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1年12月23日訊】【編者的話】《血紀》記述了大陸一名五十年代的大學生孔令平先生，被打成右派而下放四川西部甘洛農場，在勞改農村二十年的血淚歷程。《血紀》一書完全可以與前蘇聯作家索爾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島》相比。小說《古拉格群島》反映了蘇聯人民在斯大林統治下的血腥恐怖讓人觸目驚心，而《血紀》則完全是以孔令平先生的苦難經歷為主線。這條主線也是毛澤東禍國殃民的編年史，更是陳力、張錫錕、劉順森等先烈的英雄史詩。書中人物眾多，文筆樸素，使中共監獄的慘無人道和烈士的壯懷激烈躍然紙上。
孔令平先生在本書前言中說：「當這本書有幸與你相逢時，讓我們珍惜這種來之不易的相識，為融化中國專制主義，建立中華民主而共同增加一把火。」下面請看長篇紀實連載《血紀》。
第四章：母親擺脫了傷心地
第四節：第二次落實政策
像我這種既不沾親帶故，又沒有重禮相贈的書獃子，要想毛遂自薦正大光明講我的學歷和專長，那就准碰軟釘子，若靠我的騎術我就一輩子也找不到馬的，好在我心裏明白，我的調動除靠上級硬壓是沒有別法了。
1949年父親將我們全家寄住北碚后，我們全家就從此時開始，在「無產階級專政」 的地獄里經歷了長長的練獄，1962年外祖母在飢餓焦慮中去世，已戴著右派枷鎖的母親，在當局強迫下帶著十八歲的弟弟，悽悽惶惶從北碚街上「流放」 到偏僻的蔡家場。
經歷了漫長的三十五年，直到1984年我們這亇從新組成的家，在各方支持下才從蔡家場從回北碚。
（一）重回北碚
1984年7月我還守在應屆高中畢業生考試的考堂里，從報上得知市裡由重慶人事局牽頭，組織了一次規模空前的「人才交流會」，我決定去撞一撞。
正逢暑假，我便專程去了重慶大學，我因獲悉，當年划我們為右派的硃批人，宋殿賓已「落實政策」官複原職。這位宋書記在文革時期，因妻子張大珍被劃地主份子，撤去衛校黨委書記一職，並交農村監督勞動。
中共重慶市委，責令他在愛人和黨藉間選擇，這位宋殿賓因不忍拋棄愛妻和兩個幼小的孩子，拒絕黨委離婚的「忠告」，因而被打成重大的第二號走資派，削去重大的所有職務，還將他貶到衛校去接受革命群眾的監督。
派給他的工作就是打掃廁所，從此整整十三年，在廁所邊將孩子拉扯大，自己也親自嘗到了共產黨整人運動的滋味，對當年無緣無故由他硃批打入十八層地獄的右派們，才產生惻隱之心。
當1978年母親找到重慶衛校，請他為我當年冤情作證時，他便寫了材料，使重大落實我的政策時，減少了不少麻煩。
1983年春天，母親在重慶財經學校工作僅一年半后，劉昆水創辦的財經學校因為經費上的困難，決定裁減最初設置的專業。
工商聯的頭頭，對母親長住招待所也表示了異議，說母親佔用的是工商聯用來招攬客商的經營性客房，從來沒有住過本單位的職工。劉昆水和母親商量結果，母親決定辭去財經學校的工作，於五月份從新回到蔡家場。
劉昆水為了表示他的歉意，專門用配給他的黑色伏爾加轎車，送母親回北碚，並親去北碚區委統戰部，請求他們考慮在北碚為母親安排一個工作和住所。
蔡家場本來就是一個偏僻的小村鎮，八十年代初，在橫貫小鎮的馬路上只有幾架由農家裝的手扶式來回奔跑，充作小鎮的運輸車，雖然它那令人耳聾的巨響和濃濃的黑色廢氣令人煩燥，街上的居民也生活在廢氣排出的濁氣中，但居住在這裏的居民習以為常了，手扶式成了鎮上人唯一代步工具。
唯一溝通蔡家場和北碚的公共汽車已破舊不堪，雖說從蔡家場到北碚的車票僅僅只有一角二分錢，但窮苦的蔡家居民也要算著來，能搭上手扶式的就是再危險都要擠上車，他們把命看得很濺。
除此外便是北碚物資局的幾輛綠色解放牌，以及燈塔鄉的八四五廠過路的東風牌卡車，蔡家那十字馬路上很少看到小轎車之類的「洋車」。
當母親乘坐的轎車，從場口向蔡家醫院緩緩駛近時，蔡家街上所有的街民都投以好奇的目光，他們心底里在嘀咕：不知道又是市裡的那一個重要官員來視察了，萬萬沒想到車裡面坐的，竟是過去被醫院整得人不像人，鬼不像鬼的方老太婆。
黑色轎車在醫院的大門口停下來，母親從車門裡走出來時，正好王明站在門口，他一直迷縫著眼睛注視著從場口向醫院緩緩開來的這輛轎車，心裏產生著各種猜想，卻完全沒有料到這是專門送母親回來的車。
車停穩后，從車門裡走下我的母親時，這位王書記用笑臉向母親迎了上去。一面喊坐在挂號室里的小曹和藥房里的小李，要兩個年輕人趕快去提從車上御下來的兩包行李，醫院里的護士都出來迎接，一時熱鬧得很。
我接到母親回到蔡家醫院的消息，從二十四中趕回醫院時，母親的房間里聚著小陳、小周和王書記。王書記正在吹捧母親在落實政策以後，如何煥發出「革命的青春和活力」。
他當著母親的面說道：「自從你走了，我們才知道你起的作用，你移交的三個工作，挂號、出納和伙食採買，現在是交給三個年輕人在管，要他們任中兼一點工作都不幹，而且還干不好，上個月出納就錯了三百元錢，這麼一對比，才顯示你老人家才是我們醫院的老黃牛了。」
兩個年青人不高興的看了他一眼，顯出很不屑的樣子。他對母親另眼相看，是因劉昆水的關係，還是經過對比的確改變了他原來的偏見？但想起兩年前他在母親分房時的那付臉嘴，對比現在，使我產生一陣陣嘔心。
據他本人介紹他的母親過去是要飯的，當孩子的他，常跟母親拿著打狗棒沿街行乞，看來他真的「根正苗紅」，是共產黨的真正依靠對像。可是為迎合我們，常把攻擊共產黨掛在口上。
不過我心裏倒是生了警惕，大陸人生活在這種人的管理之下，可要十分小心，切切不可以隨便附會他，以免在莫明其妙時從遭「禍從口出」之難。
當時北碚區政府正在組織力量編寫北碚地方志，為此專門組織了一個修史小組。從圖書館和文化館抽人收集材料，母親就被定為修史工作組成員，在編寫工作地騰出一間小屋供母親臨時居住。後來她又在衛生界朋友的幫助下，長期居住北碚，擺脫了蔡家醫院這個囚禁她二十多年的人間地獄。
騎馬找馬』是劉老教給我的方法，但要調出蔡家的路，還得自己去找，到北碚統戰部去了幾趟，我說我的母親既然已經到了北碚，那麼當初將我安置在蔡家的理由已不存在。統戰部的老吳卻說：「你看吧，在我們的管轄區域和許可權範圍之內，有那個現存的單位空著位子來安插你，你最好自己找單位吧！
1981年，宋殿賓回到重慶大學「官複原職」，他的夫人也調到了重慶大學，只因我在二十四中，並不知道這個消息。直到我回到重慶大學，講明重慶市人才交流的幾個要求，請重大黨委為我進一步落實政策時，才找到宋殿賓。他當即叫我去找重大的校長張文澄。
同我們一起划為右派份子的張文澄，原是西南政法學院的團委書記，1978年獲平反后，1981年接任重大黨委書記。按宋殿賓指出的路子我找到張文澄時，他正被任職為重慶市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主任，並且正在辦移交手續。
張文澄熱情地接待了我，他一方面要我去找重大的第一付書記高某，對我重新落實政策，一方面打電話給市委宣傳部，由他們出面對我的工作從新安排，不過市委宣傳部說他們沒有辦法強行的安排我去那一家工廠，建議我自己就在北碚地區確定一家最滿意並願意接納我的單位，再由他們出面調動。
我本人是學機械的，能夠吸收我的對口廠，在北碚地區恐怕便是地處區中區的重慶農用汽車廠了。湊巧這家工廠的黨委書記彭季灰的愛人周生碧，正是當年母親工作的北碚託兒所的共青團支部書記，此人正是當年划母親為右派的負責人。
後來的二十余年間，除了我和我母親被划為強迫勞動的「專政」對象，剩下一個七旬的外祖母和一個年僅十四歲的弟弟，都因黑五類，受盡生活折磨和精神迫害。
二十五年過去了，冥府帶走了我可憐的老外婆和稚氣的弟弟。
現在我的母親找到這位周生碧，請她出面向她的老公推薦接納我進入這家工廠時，在良心發現下，當即表示接受母親的委託。
就這樣，我在張文澄，宋殿賓的幫助下，重大校方從新做了對我個人的改正決定，除換掉了1979年發給我的肄業證，補發了重慶大學的正式畢業文憑，確定了以1958年開始計算我的工齡，還專門加了一級工資。
當我一手拿著張文澄給重慶市教育局長的信，在得到市教育局批示后，責成二十四中立即放人，又拿了市委宣傳部和重慶市人才交流中心的批複，到重慶農用汽製造廠，換得了由該廠廠長親自簽暑的調動令，我的調動就在短短一個月內辦妥！
（二）搬離蔡家場
我很明白，對我個人的落實政策的進展之快，全因毛澤東淫政之下共產黨的分化，沒有對宋殿賓的十三年懲罰；沒有張文澄再次復職；沒有孫起孟和劉昆水這些從地獄里活著出來的民主黨派人士相助；和周生碧的良心發現，我這麼一個無名小卒憑什麼說調動就調動了？我算「右派」 中與命運抗爭的一個特例。
工廠的勞動人事部門雖有許多調進調出的事。但工廠管理者並沒有引進人才的熱情！自從政府提出人才交流以後，超編製的企業形成了一套自己的規矩：求調人首先要得到本單位頭頭的點頭。其依據除了行政的安排，便是廠長指令，根據從後門湧進來的親朋關係，掌權者進行著權力交易的平衡。
求調人若沒有很硬的『臂膀』，在調動時，必須準備給工廠人亊部門送上一份滿意的禮物。一切擺平以後才能談調動！至於調進的人，是否合乎工廠發展的要求，那是只有傻瓜才會擺在第一位。
所以，沒有關係的人要調進一個企業，提著調令和檔案來人事科，科長會坐在太師椅上接過介紹信，連看都不看就塞進了抽屜，不屑的回答你：「等領導研究后，再通知你。」你若急著問：「要等多久？」那科長必會冷冷的答道：「辦事得有個過程，這工廠又不是為你辦的。」
當我提著檔案袋到重慶農用專汽製造廠到廠長辦公室報到時，接待我的黨委辦公室周主任，接過介紹信后，滿臉堆笑，熱情表示對我歡迎。他說：「新上任的廠長李友正缺得力的幫手，只是眼下工廠還相當困難，所以不能解決我的住房問題，請我暫時克服一下。只要工廠一有起色，什麼問題都好說。」
據說這位周主任原來是新任廠長李友的姐夫，李廠長的姐姐是中共北碚區委的組織部長。我一來就碰上了這種與地方親上加親的裙帶關係，知道這本是中共基層組織多年形成的關係網，同這些多年吃黨飯的人是沒有什麼共同語言的，以我為人耿直的秉性難於適應，所以還是對他們取迴避為上策！
所以我從進廠的第一天開始，就像孫悟空撞進了玉皇大帝的蟠桃會一樣，應付著眼花繚亂的新環境，適應它，干我自己想乾的事。
由於農用汽車廠沒有房子可分，搬家前我同劉啟建商量好，暫住在天生橋她的父親的舊房子里。
我們的家便於1984年8月底搬離了蔡家場，經歷了整整二十五年，家破人亡后，只剩下母親和我，費盡周折，我們才從回北碚街上。
就在我們舉家遷到北碚不久，接到劉昆水先生寄來的信，這封信仍寄到二十四中，由那裡的老師轉給了我。在這封信里再度重複我騎馬找馬的老聲長談。
母親在北碚區參加的編史工作已告一段落，又碰到了當年在北碚煉鐵廠一同接受監督勞動考查的患難之交，原衛生局的一位右派科長李秀貞在衛生局申辦了一個為病人就診的門診，取名縉雲諮詢門診。
母親在李秀貞的邀請下，參加了這個門診所的組建，並在正式掛牌營業時，擔任門診的挂號和財務工作。這個門診集中了北碚地區有相當名氣的老醫生，他們除了醫術，還保持著較良好的醫德，所以，求診者門庭若市。
第五節：盧文南
這年年底的一天下午，母親在下班回家的歸途中，與一個拖著板板車，穿著襤褸的中年人邂逅相遇，當那名漢子走到母親身邊，突然把板板車停了下來，並且呼喊「媽媽」時，她才認出對方來。
原來他是二十年前我弟弟的電力學校的同學，名叫盧文南。他的母親原是西南師範學院圖書館的一名工作人員，1957年被划為右派份子，與我的母親在北碚練鐵廠一同接受「監督勞動」。1962年母親從煉鐵廠調到蔡家醫院時，她仍留在北碚煉鐵廠。
盧文南與我的弟弟在電力學校畢業后，兩人同時下放蔡家農村，在同一個生產隊落戶，算得上黑崽患難之交，只是盧文南生性比弟弟更懦弱。當1967年弟弟貿然離開蔡家場時，盧文南卻因害怕沒有跟著去，免去了一場殺身之禍。弟弟一去不返，盧文南隨即也離開了蔡家場，從此以後，兩個孩子便與我的母親失去了聯繫。
現在突然出現在媽媽面前的他，頂著一頂破草帽，遮著那張冷得鐵青的臉，瘦削的身子在寒風中瑟瑟作抖。認出他時母親幾乎驚叫了起來，蔡家一別已經整整十五年沒有看到這孩子了，而今見到他如此狼狽，不但十分可憐他，還勾起她對失蹤多年小兒子的思念。
弟弟失蹤當天，母親曾到他們住的那間小茅屋裡找到他，問起弟弟去向，盧文南根本不知道。而今站在面前的他像一個被人遺棄的乞丐兒，心中好不心酸，一面叫他把板板車停在路邊，牽著他的手問他媽媽現在那裡？
文南只是搖頭，好像有許多苦水堵在心裏不能吐出，母親牽的那手正在發抖。看看時間，已近六點，天正黑下來，便在附近麵館里給他叫了兩碗雜醬面，一面仍不停地詢問他住在哪裡、母親的近況以及他現在如何謀生？
盧文南在那麵館的長板凳上坐定，兩眼直楞楞看那灰色的大街，那形態使母親想到魯迅筆下的閏土，向他提問，他依然一聲不吭。等到兩碗面端上小木桌，他並不謙讓，狼吞虎咽地吃了起來。
看他那餓極的樣子，母親心裏想著自己的兒子，說不定現在也像他一樣，潦倒地流落在不知哪個城市哪條街口？
第一碗面已經下肚，文南臉上也由青色泛出了一點紅暈，精神似乎也恢復了一些，才慢慢地講話：他的母親已於前年死於肺癌，當母親撇下兒子而去時，留給他的唯一遺產，便是幾十年來母子相依為命，所住文星灣半山坡又矮又潮的破瓦房。
破瓦房幾十年來沒有變化，那裡是北碚區的貧民窟。留給文南的兩間破瓦房還是解放前他父親購置的遺產，那時父親在國民政府里當僱員。
「解放」以後，共產黨以他的父親歷史罪抓捕了他，那時文南僅只有八歲。後來母親好不容易通過民政部門，謀到了一個在西師圖書館擔任管理員的工作，勉強維持母子倆的生活。沒想到1957年他的母親被劃成了右派，從此更大的災難便降臨到他們娘倆頭上。
把兩碗面吃完，盧文南繼續講自已的遭遇：母親獲得西師平反后，並沒有回到原來的圖書館工作，說她已到了退休年齡，所以給她辦了退休手續，每個月發給她三十元的退休金，母子倆就靠這點退休金維持著活命。
盧文南多次去找電力學校和街道，要求給一份能糊口的工作，但是他們說你是一個弱智，什麼都不能做。母親多方託人，始終求職無門。
後來媽媽單位工資改革了，物價也跟著飛漲，幾次退休人員增加的工資抵不上猛漲的物價。1982年基本生活物價漲了兩倍，而她的那點退休月工資卻仍只有五十多元，生活一天天更加貧困，由於長期的營養不良，母親終於病倒，因缺錢上醫院，只找了小巷裡的游醫抓了點草藥，聊以應付。
等到她大量咳血時，已經難以起床，醫生診斷說她得了肺癌。
母親眼看自己將不久於人世，為了給自己的孩子求一條生路，掙扎著從床上爬起來由兒子攙扶著到街道辦事處，請他們可憐他們母子兩的悲慘命運，無論如何在她死前為自己的孩子安排一個職業，以求謀生，哪怕是掃大街，或拉板車當苦力，只要有口飯吃怎麼都行。
在那個年代里，街道辦事處之類的中共下層機關，如果沒有特殊的人際關係，又旡靠山可傍，就憑那一貧如洗的臉嘴，誰會伸出同情和援助之手？憩厚的盧文南依然眼巴巴守著家門口，望著過路行人發獃。
帶著垂危的病體，母親最後一次到區委統戰部去，請他們為孩子安排一個工作。
統戰部的官員說：「你現在提出來的，已超出了中央落實政策的範圍，我們已經無能為力，但看在你得了重病和你的兒子的具體困難，我們仍在考慮怎麼來解決，你還是回去等著，一面靜靜養病，一面等一段時間，今後還是由街道的辦事處來具體解決吧！」
於是把「球」從新踢回街道辦事處，這麼一踢，不但無助於文南困難的解決，還得罪了街道的頭頭。
等到盧文南再度找街道辦事處時，那街道辦事處的老頭昂著頭，鼻子里哼著冷氣，冷笑道：「你也不掂量掂量，自己究竟有多大的能耐，還想跑到上面去告狀，老實告訴你，萬丈高樓平地起，象你這樣的問題，還得靠基層。」
按照下鄉知青返城的有關規定，當年他也該由街道或民政部門在城裡安排工作，也不知什麼原因，那時他就沒有塔上返城知青的車，從蔡家回來便是一個無業游民，在貧民窯中，混到四十歲了，連吃飯問題都解決不了。
打著光棍的盧文南，眼看母親病得奄奄一息，卻無錢無力將她送進醫院。最後幾天，守在西師的衛生所里看著她閉上了眼睛。同他一起辦理喪事的是他住在合川縣的一個姑媽。
母親草草安葬后，按照國家統一規定，還有十個月的退休金作她的安埋費，他悄悄的把他母親的骨灰，安葬在松林坡的一棵大樹下，就守著那大樹，痴痴地過了三天三夜，他希望與死去的母親，這麼永遠相倚的陪伴著。
母親去世后，盧文南失去了生活來源。姑媽幫助他領出了所有的撫恤金，叫他去河邊的碼頭做點小生意，開始他早出晚歸，挑著蘿匡做點河邊菜販子打出來另賣的小菜生意，不料他因為人呆板，不善於觀察行情，小菜卻賣不出去爛掉了，把本也虧了，只好另覓生路。
看他形同乞丐的樣子，產生了惻隱之心的一位緊鄰老大爺，給他找了一架破舊的板板車。每天他便拖著車替附近的商店裡運點貨得一點報酬，過著飽一頓餓一頓的日子。每逢自己生活過不下去，幾頓沒有飯吃的時候，他都要跑到埋葬他母親的大松樹底下，默默在那裡哭泣。
他講到這裏，傷心地哭了起來，天已黑了，街上的路燈早亮了，看見他精神振作了一點，估計是兩碗面的效果，母親還要給他再下一碗時，他卻擺擺手！依然獃獃的坐在那長凳子上面，望著沉沉黑下來的天空發獃。
兩個母親遭遇如此酷似，成了她們結下不解之緣的原因。
如此又沉默了一段時間，母親關切問他今後有什麼打算？不料這一問卻猛扎了他那根埋得很深的神經，他忽的從木凳上站了起來，好像在用力掙脫鉗著他喉嚨的無形鐵鉗。眼睛里閃出一股怒火，悶聲地喊道：「反正活不下去的那一天，就用我的一條命去換他們的兩條命，也賺個對本，值得了。」
聽得出這是鬱積在他內心醞釀了很久的打算，帶著以命抵命的決心，用砸碎這吃人世界的最後一搏來結束自己的生命。不過他要同歸於盡的是誰？是街道辦事處欺他太甚的「頭」，還是在他腦海里無時不在浮動的魔鬼？然而他咬著牙再不吭聲了。
母親心裏明白，越是沉默，這孩子就越處在「風蕭蕭兮，易水寒」之中。在這個吃人不吐骨頭的年代，就不知有多少被欺凌的弱者，積蓄著仇恨，隨時都會被引爆！！搶劫、殺人中有多少出自悲傷？社會沒有引起關注！是故意漠視這些現象，還是社會有意迴避這些？
現在母親完全相信，這個小時候性格內向，從不多話的人，並不是一無感覺的痴獃。那心裏可是鬱積了隨時可能讓人粉身碎骨的一團復讎怒火。既毀滅自己，也消滅對方。
為了拯救這孩子，她想撲滅它。想到這個孩子的危險和可怕，連連叮囑他看在他母親在天之靈份上，千萬不可造次，一定冷靜處理，何況天無絕人之路，總有一天他會得到母親的保佑。！
臨分手時，母親打開皮包取出五十元錢塞進了他的衣袋，並且把我們住的地址抄給了他，關照他，今後如果遇到什麼克服不了的困難，就到天生橋來找我們，叮囑他堅強地活下去，看看這個世道還會變成什麼樣？
聽罷母親這一段敘述，感到對這個以強權欺凌弱者的社會，光同情盧文南的遭遇，是無濟於事的，今天連在報紙上公開為之呼喊不平的自由都沒有，這種不平何以消彌？
像街道辦事處的頭們的惡棍，誰又能動他一根毫毛？就是他們做出販毒，聚賭、窩匪藏盜，逼良為娼這些危害公眾的事尚且無可奈何，何況像盧文南這種只能歸錯于「落實政策」不力的悲劇！就更難解決了。
我自然想起了劉昆水老先生，一來，他本人有過類似的遭遇，對盧文南現在的處境不可能無動於衷；二來他身居重慶市的要職，作為「父母官」請他為一個在反右派運動中受害者的遺孤作主，向民政部門反映，促使北碚地方官，給盧文南安排一個可以維持生活的工作，並不是一件難事。
雖然這兩三年來，我個人請他幫助，另找一個專業對口的工作，被他用「騎馬找馬」搪塞了毫無結果，但像盧文南這種需人救命的事，他該不至於拒絕。
出於這種估計，於是便提起筆來，為這件事專門的向他老人家寫了一封信。兩周以後，便收到了他老人家的回信，信上說，他正在開政協會，工作極忙，所以只在會議的空歇時間抽出時間，回答我給他提出的問題。
我想他能認真閱讀我的信，並及時答覆，是中共各級組織不可能辦到的。
懷著一種敬意細細讀信，那信的前半段講共產黨的人事安排，奉行逐級管理的原則，接著便說他個人無權越級給任何人安排工作，甚至於連自己的子女，他也從來不為他們安排做什麼。
在申明他本人許可權后，點出像盧文南這樣的情況，只能由北碚的民政部們根據街道辦事處的具體條件來處理。
讀到這裏我心頭納悶起來，這劉昆水的清官原則本是無可非議的。問題是，我向他提出了一個有違中共政策的難題，要他破例『違背』中共「組織原則」，作一椿好事，競關上了門，怪難為他的。
其實眼下無論那一級中共官員利用關係胡來的事還少么？難道他沒有看清當前官場的腐敗？他可以不為自己的子女著想，那自有巴結他的下級妥善代勞，但對這個生存受到威脅的盧文南，他怎麼也不能推卸仗義執言的天責。！為了保持「清廉」和奉公守法，連道德正義良心全都可以一古腦兒丟掉么？
需知盧文南的遭遇是中共一手造成的啊。
他像站在貪官衙門口的一個乞丐，被擋了出來。即使那坐在官衙位置上的青天大老爺，過去也曾經是乞丐的同伍者。但中國人的品性就像洪承疇被努爾哈赤所俘，關在滿人的天牢里說過的一句話：
「漢人在危難相共時是一條龍，而當共同的危難消失后，就是一盤散沙」。
想到這裏，心潮陣陣上涌，便提起筆給這位先生寫了回信，那信上除了替文南這位無辜的受害者再次吶喊，呼喚正義和良知，並痛斥北碚地方官吏的麻木不仁。聰明的劉老先生當然讀得出這辛辣的指責實際上包含了他本人。
尤其是信的結尾，還從當時正在流行的電影「七品芝麻官」中，錄下了其中一段老百姓通街呤唱的歌詞：「當官不為民作主，不如回家賣紅薯」。
作為晚輩，我絕無指責長輩的惡習，更何況一個已為中共入過另冊的人，我更要小心講話。
何況在舉目無親的重慶市，我們就這麼一位在我們身處逆境中，給我們多少幫助過的市一級政府官員，更不願隨意傷害了他。
然而，我還是這樣的把信封好！交到了信箱里。這大概是二十年煉獄中，注入我秉性中那種橫眉冷對當權者的東西，使我失去了對自己的約束力。一筆瀉下，覺得自己心中被壓抑的折皺得到舒展，而不顧及後果了。
母親在得知這件事後，曾責怪過我：首先因為造成盧文南目前這種困境的必竟與劉昆水毫無關係。！對罪魁禍首無可奈何，卻去責怪一個同情我們的人，必竟是非顛倒了。
再說劉老先生是受孫起孟先生所託，看在師生之誼上，對母親給了力所能及的照應，這在當時社會風氣日益敗壞的情況下，已算是盡心儘力了。現在反倒為盧文南的事，被無端指責不如回家賣紅薯，是失禮了。
何況明知他雖掛著官牌，卻並無任何實權，對盧文南這樣涉及中共的敏感事件，更要看坐在「主席」位置上共產黨的臉色辦事，他的回信正反映了小夥計的軟弱，所以不該對這位善良老人橫如指責。
劉老先生從此以後就再沒有給我寫過回信，我們之間將近三年的通迅友誼，就這麼結束了，也許他是真正生氣了，也許他理解我的心情，不願與我一般見識，主動停止這種爭論。
我至今回想起來，給他的信中很尖刻的話，不過是把他當作一個長輩，當作執政黨的夥計來要求罷了。
過了幾天母親收到了他的回信，提到了我給他的信中指責當官不為民作主的話，忠告我吸取過去的教訓，不可以滿身長剌去恣意刺傷他人。也罷，話不投機三句多，想劉老作為長輩大可不必這麼小氣，過於拘謹的做人活得夠累。
我雖窮，住的是破瓦寒窯，天天奔波勞累。但卻不為五斗米折腰，見人矮一頭，能時時保住心中這塊自由的福田。而他當他的官，進出轎車，住別墅，但心裏未必舒坦。
後來在1989年天安門民運中，集中表現了「小夥計」缺乏自信和自尊的難堪。當然，在這個時代，劉老絕對是一個好人，一個直不起腰板的民主人士。
至於盧文南，後來碰到了縉雲門診的那些老醫生們，當母親向李秀英等人介紹了他的遭遇，門診部便從門診收入中揍了點錢，盧文南就在大家的資助下做起了小小的百貨生意，在滿街玲琅滿目的攤位上，佔據了一席之地，維持著自己的清貧生活。
（待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