。
油漆车间的技术改造是李友在验收达标时，向市验收工作组和上级主管局提出来的。他要求工厂今年实现盈利的三百万全部留在工厂，作为他上任提出来对工厂实行技术改造所需资金。
为了在主管局换得信任，他曾起草了工厂技术改造近期和远期发展规划。在这个“规划”中提出了一个改造油漆车间、冲压车间、金工车间、冷作车间和总装车间等八个技术改造项目。
这个夸夸其谈的技改方案，当时曾赢得重庆市主管局的喝彩。由于这个计划，李友被提名上了四川省1984年度的四大明星企业厂长的光荣榜。在四化口号下，有多少赵拓应运而出啊！
我判断，这样的计划是当时最时髦的假大空产物。因为以后的实践证明，计划提出既没有市场需要为根椐，更没有工厂所能承担的物资、资金为依据，单凭一个突然因国家向农民发放贷款而暴富怎么可能实现？
至于李友心里打的什么算盘，是用农汽厂发横财的机会赢得中共当局的好感，还是另有图头，自会在不久之后暴露。不管怎么说，1984年工厂发横财挣来的350万盈利，全部留给了工厂作1985年技术改造资金投入。
根据1985年度李友技术改造规划的第一项目——改造油漆车间，老同学趁热打铁，启动了重庆市的媒体在各种报纸和广播瞎吹，说这是迄今为止，前处理容量最大，自动化程度最高的，除尘效果在全川最好的一个车间。在油漆车间掩护下，新的职工宿舍大楼同时启动……
三幢职工宿舍，各七层，共78套住房，其中二楼三楼全是“工程师住宅”，共十八套。每套建筑面积近100平方，每套三室一厅，一厨一厕，是当时北碚地区的厂长们都没有住到的最豪华住宅。
竣工后，搬进去住的第一户人家当然是李友，当我和工人们一样，还在为遮风避雨的陋屋发愁，老同学却嫌那三合院的两室一厅欠气派。他打的这个算盘，可比马兵在奖金分配上的主意高明多了。
三幢大楼预计投入百万，然而破绽还是被基建科的杨科长识破了，他说：“按照李友提供的三幢住宅的房屋设计要求，这一百万恐怕只够修一幢大楼。”
与此同时，去云南采集木材的肖付厂长，被人发现，买回来的近二十个立方的木料，运回北碚时并没有在大白天正大光明的返回本厂，而是深更半夜，开进了天生桥附近的一个竹木社坝子里卸下了。过了两天，又派车到那里向竹木社“购回”。
这种奇怪的过程立即被胖左派抓住，他们私下从竹木社采购人员口中证实，两天后从竹木社买回工厂的木料，价格竟然高出了云南价格的两成！这种倒卖使他把五万元捞进了自己的腰包。
闻到这猫腻味，胖左派并不甘心，再深入的向竹木社打听，由运木料的司机证实，在购木料期间，利用派去运木料的卡车，从途中的威远铁厂将几十吨生铁运到重庆倒卖给铁作社，估计从中至少又获利五万元。
问题迅速传到了工厂纪律检查委员会罗书记那里。那罗书记竟然不作调查取证，而是将这件事全部的抖给了肖付本人：“有人反映你在云南运木料时，与竹木社勾结，经过竹木社的倒卖，从中牟利，请你讲一讲这是怎么回事？”
后来案情发展，我都是听说的，不想在这本书中占据篇幅，只想说罗书记正式的提讯冉某，冉某被追急了，最后凶相毕露说：“我劝你还是知趣点，不要再追了，追下去这个工厂所有厂长书记没有一个脱得了手。”罗书记自觉棘手，他明白不能再追下去，案子在他手里便不了了之告了终结。
那时倒手买卖已经在国内成为风潮，大官大倒，小官小倒，正名曰：“做生意”，搞活经济，似乎于经济发展有利。倒的钱也不知道滚出多少利，最后都落进了中国特色倒爷们的腰包。
社会主义先富起来的“阶层”，便从这些手段中一步步累积起来。倒得不好，暴露了，受到查处（以后叫双规），充其量只是一个撤职查办的行政处分，何况倒爷们互相有千丝万缕的关系。
不久传来消息，说某地银行负责人，因收不回向农民发放的贷款而受到追究，看来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在摸索中又遇到了问题。银行不可能向农民持续发放这种难以保证收回的“风险投资”，农用卡车也不可能长期由几家农用汽车厂“独家”生产。
然而在诸多不利条件下，最不该因缺件而影响生产的因素，首先起了作用。因为轮胎钢圈迟迟不到位，在短期的发财季节里，八五年一月份的产量仅仅只有十八台，二月份装车实际上只完成了十二台，三月份也只完成了三十台，三个月装车总和不及正常情况下一个月生产量的一半。
黄师傅气愤的说：“这点产量，别说是发奖金，恐怕供一千人喝水都不够。”
然而，人生一世几回才逢得风光的机会？该出风头的时候还得抓紧机会。春节刚过，全厂便抽出一天，整队到油漆生产线的工地上，那天正好起了大雾，布置在工地周围的彩旗在大雾中隐隐拂扬，党政工团敲锣打鼓的捧场来了，也不知道从哪儿来的一群记者，背着照相机在大雾和彩旗中穿梭！
今天选了个黄道吉日，定为给油漆车间奠基剪彩的好日子。李友态度严肃的主持了这个仪式，他发表 了工厂未来四年中美好的规划，他的演说依然那么富于词令和感情。四面的照相机照例又对准了他，发出一阵喀嚓喀嚓的响声……
可惜，光阴并不饶人，农用车走俏的大好时光，也是老同学踌躇滿志的岁月，像箭一般倏忽而过。到了四月份，所缺的钢圈和其它总成的供应源源不断的跟上，生产也开始恢复正常时，唯独排在销售科办公室窗下等候“提车”的队列却悄然的消失了。
有人说是农忙季节来了，买车的农民要赶着回家种粮食、插秧。有人说是我厂生产卡车的质量常出问题，所以买车的人都跑到其它生产厂家去了，农用车在短短一个月的时间便由脱销变为滞销。
但是，既是“明星”厂长，岂甘束手无策？更不可能露出半点慌张，为了挽回即将到来的危局，他必须摆出一付胸有成竹、稳扎稳打的样子。于是他立即在销售公司召集了紧急工作会议，短短的开场白以后，便从皮包里取出了一大扎的材料，打开后，摊在与会者的面前。
那是些用户一大堆关于质量投诉的复印件，以及几十封用户的检举信。那上面指名点姓告发销售科的工作人员如何无礼地谩骂顾客，如何变着花样逼着用户掏钱请他们进高级餐馆，送高级香烟和高档名酒，以至于钱。
厂办秘书小吴一边读着这些信，李友两眼盯着这些在汽车走销时，动辄就在顾客面前甩牌子的“骄子们”的反映。
今天他是来抓替罪羊的；李友把滞销的第一板子打在销售公司的段经理身上。小吴刚刚把选择出来的信读完，老同学故作愤怒，责令销售公司经理老段对这些用户来信作一个交待。
然而老于事故的段经理，可不是随随便便可以抓来的替罪羊。工厂短期暴发时厂长一举一动他都看在眼里，谁才该负这个后果责任他心明肚亮。那时，厂长吃饱喝足名利双收。现在工厂走下坡路，却要他不明白的承担所有的责任，他当然不会听人作弄。
他不紧不慢从夹子里取出一叠三包服务的记录和用户来信，从容地朗读起来，那上面不仅记录着用户刚刚才接手的新车子，在路上就发生诸如刹车蹄片没有调整好，使制动抱死，刹车失灵；因为线路接错，而使全车线路烧坏线；因汽缸油路不通，而使发动机活塞卡死；等等。
大家一听都明白，这些问题是装车件的质量低劣，供应质量保证体系没有建立的原因。
于是整个会议将责任从销售公司转移到产品质量。段经理把滞销的原因归结为产品质量的低劣，以及生产部门和质量部门和供应科的失职。
然而供货厂家和检验科长又在会议上出示了检查报告和记录，证明各种质量问题早已记录在案，并且上面批着“不准进厂”的检验记录，只是因为脱销和缺货，由李友在不合格的判决书上签上，“此批放行，下不为例”的批示。
问题又重新追回到李友身上，厂长主持的厂长会议就这样玩着踢皮球的游戏，从早上八点钟，一直踢到下午三点钟，整个会议室被香烟的浓烟包围着。所有部门负责人，都起劲把球从自己门口踢到其它部门，谁都不承担责任，谁都对挽回滞销的秃局提不出任何可行的办法。
像这样的扯皮工作会，十年一贯如此。我看见老同学在香烟的浓雾中显得焦头烂额，工厂发财时风头出尽，如像过雨云烟般晃然而去？他曾在半年前听到的后果，竟这么快降临了。他看着面前正在猛踢足球的人，那一个没在工厂发横财时没沾过光？而现在又有谁能替他分忧？
他脑子里浮现着满坝的“兰地毯”，库房堆积着数千万元的另部件积压，面对财务科长哭丧脸，第一次感到给全厂职工发工资的担子这么沉？他在考虑怎样从明星厂长的位子上体面退下来了！
反过来一想，亏损出现使他混不下去，充其量将他另调个地方，从新东山再起。于是他又松了口气，现在该思考如何找客观原因体面的退下来了。
于是，他从浓浓的香烟烟雾中抬起头来，打起精神作了小结，在对各部门各打二十大板后，发出了一道责令限期整顿的指令。
然而他回避了因轮胎钢圈缺货造成的停产。也不提各部门的头们如何用公款吃喝玩乐，对于汽车券的倒卖和肖付倒卖材料只字不提，对马兵过年前提走的五十万就像没发生一样，他知道，提及这些眼下很敏感的问题会引火烧身。会议毫无结果散去。
正当农用汽车造厂开始亏损滑坡之际，一个由马兵签发的劳动人事科〈关于1985年度农用汽车厂调整工资的决定〉的红头文件在全厂下发。按照当时机械工业部有关企业职工调整工资的条款规定，企业只有在当年获取利润以后，才可以按照所实现利润的一定比例用来增加职工的工资。
由于连年亏损，农用汽车制造厂的职工已经整整三年没有升过工资了，据黄师傅告诉我说，北碚市民有一段时间曾评说，在菜市场上为两角钱一斤的毛毛菜，同菜贩子争得面红耳赤的都是农用汽车制造厂的工人们。物价飞涨而没有效益的农汽厂职工们，都把目光集中在工资升级上面。
牢牢掌握工厂管理大权的马兵们，不顾工人们的反对，下发了由他亲手制定的1985年工资升级办法。
这个办法把全厂职工按岗位和业绩划分了四个等级，厂级领导和对工厂有“特别贡献”的人列为第一等，可以在本次调资中晋升七个“半级”；中层干部和有工程师相当职称的列为第二等，在本次调资中可以升五个“半级”；第一线工人列为第三等，本次可以升四个“半级”；勤杂工、清洁工、库管人员列为第四等，本次晋升三个“半级”；同时规定凡是无故旷工，不服从分配，有过违法行为受过拘押的将视情节减少升级的数目。
老同学在职工代表大会上说得很漂亮，他说，现在是在企业获得大盈利后的丰收季节，也是大家分享劳动成果的季节。
而工人们则一针见血的说：“掌权的人那一个不是在任职期内往自己的腰包捞钱？暗地里要捞，走后门，倒买倒卖，收回扣，权钱交易花样百出！公开的更要捞，奖金要多占，住房要多占，升工资要多升，否则一个人当了几年厂长，不明不白的“富”起来了，今后查起来也有个依据。
中央既有政策，所以在利益上，职位越高心也越黑。以经营付厂长李德为例，他的妻子是财务科长，女儿是工会干事，女婿是总装车间工段长，在本次调资中，全家共增加了二十二个半级，而工人中的生产骨干在本次调资中只增了四个半级。两种家庭，经过这么一调资，增加的工资就悬殊了五倍。
工厂的贫富分化过程大抵正反映了全国的两极分化过程：仰仗权力而富有，无权无势则贫穷。不义之财是脸厚心黑得到的，然而恰恰也加速了这种制度的解体。
一场争夺升级的大战又一次被点燃了。能运用关系与权力挂钩的，则干着偷鸡摸狗的勾当，不能讲关系的就凭吵骂和拳头来挟持各级调资领导小组。科室之间，车间之间，人与人之间几乎都放下工作，互不相让的打“争级战”。
这种白热化的争夺，一直延续了两个月。在吵架语言的流利和用辞的刻薄方面，我素来以为四川人堪称全国之冠，这骂街尤其是城市平民家庭妇女的“长项”，这是一种以使对方当众出丑所产生的威慑力，压迫对方让步的方法。
我所在的车间计划员王某和库管员周某便是全厂闻名的吵架能手，两个人就凭着一双利眼和揭人阴私的利嘴，使车间里的人谁也不敢轻视她们，就连车间主任在争执时，都要让她们三分。论年纪她们还都只有三十来岁，一个车工，一个钳工，正是生产第一线干活的“骨干”，但是，在全厂“向第二线转移”的热潮之下，她们就凭着自己的泼辣，向张主任提出安排二线工作的要求。
开始，这位车间主任对两位泼嘴提出的要求采取缄默的态度，结果被王，周二人抓住私下安排过车床在夜间干私活的几次“违章”事件，一阵冷言风语，迫使这位主任对她们策略一下。许诺了两人从钳工班和车工班退下来，一个安排去做”计划“工作，另一个则安排为车间的工具库管理员。
国有企业的职工对于调资的认真，远远超过对工作的认真。因为工资级别决定了一个人长期的收入水平，一次调整和升级在毛泽东时代几乎十几年不会遇到。邓小平时代开始，工资经常调整，但是因为过去留下来的穷困使升级特别敏感，工厂的调资向来采取平均主义。
几年前工具车间，就发生过这样一件事，因为一个工人的病假超过了工厂的规定，在调资时少调了一级。
虽然这一级区区只有四块钱，但那工人却以“一辈子”为借口，提着砖头去找主任评理，当场用这块砖头，猛击对方的头部，当即昏死过去。工人被拘留，他的家属就到这位主任家里坐着要饭吃，吓得这位主任在外躲了一个月，后来就辞去主任的工作不干了。
马兵四级划分的办法保证了厂各级管理层的利益，他心中十分明白，因为生产工人最苦，因不满而发生的越规行为也最多，所以他指令把调资的总金额划到部门，矛盾因而下交。崔科长自然明白马兵的意图，金工车间在得到劳人科所划的升级方案以后，不敢怠慢，便将分到的名额又摊给了班组。
车间对所分到的级别落实到人头时，对照文件算的级别与劳人科调拨的级别差了两个级，与劳人科再次核对，问题恰恰出在两位新近才从第一线下来的女工身上，工厂管理在编制上极为混乱，计划员本归于干部的名额，但若从工人转岗时，两个人既不属于干部编制，又不属于一线定额工人。她们只好委曲于少升一级了！
两人找车间主任说：“工厂已有三年没有调资了，这三年里两年零十个月都是在第一线干。现在才干了这么一个多月的库管，怎么在确定升级时，把她们当成了勤杂工”？车间明知公开照搬调资方案，一定会大闹一场！于是，把他们向劳人科一推，要她们直接去找劳人科理论。
两人商量好了，就去找劳人科崔科长，崔科长明白两人的来意，还没有等她们开口，就把马兵关于这次调资定级的办法拿给她俩看，王秀根本就不去看那文件，吼道：“那马兵从西双版内转业回来才几年，就想欺侮我们在这里土生土长的老职工了，他在这次评级中升了七个半级，而我们才升了两个半级，你把马兵叫出来，我们评评理。
黄色大楼里两张利嘴尤如两挺机关枪，整个楼里回荡着女人的尖声叫骂，所有的办公室都打开了窗口，伸着头向劳人科指指夺夺，骂声随处可闻，劳人科处在责骂包围之中。
马兵挺知趣，在自己的办公室里给李友打了一个电话，请李友帮忙调停。李友劝说两个女工回去，条件是立即给二车间增补两个半级。
两个女将得胜班师，临走出黄楼还大骂崔科长，一场风波才平息下去，可是没有一个星期，车间的张主任被解聘。但为了怕战火再持续下去，张虽被解聘，但本次调整工资还是保留了他原来加的级。
升级的风波刚刚在金工车间平息下去，却在工具和总装车间从新点燃，工具车间一位姓黎的女工平时因为爱跳舞，住在单身宿舍经常深夜不归，白天睡懒觉，迟到旷工多了，这黎小姐该被取消升级资格，不过车间主任知道这女孩不是好吃的果子，没敢全部取消她的升级资格，只留下了一个半级指标。
殊不知黎女士将这件事与她相好的男舞伴通了气，没过几天，车间主任在上加班回家的路上被一群来历不明的人，围在小巷里痛打了一顿，幸好没有被捅刀子，只是浑身青一块，紫一块的在家里睡了整整十天。
厂部报了派出所，可是那凶手却一个没抓到，从此以后，这位车间主任，只好自认晦气，再不敢行夜路，对以后的奖金再也不敢克扣工人了。
总装车间一位女工，因病假超过了工厂规定的时间，这次被取消了升级的资格，结果她想绝了，喝农药自杀，幸好被及时发现，当即送医院抢救，等她从昏迷中醒过来，对丈夫的第一句话就是要为她报仇。主任听说，慌忙赶到医院陪小心。
中国人的胆子像一根橡皮筋，有时气壮如牛，有时胆小如鼠，十分脆弱。为升半级工资，可以拚命，而真正要拚命时，偏偏退缩了。马书记一个调资办法弄得全厂鸡飞狗跳！
根据“上级”有关文件，所谓按“贡献”和“业绩”拉大差距的原则，本就可以随意解释，谁掌权，谁都会站在确保自已利益的立场上。
对比起来，在“收获”中抢得最高明，抢得最快，也抢得最隐蔽的，莫过于我的老同学，对他最大的收获，就是趁工厂发横财机会，捞到一套100平方的高档住宅。
工程师住宅楼的兴建，是李伦根据国务院文件提出来的，当设计人按照这位厂长的意图绘制了设计图以后，财务处曾根据这个设计方案预测十二套工程师楼层，耗资之大，相当于整个住宅投资的三分之一，职工代表大会上，大多数人公开反对工程师楼，主张增加户数，减少投入。
然而，李友心中十分明白，错过这一次机会，以后恐怕再也不会得到了。所以，他再次利用权力，武断做主，批准了工程师住宅楼的设计方案，并从原先用于技术改造的资金中硬拨出钱来，并令颇有“倒”爷经验的生活厂长肖付，全权负责三幢职工大楼的建筑工程。
继油漆车间动工后仅一个月，云泉路上的三幢住宅大楼便开始了平填地基。
胖左派再次发表“快讯”，说肖足在确定住宅承包商时，从承包商手中得到了三套红豆木家具的回扣，他除了给自己留下一套，也给李友留下一套，不过，当时在与论作用下他没敢接受，等到房子分到手，人们才发现，那套家具已放在他的客厅里了。
用工程师的称号，修的工程师大楼，主意是李友出的。大楼一修好，骂声便跟随着他走墨城而雀起。
就在八四年下半年至八五年上半年，农汽厂走运发财的好日子，也成了“后门”最拥挤的时间，由李友带头，工厂各级“领导”都争着把自己的亲戚或“关系户”子女，巧寻借口拚命往工厂里“塞”。这些人没有任何调动手续，就只要厂长们点头，都可以从劳动人事科进入这家“肥得流油”的工厂。
仅我在的金工车间，在这段时间内招入的“工人”就有几十人。这些“工人”进工厂后，又被陆陆续续调往各办公室、后勤部门以及库房。“后门”现象既已成为工厂常见现象，习以为常，连胖左派的“快讯”中似乎都忘记了这件事。因此，这家千人编员的工厂不到半年便增员为一千三百人！
改革开放年代初期的企业，由政府机关任命管理者，在阶级斗争年代，穷得没房住，现在他们发现真正需要的原来是房子，票子和儿子！于是他们便附在刚刚有一点血液流动的工厂血脉上，拚命贪婪的吸血。
在所能伸及的范围里，用手中的“权”唯恐不及，伸出去的手唯恐不达。在这个中共惩戒贪官的办法仅限于“党内警告”的年代，正是中共大小官吏抓紧进行原始积累的大好时机。
在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绿灯下，大官大贪，小官小贪，利用掌权的机会，从上到下的贪污。中共各地官吏无不如此，国有企业更是如此。邓小平为权力致富大开绿灯。
到了1986年以后，中共上层才迫于日趋尖锐的社会矛盾，不得不对喽罗们杀鸡给猴子看。用中共上海市委办公厅主任余铁民案子的处理，在报纸上大张旗鼓的给以公布，以收受贿赂三万元，判处余铁民无期徒刑。其实三万元是当时高层官员的一笔数目极小的“外快”，三百万、三千万又算得了什么！
到了十八年后，即2004年，中共自己公布的数字，2004年1~11月全国抓出的贪污贿赂渎职侵权案子共36509件，涉案四万多人，增长之快数量惊人，仅仅披露的原温州市付市长杨秀珠，1996年竟在办公室里用批示文件的形式一次就吞了1100万公款。
仅据1993年全国纪律监察机关向全国公布的数据，九十年代，共有三万名地厅级以上官员，因贪污贿赂受到查处。从1990年，全国检察机关受理各种涉及高层的案件110万件，立案50多万件。
以我所在这么一个千人工厂，掌权的管理者没有不捞的，上面所记仅一年所见所闻，这种制度下吃亏的当然是工人。
不过在这“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底层企业中，虱子们所吸的血常常面临枯竭的危险。充满贪污而脆弱的市场经济中的国有企业，总是逆着那些做着横财梦的虱子们的意愿，使他们的梦想在现实中变成了一串串的泡影。
正当这家工厂厂长们为升工资和营建职工大楼闹得乌烟瘴气时，85年8月，经营办公室便向厂长们传递当月亏损的报表。报表显示，因滞销而造成材料和部件在库房的积压已突破了两千万，而且当月已呈现了十六万的亏损。
李友在得到这个报表后，马上赶到经营办公室，向全厂职工宣布已经找到了扭转亏损的办法。相信眼前出现的这点小困难，一定会在不久之后得到克服。可惜，那些由一辆辆卡车编织起来的兰色地毯，每天都在将工厂亏损和积压的噩耗，无声地告诉给全厂职工。
正是：“……枉费了意悬半安心；好一似荡悠悠三更多。忽嗽嗽似大厦倾，昏惨惨似灯将尽……”
（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