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1年12月15日訊】【編者的話】《血紀》記述了大陸一名五十年代的大學生孔令平先生，被打成右派而下放四川西部甘洛農場，在勞改農村二十年的血淚歷程。《血紀》一書完全可以與前蘇聯作家索爾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島》相比。小說《古拉格群島》反映了蘇聯人民在斯大林統治下的血腥恐怖讓人觸目驚心，而《血紀》則完全是以孔令平先生的苦難經歷為主線。這條主線也是毛澤東禍國殃民的編年史，更是陳力、張錫錕、劉順森等先烈的英雄史詩。書中人物眾多，文筆樸素，使中共監獄的慘無人道和烈士的壯懷激烈躍然紙上。
孔令平先生在本書前言中說：「當這本書有幸與你相逢時，讓我們珍惜這種來之不易的相識，為融化中國專制主義，建立中華民主而共同增加一把火。」下面請看長篇紀實連載《血紀》。
第二章：落實政策的馬拉松
笫三節：草菅人命的中級法院
比起上次去重大的「上訪」，這一次簡直就是徒勞而返！官場在辦理「平反」時就有這樣的艱難！平反的漫漫歷程就這樣拖下去！這對於上了年歲的人可是一件最殘酷事啊！
回來后第二天正是星期六晚上，同母親同室而住的鄭醫生和丁醫生都回家了，宿舍里就剩下我們母子倆。點起煤油爐，煮好麵條，母親知道我兩次上訪的過程，見我悶悶不樂，便述說起為落實我的政策，她花費了一年半時間的馬拉松「上訪」過程：
「我去重慶大學，正是去年的大熱天，我一連去了三次，每一次都叫我等！那時天太熱，為了防暑每次中午我就吃一牙西瓜。
幾個年輕人看見我這麼大的歲數了，動了惻隱之心，勸我不要再跑了，說中了暑倒在馬路上就麻煩了，有問題只要寫封信來就夠了。我去南桐法院前後跑了六次！最後一次，我在下汽車時摔倒了，還是被好心的路人將我扶到醫院去，幸好還沒出大事。
那法院的一個老吳過去也是右派，悄悄的告訴我說，現在辦事就是這樣，當事人再急辦事人絕不會急，一直等到上面來了文件，『火候』到了，再大的案子也一風吹。他勸我不要再跑，跑出病來還不是自己吃虧」。
聽到母親的這段話，我心裏非常不安，當時我急著早日出獄，沒有為她的安全多想，萬一她真的在這種馬拉松長賽中倒在路上，那可是我一生都無法原諒的罪過！她可是這世上我僅有的親人了。
現在這樣，連肥皂票都要佔她的，我怎不慚愧，所以明知在中共官衙里跑，變成皮球被人踢來踢去，我還得硬著頭皮被人去踢！
我的平反，果然拖到了1979年最後一個工作日。十二月二十八日醫院書記通知我：下午重慶法院打來電話，要我在第二天上午，去重慶法院刑事偵察二處領取判決通知書。
拖到一年最後一天，官僚機關的辦案夠拖沓的。
十二月二十九日，我第二次來到重慶法院，走上那台階，走進辦公室，一個姓丁的年青人接待了我，並把一張紙遞給我，這不禁使我想起，二十年前在南桐看守所，一個中年人把一張同樣大小的紙，遞給了我。
我就這樣被兩個辦案人，在監牢里殘酷地戲弄了整整二十年，這種殘酷遊戲真是絕古今之未有！
我沉住氣一言不發的從那小夥子手裡接過這張紙，坐在那木凳子上閱讀起來：標題：四川省重慶市中級人民法院刑事判決書，79（60）刑上申字第58號。全文如下：
申訴人：孔令平，男，現年42歲，江蘇鹽城縣人，大學文化。原系重慶大學學生，一九六O年八月因反革命罪被南桐礦區人民法院（60）刑字第69號刑事判決，判處有期徒刑十八年。孔不服提出上訴，經我院（60）刑上字第58號刑事判決書，維持原判，駁回原判，本人不服反提出申訴。現經本院再審查明：孔令平自一九五七年五月至一九六O年一月，先後書寫的日記詩詞，沒有擴散，並作過交待，在此期間還向我黨政機關投遞信件等，均不構成反革命罪，原以反革命定罪判刑不當，應與糾正，本院特判決如下：一、徹消南桐礦區人民法院（60）刑字第69號刑事判決書，和我院（60）刑字第58號刑事判決書。二、宣告孔令平無罪！本判決為終審判決，當事人不得上訴。
1979年12月30日
好一個草菅人命的「判決」。就這樣，從1960年至1979年整整二十年的生死劫難，被重慶法院輕鬆的用三百多字劃上了句號！
就這樣，我，一個普通中國老百姓的生命在中共「革命」運動中，被任意蹂躪和摧殘達二十多年之久，待我們奴隸不如。「反革命」一詞，像一個麵糰一樣，在他們的手裡捏來捏去，玩著：「有」，「沒有」的詞眼，將法律猥褻得比兒戲都不如！
我憤怒喊道：「整整二十年你們睡醒了不是？在獄中一開始我就一再申明這是一個假案，你們全不理會，二十年來我寫的申訴百余封，你們裝聾作啞，今天若不是上面有政策，你們還會蒙下去，你們那像辦案的機關？」
那姓丁的漠然看著我，一臉無奈，他知道自已也是一個任人使用的槍手。面對這個二十來歲的小夥子，我心中萬丈怒火又怎麼發泄？
1619年，美國一位叫詹姆斯頓的白人，從荷蘭奴隸販子手中買下了二十個非州黑人，帶回美國充當奴隸，從此開始了美國黑奴的歷史，他們的吃苦耐勞和繁衍，使他們漸漸充當了美國建設的主力，到1970年黑人巳超過75萬人，其中奴隸佔70萬。
由於基督教的傳播和深入人心，1860年林肯任美國總統，於1864年發布解放奴隸宣言，黑人為爭取社會平等進行了百余年可歌可泣的鬥爭，最有代表性的，便是牧師馬丁.路德.金提出的，黑人民權鬥爭。1964年美國國會通過了「民權法案」明確：美國國內的公共設施實行種族歧視，被視為犯法。
在中國，毛澤東用階級鬥爭實行變相奴隸制，把人為分成紅五類、黑五類。中國倒退了幾百年，今天這種遺毒遠沒徹底肅清，我們這些黑五類，應向馬丁.學習，發動中國爭取民主和人權的鬥爭，牢牢記住：在中共統治下我們的權力只能靠自已去爭，天下要靠自巳去闖。
此時的我，不是當年如羔羊般的馴順者了！就在那小夥子要我簽字的那張紙上，我留下了：「本人對本案保留繼續申訴的權力。」十四個字。
第四節：區統戰部的官架子
這天下午，我回到家裡，母親告訴我，被蔡家派出所扣押了兩個月的戶口薄，今天也由醫院的王書記送來了，不過母親補充說：「蔡家派出所對王光明講，要你寫一個檢查交到派出所去！」
我回答道：「別理他。」在我的眼裡，這是一群騎在百姓頭上的政治痞子，現在同他們多說一句話，都有損我的自尊！
然而，1980年的元旦，對於我們母子倆，必竟是渡過二十三年劫難，死裡逃生后重逢的第一個元旦，可惜，媽媽當年想得太絕，將原先的遺照全部燒掉了，現在只有在頭腦里留著他們的遺像，寄託對他們的記念了。
恰好，那一天下午，小妹和范山也來了，他們帶來了一塊豬肉和糍粑！我們忙碌到晚上十點鐘！按照中華民族的傳統習慣，將在春節才吃的團年飯，提前到了1979年12月31日晚上，就在我那間臨時房間中擺下像征性祭品！一縷香煙迎接我的父親、外婆和弟弟「回家」團年。
我為他們盛上了飯，擺上了酒，然後跪在地上祈禱他們的在天之靈。默默懺悔我對他們的不孝！特別是我摯愛的父親，他是我們全家中最早進入天堂的人。
元旦一過，我就帶著重慶市中級人民法院的「刑事判決書」；鹽源縣法院的刑事判決書和重慶大學關於我右派的改正書，到北碚區委統戰部要求他們根據政策，安排我一個「對口」的工作，並處理我的「善後事宜」。
統戰部長姓賀，用一付不冷不熱的面孔接待我，給人官氣十足，架子不小的印象。像這種人既不會對被害人以同情，更不會考慮被害人的困難給予應有的解決。他看過我遞給他的「平反」文件后，叫我去樓下的『接待辦公室』去找吳慶華。
這吳慶華頭髮花白，大約五十多歲。我向他說明來意后，他打量著我，從抽屜里取出兩張表格遞給我！我接過表格一看，那是兩張「落實政策人員登記表」，中共的統治，唯獨這種文牘式的檔案材料建立得十分細密，凡涉及人事調動，不管跑那一個衙門，毫旡例外的拿出這種標題不同、內容一樣的表格來。
回重慶僅三個月，跑了重大、法院和中共市委，就填了三次這種表格。
當他看完了我給他的那一迭材料和我填寫的表格后，問道：「你是重慶大學機械系的學生嗎？你也知道的，根據中央及省委文件的精神和規定，落實你的政策是由我們區統戰部負責的。不過，我們的權力和範圍有限，所以，希望你本著向前看的精神來對待我們對你的安置。」
吳老頭明白貫徹共產黨的政策，必令我「大失所望」，所以預先給我打一針預防針。我正等著他的下文，他突然口風一轉，先行發問道：「先說說，你想幹什麼工作？」
在毛澤東暴政時期，向國家輸送建設人才的大學已紛紛關門，幾十年來技術人員的枯竭，連中共的上層官員也驚呼「人才難得，人才貴寶」。所以我不但不應成為統戰部難以安排的包袱，簡直是用人單位力爭的「缺貨」。然而，這位吳老頭向我推薦了北碚區屬的幾個街道工廠。
國營廠和集體廠，待遇和地位大不相同。這又是中共領導下的怪象：國營、部屬大工廠的工人，優於地方國營企業里的工人；省級企業又比市級企業優越；市級企業又比縣級優越；縣級又優於街道工業。當工人也要分貴濺，講運氣。
工人被劃分出等級，體現了「國家」對企業的「分別對待」，在資金，設備原材料十分潰乏的條件下，先滿足直屬中央的大企業；然後層層降格。輪到那些處在最底層的街道工業，不但生產舉步維艱，工人們連最低工資收入都難以保障。
「可不可以考慮將我安置到北碚境內的北碚機械廠或是紅岩機械廠？」我請求道，我已經是中年人了，在求職時當然要選擇，這兩個廠說不上好，只是比較正規一點，生活待遇也相對穩定一點。
「啊！那可不行，這些工廠是市屬的單位，我們區委是沒有權力向這些單位安置人員的。」吳老頭斬釘截鐵的回答。
「但是，根據中共中央有關的文件中，沒有規定我們的就業安置非由區一級來安置。那上面只有：「由哪一個單位處理仍由那個單位安置的規定」，我竭力忍耐著，既要揭對方在誑騙我，又不好同他爭執，因為這是我來找他們。
吳老頭冷笑道：「如果你有依據，那麼你為什麼不去找重慶大學，偏偏要跑到這裏來？」對方果然耍賴了，我明白，「平反」的門坎之外，還有「尋找」工作的門坎！對於我們這些從地獄里爬出來的小鬼，在共產黨的衙門下要想順利生活下去，還不知道要爬多少門坎？！
我看了看面前這個老傢伙，又聯想到鄭樹勛。我想離開鹽源時，就該聽從他的吩咐，像背十字架一樣，將他所需要的三十斤貢品一斤不少的從鹽源帶回來，也許現在我不至於在這裏犯難。
可我仍書生氣實足，滿以為只要獲得「自由」，在這個經歷十年文革浩劫，「人才」奇缺的社會中，哪有求不到職業的道理？
沉靜片刻，吳老頭終於又拿出另一個辦法，改口說道：「區屬的企業你既不願意去，那麼你去中學教書怎麼樣？」吳老頭的這個建議倒真的反映了當時的社會需要。
不過，這是一種政治的需要！須知，1966年為了摧毀政敵，學生成了毛澤東的政治別動隊！而今新的中共官僚，上自鄧小平，下自官複原職的中共大小官吏，哪一個沒有嘗過「紅衛兵」的拳頭？剛從別人踏著的「一隻腳」下爬起來的中共「新」當權派，沒忘記當年紅衛兵的厲害。
對待多年「傷失」理智的學生，不論是清華大學的蒯大富，北京大學的聶元梓，還是遍布全國，成千上萬的中小學生，可不是簡單動用警察就能治服得了的。弄得不好，這些被毛澤東調教多年的造反「小將」們，一旦被毛澤東餘孽所號召，造起反來是絕不好收拾的！
能走上課堂約束學生的老師，一時的「奇缺」起來！我在鹽源時便知道，為了籌集農場子弟小學的師資，不僅從管教人員中抽人，還從就業人員中過去教過書的人（例如魏朋萬）叫去當老師。
蔡家場的幾所學校中將教師子女以「頂替」名義，請去濫竽充數登上講台的人就更多了！
然而，社會風氣既已被毛澤東破壞到這種程度，將老師當作最低賤「臭老九」的遺風依舊！教師不但在待遇上低於當時社會上的其它職業，在人格上得不到起碼的尊重，他們依然受到學生任意侮罵，甚至家長可以到學校替孩子呵責老師！好像老師是他們雇傭來的保姆。
對於我個人，「老師」這個職業，卻有一層與別人所不同的隱痛！我的父母原來都是忠厚老實的「老師」，他們曾在國難當頭時為中國新文化做過貢獻，結果，父親慘死囹圄，母親遭受右派橫禍。雙親之痛使我發誓，決不重走父母的老路。報考大學，絕不填師範，出了校門再不回頭走進校門。
中共不能寬容「教書匠」，在我心裏留下的傷痕沒有愈合。想不到在落實政策的名義下，要我去接受這個我早已不願乾的工作，於是我十分果斷拒絕了吳老頭的「安置」。我的理由很簡單：「專業不對口，學非所用。」
第一次初訪區委統戰部就這樣無果而歸了，帶著怏怏不快的心情，我回到蔡家。母親聽完我去區委落實工作的經過後卻說道：
「共產黨的組織原則你是清楚的，既然統戰部的意見要你去教書，你不妨考慮一下。重慶市第二十四中學，就在蔡家，是一所規模很大的學校，有高中部、初中部，離這裏也不到一公里，隔家也近，要不你抽個時間去那所學校看看，也好作準備。」
我看著她那多年生活重負壓駝了的背，面對那張滿布皺紋的臉，想到她好不容易盼了二十多年，才把自己唯一的孩子盼回來了，當然是盼他常伴身邊，再不離開。可是她怎麼就忘了在中共統治下為辦教育，不但使她耗盡了畢生精力，還使她飽受了二十幾年的苦難？
對她的勸告，真不知怎麼對答，只好含糊回答道：「你不是從小就叫我不要走教書這條路嗎？要不然，我再回一趟重大，按政策我該由重大落實善後處理，看看他們拿什麼主意？
第五節：第二次回重大
1980年一月，我第二次去了重大，在公共汽車上我在想：去重大找誰呢？本來，我的案子既已由重慶法院改判，那麼按程序理應去法院落實我的人身賠償和善後處理，我這一趟該去市中級法院找那姓丁的小子，但我單槍匹馬的能去找法院評理么？那裡有關於冤假錯案的處置規定嗎？
中共統治下的大陸是一個只有獨裁者政策，卻無法律可依的地方，執政者可以隨心所欲的頒布政策整人，以後，新的人上台又興另一套政策；在這種不與人民約法三章，也不受人民約束的獨裁統治下，有評理的衙門嗎？！
於是我便想到當年負責處理我們右派的人事處主任宋殿賓來。聽母親說他因為愛人出身地主，在文革中受過很大衝擊，坐過牢，掃過廁所，有過與我們相似的經歷，興許他會良心發現，現在會作出與當年完全不同的處理。
於是我再次回到重大，在學校傳達室詢問宋殿賓的住所。那門房告訴我，他在文革時離開了學校，現在在楊家坪的市衛生學校任黨委書記。我要尋找的當事人還沒有「官複原職」。
但是，我既又一次來重大，總不能白跑一趟。按照守門人的指點，在大校門右方的一排兩層樓住宅中，找到老校長金錫如的家。
學生時代，除全校性大會上在主席台上見過他，後來在1959年的五一節，在南桐叢林小學聽他宣講摘帽政策外，我還從沒對他進行任何私人拜訪。
此次來訪又沒預先通知他，似乎很唐突。心裏準備好了見面怎麼開口，便登上了那排房子二樓樓梯。
他的房門虛掩著，我輕輕地扣了一下門，不一會兒，從右側的卧室裏面走出一個背略微駝，個子高高的，大約七十歲左右的老人。他見到我便問道：「找誰？」我從他沙啞的北方口音和長形的臉上喚起了當年的回憶，這便是中國著名的動力專家，名噪中外的金錫如了。
只是我不相信堂堂大學校長住得如此簡陋，家裡也沒有一個負責通報的保姆或秘書，疑惑地向他問道：「金校長在家嗎？」他取下眼鏡，仔細端詳了我好一陣才回答道：「我就是，你找我有什麼事么？」看得出他正竭力回憶面前站著的我，只是相隔二十多年，加上他年事已高，在數以萬計的學生中，一時無法搜索到我這「倒霉」學生的影子。
我向他鞠了一躬，自報了姓名后，便跨進了客廳。客廳的面積大約十來平米，靠窗的平柜上堆著厚薄頭精裝書，放得很亂，好像主人剛剛查閱過資料，沒來得及收拾。兩張單人沙發中間隔著一個茶几已經很舊，茶几上堆著紙筆，零亂放著。牆上掛著的幾幅對聯上滿佈了灰塵，兩扇通卧室的門關閉著，裡屋靜悄悄的，不知道住著多少人。
當我在沙發上落坐，開門見山的將我的經歷和來意講出后，他的臉上顯得十分礙難，恐怕像落實政策這一類問題，在我之前還沒有人來打擾過他，因為這種事，實在與他毫無相干。
1959年他帶領學校到叢林煤礦「慰問」下放幹部工作組，僅僅是受黨委的指派，履行公務而已。今天亊隔二十年，對於當年反右和現在的平反，他恐怕很少過問，對突如其來我的造訪，簡直不知所措。
聽完我的自述，立刻回答道：「啊！我已退休多年，對學校和行政方面的事，已完全脫勾了，據我所知，你的問題應當由重大落實政策辦公室解決的。」停頓幾秒后，他又說道：
「關於你想找個合適的工作嘛，我現在正受民主同盟的委託，籌劃在涼山地區辦一所職工大學，正需師資，你不妨再過半年與我聯繫！」
聽到他這話，我對他的善意指點表示感謝，但對他的推薦我已來不及考慮了。當我站起身來，突然從左面的那間卧室里，傳來了一陣男孩哭聲。
他連忙去開那門，裏面的床上正睡著一個形體殘缺的，大約已有十七八歲的男孩。因患有先天性小兒麻痹，至今生活不能自理，原來這便是他最小的兒子，剛才因為睡著了將尿撒在床上，醒來不見「保姆」，而發出啼哭聲。他趕緊去替孩子更換衣褲和床單。
此時我才注意到，他的腰間扎著一條圍腰，好像正忙碌著家務。不好過多糾纏他，便起身告辭。
看到這位聞名中外的老教授，堂堂重慶大學的老校長現狀如此，便知道十幾年文革將知識份子怎樣作踐！不過，此時顯然不是細說詳談的時侯，匆匆告辭，結束了第一次也是最後一次的拜訪……
走出金校長的「家」，看表已是十一點半鍾，走出校門，在門口的麵攤上吃了一碗抄手，想到此時去拜望錢主任正合時宜。記得1957年校園裡鳴放剛剛開始，我曾為了勸止馬開先離校而陪她一起去過他家。
當時他住在後校門松林坡的專家別墅里，而今二十三年過去了，他是否還住在原處？便去門房詢問傳達室的值班人員，他們告訴我，他現在住在濱江馬路的家屬區。
在一幢底層低出馬路的四層樓房裡，我終於找到了他的家。
我想從松林坡的別墅搬到這裏來，一定是文革的「功勞」，只是不知道當年他受了怎樣的衝擊？
沿著濱江馬路，在一處石梯下面走到底樓，叩響一扇木門后，出來開門的是一位五十歲上下的婦女，她在門口攔住了我說：「錢老師正在午休，沒有要緊的事最好不要打擾他，你有什麼事嗎？」她打量著我。
我猜想，她一定是錢夫人了。於是我說：「我是錢主任五十年代的學生，自我離校后二十多年沒有回過母校，今天因為路過重慶，特地來探望他的。」
她聽說后，將我讓進了門裡。這是一間大約只有8平米的小書房，那窗子正好開在馬路的下面，這同當年他那個松林坡別墅的小會客廳實在無法相比。
屋子裡面，書櫃已將小書房佔去了一大半。臨窗下面，安放了一個課桌和一張靠背椅，使人感到了主人的清苦。桌上的檯燈，桌面玻璃下面的許多舊照片，都使人想象出魯迅筆下的三味書屋。
那玻璃上已經覆蓋了一層薄薄的灰塵，想來是河風將窗子上方馬路上的灰塵，隨意撒在上面的！
女主人等我坐定，才告訴我：「錢老師因患腦血栓多年，記憶已完全喪失，現在行動不便，基本上像一個痴人。所以，一般情況下我們都拒絕想會見他的人。」
聽到她這個介紹，我又環顧了一下這間狹小簡陋的小書房，想開口向女主人發問，他們是什麼時候從松林坡搬到這兒來的？但馬上轉念一想，這肯定又是主人一段辛酸的經歷，何苦去勾起她對不愉快往事的回憶呢？
正在此時，裡屋的門打開了，一個一頭花發的老人扭曲著身子，拄著拐杖，趔趄的出現在門檻上。女主人見到他，趕緊跑過去將他扶住，我也沒有顧及自己作客的身份，走過去幫著她將他扶上裡屋的木床上坐好。
此時，我才注意看這位當年風采綽約的錢主任，而今枯槁的臉比那金校長還要瘦老。他正用手死勁地比劃著，好像竭力想說出積鬱在心裏的話，卻始終不能說出口來，臉因激動而歪斜發紅，看到這凄慘的形狀我好不難受。
問到了張可治老師，他可是當年與黃錫凱先生齊名的中國著名機械理論家、重大機械系的台柱子教師！不料，女主人卻告訴我一段想都想不到的往事：
文革期間，有一天下午，機械系的幾十個學生，將他帶到團結廣場升旗台後面，那片高出地面兩公尺的草坪上開批鬥會。大家在七嘴八舌以後，幾個惡作劇的學生便強迫他爬在地上學狗叫！還拿著一條教鞭，命令他學狗在草地上爬著轉圈子。
圍觀學生嘻嘻哈哈，忽然一個學生說他屁股翹得太高，是翹尾巴，不問清紅皂白，一記耳光，將他那600度的近視眼鏡打落在地上。
可憐這張教授教書把眼睛弄成了高度近視，眼鏡一被打掉他便成了「瞎子」，急得他爬在地上滿地的摸，團團轉，越發逗得圍斗他的學生們哈哈大笑。
此時天已黑下來了，張老師的眼鏡也不知被誰藏到哪裡去了，他還在那草地上一味瞎摸。圍觀的學生卻一鬨而散去食堂吃飯了，只留這睜眼瞎子還在那裡亂爬亂摸！不知不覺他爬到了那草坪台的邊上，從那兩公尺高的崖邊，一失足，頭朝下跌了下去，當即一命嗚呼！
文革時我早已離校！對文革中校園裡種種暴行，雖有所耳聞，卻沒有親自體會過。
今天，我本意想向往日的師長們，為我指點求職的門路。沒想到，卻從他們身上上了文革一課。親身經歷文革浩劫的錢教授，剛才表現出的想說又不能說的那份痛楚，不知寫下來沒有？有多少人像季羡林寫牛棚雜記的回憶錄？現在他只能仰著花白的頭仰天向蒼天傾訴了。
當我拜別錢老師，走在通往後校門那濱江馬路上時，我再次回想起當年我在這裏徘徊的情景！帶著幾重傷感重遊故地，很想見見久違的故友，尋訪一下當年在叢林煤礦一起共渡右派煎熬的同學。
便折轉身來向著民主湖方向走去，因為我聽說，當年從廣元壩生還的右派，現住在我們求學時的男生第二宿舍。
當我走近這座已破舊的「學生宿舍」時，那熟悉的門窗再次喚起了我二十三年前的追憶。故地重遊如像惡夢，彷彿又聽見那窗戶裏面傳出的口號聲，夾雜著隱隱哭泣聲。我用力揉了揉自己的耳朵和眼睛，看得分明，那窗戶里此時飄出來的是一縷縷白色的蒸氣。
大樓的側門，當年宿舍朱紅漆門已變成黑色，兩頭上樓的樓梯被亂七八糟的桌椅雜物堆滿封死。只是過道依舊，從打開的門裡望去，原先每間只有十二平米的房間，隔牆已被拆掉，現在變成了二十多平米的大房間，改作了住家戶。
走進樓來，見過道上排著一式的爐子，過道中間放著盛潲水的桶，潲水的酸臭與爐中溢出的煤氣相混合，令人特感難受。這裏成了二十三年後，保下自已一條命，獲平反回校的當年右派同學的家。
我在中間的樓梯口上，碰到的第一個當年難友，便是當時地質系四年級的王智山，因為他是調干帶薪讀書的學生，是當年我們這七十幾名極右學生中年紀最大的一個，今天他已五十多歲了。
1960年春天至今已整二十年，當年赴南桐一起勞改的七十六名「右派」至今剩下生還的不到二十人。
這二十年的煉獄對任何人都是「脫胎換骨」的，何況這張不經老的臉皮？如果這些分別了二十年，當年共患難的同學乍然相逢于路上，肯定會被當作不相識的路人而失之交臂。
幸好在這裏，在一個明知故友的故地，所以即便是臉皮已皺成了疙瘩，但只要「匡架」尚能識別，一定還會驚詫的認出來！
此時他正從過道中間的的樓梯口上走下來。手裡拿著布袋，看樣子是要上街去買米，當我們面對面相碰，目光相接良久，他的眼裡便泛出了驚詫的光，失聲喊道：「孔……孔令平」，接著便緊緊握我的手，拉著我從新上樓，將我「迎」進了他的「家」。
過道里的煤氣，使「家」的環境很糟，但無論如何這「窩」比起南桐煤礦或廣元壩的集中營來，便有「天壤」之別！這裏至少可以自炊自煮，有一個妻子廝守，在身心睏乏的時候，可以休養補充。
王智山的愛人看上去挺老實，像北方的中年農婦。我在他那間二十平米的房間里入坐，沒多問這些年來的生活和工作，卻先談當年在叢林煤礦一起渡過的拉板板車，運坑木、燒焦碳，偷紅苕的令人心酸往事，因為那雖然苦不堪言，卻是烙在我們心上共同的傷痕，這些傷痕是無法褪去的。
他告訴我六O年我被捕入獄后，叢林溝所剩下的右派師生除少數的回校復學，其餘留下繼續改造的四十多人被押往廣元壩農場，在那裡繼續充當名義上不叫勞改的勞改犯。
集中在廣元壩的幾個老師因抗不住飢餓和高強度勞動，先後死在那裡。所以到了1978年原先七十六個發沛南桐的師生，只剩下二十多人出了鬼門關。
我從王智山家裡出來后，又去隔壁的江明遠家和附近的王澤庸家。
在江明遠家，正巧陳興國跑來了，這陳興國是當年「楊治邦投敵叛國」案的檢舉人，在當時的「右派」圈子裡，留下了「出賣」同學的惡名，不久前楊治邦投敵叛國案得到平反。
使我立即聯想到因吃毒蕈死於甘洛的楊治邦，便把他的故事講給他們聽。
1957年的「右派」無論從素質，政治見解，都是一些被毛澤東生拉活址充作『階級鬥爭』的犧牲品。根本不存在，更談不上同共產黨「平分天下，輪流坐樁」了。所謂有組織有計劃有綱領的向党進攻，全是毛澤東的捏造。
當年被划為右派的人，充其量對中共的霸道進行了批評，絕大部份對中共存有幻想，在這個「群體」中，經過共產黨煉獄后才開始分化，相當部份人拋棄了幻想，堅決反對毛澤東獨裁，成為民主的自覺追隨者，其中最優秀的人物，在反抗暴力鬥爭中光榮獻身，例如陳力張錫錕和劉順森，是我們的驕傲！
當大家七嘴八舌談到雷繼堯的時候，講到他在叢林甘當王懷壽的耳目時，大家發出一片噓聲，連陳興國都指責他乾的缺德事。十八年後，他因在教職工中非法集資第二次進了監獄。算老天長眼給他應有的惡報。
以求職為目的，我第二次回重大，對老校長、老系主任、老右派同學的拜訪，雖沒有解決我當時的問題，卻意外聽到「文革」中社會上和學校發生的真情實況。
第六節：政治需要
母親為了擺脫蔡家場這被人踐踏的處境，爭取按中共文件所規定的條款從回託兒所。八零年元旦剛過，她便親自去北碚將她準備了好久的「禮物」，送到北碚託兒所去。
這天我見她一個人坐在屋裡一聲不吭。便問她是不是生病了，她搖搖頭，老半天才嘆氣告訴我上午去託兒所的經過。
蠻不講理，毫無同情心的託兒所領導，以母親年齡大，即將退休為理由斷然拒絕了她的請求。她辛辛苦苦製作的教具和伏燈寫成的教材被拒收。
當年划母親為右派的時候，就因為她生性倔犟，雖身受歧視，但對無德無才的團支部書記卻常流露看不起的情緒。今天又不肖於逢迎拍馬，不善於「走後門」，教育局的「領導」旡視她的正當請求。
小小一個區教育局，和它管轄下的託兒所，便是當時社會的縮影，當官的絕不會根據母親製作的幾件玩具和撰寫的幾本教材，在工作條件、生活起居、住房、待遇等等方面按中共平反冤案的規定，給她起碼的安置。
這事發生后不幾天，臨近春節的一天上午，醫院黨支書王光明，走到我住的那房裡來，向我說：「有兩個教育局的人在我的辦公室里找你談一件事。」我心裏很詫異、區教育局與我素無關係，我既不認識它的任何職工，也沒想過要找他們談母親的事，他們找我又幹什麼呢？
進入王光明的辦公室，我見裏面坐著兩個人，一個瘦瘦的大約五十開外，另一個大約只有二十多歲的年輕人，兩人等我坐好后，那位老頭開門見山的說：「你已經回來四個月了，統戰部已將重慶法院和重慶大學對你的平反材料給我們寄來了，我們今天是代表區委專門來對你的工作進行落實的。」
他一面自我介紹道：「我叫羅士進，是區教育局的政工股幹部。」
此時，我心裏已經完全明白，聽那姓羅的叨叨不絕的講教育與四化關係的大道理，頌揚教師是人類靈魂的工程師，當老師是一件光榮的職業等等后。最後說出教育局的人事決定：將我安排到二十四中當教師。
他說：「你的母親經過了這麼多年的冤屈，好不容易將你盼回來了，你回到北碚蔡家場同母親團聚，體現了黨的人道主義關懷。這也是你們母子倆期盼了好多年的，我們根據區委統戰部的意見，周密考慮后才做出這個決定的。」
聽他左一個「照顧」，右一個「團聚」，使人肉麻，我本想就母親的落實政策，要去教育局找他們的，沒想到他們自己跑上門來，這些人一肚子壞水，母親在這裏受了二十年折磨還不夠，現在打起我的主意來了。
「我的母親花了那麼長時間製作了幼兒的教具，編寫了你們正緊缺的幼兒教材，跑到教育局來向你們苦口婆心講情，要求你們能按政策規定，調回教育局；再說她現在年事已高，這蔡家場交通極不方便，這個醫院員工長期欺侮她。
你們不但不考慮有關規定，也不顧及她的困難，反而以她將退休而拒絕她的要求。現在你又跑到這裏來，貓哭耗子，想把我們母子倆永遠栓在這偏僻的鄉鎮上。我老實告訴你，這個二十四中我是不會去的！」
我一口氣把對方的真實意圖當場戳穿！好像出了一口惡氣。
當面戳穿了假面具，來人自已也覺欺人太盛，心裏欠疚，屋子裡暫時沉默了。正在這個時候，母親從外面走進來。
那羅士進必竟是政工幹部，明知自己虧了理，滿臉堆笑的向母親說：
「你和兒子，受了不少委曲，我們都理解，但是託兒所安置你也有相當困難，現在住房是所有安置單位最感緊張的事，他們不想本單位多一個快退休的人。落實政策中你們有氣，還可以向我們身上出，我們又去向誰發泄？這都是四人幫造成的，所以大家還要本著向前看的精神，才能解決問題。」
我望著他，知道他不過是奉命辦事的辦事人員，我也沒有必要找他出氣。沉默片刻，他便向母親說：
「你老人家還是勸勸你的兒子，總不能老是賭氣。再說，拒絕區委的安排，老是呆在家裡不工作，也對你們沒有好處。如果你兒子現在願意到二十四中報到，我建議工資可以從一月份開始拿。現在中學就差這樣的受過正規教育的大學生。至於你對這樣落實還有意見，可以通過組織程序再行調整。」
我們送走了羅士進后，回到母親的寢室。我再次望著放在母親床前那一紙箱的兒童教具出神，母親從事了一輩子的教育工作，想不到我們母子到了今天這個時候，還要為自己的工作而焦慮。
老秦
第二天，正巧來了一個病人，上到二樓來，口稱是來找母親的。看他滿臉的鬍鬚，頭髮蓬亂，精神非常憔悴，身上穿一件灰色打補丁的棉衣，很臟。母親很客氣的接待了他，一面向我介紹這個「病人」的歷史和遭遇，這是一個同母親有過相似命運，共過患難的蔡家「黑五類」成員。
他姓秦，二十三年前，同母親曾經一起在北碚煉鐵廠接受「強制勞動改造」，那時他才二十多歲，原藉是蔡家地區土生土長的人。
1957年曾是北碚區農貿公司的一個「幹部」，就因出身地主、口風不慎，反右時被扣上沒改造好的地主子女和右派雙重帽子，同母親遭遇相似，凡倒霉事都有他的份：運動一來，當「主席」，運動一過，便充作廉價勞動力。
北碚鐵廠解散后，他先於母親調到蔡家供銷社，接受「監督勞動」，當搬運工。
1971年，他在表兄幫助下，討了一個家住鎮供銷社不遠，蔡家的殘廢農村姑娘為妻。因為他必須一大早起來為供銷社下苦力，下午又匆匆在下班后趕回家忙自留地，實在受不了，便主動放棄了「公職」回家當「農民」。
他今年五十多歲，看上去已是六十多歲的老頭，常常傷心的說：「每天在地里勞動，分不清灑在地里是汗水還是淚水，要不是看在兩個孩子這麼小，我真想一死百了。」
風裡雨里掙扎到今天，除一個茅草屋，連床好棉絮都沒有，兩個孩子大的只有七歲，沒錢上學掇學在家，打一點豬草，小的才五歲。妻子是一個殘疾人，除了餵豬便什麼都不能做。那個年代農民的日子比搬運工還苦，家裡靠他一人賺的工分，不夠四口人的基本口糧，平時開支是拿不出一分錢的。
1978年好不容易他盼到了平反的那一天。不料他除了得到供銷社給他一紙「糾正右派」的通知書外，公職卻沒有恢復，也沒有工作和工資，於是他拿著文件跑重慶市委、跑四川省委，像乞丐一樣排在長長上訪的隊列中。
時間花了兩年，除了跑路給他留下幾千元車費的借債，給他頭髮增加幾處斑白外，一無所獲。
中共北碚區委統戰部冷冷的回答他：「當年你是自願離職的，而不是組織上開除了你的工職，所以不存在恢復工職的問題。」
供銷社的黨委書記翻著白眼對他說：「你自己要辭職，我們有組織規定，如果你硬要求恢複原來的工作，那我們就只好請示上級怎麼處理吧？」從此以後，他要再上訪，都只得一個簡單的回答：「回去等著吧！」
時間就在漫長的等待中過了一年又一年，眼看兩個孩子因窮旡法上學，妻病不得治療！除我的母親在他來醫院看病時給他一點接濟，很少有人理他。
母親對我說：「只要你用心觀察，他那形象就像油畫『受難者』中將頭伸向蒼天的老農。看到他的遭遇，想到世上比我們更慘的人大有人在，我就感到已沒有什麼可求的了。」
老秦的到來和離去，對我產生很大的震動，全國處處一樣，到處都會碰到這些落難者，所有獲得平反的人，都吃盡毛澤東的苦果。既然平反是自上而下的一種施捨，有它的政治目的。落實到具體的人，工作也好，待遇也好，豈會超出共產黨的恩賜？也不會讓受害者擺脫當奴隸的命。
老秦走後，母親勸我說：「我看，你就不要固執了，他們是什麼都做得出來的，就像收拾那姓秦的那樣收拾你。橫加一個抗拒組織安排的帽子，事情就麻煩了」。
接連幾天，我心裏被落實工作的煩惱攪成一團亂麻，壓抑的心情需要釋放，便將自己關在我所住的那間病房裡，從牆上取下那把從鹽源帶回來的二胡，獨奏起來。
空山鳥語，空山鳥語，我可是連小鳥也比不上啊！在中共天下里，我們只是一群關在籠中的小鳥而巳……
正在這時，護士小陳在我窗下喊道：「快去糧店領過年的花生和糯米。」這提醒我，回重慶的第一個春節悄然而至了。
（待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