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1年12月15日讯】【编者的话】《血纪》记述了大陆一名五十年代的大学生孔令平先生，被打成右派而下放四川西部甘洛农场，在劳改农村二十年的血泪历程。《血纪》一书完全可以与前苏联作家索尔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岛》相比。小说《古拉格群岛》反映了苏联人民在斯大林统治下的血腥恐怖让人触目惊心，而《血纪》则完全是以孔令平先生的苦难经历为主线。这条主线也是毛泽东祸国殃民的编年史，更是陈力、张锡锟、刘顺森等先烈的英雄史诗。书中人物众多，文笔朴素，使中共监狱的惨无人道和烈士的壮怀激烈跃然纸上。
孔令平先生在本书前言中说：“当这本书有幸与你相逢时，让我们珍惜这种来之不易的相识，为融化中国专制主义，建立中华民主而共同增加一把火。”下面请看长篇纪实连载《血纪》。
第二章：落实政策的马拉松
笫三节：草菅人命的中级法院
比起上次去重大的“上访”，这一次简直就是徒劳而返！官场在办理“平反”时就有这样的艰难！平反的漫漫历程就这样拖下去！这对于上了年岁的人可是一件最残酷事啊！
回来后第二天正是星期六晚上，同母亲同室而住的郑医生和丁医生都回家了，宿舍里就剩下我们母子俩。点起煤油炉，煮好面条，母亲知道我两次上访的过程，见我闷闷不乐，便述说起为落实我的政策，她花费了一年半时间的马拉松“上访”过程：
“我去重庆大学，正是去年的大热天，我一连去了三次，每一次都叫我等！那时天太热，为了防暑每次中午我就吃一牙西瓜。
几个年轻人看见我这么大的岁数了，动了恻隐之心，劝我不要再跑了，说中了暑倒在马路上就麻烦了，有问题只要写封信来就够了。我去南桐法院前后跑了六次！最后一次，我在下汽车时摔倒了，还是被好心的路人将我扶到医院去，幸好还没出大事。
那法院的一个老吴过去也是右派，悄悄的告诉我说，现在办事就是这样，当事人再急办事人绝不会急，一直等到上面来了文件，‘火候’到了，再大的案子也一风吹。他劝我不要再跑，跑出病来还不是自己吃亏”。
听到母亲的这段话，我心里非常不安，当时我急着早日出狱，没有为她的安全多想，万一她真的在这种马拉松长赛中倒在路上，那可是我一生都无法原谅的罪过！她可是这世上我仅有的亲人了。
现在这样，连肥皂票都要占她的，我怎不惭愧，所以明知在中共官衙里跑，变成皮球被人踢来踢去，我还得硬着头皮被人去踢！
我的平反，果然拖到了1979年最后一个工作日。十二月二十八日医院书记通知我：下午重庆法院打来电话，要我在第二天上午，去重庆法院刑事侦察二处领取判决通知书。
拖到一年最后一天，官僚机关的办案够拖沓的。
十二月二十九日，我第二次来到重庆法院，走上那台阶，走进办公室，一个姓丁的年青人接待了我，并把一张纸递给我，这不禁使我想起，二十年前在南桐看守所，一个中年人把一张同样大小的纸，递给了我。
我就这样被两个办案人，在监牢里残酷地戏弄了整整二十年，这种残酷游戏真是绝古今之未有！
我沉住气一言不发的从那小伙子手里接过这张纸，坐在那木凳子上阅读起来：标题：四川省重庆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79（60）刑上申字第58号。全文如下：
申诉人：孔令平，男，现年42岁，江苏盐城县人，大学文化。原系重庆大学学生，一九六O年八月因反革命罪被南桐矿区人民法院（60）刑字第69号刑事判决，判处有期徒刑十八年。孔不服提出上诉，经我院（60）刑上字第58号刑事判决书，维持原判，驳回原判，本人不服反提出申诉。现经本院再审查明：孔令平自一九五七年五月至一九六O年一月，先后书写的日记诗词，没有扩散，并作过交待，在此期间还向我党政机关投递信件等，均不构成反革命罪，原以反革命定罪判刑不当，应与纠正，本院特判决如下：一、彻消南桐矿区人民法院（60）刑字第69号刑事判决书，和我院（60）刑字第58号刑事判决书。二、宣告孔令平无罪！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当事人不得上诉。
1979年12月30日
好一个草菅人命的“判决”。就这样，从1960年至1979年整整二十年的生死劫难，被重庆法院轻松的用三百多字划上了句号！
就这样，我，一个普通中国老百姓的生命在中共“革命”运动中，被任意蹂躏和摧残达二十多年之久，待我们奴隶不如。“反革命”一词，像一个面团一样，在他们的手里捏来捏去，玩着：“有”，“没有”的词眼，将法律猥亵得比儿戏都不如！
我愤怒喊道：“整整二十年你们睡醒了不是？在狱中一开始我就一再申明这是一个假案，你们全不理会，二十年来我写的申诉百余封，你们装聋作哑，今天若不是上面有政策，你们还会蒙下去，你们那像办案的机关？”
那姓丁的漠然看着我，一脸无奈，他知道自已也是一个任人使用的枪手。面对这个二十来岁的小伙子，我心中万丈怒火又怎么发泄？
1619年，美国一位叫詹姆斯顿的白人，从荷兰奴隶贩子手中买下了二十个非州黑人，带回美国充当奴隶，从此开始了美国黑奴的历史，他们的吃苦耐劳和繁衍，使他们渐渐充当了美国建设的主力，到1970年黑人巳超过75万人，其中奴隶占70万。
由于基督教的传播和深入人心，1860年林肯任美国总统，于1864年发布解放奴隶宣言，黑人为争取社会平等进行了百余年可歌可泣的斗争，最有代表性的，便是牧师马丁.路德.金提出的，黑人民权斗争。1964年美国国会通过了“民权法案”明确：美国国内的公共设施实行种族歧视，被视为犯法。
在中国，毛泽东用阶级斗争实行变相奴隶制，把人为分成红五类、黑五类。中国倒退了几百年，今天这种遗毒远没彻底肃清，我们这些黑五类，应向马丁.学习，发动中国争取民主和人权的斗争，牢牢记住：在中共统治下我们的权力只能靠自已去争，天下要靠自巳去闯。
此时的我，不是当年如羔羊般的驯顺者了！就在那小伙子要我签字的那张纸上，我留下了：“本人对本案保留继续申诉的权力。”十四个字。
第四节：区统战部的官架子
这天下午，我回到家里，母亲告诉我，被蔡家派出所扣押了两个月的户口薄，今天也由医院的王书记送来了，不过母亲补充说：“蔡家派出所对王光明讲，要你写一个检查交到派出所去！”
我回答道：“别理他。”在我的眼里，这是一群骑在百姓头上的政治痞子，现在同他们多说一句话，都有损我的自尊！
然而，1980年的元旦，对于我们母子俩，必竟是渡过二十三年劫难，死里逃生后重逢的第一个元旦，可惜，妈妈当年想得太绝，将原先的遗照全部烧掉了，现在只有在头脑里留着他们的遗像，寄托对他们的记念了。
恰好，那一天下午，小妹和范山也来了，他们带来了一块猪肉和糍粑！我们忙碌到晚上十点钟！按照中华民族的传统习惯，将在春节才吃的团年饭，提前到了1979年12月31日晚上，就在我那间临时房间中摆下像征性祭品！一缕香烟迎接我的父亲、外婆和弟弟“回家”团年。
我为他们盛上了饭，摆上了酒，然后跪在地上祈祷他们的在天之灵。默默忏悔我对他们的不孝！特别是我挚爱的父亲，他是我们全家中最早进入天堂的人。
元旦一过，我就带着重庆市中级人民法院的“刑事判决书”；盐源县法院的刑事判决书和重庆大学关于我右派的改正书，到北碚区委统战部要求他们根据政策，安排我一个“对口”的工作，并处理我的“善后事宜”。
统战部长姓贺，用一付不冷不热的面孔接待我，给人官气十足，架子不小的印象。像这种人既不会对被害人以同情，更不会考虑被害人的困难给予应有的解决。他看过我递给他的“平反”文件后，叫我去楼下的‘接待办公室’去找吴庆华。
这吴庆华头发花白，大约五十多岁。我向他说明来意后，他打量着我，从抽屉里取出两张表格递给我！我接过表格一看，那是两张“落实政策人员登记表”，中共的统治，唯独这种文牍式的档案材料建立得十分细密，凡涉及人事调动，不管跑那一个衙门，毫旡例外的拿出这种标题不同、内容一样的表格来。
回重庆仅三个月，跑了重大、法院和中共市委，就填了三次这种表格。
当他看完了我给他的那一迭材料和我填写的表格后，问道：“你是重庆大学机械系的学生吗？你也知道的，根据中央及省委文件的精神和规定，落实你的政策是由我们区统战部负责的。不过，我们的权力和范围有限，所以，希望你本着向前看的精神来对待我们对你的安置。”
吴老头明白贯彻共产党的政策，必令我“大失所望”，所以预先给我打一针预防针。我正等着他的下文，他突然口风一转，先行发问道：“先说说，你想干什么工作？”
在毛泽东暴政时期，向国家输送建设人才的大学已纷纷关门，几十年来技术人员的枯竭，连中共的上层官员也惊呼“人才难得，人才贵宝”。所以我不但不应成为统战部难以安排的包袱，简直是用人单位力争的“缺货”。然而，这位吴老头向我推荐了北碚区属的几个街道工厂。
国营厂和集体厂，待遇和地位大不相同。这又是中共领导下的怪象：国营、部属大工厂的工人，优于地方国营企业里的工人；省级企业又比市级企业优越；市级企业又比县级优越；县级又优于街道工业。当工人也要分贵溅，讲运气。
工人被划分出等级，体现了“国家”对企业的“分别对待”，在资金，设备原材料十分溃乏的条件下，先满足直属中央的大企业；然后层层降格。轮到那些处在最底层的街道工业，不但生产举步维艰，工人们连最低工资收入都难以保障。
“可不可以考虑将我安置到北碚境内的北碚机械厂或是红岩机械厂？”我请求道，我已经是中年人了，在求职时当然要选择，这两个厂说不上好，只是比较正规一点，生活待遇也相对稳定一点。
“啊！那可不行，这些工厂是市属的单位，我们区委是没有权力向这些单位安置人员的。”吴老头斩钉截铁的回答。
“但是，根据中共中央有关的文件中，没有规定我们的就业安置非由区一级来安置。那上面只有：“由哪一个单位处理仍由那个单位安置的规定”，我竭力忍耐着，既要揭对方在诳骗我，又不好同他争执，因为这是我来找他们。
吴老头冷笑道：“如果你有依据，那么你为什么不去找重庆大学，偏偏要跑到这里来？”对方果然耍赖了，我明白，“平反”的门坎之外，还有“寻找”工作的门坎！对于我们这些从地狱里爬出来的小鬼，在共产党的衙门下要想顺利生活下去，还不知道要爬多少门坎？！
我看了看面前这个老家伙，又联想到郑树勋。我想离开盐源时，就该听从他的吩咐，像背十字架一样，将他所需要的三十斤贡品一斤不少的从盐源带回来，也许现在我不至于在这里犯难。
可我仍书生气实足，满以为只要获得“自由”，在这个经历十年文革浩劫，“人才”奇缺的社会中，哪有求不到职业的道理？
沉静片刻，吴老头终于又拿出另一个办法，改口说道：“区属的企业你既不愿意去，那么你去中学教书怎么样？”吴老头的这个建议倒真的反映了当时的社会需要。
不过，这是一种政治的需要！须知，1966年为了摧毁政敌，学生成了毛泽东的政治别动队！而今新的中共官僚，上自邓小平，下自官复原职的中共大小官吏，哪一个没有尝过“红卫兵”的拳头？刚从别人踏着的“一只脚”下爬起来的中共“新”当权派，没忘记当年红卫兵的厉害。
对待多年“伤失”理智的学生，不论是清华大学的蒯大富，北京大学的聂元梓，还是遍布全国，成千上万的中小学生，可不是简单动用警察就能治服得了的。弄得不好，这些被毛泽东调教多年的造反“小将”们，一旦被毛泽东余孽所号召，造起反来是绝不好收拾的！
能走上课堂约束学生的老师，一时的“奇缺”起来！我在盐源时便知道，为了筹集农场子弟小学的师资，不仅从管教人员中抽人，还从就业人员中过去教过书的人（例如魏朋万）叫去当老师。
蔡家场的几所学校中将教师子女以“顶替”名义，请去滥竽充数登上讲台的人就更多了！
然而，社会风气既已被毛泽东破坏到这种程度，将老师当作最低贱“臭老九”的遗风依旧！教师不但在待遇上低于当时社会上的其它职业，在人格上得不到起码的尊重，他们依然受到学生任意侮骂，甚至家长可以到学校替孩子呵责老师！好像老师是他们雇佣来的保姆。
对于我个人，“老师”这个职业，却有一层与别人所不同的隐痛！我的父母原来都是忠厚老实的“老师”，他们曾在国难当头时为中国新文化做过贡献，结果，父亲惨死囹圄，母亲遭受右派横祸。双亲之痛使我发誓，决不重走父母的老路。报考大学，绝不填师范，出了校门再不回头走进校门。
中共不能宽容“教书匠”，在我心里留下的伤痕没有愈合。想不到在落实政策的名义下，要我去接受这个我早已不愿干的工作，于是我十分果断拒绝了吴老头的“安置”。我的理由很简单：“专业不对口，学非所用。”
第一次初访区委统战部就这样无果而归了，带着怏怏不快的心情，我回到蔡家。母亲听完我去区委落实工作的经过后却说道：
“共产党的组织原则你是清楚的，既然统战部的意见要你去教书，你不妨考虑一下。重庆市第二十四中学，就在蔡家，是一所规模很大的学校，有高中部、初中部，离这里也不到一公里，隔家也近，要不你抽个时间去那所学校看看，也好作准备。”
我看着她那多年生活重负压驼了的背，面对那张满布皱纹的脸，想到她好不容易盼了二十多年，才把自己唯一的孩子盼回来了，当然是盼他常伴身边，再不离开。可是她怎么就忘了在中共统治下为办教育，不但使她耗尽了毕生精力，还使她饱受了二十几年的苦难？
对她的劝告，真不知怎么对答，只好含糊回答道：“你不是从小就叫我不要走教书这条路吗？要不然，我再回一趟重大，按政策我该由重大落实善后处理，看看他们拿什么主意？
第五节：第二次回重大
1980年一月，我第二次去了重大，在公共汽车上我在想：去重大找谁呢？本来，我的案子既已由重庆法院改判，那么按程序理应去法院落实我的人身赔偿和善后处理，我这一趟该去市中级法院找那姓丁的小子，但我单枪匹马的能去找法院评理么？那里有关于冤假错案的处置规定吗？
中共统治下的大陆是一个只有独裁者政策，却无法律可依的地方，执政者可以随心所欲的颁布政策整人，以后，新的人上台又兴另一套政策；在这种不与人民约法三章，也不受人民约束的独裁统治下，有评理的衙门吗？！
于是我便想到当年负责处理我们右派的人事处主任宋殿宾来。听母亲说他因为爱人出身地主，在文革中受过很大冲击，坐过牢，扫过厕所，有过与我们相似的经历，兴许他会良心发现，现在会作出与当年完全不同的处理。
于是我再次回到重大，在学校传达室询问宋殿宾的住所。那门房告诉我，他在文革时离开了学校，现在在杨家坪的市卫生学校任党委书记。我要寻找的当事人还没有“官复原职”。
但是，我既又一次来重大，总不能白跑一趟。按照守门人的指点，在大校门右方的一排两层楼住宅中，找到老校长金锡如的家。
学生时代，除全校性大会上在主席台上见过他，后来在1959年的五一节，在南桐丛林小学听他宣讲摘帽政策外，我还从没对他进行任何私人拜访。
此次来访又没预先通知他，似乎很唐突。心里准备好了见面怎么开口，便登上了那排房子二楼楼梯。
他的房门虚掩着，我轻轻地扣了一下门，不一会儿，从右侧的卧室里面走出一个背略微驼，个子高高的，大约七十岁左右的老人。他见到我便问道：“找谁？”我从他沙哑的北方口音和长形的脸上唤起了当年的回忆，这便是中国著名的动力专家，名噪中外的金锡如了。
只是我不相信堂堂大学校长住得如此简陋，家里也没有一个负责通报的保姆或秘书，疑惑地向他问道：“金校长在家吗？”他取下眼镜，仔细端详了我好一阵才回答道：“我就是，你找我有什么事么？”看得出他正竭力回忆面前站着的我，只是相隔二十多年，加上他年事已高，在数以万计的学生中，一时无法搜索到我这“倒霉”学生的影子。
我向他鞠了一躬，自报了姓名后，便跨进了客厅。客厅的面积大约十来平米，靠窗的平柜上堆着厚薄头精装书，放得很乱，好像主人刚刚查阅过资料，没来得及收拾。两张单人沙发中间隔着一个茶几已经很旧，茶几上堆着纸笔，零乱放着。墙上挂着的几幅对联上满布了灰尘，两扇通卧室的门关闭着，里屋静悄悄的，不知道住着多少人。
当我在沙发上落坐，开门见山的将我的经历和来意讲出后，他的脸上显得十分碍难，恐怕像落实政策这一类问题，在我之前还没有人来打扰过他，因为这种事，实在与他毫无相干。
1959年他带领学校到丛林煤矿“慰问”下放干部工作组，仅仅是受党委的指派，履行公务而已。今天亊隔二十年，对于当年反右和现在的平反，他恐怕很少过问，对突如其来我的造访，简直不知所措。
听完我的自述，立刻回答道：“啊！我已退休多年，对学校和行政方面的事，已完全脱勾了，据我所知，你的问题应当由重大落实政策办公室解决的。”停顿几秒后，他又说道：
“关于你想找个合适的工作嘛，我现在正受民主同盟的委托，筹划在凉山地区办一所职工大学，正需师资，你不妨再过半年与我联系！”
听到他这话，我对他的善意指点表示感谢，但对他的推荐我已来不及考虑了。当我站起身来，突然从左面的那间卧室里，传来了一阵男孩哭声。
他连忙去开那门，里面的床上正睡着一个形体残缺的，大约已有十七八岁的男孩。因患有先天性小儿麻痹，至今生活不能自理，原来这便是他最小的儿子，刚才因为睡着了将尿撒在床上，醒来不见“保姆”，而发出啼哭声。他赶紧去替孩子更换衣裤和床单。
此时我才注意到，他的腰间扎着一条围腰，好像正忙碌着家务。不好过多纠缠他，便起身告辞。
看到这位闻名中外的老教授，堂堂重庆大学的老校长现状如此，便知道十几年文革将知识份子怎样作践！不过，此时显然不是细说详谈的时侯，匆匆告辞，结束了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的拜访……
走出金校长的“家”，看表已是十一点半钟，走出校门，在门口的面摊上吃了一碗抄手，想到此时去拜望钱主任正合时宜。记得1957年校园里鸣放刚刚开始，我曾为了劝止马开先离校而陪她一起去过他家。
当时他住在后校门松林坡的专家别墅里，而今二十三年过去了，他是否还住在原处？便去门房询问传达室的值班人员，他们告诉我，他现在住在滨江马路的家属区。
在一幢底层低出马路的四层楼房里，我终于找到了他的家。
我想从松林坡的别墅搬到这里来，一定是文革的“功劳”，只是不知道当年他受了怎样的冲击？
沿着滨江马路，在一处石梯下面走到底楼，叩响一扇木门后，出来开门的是一位五十岁上下的妇女，她在门口拦住了我说：“钱老师正在午休，没有要紧的事最好不要打扰他，你有什么事吗？”她打量着我。
我猜想，她一定是钱夫人了。于是我说：“我是钱主任五十年代的学生，自我离校后二十多年没有回过母校，今天因为路过重庆，特地来探望他的。”
她听说后，将我让进了门里。这是一间大约只有8平米的小书房，那窗子正好开在马路的下面，这同当年他那个松林坡别墅的小会客厅实在无法相比。
屋子里面，书柜已将小书房占去了一大半。临窗下面，安放了一个课桌和一张靠背椅，使人感到了主人的清苦。桌上的台灯，桌面玻璃下面的许多旧照片，都使人想象出鲁迅笔下的三味书屋。
那玻璃上已经覆盖了一层薄薄的灰尘，想来是河风将窗子上方马路上的灰尘，随意撒在上面的！
女主人等我坐定，才告诉我：“钱老师因患脑血栓多年，记忆已完全丧失，现在行动不便，基本上像一个痴人。所以，一般情况下我们都拒绝想会见他的人。”
听到她这个介绍，我又环顾了一下这间狭小简陋的小书房，想开口向女主人发问，他们是什么时候从松林坡搬到这儿来的？但马上转念一想，这肯定又是主人一段辛酸的经历，何苦去勾起她对不愉快往事的回忆呢？
正在此时，里屋的门打开了，一个一头花发的老人扭曲著身子，拄着拐杖，趔趄的出现在门槛上。女主人见到他，赶紧跑过去将他扶住，我也没有顾及自己作客的身份，走过去帮着她将他扶上里屋的木床上坐好。
此时，我才注意看这位当年风采绰约的钱主任，而今枯槁的脸比那金校长还要瘦老。他正用手死劲地比划着，好像竭力想说出积郁在心里的话，却始终不能说出口来，脸因激动而歪斜发红，看到这凄惨的形状我好不难受。
问到了张可治老师，他可是当年与黄锡凯先生齐名的中国著名机械理论家、重大机械系的台柱子教师！不料，女主人却告诉我一段想都想不到的往事：
文革期间，有一天下午，机械系的几十个学生，将他带到团结广场升旗台后面，那片高出地面两公尺的草坪上开批斗会。大家在七嘴八舌以后，几个恶作剧的学生便强迫他爬在地上学狗叫！还拿着一条教鞭，命令他学狗在草地上爬着转圈子。
围观学生嘻嘻哈哈，忽然一个学生说他屁股翘得太高，是翘尾巴，不问清红皂白，一记耳光，将他那600度的近视眼镜打落在地上。
可怜这张教授教书把眼睛弄成了高度近视，眼镜一被打掉他便成了“瞎子”，急得他爬在地上满地的摸，团团转，越发逗得围斗他的学生们哈哈大笑。
此时天已黑下来了，张老师的眼镜也不知被谁藏到哪里去了，他还在那草地上一味瞎摸。围观的学生却一哄而散去食堂吃饭了，只留这睁眼瞎子还在那里乱爬乱摸！不知不觉他爬到了那草坪台的边上，从那两公尺高的崖边，一失足，头朝下跌了下去，当即一命呜呼！
文革时我早已离校！对文革中校园里种种暴行，虽有所耳闻，却没有亲自体会过。
今天，我本意想向往日的师长们，为我指点求职的门路。没想到，却从他们身上上了文革一课。亲身经历文革浩劫的钱教授，刚才表现出的想说又不能说的那份痛楚，不知写下来没有？有多少人像季羡林写牛棚杂记的回忆录？现在他只能仰着花白的头仰天向苍天倾诉了。
当我拜别钱老师，走在通往后校门那滨江马路上时，我再次回想起当年我在这里徘徊的情景！带着几重伤感重游故地，很想见见久违的故友，寻访一下当年在丛林煤矿一起共渡右派煎熬的同学。
便折转身来向着民主湖方向走去，因为我听说，当年从广元坝生还的右派，现住在我们求学时的男生第二宿舍。
当我走近这座已破旧的“学生宿舍”时，那熟悉的门窗再次唤起了我二十三年前的追忆。故地重游如像恶梦，仿佛又听见那窗户里面传出的口号声，夹杂着隐隐哭泣声。我用力揉了揉自己的耳朵和眼睛，看得分明，那窗户里此时飘出来的是一缕缕白色的蒸气。
大楼的侧门，当年宿舍朱红漆门已变成黑色，两头上楼的楼梯被乱七八糟的桌椅杂物堆满封死。只是过道依旧，从打开的门里望去，原先每间只有十二平米的房间，隔墙已被拆掉，现在变成了二十多平米的大房间，改作了住家户。
走进楼来，见过道上排着一式的炉子，过道中间放着盛潲水的桶，潲水的酸臭与炉中溢出的煤气相混合，令人特感难受。这里成了二十三年后，保下自已一条命，获平反回校的当年右派同学的家。
我在中间的楼梯口上，碰到的第一个当年难友，便是当时地质系四年级的王智山，因为他是调干带薪读书的学生，是当年我们这七十几名极右学生中年纪最大的一个，今天他已五十多岁了。
1960年春天至今已整二十年，当年赴南桐一起劳改的七十六名“右派”至今剩下生还的不到二十人。
这二十年的炼狱对任何人都是“脱胎换骨”的，何况这张不经老的脸皮？如果这些分别了二十年，当年共患难的同学乍然相逢于路上，肯定会被当作不相识的路人而失之交臂。
幸好在这里，在一个明知故友的故地，所以即便是脸皮已皱成了疙瘩，但只要“匡架”尚能识别，一定还会惊诧的认出来！
此时他正从过道中间的的楼梯口上走下来。手里拿着布袋，看样子是要上街去买米，当我们面对面相碰，目光相接良久，他的眼里便泛出了惊诧的光，失声喊道：“孔……孔令平”，接着便紧紧握我的手，拉着我从新上楼，将我“迎”进了他的“家”。
过道里的煤气，使“家”的环境很糟，但无论如何这“窝”比起南桐煤矿或广元坝的集中营来，便有“天壤”之别！这里至少可以自炊自煮，有一个妻子厮守，在身心困乏的时候，可以休养补充。
王智山的爱人看上去挺老实，像北方的中年农妇。我在他那间二十平米的房间里入坐，没多问这些年来的生活和工作，却先谈当年在丛林煤矿一起渡过的拉板板车，运坑木、烧焦碳，偷红苕的令人心酸往事，因为那虽然苦不堪言，却是烙在我们心上共同的伤痕，这些伤痕是无法褪去的。
他告诉我六O年我被捕入狱后，丛林沟所剩下的右派师生除少数的回校复学，其余留下继续改造的四十多人被押往广元坝农场，在那里继续充当名义上不叫劳改的劳改犯。
集中在广元坝的几个老师因抗不住饥饿和高强度劳动，先后死在那里。所以到了1978年原先七十六个发沛南桐的师生，只剩下二十多人出了鬼门关。
我从王智山家里出来后，又去隔壁的江明远家和附近的王泽庸家。
在江明远家，正巧陈兴国跑来了，这陈兴国是当年“杨治邦投敌叛国”案的检举人，在当时的“右派”圈子里，留下了“出卖”同学的恶名，不久前杨治邦投敌叛国案得到平反。
使我立即联想到因吃毒蕈死于甘洛的杨治邦，便把他的故事讲给他们听。
1957年的“右派”无论从素质，政治见解，都是一些被毛泽东生拉活址充作‘阶级斗争’的牺牲品。根本不存在，更谈不上同共产党“平分天下，轮流坐桩”了。所谓有组织有计划有纲领的向党进攻，全是毛泽东的捏造。
当年被划为右派的人，充其量对中共的霸道进行了批评，绝大部分对中共存有幻想，在这个“群体”中，经过共产党炼狱后才开始分化，相当部分人抛弃了幻想，坚决反对毛泽东独裁，成为民主的自觉追随者，其中最优秀的人物，在反抗暴力斗争中光荣献身，例如陈力张锡锟和刘顺森，是我们的骄傲！
当大家七嘴八舌谈到雷继尧的时候，讲到他在丛林甘当王怀寿的耳目时，大家发出一片嘘声，连陈兴国都指责他干的缺德事。十八年后，他因在教职工中非法集资第二次进了监狱。算老天长眼给他应有的恶报。
以求职为目的，我第二次回重大，对老校长、老系主任、老右派同学的拜访，虽没有解决我当时的问题，却意外听到“文革”中社会上和学校发生的真情实况。
第六节：政治需要
母亲为了摆脱蔡家场这被人践踏的处境，争取按中共文件所规定的条款从回托儿所。八零年元旦刚过，她便亲自去北碚将她准备了好久的“礼物”，送到北碚托儿所去。
这天我见她一个人坐在屋里一声不吭。便问她是不是生病了，她摇摇头，老半天才叹气告诉我上午去托儿所的经过。
蛮不讲理，毫无同情心的托儿所领导，以母亲年龄大，即将退休为理由断然拒绝了她的请求。她辛辛苦苦制作的教具和伏灯写成的教材被拒收。
当年划母亲为右派的时候，就因为她生性倔犟，虽身受歧视，但对无德无才的团支部书记却常流露看不起的情绪。今天又不肖于逢迎拍马，不善于“走后门”，教育局的“领导”旡视她的正当请求。
小小一个区教育局，和它管辖下的托儿所，便是当时社会的缩影，当官的绝不会根据母亲制作的几件玩具和撰写的几本教材，在工作条件、生活起居、住房、待遇等等方面按中共平反冤案的规定，给她起码的安置。
这事发生后不几天，临近春节的一天上午，医院党支书王光明，走到我住的那房里来，向我说：“有两个教育局的人在我的办公室里找你谈一件事。”我心里很诧异、区教育局与我素无关系，我既不认识它的任何职工，也没想过要找他们谈母亲的事，他们找我又干什么呢？
进入王光明的办公室，我见里面坐着两个人，一个瘦瘦的大约五十开外，另一个大约只有二十多岁的年轻人，两人等我坐好后，那位老头开门见山的说：“你已经回来四个月了，统战部已将重庆法院和重庆大学对你的平反材料给我们寄来了，我们今天是代表区委专门来对你的工作进行落实的。”
他一面自我介绍道：“我叫罗士进，是区教育局的政工股干部。”
此时，我心里已经完全明白，听那姓罗的叨叨不绝的讲教育与四化关系的大道理，颂扬教师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当老师是一件光荣的职业等等后。最后说出教育局的人事决定：将我安排到二十四中当教师。
他说：“你的母亲经过了这么多年的冤屈，好不容易将你盼回来了，你回到北碚蔡家场同母亲团聚，体现了党的人道主义关怀。这也是你们母子俩期盼了好多年的，我们根据区委统战部的意见，周密考虑后才做出这个决定的。”
听他左一个“照顾”，右一个“团聚”，使人肉麻，我本想就母亲的落实政策，要去教育局找他们的，没想到他们自己跑上门来，这些人一肚子坏水，母亲在这里受了二十年折磨还不够，现在打起我的主意来了。
“我的母亲花了那么长时间制作了幼儿的教具，编写了你们正紧缺的幼儿教材，跑到教育局来向你们苦口婆心讲情，要求你们能按政策规定，调回教育局；再说她现在年事已高，这蔡家场交通极不方便，这个医院员工长期欺侮她。
你们不但不考虑有关规定，也不顾及她的困难，反而以她将退休而拒绝她的要求。现在你又跑到这里来，猫哭耗子，想把我们母子俩永远栓在这偏僻的乡镇上。我老实告诉你，这个二十四中我是不会去的！”
我一口气把对方的真实意图当场戳穿！好像出了一口恶气。
当面戳穿了假面具，来人自已也觉欺人太盛，心里欠疚，屋子里暂时沉默了。正在这个时候，母亲从外面走进来。
那罗士进必竟是政工干部，明知自己亏了理，满脸堆笑的向母亲说：
“你和儿子，受了不少委曲，我们都理解，但是托儿所安置你也有相当困难，现在住房是所有安置单位最感紧张的事，他们不想本单位多一个快退休的人。落实政策中你们有气，还可以向我们身上出，我们又去向谁发泄？这都是四人帮造成的，所以大家还要本着向前看的精神，才能解决问题。”
我望着他，知道他不过是奉命办事的办事人员，我也没有必要找他出气。沉默片刻，他便向母亲说：
“你老人家还是劝劝你的儿子，总不能老是赌气。再说，拒绝区委的安排，老是呆在家里不工作，也对你们没有好处。如果你儿子现在愿意到二十四中报到，我建议工资可以从一月份开始拿。现在中学就差这样的受过正规教育的大学生。至于你对这样落实还有意见，可以通过组织程序再行调整。”
我们送走了罗士进后，回到母亲的寝室。我再次望着放在母亲床前那一纸箱的儿童教具出神，母亲从事了一辈子的教育工作，想不到我们母子到了今天这个时候，还要为自己的工作而焦虑。
老秦
第二天，正巧来了一个病人，上到二楼来，口称是来找母亲的。看他满脸的胡须，头发蓬乱，精神非常憔悴，身上穿一件灰色打补丁的棉衣，很脏。母亲很客气的接待了他，一面向我介绍这个“病人”的历史和遭遇，这是一个同母亲有过相似命运，共过患难的蔡家“黑五类”成员。
他姓秦，二十三年前，同母亲曾经一起在北碚炼铁厂接受“强制劳动改造”，那时他才二十多岁，原藉是蔡家地区土生土长的人。
1957年曾是北碚区农贸公司的一个“干部”，就因出身地主、口风不慎，反右时被扣上没改造好的地主子女和右派双重帽子，同母亲遭遇相似，凡倒霉事都有他的份：运动一来，当“主席”，运动一过，便充作廉价劳动力。
北碚铁厂解散后，他先于母亲调到蔡家供销社，接受“监督劳动”，当搬运工。
1971年，他在表兄帮助下，讨了一个家住镇供销社不远，蔡家的残废农村姑娘为妻。因为他必须一大早起来为供销社下苦力，下午又匆匆在下班后赶回家忙自留地，实在受不了，便主动放弃了“公职”回家当“农民”。
他今年五十多岁，看上去已是六十多岁的老头，常常伤心的说：“每天在地里劳动，分不清洒在地里是汗水还是泪水，要不是看在两个孩子这么小，我真想一死百了。”
风里雨里挣扎到今天，除一个茅草屋，连床好棉絮都没有，两个孩子大的只有七岁，没钱上学掇学在家，打一点猪草，小的才五岁。妻子是一个残疾人，除了喂猪便什么都不能做。那个年代农民的日子比搬运工还苦，家里靠他一人赚的工分，不够四口人的基本口粮，平时开支是拿不出一分钱的。
1978年好不容易他盼到了平反的那一天。不料他除了得到供销社给他一纸“纠正右派”的通知书外，公职却没有恢复，也没有工作和工资，于是他拿着文件跑重庆市委、跑四川省委，像乞丐一样排在长长上访的队列中。
时间花了两年，除了跑路给他留下几千元车费的借债，给他头发增加几处斑白外，一无所获。
中共北碚区委统战部冷冷的回答他：“当年你是自愿离职的，而不是组织上开除了你的工职，所以不存在恢复工职的问题。”
供销社的党委书记翻着白眼对他说：“你自己要辞职，我们有组织规定，如果你硬要求恢复原来的工作，那我们就只好请示上级怎么处理吧？”从此以后，他要再上访，都只得一个简单的回答：“回去等着吧！”
时间就在漫长的等待中过了一年又一年，眼看两个孩子因穷旡法上学，妻病不得治疗！除我的母亲在他来医院看病时给他一点接济，很少有人理他。
母亲对我说：“只要你用心观察，他那形象就像油画‘受难者’中将头伸向苍天的老农。看到他的遭遇，想到世上比我们更惨的人大有人在，我就感到已没有什么可求的了。”
老秦的到来和离去，对我产生很大的震动，全国处处一样，到处都会碰到这些落难者，所有获得平反的人，都吃尽毛泽东的苦果。既然平反是自上而下的一种施舍，有它的政治目的。落实到具体的人，工作也好，待遇也好，岂会超出共产党的恩赐？也不会让受害者摆脱当奴隶的命。
老秦走后，母亲劝我说：“我看，你就不要固执了，他们是什么都做得出来的，就像收拾那姓秦的那样收拾你。横加一个抗拒组织安排的帽子，事情就麻烦了”。
接连几天，我心里被落实工作的烦恼搅成一团乱麻，压抑的心情需要释放，便将自己关在我所住的那间病房里，从墙上取下那把从盐源带回来的二胡，独奏起来。
空山鸟语，空山鸟语，我可是连小鸟也比不上啊！在中共天下里，我们只是一群关在笼中的小鸟而巳……
正在这时，护士小陈在我窗下喊道：“快去粮店领过年的花生和糯米。”这提醒我，回重庆的第一个春节悄然而至了。
（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