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1年12月23日讯】【编者的话】《血纪》记述了大陆一名五十年代的大学生孔令平先生，被打成右派而下放四川西部甘洛农场，在劳改农村二十年的血泪历程。《血纪》一书完全可以与前苏联作家索尔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岛》相比。小说《古拉格群岛》反映了苏联人民在斯大林统治下的血腥恐怖让人触目惊心，而《血纪》则完全是以孔令平先生的苦难经历为主线。这条主线也是毛泽东祸国殃民的编年史，更是陈力、张锡锟、刘顺森等先烈的英雄史诗。书中人物众多，文笔朴素，使中共监狱的惨无人道和烈士的壮怀激烈跃然纸上。
孔令平先生在本书前言中说：“当这本书有幸与你相逢时，让我们珍惜这种来之不易的相识，为融化中国专制主义，建立中华民主而共同增加一把火。”下面请看长篇纪实连载《血纪》。
第四章：母亲摆脱了伤心地
第四节：第二次落实政策
像我这种既不沾亲带故，又没有重礼相赠的书呆子，要想毛遂自荐正大光明讲我的学历和专长，那就准碰软钉子，若靠我的骑术我就一辈子也找不到马的，好在我心里明白，我的调动除靠上级硬压是没有别法了。
1949年父亲将我们全家寄住北碚后，我们全家就从此时开始，在“无产阶级专政” 的地狱里经历了长长的练狱，1962年外祖母在饥饿焦虑中去世，已戴着右派枷锁的母亲，在当局强迫下带着十八岁的弟弟，凄凄惶惶从北碚街上“流放” 到偏僻的蔡家场。
经历了漫长的三十五年，直到1984年我们这亇从新组成的家，在各方支持下才从蔡家场从回北碚。
（一）重回北碚
1984年7月我还守在应届高中毕业生考试的考堂里，从报上得知市里由重庆人事局牵头，组织了一次规模空前的“人才交流会”，我决定去撞一撞。
正逢暑假，我便专程去了重庆大学，我因获悉，当年划我们为右派的硃批人，宋殿宾已“落实政策”官复原职。这位宋书记在文革时期，因妻子张大珍被划地主份子，撤去卫校党委书记一职，并交农村监督劳动。
中共重庆市委，责令他在爱人和党藉间选择，这位宋殿宾因不忍抛弃爱妻和两个幼小的孩子，拒绝党委离婚的“忠告”，因而被打成重大的第二号走资派，削去重大的所有职务，还将他贬到卫校去接受革命群众的监督。
派给他的工作就是打扫厕所，从此整整十三年，在厕所边将孩子拉扯大，自己也亲自尝到了共产党整人运动的滋味，对当年无缘无故由他硃批打入十八层地狱的右派们，才产生恻隐之心。
当1978年母亲找到重庆卫校，请他为我当年冤情作证时，他便写了材料，使重大落实我的政策时，减少了不少麻烦。
1983年春天，母亲在重庆财经学校工作仅一年半后，刘昆水创办的财经学校因为经费上的困难，决定裁减最初设置的专业。
工商联的头头，对母亲长住招待所也表示了异议，说母亲占用的是工商联用来招揽客商的经营性客房，从来没有住过本单位的职工。刘昆水和母亲商量结果，母亲决定辞去财经学校的工作，于五月份从新回到蔡家场。
刘昆水为了表示他的歉意，专门用配给他的黑色伏尔加轿车，送母亲回北碚，并亲去北碚区委统战部，请求他们考虑在北碚为母亲安排一个工作和住所。
蔡家场本来就是一个偏僻的小村镇，八十年代初，在横贯小镇的马路上只有几架由农家装的手扶式来回奔跑，充作小镇的运输车，虽然它那令人耳聋的巨响和浓浓的黑色废气令人烦燥，街上的居民也生活在废气排出的浊气中，但居住在这里的居民习以为常了，手扶式成了镇上人唯一代步工具。
唯一沟通蔡家场和北碚的公共汽车已破旧不堪，虽说从蔡家场到北碚的车票仅仅只有一角二分钱，但穷苦的蔡家居民也要算着来，能搭上手扶式的就是再危险都要挤上车，他们把命看得很溅。
除此外便是北碚物资局的几辆绿色解放牌，以及灯塔乡的八四五厂过路的东风牌卡车，蔡家那十字马路上很少看到小轿车之类的“洋车”。
当母亲乘坐的轿车，从场口向蔡家医院缓缓驶近时，蔡家街上所有的街民都投以好奇的目光，他们心底里在嘀咕：不知道又是市里的那一个重要官员来视察了，万万没想到车里面坐的，竟是过去被医院整得人不像人，鬼不像鬼的方老太婆。
黑色轿车在医院的大门口停下来，母亲从车门里走出来时，正好王明站在门口，他一直迷缝着眼睛注视着从场口向医院缓缓开来的这辆轿车，心里产生着各种猜想，却完全没有料到这是专门送母亲回来的车。
车停稳后，从车门里走下我的母亲时，这位王书记用笑脸向母亲迎了上去。一面喊坐在挂号室里的小曹和药房里的小李，要两个年轻人赶快去提从车上御下来的两包行李，医院里的护士都出来迎接，一时热闹得很。
我接到母亲回到蔡家医院的消息，从二十四中赶回医院时，母亲的房间里聚着小陈、小周和王书记。王书记正在吹捧母亲在落实政策以后，如何焕发出“革命的青春和活力”。
他当着母亲的面说道：“自从你走了，我们才知道你起的作用，你移交的三个工作，挂号、出纳和伙食采买，现在是交给三个年轻人在管，要他们任中兼一点工作都不干，而且还干不好，上个月出纳就错了三百元钱，这么一对比，才显示你老人家才是我们医院的老黄牛了。”
两个年青人不高兴的看了他一眼，显出很不屑的样子。他对母亲另眼相看，是因刘昆水的关系，还是经过对比的确改变了他原来的偏见？但想起两年前他在母亲分房时的那付脸嘴，对比现在，使我产生一阵阵呕心。
据他本人介绍他的母亲过去是要饭的，当孩子的他，常跟母亲拿着打狗棒沿街行乞，看来他真的“根正苗红”，是共产党的真正依靠对像。可是为迎合我们，常把攻击共产党挂在口上。
不过我心里倒是生了警惕，大陆人生活在这种人的管理之下，可要十分小心，切切不可以随便附会他，以免在莫明其妙时从遭“祸从口出”之难。
当时北碚区政府正在组织力量编写北碚地方志，为此专门组织了一个修史小组。从图书馆和文化馆抽人收集材料，母亲就被定为修史工作组成员，在编写工作地腾出一间小屋供母亲临时居住。后来她又在卫生界朋友的帮助下，长期居住北碚，摆脱了蔡家医院这个囚禁她二十多年的人间地狱。
骑马找马’是刘老教给我的方法，但要调出蔡家的路，还得自己去找，到北碚统战部去了几趟，我说我的母亲既然已经到了北碚，那么当初将我安置在蔡家的理由已不存在。统战部的老吴却说：“你看吧，在我们的管辖区域和许可权范围之内，有那个现存的单位空着位子来安插你，你最好自己找单位吧！
1981年，宋殿宾回到重庆大学“官复原职”，他的夫人也调到了重庆大学，只因我在二十四中，并不知道这个消息。直到我回到重庆大学，讲明重庆市人才交流的几个要求，请重大党委为我进一步落实政策时，才找到宋殿宾。他当即叫我去找重大的校长张文澄。
同我们一起划为右派分子的张文澄，原是西南政法学院的团委书记，1978年获平反后，1981年接任重大党委书记。按宋殿宾指出的路子我找到张文澄时，他正被任职为重庆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主任，并且正在办移交手续。
张文澄热情地接待了我，他一方面要我去找重大的第一付书记高某，对我重新落实政策，一方面打电话给市委宣传部，由他们出面对我的工作从新安排，不过市委宣传部说他们没有办法强行的安排我去那一家工厂，建议我自己就在北碚地区确定一家最满意并愿意接纳我的单位，再由他们出面调动。
我本人是学机械的，能够吸收我的对口厂，在北碚地区恐怕便是地处区中区的重庆农用汽车厂了。凑巧这家工厂的党委书记彭季灰的爱人周生碧，正是当年母亲工作的北碚托儿所的共青团支部书记，此人正是当年划母亲为右派的负责人。
后来的二十余年间，除了我和我母亲被划为强迫劳动的“专政”对象，剩下一个七旬的外祖母和一个年仅十四岁的弟弟，都因黑五类，受尽生活折磨和精神迫害。
二十五年过去了，冥府带走了我可怜的老外婆和稚气的弟弟。
现在我的母亲找到这位周生碧，请她出面向她的老公推荐接纳我进入这家工厂时，在良心发现下，当即表示接受母亲的委托。
就这样，我在张文澄，宋殿宾的帮助下，重大校方从新做了对我个人的改正决定，除换掉了1979年发给我的肄业证，补发了重庆大学的正式毕业文凭，确定了以1958年开始计算我的工龄，还专门加了一级工资。
当我一手拿着张文澄给重庆市教育局长的信，在得到市教育局批示后，责成二十四中立即放人，又拿了市委宣传部和重庆市人才交流中心的批复，到重庆农用汽制造厂，换得了由该厂厂长亲自签暑的调动令，我的调动就在短短一个月内办妥！
（二）搬离蔡家场
我很明白，对我个人的落实政策的进展之快，全因毛泽东淫政之下共产党的分化，没有对宋殿宾的十三年惩罚；没有张文澄再次复职；没有孙起孟和刘昆水这些从地狱里活着出来的民主党派人士相助；和周生碧的良心发现，我这么一个无名小卒凭什么说调动就调动了？我算“右派” 中与命运抗争的一个特例。
工厂的劳动人事部门虽有许多调进调出的事。但工厂管理者并没有引进人才的热情！自从政府提出人才交流以后，超编制的企业形成了一套自己的规矩：求调人首先要得到本单位头头的点头。其依据除了行政的安排，便是厂长指令，根据从后门涌进来的亲朋关系，掌权者进行着权力交易的平衡。
求调人若没有很硬的‘臂膀’，在调动时，必须准备给工厂人亊部门送上一份满意的礼物。一切摆平以后才能谈调动！至于调进的人，是否合乎工厂发展的要求，那是只有傻瓜才会摆在第一位。
所以，没有关系的人要调进一个企业，提着调令和档案来人事科，科长会坐在太师椅上接过介绍信，连看都不看就塞进了抽屉，不屑的回答你：“等领导研究后，再通知你。”你若急着问：“要等多久？”那科长必会冷冷的答道：“办事得有个过程，这工厂又不是为你办的。”
当我提着档案袋到重庆农用专汽制造厂到厂长办公室报到时，接待我的党委办公室周主任，接过介绍信后，满脸堆笑，热情表示对我欢迎。他说：“新上任的厂长李友正缺得力的帮手，只是眼下工厂还相当困难，所以不能解决我的住房问题，请我暂时克服一下。只要工厂一有起色，什么问题都好说。”
据说这位周主任原来是新任厂长李友的姐夫，李厂长的姐姐是中共北碚区委的组织部长。我一来就碰上了这种与地方亲上加亲的裙带关系，知道这本是中共基层组织多年形成的关系网，同这些多年吃党饭的人是没有什么共同语言的，以我为人耿直的秉性难于适应，所以还是对他们取回避为上策！
所以我从进厂的第一天开始，就像孙悟空撞进了玉皇大帝的蟠桃会一样，应付着眼花缭乱的新环境，适应它，干我自己想干的事。
由于农用汽车厂没有房子可分，搬家前我同刘启建商量好，暂住在天生桥她的父亲的旧房子里。
我们的家便于1984年8月底搬离了蔡家场，经历了整整二十五年，家破人亡后，只剩下母亲和我，费尽周折，我们才从回北碚街上。
就在我们举家迁到北碚不久，接到刘昆水先生寄来的信，这封信仍寄到二十四中，由那里的老师转给了我。在这封信里再度重复我骑马找马的老声长谈。
母亲在北碚区参加的编史工作已告一段落，又碰到了当年在北碚炼铁厂一同接受监督劳动考查的患难之交，原卫生局的一位右派科长李秀贞在卫生局申办了一个为病人就诊的门诊，取名缙云咨询门诊。
母亲在李秀贞的邀请下，参加了这个门诊所的组建，并在正式挂牌营业时，担任门诊的挂号和财务工作。这个门诊集中了北碚地区有相当名气的老医生，他们除了医术，还保持着较良好的医德，所以，求诊者门庭若市。
第五节：卢文南
这年年底的一天下午，母亲在下班回家的归途中，与一个拖着板板车，穿着褴褛的中年人邂逅相遇，当那名汉子走到母亲身边，突然把板板车停了下来，并且呼喊“妈妈”时，她才认出对方来。
原来他是二十年前我弟弟的电力学校的同学，名叫卢文南。他的母亲原是西南师范学院图书馆的一名工作人员，1957年被划为右派分子，与我的母亲在北碚练铁厂一同接受“监督劳动”。1962年母亲从炼铁厂调到蔡家医院时，她仍留在北碚炼铁厂。
卢文南与我的弟弟在电力学校毕业后，两人同时下放蔡家农村，在同一个生产队落户，算得上黑崽患难之交，只是卢文南生性比弟弟更懦弱。当1967年弟弟贸然离开蔡家场时，卢文南却因害怕没有跟着去，免去了一场杀身之祸。弟弟一去不返，卢文南随即也离开了蔡家场，从此以后，两个孩子便与我的母亲失去了联系。
现在突然出现在妈妈面前的他，顶着一顶破草帽，遮着那张冷得铁青的脸，瘦削的身子在寒风中瑟瑟作抖。认出他时母亲几乎惊叫了起来，蔡家一别已经整整十五年没有看到这孩子了，而今见到他如此狼狈，不但十分可怜他，还勾起她对失踪多年小儿子的思念。
弟弟失踪当天，母亲曾到他们住的那间小茅屋里找到他，问起弟弟去向，卢文南根本不知道。而今站在面前的他像一个被人遗弃的乞丐儿，心中好不心酸，一面叫他把板板车停在路边，牵着他的手问他妈妈现在那里？
文南只是摇头，好像有许多苦水堵在心里不能吐出，母亲牵的那手正在发抖。看看时间，已近六点，天正黑下来，便在附近面馆里给他叫了两碗杂酱面，一面仍不停地询问他住在哪里、母亲的近况以及他现在如何谋生？
卢文南在那面馆的长板凳上坐定，两眼直楞楞看那灰色的大街，那形态使母亲想到鲁迅笔下的闰土，向他提问，他依然一声不吭。等到两碗面端上小木桌，他并不谦让，狼吞虎咽地吃了起来。
看他那饿极的样子，母亲心里想着自己的儿子，说不定现在也像他一样，潦倒地流落在不知哪个城市哪条街口？
第一碗面已经下肚，文南脸上也由青色泛出了一点红晕，精神似乎也恢复了一些，才慢慢地讲话：他的母亲已于前年死于肺癌，当母亲撇下儿子而去时，留给他的唯一遗产，便是几十年来母子相依为命，所住文星湾半山坡又矮又潮的破瓦房。
破瓦房几十年来没有变化，那里是北碚区的贫民窟。留给文南的两间破瓦房还是解放前他父亲购置的遗产，那时父亲在国民政府里当雇员。
“解放”以后，共产党以他的父亲历史罪抓捕了他，那时文南仅只有八岁。后来母亲好不容易通过民政部门，谋到了一个在西师图书馆担任管理员的工作，勉强维持母子俩的生活。没想到1957年他的母亲被划成了右派，从此更大的灾难便降临到他们娘俩头上。
把两碗面吃完，卢文南继续讲自已的遭遇：母亲获得西师平反后，并没有回到原来的图书馆工作，说她已到了退休年龄，所以给她办了退休手续，每个月发给她三十元的退休金，母子俩就靠这点退休金维持着活命。
卢文南多次去找电力学校和街道，要求给一份能糊口的工作，但是他们说你是一个弱智，什么都不能做。母亲多方托人，始终求职无门。
后来妈妈单位工资改革了，物价也跟着飞涨，几次退休人员增加的工资抵不上猛涨的物价。1982年基本生活物价涨了两倍，而她的那点退休月工资却仍只有五十多元，生活一天天更加贫困，由于长期的营养不良，母亲终于病倒，因缺钱上医院，只找了小巷里的游医抓了点草药，聊以应付。
等到她大量咳血时，已经难以起床，医生诊断说她得了肺癌。
母亲眼看自己将不久于人世，为了给自己的孩子求一条生路，挣扎着从床上爬起来由儿子搀扶着到街道办事处，请他们可怜他们母子两的悲惨命运，无论如何在她死前为自己的孩子安排一个职业，以求谋生，哪怕是扫大街，或拉板车当苦力，只要有口饭吃怎么都行。
在那个年代里，街道办事处之类的中共下层机关，如果没有特殊的人际关系，又旡靠山可傍，就凭那一贫如洗的脸嘴，谁会伸出同情和援助之手？憩厚的卢文南依然眼巴巴守着家门口，望着过路行人发呆。
带着垂危的病体，母亲最后一次到区委统战部去，请他们为孩子安排一个工作。
统战部的官员说：“你现在提出来的，已超出了中央落实政策的范围，我们已经无能为力，但看在你得了重病和你的儿子的具体困难，我们仍在考虑怎么来解决，你还是回去等着，一面静静养病，一面等一段时间，今后还是由街道的办事处来具体解决吧！”
于是把“球”从新踢回街道办事处，这么一踢，不但无助于文南困难的解决，还得罪了街道的头头。
等到卢文南再度找街道办事处时，那街道办事处的老头昂着头，鼻子里哼着冷气，冷笑道：“你也不掂量掂量，自己究竟有多大的能耐，还想跑到上面去告状，老实告诉你，万丈高楼平地起，象你这样的问题，还得靠基层。”
按照下乡知青返城的有关规定，当年他也该由街道或民政部门在城里安排工作，也不知什么原因，那时他就没有塔上返城知青的车，从蔡家回来便是一个无业游民，在贫民窑中，混到四十岁了，连吃饭问题都解决不了。
打着光棍的卢文南，眼看母亲病得奄奄一息，却无钱无力将她送进医院。最后几天，守在西师的卫生所里看着她闭上了眼睛。同他一起办理丧事的是他住在合川县的一个姑妈。
母亲草草安葬后，按照国家统一规定，还有十个月的退休金作她的安埋费，他悄悄的把他母亲的骨灰，安葬在松林坡的一棵大树下，就守着那大树，痴痴地过了三天三夜，他希望与死去的母亲，这么永远相倚的陪伴着。
母亲去世后，卢文南失去了生活来源。姑妈帮助他领出了所有的抚恤金，叫他去河边的码头做点小生意，开始他早出晚归，挑着萝匡做点河边菜贩子打出来另卖的小菜生意，不料他因为人呆板，不善于观察行情，小菜却卖不出去烂掉了，把本也亏了，只好另觅生路。
看他形同乞丐的样子，产生了恻隐之心的一位紧邻老大爷，给他找了一架破旧的板板车。每天他便拖着车替附近的商店里运点货得一点报酬，过着饱一顿饿一顿的日子。每逢自己生活过不下去，几顿没有饭吃的时候，他都要跑到埋葬他母亲的大松树底下，默默在那里哭泣。
他讲到这里，伤心地哭了起来，天已黑了，街上的路灯早亮了，看见他精神振作了一点，估计是两碗面的效果，母亲还要给他再下一碗时，他却摆摆手！依然呆呆的坐在那长凳子上面，望着沉沉黑下来的天空发呆。
两个母亲遭遇如此酷似，成了她们结下不解之缘的原因。
如此又沉默了一段时间，母亲关切问他今后有什么打算？不料这一问却猛扎了他那根埋得很深的神经，他忽的从木凳上站了起来，好像在用力挣脱钳着他喉咙的无形铁钳。眼睛里闪出一股怒火，闷声地喊道：“反正活不下去的那一天，就用我的一条命去换他们的两条命，也赚个对本，值得了。”
听得出这是郁积在他内心酝酿了很久的打算，带着以命抵命的决心，用砸碎这吃人世界的最后一搏来结束自己的生命。不过他要同归于尽的是谁？是街道办事处欺他太甚的“头”，还是在他脑海里无时不在浮动的魔鬼？然而他咬着牙再不吭声了。
母亲心里明白，越是沉默，这孩子就越处在“风萧萧兮，易水寒”之中。在这个吃人不吐骨头的年代，就不知有多少被欺凌的弱者，积蓄着仇恨，随时都会被引爆！！抢劫、杀人中有多少出自悲伤？社会没有引起关注！是故意漠视这些现象，还是社会有意回避这些？
现在母亲完全相信，这个小时候性格内向，从不多话的人，并不是一无感觉的痴呆。那心里可是郁积了随时可能让人粉身碎骨的一团复仇怒火。既毁灭自己，也消灭对方。
为了拯救这孩子，她想扑灭它。想到这个孩子的危险和可怕，连连叮嘱他看在他母亲在天之灵份上，千万不可造次，一定冷静处理，何况天无绝人之路，总有一天他会得到母亲的保佑。！
临分手时，母亲打开皮包取出五十元钱塞进了他的衣袋，并且把我们住的地址抄给了他，关照他，今后如果遇到什么克服不了的困难，就到天生桥来找我们，叮嘱他坚强地活下去，看看这个世道还会变成什么样？
听罢母亲这一段叙述，感到对这个以强权欺凌弱者的社会，光同情卢文南的遭遇，是无济于事的，今天连在报纸上公开为之呼喊不平的自由都没有，这种不平何以消弥？
像街道办事处的头们的恶棍，谁又能动他一根毫毛？就是他们做出贩毒，聚赌、窝匪藏盗，逼良为娼这些危害公众的事尚且无可奈何，何况像卢文南这种只能归错于“落实政策”不力的悲剧！就更难解决了。
我自然想起了刘昆水老先生，一来，他本人有过类似的遭遇，对卢文南现在的处境不可能无动于衷；二来他身居重庆市的要职，作为“父母官”请他为一个在反右派运动中受害者的遗孤作主，向民政部门反映，促使北碚地方官，给卢文南安排一个可以维持生活的工作，并不是一件难事。
虽然这两三年来，我个人请他帮助，另找一个专业对口的工作，被他用“骑马找马”搪塞了毫无结果，但像卢文南这种需人救命的事，他该不至于拒绝。
出于这种估计，于是便提起笔来，为这件事专门的向他老人家写了一封信。两周以后，便收到了他老人家的回信，信上说，他正在开政协会，工作极忙，所以只在会议的空歇时间抽出时间，回答我给他提出的问题。
我想他能认真阅读我的信，并及时答复，是中共各级组织不可能办到的。
怀着一种敬意细细读信，那信的前半段讲共产党的人事安排，奉行逐级管理的原则，接着便说他个人无权越级给任何人安排工作，甚至于连自己的子女，他也从来不为他们安排做什么。
在申明他本人许可权后，点出像卢文南这样的情况，只能由北碚的民政部们根据街道办事处的具体条件来处理。
读到这里我心头纳闷起来，这刘昆水的清官原则本是无可非议的。问题是，我向他提出了一个有违中共政策的难题，要他破例‘违背’中共“组织原则”，作一椿好事，竞关上了门，怪难为他的。
其实眼下无论那一级中共官员利用关系胡来的事还少么？难道他没有看清当前官场的腐败？他可以不为自己的子女着想，那自有巴结他的下级妥善代劳，但对这个生存受到威胁的卢文南，他怎么也不能推卸仗义执言的天责。！为了保持“清廉”和奉公守法，连道德正义良心全都可以一古脑儿丢掉么？
需知卢文南的遭遇是中共一手造成的啊。
他像站在贪官衙门口的一个乞丐，被挡了出来。即使那坐在官衙位置上的青天大老爷，过去也曾经是乞丐的同伍者。但中国人的品性就像洪承畴被努尔哈赤所俘，关在满人的天牢里说过的一句话：
“汉人在危难相共时是一条龙，而当共同的危难消失后，就是一盘散沙”。
想到这里，心潮阵阵上涌，便提起笔给这位先生写了回信，那信上除了替文南这位无辜的受害者再次呐喊，呼唤正义和良知，并痛斥北碚地方官吏的麻木不仁。聪明的刘老先生当然读得出这辛辣的指责实际上包含了他本人。
尤其是信的结尾，还从当时正在流行的电影“七品芝麻官”中，录下了其中一段老百姓通街呤唱的歌词：“当官不为民作主，不如回家卖红薯”。
作为晚辈，我绝无指责长辈的恶习，更何况一个已为中共入过另册的人，我更要小心讲话。
何况在举目无亲的重庆市，我们就这么一位在我们身处逆境中，给我们多少帮助过的市一级政府官员，更不愿随意伤害了他。
然而，我还是这样的把信封好！交到了信箱里。这大概是二十年炼狱中，注入我秉性中那种横眉冷对当权者的东西，使我失去了对自己的约束力。一笔泻下，觉得自己心中被压抑的折皱得到舒展，而不顾及后果了。
母亲在得知这件事后，曾责怪过我：首先因为造成卢文南目前这种困境的必竟与刘昆水毫无关系。！对罪魁祸首无可奈何，却去责怪一个同情我们的人，必竟是非颠倒了。
再说刘老先生是受孙起孟先生所托，看在师生之谊上，对母亲给了力所能及的照应，这在当时社会风气日益败坏的情况下，已算是尽心尽力了。现在反倒为卢文南的事，被无端指责不如回家卖红薯，是失礼了。
何况明知他虽挂着官牌，却并无任何实权，对卢文南这样涉及中共的敏感事件，更要看坐在“主席”位置上共产党的脸色办事，他的回信正反映了小伙计的软弱，所以不该对这位善良老人横如指责。
刘老先生从此以后就再没有给我写过回信，我们之间将近三年的通迅友谊，就这么结束了，也许他是真正生气了，也许他理解我的心情，不愿与我一般见识，主动停止这种争论。
我至今回想起来，给他的信中很尖刻的话，不过是把他当作一个长辈，当作执政党的伙计来要求罢了。
过了几天母亲收到了他的回信，提到了我给他的信中指责当官不为民作主的话，忠告我吸取过去的教训，不可以满身长剌去恣意刺伤他人。也罢，话不投机三句多，想刘老作为长辈大可不必这么小气，过于拘谨的做人活得够累。
我虽穷，住的是破瓦寒窑，天天奔波劳累。但却不为五斗米折腰，见人矮一头，能时时保住心中这块自由的福田。而他当他的官，进出轿车，住别墅，但心里未必舒坦。
后来在1989年天安门民运中，集中表现了“小伙计”缺乏自信和自尊的难堪。当然，在这个时代，刘老绝对是一个好人，一个直不起腰板的民主人士。
至于卢文南，后来碰到了缙云门诊的那些老医生们，当母亲向李秀英等人介绍了他的遭遇，门诊部便从门诊收入中揍了点钱，卢文南就在大家的资助下做起了小小的百货生意，在满街玲琅满目的摊位上，占据了一席之地，维持着自己的清贫生活。
（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