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1年12月27日讯】【编者的话】《血纪》记述了大陆一名五十年代的大学生孔令平先生，被打成右派而下放四川西部甘洛农场，在劳改农村二十年的血泪历程。《血纪》一书完全可以与前苏联作家索尔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岛》相比。小说《古拉格群岛》反映了苏联人民在斯大林统治下的血腥恐怖让人触目惊心，而《血纪》则完全是以孔令平先生的苦难经历为主线。这条主线也是毛泽东祸国殃民的编年史，更是陈力、张锡锟、刘顺森等先烈的英雄史诗。书中人物众多，文笔朴素，使中共监狱的惨无人道和烈士的壮怀激烈跃然纸上。
孔令平先生在本书前言中说：“当这本书有幸与你相逢时，让我们珍惜这种来之不易的相识，为融化中国专制主义，建立中华民主而共同增加一把火。”下面请看长篇纪实连载《血纪》。
第五章：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第二节：闹嚷嚷的达标（上）
1984年，重庆农用汽车厂正处在发财的时候。不过在那汽车特别缺的年代，只要有生产许可证，装上四个轮子，一个发动机，再装上一个车身，再蹩脚的汽车都能卖钱赚钱的。
刚从饥饿中活出来的农民，从三自一包的土地上收获了粮食，基本上解决吃的问题以后，便把眼光转向城市里挣钱的“付业”。跨出家门的农民盯上了在马路上来回奔跑的汽车，十分羡慕坐在驾驶室把鼻子翘上了天的司机。
挤在手扶拖拉机上冒着翻车危险的农民，梦想自己有一辆普通卡车跑运输，用不了一年就可以挤进中国第一代的万元户。
然而要走这条致富的路，可不比养鸡养鸭投入饲料的小本买卖容易，他们手头至少得有几万元买车的钱，这对刚刚吃饱饭的农民，好似海市蜃楼。
正好就在这一年的十月，国家银行向个体农户发放了低息贷款，凡持有地方政府的证明，所有的农户都可以贷到他们所需的钱，那些做着“运输”发财梦的农民，终于得到了一个实现梦想的机会。
排着长队在国家银行贷到款的农民，匆匆背着钱袋，挤到有卡车出售的工厂或商场，农用汽车厂平时十分冷清的销售部窗口下，很快排起了长长队列，过去很少人问津的农用车，一时变成了紧俏货，车库里停放的车早己售完，那停放在车间过道上，遍体锈蚀的将报废的车被争抢着。
有一天，我见一个背着钱包的农民，正将一个上了车正在发动的人从车上拉下来，并大声喊道：“这车我已交了预付款，是我要的。”那被拉下的人跳下车后，气势汹汹向对方吼道：“我刚才交了钱，是这位大哥叫我提这辆车，你凭什么拦我？”他用手指着不远处站着的发车员。两个人互不相让，抓扯着，像公鸡打斗似的直着脖子。
这时那发车员走了过来说道：“我可得给你们说清楚，谁要我不管，这车交给你们发得动，开得走，成色虽然旧了点，可是你们自己争着要的，今后出了问题别找岔子，说什么质量不好要退车的话，我一概不认”！
那已拿到车钥匙的农民，连忙从他那刚才装钱的帆布包里取出一包精装的“大前门”来，向发车员递过去：“大哥，你说那儿的话，这车我是要定了，现钱现付，整整六万元，你是开了票的，现在冒出这个人来，你给评评理。”
发车员接过香烟，对着那抢车的农民吼道：“谁收你的预付款，我可没听说，你还是乖乖的去排队吧。”发车员的裁判，看来是那包大前门的作用。
“不，大哥我上个星期就来了，就怕到款提不到车，专门找段科长预约好的，就是这台车，你不信段科长还在办公室可以当面对质。”抢车的农民摸出了打火机，打起了火，向那嘴上刁着大前门的人递过去，还想竭力的挽回败局。
我环视了一下周围过道上平时排列着的车已经腾空，地面上留下了几摊机油和从车身上剥落下来的铁锈，再看看这台两人争抢的车，兰色的漆已经发白，底盘上的黑漆已经锈蚀，少说也是在露天存放了一年的。这样的车开上路，没有人能保证它不抛锚，再碰上这些初学驾驶的黄司机，今后难保不会扯皮。
“算了吧，这车已是人家的了，你还是另外再卖一台吧，段科长既与你有约在前，他一定会安排的，说不定你买的比这台车好得多。”中间人最后作了裁定，抢车的农民只好提着胀鼓鼓的钱包，向着销售科办公室走去。
看来农民抢购卡车的热浪正在这家工厂盘旋，随着这股抢购风，原来只值五万元的农用车，一路价格节节攀升。仅销售科公开亮出的牌价，以增收购置费，手续费，付加费等名目，两个月就上涨到七万一台。
有的农民刚刚才从库房接过手的车，便会有人以高出买车人两千元的买价，从他的手中把车接过去。有人盯上了这汽车转手买卖的生意，一辆车转手之间便可以赚到两三千元。这年代，以“万元”作致富的标准，转手之间不费一点气力便能成万元户，可谓小暴发户！
李友可是交了好运气，汽车的紧缺，为汽车制造厂创造了比其它机械加工厂优越得多的条件，在他上任时碰到了这机会，如果指挥和组织生产不失误，这家工厂可以在一年甚至更短的时间改变亏损局面，由一个职工住烂窝棚的穷厂变成名符其实，人人羡慕的富厂，可李友在想什么呢？
他首先对本厂生产的汽车颁发“汽车供应券”，这本来就是从共和国的票证学来的，对供不应求的产品发供应券是大陆的常规。
然后在厂长常务会议上作出决定，以对外联系业务的需要为名，为他和负责销售工作的付厂长每人提供了几张汽车供应券。
这个决定立刻引起了其它付厂长的反对，“状”告到了新上任的党委书记那里，为了摆平这件事，李友决定给每个厂级干部也发几张汽车券。
厂长们暂时搁平了，却将刚刚卸任不久的厂长殷某的红眼病引发了，于是他一面暗示李友，要求从新‘分赃’，一面指示他的儿子殷老大，到每个厂长那里，私下以每张附加价格收买这些汽车券。
在殷老大软硬兼施之下，给厂长发的汽车券被他收买了一大半。胆大包天的殷大公子，将这些收来的汽车券加价，在离厂门不到五十米的地方，出卖给那些排在队列后面，又急于求购的农民。
一张汽车券，在殷老大转手之间，便凭空赚了几千元。一个倒卖汽车券的黑市交易市场，就这样在工厂大门的侧面公开的营业了。
这段时间，中国已形成了专门从事倒卖为业的特权阶层，并且还形成了一个以这种官方为背景的倒卖市场。掌握了物资的特权阶层使倒卖合法化。老百姓给这种一经转手，就得到巨额利润的“爷”，专门起名为“倒爷”。
经这些倒爷之手，控制着刚刚起步的市场经济，控制着国计民生。
开始，倒爷成立公司，经政府批准正式做起了生意，凡百姓紧缺的日用品，大米、食油，甚至肥皂火柴，后来发展到成吨的钢材，汽车、彩电，那生意越做越大，公司也越来越大。这一切只需要一个先决条：“批条”。
“批条”只能由各级官吏开，大倒爷靠大官得到大买卖批条，小倒爷靠芝麻官得到小买卖批条，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就靠了这种不受大众监督的政体，成了贪污的温床，“倒爷”们的乐园！！
这一时期，对于汽车彩电等等国内紧俏物资的倒卖，已成了“让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原始积累。像殷公子做点北泉汽车票的小买卖，确是小巫见大巫，消息证明，到了1985年己有军队替走私货护航保驾，保驾的走私货巳由百货发展到枪械、毒品且发展趋势惊人。
面对十分严重的投机，贪污，腐化堕落，中共各级政府不时抓几个替罪羊，在向全国的小倒爷们打招呼的“宣判”大会上，真正的大倒爷便是大会的主持人。他们依然架子实足的在电视节目上，振振有辞的作着振兴中华，维护社会稳定的报告，摘几顶奴才的花伶顶戴给百姓做做样子。
在这样的大好时机下，老同学召开了厂长会议，我们办公室的王主任开会回来传达说，企业要立即进入三级“达标”验收，现在全厂人员必须紧急动员起来，全力投入这个中心工作。从那时起工厂的广播里天天宣传这个中心工作。
所谓“达标”是指工厂在管理水平，生产能力，职工素质，利润指标达到国家对企业三级的要求。
达了标的企业在国家货款，更新设备，职工宿舍申报和增加工资，奖金发放上有诸多好处。而本厂这种萎糜不振，工人们干活磨洋工；办公室里看报纸，喝茶和吹龙门阵，都必须在达标运动中统统克服。
在奖金的刺激下，在一再讲明三级“达标”关系大家切身利益的鼓动下，一场我从未见识的“运动”，便在工厂沸沸腾腾开展起来。
总工办在这次“达标”运动中是全厂核心组织之一，大家忙碌的搬出过去制定的工厂管理条例，在市机械局派出的临时工作小组指导下，按当时市机械局认可的江北机械厂的管理“本本”，进行“整改”：抄写他们的工厂方针，从管理部门的设置以及职能的确定，到各种原始记录的存单和报表，无不连夜连晚的进行腾写，印制。
最困难的是，必须赶紧补上从来没有做过的原始记录和报表，例如，设备利用率，原材料消耗率，工时利用率，以及成本核算的原始数据原来是根本没有的。我们的任务是要让验收工作组在验收时，可以根据这些“原始记录”，来核实工厂是盈利还是亏损。
根据原材料和配件的质量文件和制造过程的现场记录，检验报告来证实生产出来的都是名符其实的合格品。在几天内凭空仿造江北机械厂的兰本，伪造记录和单据，便成了我们的中心工作。
这本是中执政的法宝，毛泽东就是用欺骗和伪造愚弄百姓整整二十八年。
邓小平讲“实事求是”是讲他继任的是一个烂摊子，用一穷二白，以否定毛泽东的形势大好。但是为了愚弄民众，这欺骗作假的传家宝却一直没有丢掉。政府部门如此对付国际与论和老百姓，企事业单位如此来应付政府，相沿成习，不用怕“一经查出，国法不容”。
只是所有的记录，单据法票，文件要前后一致，有名有据，这编假伪造的工作量就不小了，为了保证在规定的“验收”时间内按时拿出来，厂长办公会议作了硬性规定，凡在规定时间内拿不出这些“假”证据的，一律扣除奖金。
于是，所有的职能部门从经营办公室，到车间负责统计的人员，动用了所有的人手，加班加点赶制这些“验收”依据。这段时间，办公室里平时喝茶吹牛的现象收敛了，连工会，党委办公室，这些平时闲得无聊的部门，也被组织起来成为“督战队”，不分白天黑夜参加了这场“战斗”。
整整忙碌二十多天，各办公室常常终夜灯火通明，一般的都要加班到晚上十二点，这可苦了我这个既当爹又当妈，又工作的三位一体的人，除了白天加快了接送孩子的脚步，晚上加班时，我只有临时的把孩子托咐给隔壁的刘大妈。好心的刘大妈也乐意帮这个忙，靠了他才解了我二十多天的加班之忧。
正当全厂准备迎接达标的验收准备工作正酣之际。有一天晚上，大约已是一点钟了，突然从总务科传来了一阵嘈杂的人声，听去像有人在打架，又像有人偷东西被人抓获。
不到半小时，一段头号新闻便在黄色大楼里传开了。下去的人在总务科的办公室门口看见，三个老工人正在抓打着小舅子，有人在厨房里找到了一根绳子，准备将他就地捆扎起来。而办公室的灯光下面，站着一个披头散发的女人，看热闹的年青人，一眼就认出了那分明是财务科的核算员。
一个小时后，值班的纪委书记，叫开了三合院李友的宅门，将这个丑闻告诉了他，并且讲黄色大楼已因这件事闹得沸沸扬扬。
尤其是总工办，要求当场将二人扭送到派出所。李友不得不立即召开全厂职工大会，将舅子撤职，并将他开除工职留厂查看，至于那女人只能严办了。
第二天下午，全厂职工大会在农汽厂后院大坝召开，老同学在会上痛骂小舅子在全厂验收定级的关键时刻，做出这等破坏验收工作的蠢事，并将对二人处理决定，当众宣布。第二天以厂长办公室名义，向各职能部门和车间发出印刷好的处理决定，以示他秉公执法的决心。
正愁闷之际，机械局来了电话，通知他，工厂验收工作组，决定在国庆节后，进厂验收。
“国庆”节刚过，厂办工作人员身着清一色笔挺的西服，站在工厂的大门边，振耳的鞭炮声，迎接着几辆从云泉路上徐徐开来的轿车，大门左侧立着一块足有两米高的巨幅标语上写道：“热烈欢迎上级领导同志光临我厂指导工作”。
正对大门的黄色大楼房檐下挂着二十多米长的红幅，上面写着：“全厂职工行动起来，以实际行动和饱满热情，迎接我厂达标验收的顺利完成。”
销售公司的门口仍排着长队，但已经增设了几间接待室，买车的用户可以在那里休息洽谈价格，并签订合同，办理提车手续。工厂门前的那个“黑市”被厂的保卫临时驱散，不知到那里去“暗箱”操作了。
黄色大楼已打扫干净，粉刷一新。会议室从新换上了新的办公用具，各车间的泥墙上都被“整容”，用石灰水从新粉刷，雪白的墙壁上贴着红红绿绿的标语。所有的办公室都把各自的职能条规，框在镜框中挂上了墙。
所有的车间大门、过道、办公室打扫得干干净净，并在墙上和刚刚添置的玻璃灯箱里，贴上各种工种的操作规程，劳动纪律和安全条例。
三级企业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验收的评分怎么打？怎样演完这场验收戏？这对于刚刚进厂的我全都一无所知，而且我敢说凭我的直觉，就是这家工厂的大半老职工也绝对弄不明白。
大家担心塞给验收组的那些赶制和伪造出来的“资料”，会不会被明眼人识破？使二十多天来的辛劳功亏一篑？
大家心里明白，工厂依然是一个月前的那个设备陈旧，管理焕散，编制超员，工人消沉，产品低劣的老样子。只是老叫化子临时的换上了一套新装而已，它的本体无论如何都无法达到“三级”所规定的那些标准。
工厂所以出现短期的兴旺，纯粹是国家向农民发放贷款促成的，与报表上、资料上显示的数据、记录风马牛不相及。
至于验收工作组嘛，都是些经过局里挑选的处理“假材料”的好手，他们对企业上演这种假戏非常熟悉。何况那些手册，报表、摆得清清楚楚，验收的标准又统统上了墙，那是气氛极好的舞台。
余下来就只要厂级领导工作“做到家”就行了，经过厂长工作会议研究，验收开始的那一天，厂级领导全体出动，隆重接待验收评定小组的全体人员，安排最好的宾馆和最好的伙食。对于娱乐，验收过程中，都分派了小姐相陪。加上对验收组成员，准备了一份不薄的“红包”，三级达标万无一失。
验收工作组进厂的第一天下午，老同学主持了一个场面热烈的欢迎会，当时还没有摄相机，厂部的五部照像机和广播室的录音机全部出动，第二天便从广播里传出了李厂长主持欢迎的致词，那声音高亢而乐观：“工厂近两年来，由于形成了一个团结务实的领导班子……”
他介绍着自己的工厂，但我的脑海里，立刻浮现出他同所有副厂长的貌合神离的实况，这种关系成因于制度，他们不必为工厂的生死而过虑。所以从名义上讲，他们与工厂的头是“平起平座”的。动辄可以指责企业的“法人”，但又决对无权控制他们，貌合神离便是工厂中必然的厂群关系。
那李友继续在喇叭里喊道：在领导班子，实干苦干和务实精神的带动下，全厂一千三百职工拧成一股绳，扎扎实实推行了工厂方针和基础工作，推行一系列行之有效的工作方法，有力促进了职工的生产积极性，……一连串八股式的废话，见于报纸，闻于广播，实在是浪费听众的时间。
接着是编了一大堆谎话：“我们的职工每天都满负荷工作……今年迄今为止已装车八百台，预计年内将突破一千台大关……在年产量达到五千辆的能力时我们会把上级验收组的领导们，再请来为我们厂验收二级达标。我们一定会完成党和人民交给的任务！”
李友的结束语激动而有力，坐在前排位置上的王主任说：她看见他那时对着麦克风的脸通红通亮，在一片热烈的掌声中，他带着微微的颤抖，坐到了自己的座位上。说他在公开的撒谎，其实也不全是，例如职工们满负荷工作，加班到深夜就讲的这两个月来的实情。
不过，这加班所干的事是决不能公开的。工厂年产究竟多少，谁也没有核实过，估计也是事实，就是说今年这横财到来时也才出车一千台。按正常的利润，每生产一台车三千元，每个职工每人平均只有0.7台，年收入2000元，平均每月150元，有什么好炫耀的？
可惜即使这样容易的计算，也没有人去算过，靠正常收入来算，今年工厂的利润总共不到三十万，何来两百万的利税？这一点，银行也是容易计算的，然而两百万的收入肯定是胜券在握，否则老同学也不会在那里吹大牛。
至于老同学最后的豪情壮语，纯属自我欺骗。然而国家向农民的贷款能坚持多久？在高额利润的诱惑下，有多少工厂都会挤到农用卡车的生产行列？农用汽车厂的内部管理竟如此空虚，空虚的管理能把这种高利润支持多久？老同学难道没有想过吗？
我一边听李友的演讲，一方面暗自为他捏一把汗，他果真在玩着自欺欺人的勾当，须知古人言“志”：“不炼金丹不坐禅，不为商贾不耕田，闲来写尽青山卖，不用人间造孳钱。”然而今天“吹嘘”又是中共习以为常的作风。想想它的开国宗师当年如何在贫弱的中国土地上，向世界吹嘘实现了共产主义？
欢迎会开完，第二天验收组的成员在厂部指定人员的陪同下，忙着在各职能部门和车间翻阅那些“资料”，抽本厂人员询问，核对有关的记录、照片、报表，整整忙碌了三天，基本的分数都打出来了，李厂长又雇了豪华旅游车，安排验收组所有工作人员去大足、.统井等附近的旅游景点“放松”了三天。
一周以后，验收组圆满完成了这次验收工作，只等几天以后，由机械局正式根据评分结果发文，认定农用汽车制造厂经过“严格”的企业达标验收，正式成为市级合格的三级企业，工厂也升级为标准的国有企业。
李友为此，召开了全厂“达标暨欢送市验收工作团”的大会，厂门口响了半个小时的震耳欲聋的鞭炮声中，机械局的局长将企业正式命名为市三级企业的证书交给了李友。随后。李友驱皇冠轿车跟在市达标验收组的轿车后面，开出了工厂的大门，结束了长达两个月“紧张”的验收闹剧。
然而，在这两个月里越演越烈的工厂内部矛盾，在工作组刚刚离开就迫不及待的爆发了。第二天，李友以总结达标为名，在厂部会议室召开了厂务会议，他一开始就用咄咄逼人的语气，公布了这次达标中各职能部门的扣分值。
总工程师下管的六个部门除总公办外还有设计科，工艺科，检验科，计量科，资料室，本来就是达标检查的重点，需要应付检查而伪造的图纸，工艺文件和质量记录数量最大，因图纸工艺文件的错误和不当最多，所以扣分多本是正常的。再说总工是厂长最得力的助手，李友对他应更多加帮助才对。
然而小舅子的丑事一直令他耿耿于怀，加上平时矛盾日积，使李友借验收小结机会，当着全厂所有职能部门训斥王重疏于职守，说总公办人浮于事，超编超员，无事可做。说王重千方百计把厂里的漂亮女孩子调进描图室，并且说他几次路过总公办时，都看到王重同描图员摸摸打打。
当着全厂中干的羞辱，使王重恼羞成怒，当即拍桌而走，退出会场以示抗议，整个办公大楼为之一振。事情闹到这个地步，双方都向机械局告状。
王李二人的矛盾，已经表面化。老同学利用自己的权利派自己的侄女安排在描图室的用心，是人人共知的，李友为紧俏的农用车设制车券；并以“便于工作”为名为自己私分汽车券的事，被王重联合其它副厂长成功的将到嘴的肉拖了出来，使李友心中结下一个大疙瘩。
当然，厂级的头们何止王.李二人之间的勾心斗角？在日常工作摊派，安置“后门”，形成自己的小山头。在收买和刺探对手的隐私，各有自己的亲信，八名厂干八仙过海，对工厂巧取豪夺，早已不存在开诚布公了。
老同学在向验收组，吹嘘工厂“拥有一个团结务实的领导班子”，实在令知情者闻之嗤鼻。
第二天老同学将我叫到了他家中，询问王重在验收达标过程中有哪些言论？我说什么也没听见，老同学脸色很不好，我是绝对不愿意夹在两人中间当一方的枪使，古人有戒：“诤臣杜口为冗员，谏鼓高悬作虚器。”
想到在两人间，难以应对这种无聊内讧，第二天我便主动向王重请求调离总工办，到金工车间干点实事。得到王总同意后，便递呈了请调报告。于是，我便以一名普通技术员的身份调到了车间，脱离了总工办这个是非场所。
走进金工车间的第一天，我就注意到墙上张贴的那些应付验收的东西已经撤去，打扫干净的地面，重新是铁屑、垃圾满地，那刚刚粉刷的墙壁，又被霉气和废机油所污染，失去了光泽。
九点钟，我在车间主任陪同下，走到技术室门口，只见那左边的钳台上围着三四十个工人。一个中等个儿胖胖的中年人，正站在一米多高的钳台上，眉飞色舞的向围听的人“公布”刚从财务科透出来的“快讯”。
“昨天下午，财务科又给机械局开了五万元支票，财务科说，那是李友答应的验收咨询费，嘿！这些机械局当官的，工厂亏损的那一段时间，鬼都看不见一个，这几天，工厂的大门都要遭这些人挤爆了，你们数过没有，验收那天，工作组开来的轿车就是五辆，他们刚下车，李友就点头哈腰把他们接到泉外楼宾馆，中午在缙云餐厅开宴会，喝得醉熏熏的，晚上还要请跳舞，你们算算看，旅游、吃喝、加上红包，这些龟儿子，又从我们身上括了几万块走？”
经他这么一煽，人群议论纷纷，有人说：“机械局已经许下的，这次企业达标，李厂长年终就要分到一万元奖金”。有人说：“这次达标验收的最后一天，李厂长，在小车子里一次就塞给带队每人三千元……。”
当他发现张主任在听，胖胖的中年人解嘲的喊道“张主任，这次验收你分了几千？向大家坦白坦白。”那张主任笑了笑说道，“陈左派你在这里乱说，总有一天要遭李厂长炒你的鱿鱼。”
然而那胖子却越说越起劲，继续用大喉咙压倒大家的声音说：“昨天早晨，税务局的所长带了两个税官来，说工厂前几年亏损，免交了税钱，今年盈利得把这些老帐还清。李友怕他这一搅，会最后影响达标的结论，赶快把那所长请到泉外楼去，也不知悄悄塞了好多包袱才摆平。
殊不知那税官刚走，银行又来找李友，要他把去年欠交的利息一并交清，李友又赶快应付银行。这两件事还没有办完，那重庆日报和四川日报的记者，又在厂长公室等他，说要采访他。我看哪，采访这个宝器还不如来采访我陈左派，那李友上台几天，洋相出尽了，小舅子又不给他争气。”围听者哗哗大笑。
我忽然想到这几天销售科的紧张状态，他们因为缺货脱销。一再向生产科和车间催促生产进度，便下意识向装配后轿工段望去：
车间大门左边的落地车床前面，堆着一大堆制动鼓，工人还在那里悠然的抽烟。三台磨床和五台铣床的周围全被堆积满地的毛胚另件阻塞着。两名女工，好像在那里打毛线，前方排列的二十台C614和C612车床，只有几个床开亮了电灯，那里面堆积着杂乱的工件。
再往里看，三台摇臂钻床前面除了堆积的毛胚也没见一个人影。而车间最深处两台满身油污的坐标镗床前，则由堆成小山一样的差速器壳堆得难以插足。
在微弱灯光下，机床似乎因为年事已高又很累，静静的躺着不愿意启动。车间的左边一排钻床旁边堆满了制动器、后轿轴等等另件，点着灯却不见几个人影。一看上班的人几乎大半集中在胖左派所站的钳台周围。
看看手表已经九点半钟了，张主任催道：“喂，上班已经一个半小时了，该动得了，还围在这里吹什么牛？”人群才开始慢慢的离开，一个年轻的小伙子，一边走一边嘟哝着：“急什么？反正只有那么几个钱，这几天天天加班……”另一个附和道，“是呀！干活的是干活的，捞钱的是捞钱的，不管你干出多少来，赚的钱还不知道流到哪个的腰包里去了？”
一个女工，拉着他的伙伴催促道：“周燕，你还不快把你的床子赶快调好，昨天你整整一天停了机，一个制动鼓销子也没有车出来，钳工等着要装的，今天你再车不出来，这个月的奖金，全要被取消了。”
那被摧的女工却吼道：“你别装积极，前天晚上加班你跑到那里去了，是不是又去那皇冠舞厅找那姓何的，小心我告诉你老公剥你的皮。”于是两个嘻哈打笑地拉扯起来，向车间左边那排车床走去。
原先暗淡的车间，开始亮起来，几台洗床开始有气无力的运转着，工人们慢慢地回到自己的车床前，或钳台上去，一天的工作算是启动了。我回过头去看看技术室前面的钳桌上，那刚刚口若悬河发布“快讯”的胖子，还坐在钳桌上同几个老工人继续在讲这个月的奖金分配。
看到这样松散的工厂，又一次使我后悔，但这年头，到那个单位，那一个地方还不都一样？看今后怎么发展吧？于是提起装着绘图仪器和记录本的帆布包，随着张主任一起跨进了技术室。
那屋子里光线极暗，迎面一股霉气向我们扑来，仗着那办公桌台灯我看清了，屋里放着三张办公桌，里面的墙和门对着的地方，两张办公室桌前已坐着两个人。只有左面墙边的办公桌是空着的。
我们进去时门对面的那一位转过身来，张主任向我介绍说，他叫黄祥老师傅，看上去他的个子很矮，但非常结实，年纪与我相近，在总工办就听到关于他的介绍，知道他是工人出身，由技工提拔起来的技术员，颇有实干精神，是我今后长期合作的伙计。而另一位姓张，原是部队转业到地方来的技术员。
张主任出去以后，我在剩下的那张办公厅室上放下帆布包，打开抽屉，三个又肥又大的蟑螂在里面乱窜。抽屉也生霉了，我一边从屋外打了一盆水，洗擦着生了霉的办公桌，将帆布包里的绘图仪器，一边往里放，一边担心的说，这些仪器和书会不会今后霉坏，或被虫蛀咬？
黄师付向我介绍说：这屋子是靠山修的，与地下室差不多，已二十多年历史，修房子时我才进厂，每到下雨那墙上就渗出水来，当时正是灾荒年间，国家没有钱，在车间旁边傍山塔个砖柱棚临时用着。
我又抬起头来看，屋顶盖的石棉瓦，有几处已经破裂，看得见那里漏出来的光缝，于是我指着那光缝问道：“下雨天不漏雨么？”老黄回答道：
“这石棉瓦，早已老化，后勤科的维修工也不知来了多少次，他们说那石棉瓦是整块式的，要换就得整个屋顶都换，只好将就着，等到工厂挣了钱，把车间从新拆掉，可惜，从建新车间的话，已二十多年了，我的头发都等白了，工厂一直穷得连厂里的环厂道路都修不起。也不知道哪年哪月才能看到新的车间在这里从新站起来。”
他说时声音里很悲观，这可是在这里土生土长的人对工厂前途的估量。
“工厂今年赚了那么多钱，李厂长不是提了一个工厂技术改造的方案么，改造各个车间可是这个方案的第一内容。”我说道。
然而黄师傅却说：“你别相信他的话，那根本是不可能的，拆了车间又搬到那里去？何况这钱赚到那里去了？李友这个人，我已同他相处多年，他能干得出什么好事？除了安置他的亲亲戚戚他还能干出什么来？”
黄师傅介绍的李友为人和业务能力，大致与总工办所介绍的情况相吻合。
然而，福星高照，1984年农用汽车制造厂当年实现了100万利税，不仅顺利达到国家对三级企业这个指标，为李友涂上了一圈光环，在全国普遍的经营不振，亏损严重的国营企业中，鹤立鸡群的脱颖而出，荣登四川省1984年度四个盈利大户的光荣榜，李友碰上了最得意的时光……。
那些正为国营企业的困境，弄得市政府的官员一筹莫展的时候，记者便抓住了这个典型，频频来厂采访，大量报导农用汽车厂的“事迹”，以及不知道怎么拍出来的照片，把这家工厂吹得上了天，不但突破了重庆范围，还突破了四川省的范围，好名好利的李友岂可放过这人生一世，只此一回的风光时日？
他频频地和蔼可亲接待着所有来访的记者，李友的巨幅照片见诸重庆日报，四川日报以及经济日报报端。而他的长篇论述，在经济日报的显着版面登载，农用汽车造厂1984年底醉熏熏地蹒跚在农民抢购汽车的春风中，而李友却驾着这抢购的春风，名利双收。
然而，正当这位四川企业的明星每天出入各种招待会，酒醉半酣同来访者，上级和政府官员合影留念时，全厂几乎所有的职工，从“财务快讯”中知道，工厂每天都把发横财得来的钱，通过李厂长等“领导”的手，大把大把的塞给那些对工厂毫无贡献，甚至是些与工厂毫不相干人的口袋里。
那被奖金激起的兴奋，迅速地化成牢骚和唾骂，人们指着这段时间进出厂门的小轿车骂道，又是一个“吸血鬼”来吸我们的血了。
国营企业的所有权是不明确的，大家说工厂是厂长的，这太荒唐，因为工厂真是厂长的，他能将自己的钱随便乱撒么？他能对工厂混乱的管理置若网闻吗？他能自欺欺人做表面文章么？
国营企业的大锅饭分配是使职工怠堕的温床，是千真万确的！表现之一便是职工借各种渠道从生产工人向着科室和库房管理“挤”。
偷懒的工人被管理者督促时，反唇相讥的回敬道：“你再积极也只是个工头，你有本事去叫那些坐着小轿车，吃得嘴角流油的人干活吗？”更恶毒的人当即咒骂道，“你看你那熊样，只会欺侮我们这些穷工人，在当官的面前你自己照照自己，还不如一条狗。”
被骂的人只能张口结舌，久而久之，车间主任也讲，“得过且过，何必多得罪人自讨没趣，”无论生产任务有多急，每天早上必延至九点半才开动，平时断断续续地劳作，每天工作时间一般不会超过六个小时。那怕工厂再好的效益不能刺激生产积极性。这便是大陆中国的国有制企业。
正当农汽厂销售正旺，产品脱销，十二月底，总装车间却传来了停工待料的消息，因为缺车轮钢圈，看看已经装好的底盘却上不了轮子，底盘因此中断供货，总装车间停产。黄色大楼的生产调度会，爆发了一场激烈的争吵。
管生产的副厂长在生产会议上责问经营厂长，说道：“你怎么连汽车走俏，汽车零件也会跟着走俏这点常识都不懂？为什么不理生产科第三季度提前预报的采购计划，造成这种缺钢圈的事情发生？。”
经营厂长面对生产厂长的怒容，明白在目前状况下停工待料，就像行军打仗断了粮草一样严重，他会因此被扣奖金，甚至降职撤职。
所以连忙解释说：“因为对零件涨价因素估计不足。其中涨得最快的是轮辋，与今年年初相比价格涨了一倍，如果在五月份按生产科所报计划采购，那么，资金投入就会大大超出预算。李厂长预先就打过招呼，凡是超出的资金必须经过他批准，所以我们把采购轮辋压了下来，请示李厂长的结果。
他指示说：‘到今年年底还有好几个月，估计年底时价格会回落，等到十一月份再买不迟’。这么一决定，轮辋就没有按生产科的计划采购，殊不知等到十一月，轮辋非但没有降价反倒来了个缺货，再高的价也买不到了。”
一般说，责任追到法人身上就告终止，李友又是走红人物，日理万机情有可原。何况这“估计”谁又能算得那么准？
生产会议兜着圈子整整吵了一天，毫无结果，责任者一个也没有找到。所有参与生产、供货、技术各部门都可用恰当的理由，将责任推得一干二净。虽然他们心中十分明白，如果工厂是为自己在生产，那么无论哪个部门都有办法克服这种事发生。
生产会议最后只能责成供应科，赶快派人到全国各地去抢购，过年也不许休息。商场如打仗，对于瞬息万变的供应市场，谁又能料到农汽厂会因一个另件，而眼看千载难逢的大好赚钱机会白白丢掉。
过细想来，这位连汽车紧俏时该多多备货这点能力都没有的老同学，怎么配带领这千余职工在商海里去拼杀？他是否知道在自由竞争之下，商机都抓不住的人只有淘汰出局？
眼看那些提着钱袋，焦急等在销售科窗口下的农民，听到几天内无车供应的消息，早已成了热锅上的蚂蚁，带着失望匆匆散去。
（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