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1年11月30日讯】2011年11月29日，一个“脑残”五毛连续在本博留言，痛斥说：“你们是否想过，政府一旦解散退出，中国有何种政治力量能担起中华民族的大梁？现在自封“真理”的主义很多，可有那一种能号令中国？有那一个人能让全国信服？地区差别大，两极分化，思想堕落混乱，谁都不服谁，是必然分裂的内因，歪曲的“民主”推波助澜，不知会冒出多少草头王要求独立，南斯拉夫的悲剧将在中国重演。分裂必然伴随战争，盲目内斗中国不会有赢家，得利的是渔翁。吃惯了软饭高靠外经济决定了中国很容易被外国操纵，列强最喜欢趁火打劫，采用惯用的拉打结合即打压主体扯边角的手段很容易分裂中国，分成几国，中国人说了不算，列强说了算，届时就是毛泽东再世也难以扭转全面分裂全面殖民地化的局面。战争和分裂不知持续多久，中国将成为大火药桶，血流成河，中国人将在战火的水深火热中煎熬无期，中华民族将划上句号。这决不是危言耸听，而是前车有鉴，符合社会规律。
中国脱离百年战乱只有60余年，百年战乱的原因是政府腐败无能，不得民心，内无聚力，外不抗强。去党后避免分裂和战争几乎不可能，谁能保证不发生这种悲剧？有多少中国人愿意出现这种悲剧？未雨绸缪是明智，祸事临头已晚矣！”
这个“脑残”五毛又说：“骂开国领袖，骂中华民族，动辄就秽语连天，破口漫骂，不堪入目。这是叛祖离宗，欺天毁史。中华民族凝聚万千人的智慧五千年文明，是世界上最优秀的民族之一。你们是什么东西，口里嚷着拿先烈打下的江山卖骂先人，不学无术捡点洋垃圾充理论是无知，身流炎黄血骂中华民族是无耻，吃着农民的粮穿着工人的衣仇视民众是无德，无义无知无德无耻之人有何颜建言立论？你们开口美国，闭口西方民主自由，请问美国有骂华盛顿骂美利坚的民主吗？”
“脑残”五毛甚至将矛头对准他说所述说“能担起中华民族的大梁”的政府：“国内的‘精英’，他们就是靠出卖了国民的民主权益，换取了他们的既得利益。他们的利益所得，和他们现在所享受的，完全不是他们的劳动所得，而是靠出卖国家和民众利益，获取的超级享受。其结果可想而知。”
当然，这样的“脑残”，说话是毫无逻辑可循的。一方面要拍政府的马屁，却一方面又咒骂“能担起中华民族的大梁”的政府精英。一方面说中国有五千年历史，却动辄声称“开国领袖”，让人弄不清这“开国领袖”究竟是秦始皇还是毛泽东。只是“脑残”不知道的是，美国的第一任总统是华盛顿，被国民尊称“国父”，但这个国父虽然用枪杆子保护了美国人民的民主自由，建立了权力制衡体制和以人权为核心的美国价值观，但他却不是独裁者，不像秦始皇和毛泽东，致死都就霸住权力不放；他拒绝了枪杆子和笔杆子的极力挽留，还权于民；成为人类历史上的光辉典范。但即便是这样，美国人批评他的声音都至今不绝，包括他曾拥有黑奴——人们用超越时代和历史局限的方式来衡量他。美国人也深谙“批评不自由则赞美无意义”的道理。
当然了，这些道理五毛不懂，而且既得的蝇头小利也让他们不愿去懂。
对于五毛的“脑残”或“装脑残”，大陆著名的青年作家慕容雪村曾写了一篇文章叫“杀人的问题”，似乎能回答这种五毛现象。他说，中国大陆近代史上，有过无数次人道主义灾难，这些灾难让千万人受损乃至惨死。然而灾难过后，人们对于灾难的反思常常只着眼于体制，而不及于个人。那些曾为体制效力的人会坦然地为自己辩护，说他们身不由己，他们只是螺丝钉而非机器的开动者，是被动而不是主动做恶。但是，体制本身并不能独自运行，正是因为有那些看似无辜的人的参与，罪恶才得以实现；因为有了他们，灾难才能如此深重。
1964年，汉娜·阿伦特发表了题为《专制下的个人责任》的著名演讲并尖锐地指出，不仅要反思体制，不仅要追究政治责任（政府必须对其前任的行为负责），也要追究个人责任。
第一种辩护会说：我只是一个微不足道的雇员，只是机器上的一个齿轮，甚至连齿轮都不是，只是齿轮上的一个齿牙。你看，我也是人，也要养家糊口，即使我不去做那些事，肯定也会有别的人替我去做。对此阿伦特的回应是：请告诉我们，为什么你会变成一个齿轮？又在何种情况下，你才会继续愿意做一个齿轮？如果从上到下的每个公职人员都是齿轮，难道就没有人需要对罪恶负责任了吗？她继续追问：难道我们每一个人不是具有独立意志的个体吗？难道我们没有主观意志和选择的自由吗？！慕容雪村在她严厉的质问后面加了一句：难道你是猪吗？！
还有一种说法是：如果我不去做那些事，可能会有比我更坏的人去做。我们参与其中，事实上避免了更坏的事情发生。还有些人会说，我们在体制中做了一些坏事，但也做了一些好事。我们没有加重灾难，相反我们使之减轻，甚至挽救了一些人。阿伦特的回应是：这种辩护或许可以减轻法律上的责任，但并不构成道义上的合理性。当人们辩称自己在体制中做了一些好事，那就要问：这些好事是否最终改变、终止或推翻了邪恶的体制？如果没有，那么与体制的妥协就没有任何意义，因为它还在继续做恶并将迫害更多的人。事实上，一个小的罪恶通常会成为更大罪恶的前奏，人们会很快走向“道德的滑坡”，从一件坏事到多件坏事，从小罪恶到大罪恶。如果为保护一个村而交出一个人，也必然会为了保护一个乡而交出一个村，更会为了一个县而交出一个乡。在这种不间断的“道德滑坡”中，最明智的办法显然只有一个：停止做恶，不管有什么样的理由。如果体制内的工作是邪恶的，就应该立即停止与体制合作。
第三种说法认为：服从命令、遵守法律是每一个公民、每一个公职人员的天然责任。我虽然做了某些事，但我只是在履行职责。阿伦特的回应是：上级的命令和“法律”并不能为众多的犯罪行为开脱，对成年人来说，“服从”就意味着“认可”，“认可”就意味着“赞同和支持”，所以，不应该问那些作恶的人“你为什么服从”，而应该问你为什么支持？——当上级命令你把犹太人押进毒气室，你为什么支持？当上级命令你开动坦克，你为什么支持？当上级命令你囚禁一个盲人，你为什么支持？法学中有句话：恶法亦法。而如果你是一个有良知的人，就不应该把邪恶的法律再视为法律，更不应该支持。
第四种是所谓的“集体过错理论”，每次灾难过后，总会有人拿着完美的道德标准质问别人：你说他做的不好，难道你就没做过一点坏事？在这种完美道德之下，谁都没有资格质问别人，最终每个人都有罪，每个人也都无罪。人们不再追究个体责任，转而去拷问制度、拷问历史、拷问文化，把全部罪恶归诸集体，如果要忏悔，那就所有人一起忏悔，如果要受惩罚，那就所有人共同受罚。阿伦特对此的回应是：这种集体认罪、集体悔过的理论，其实无助于认清真相，只能让真正有罪的人顺利脱罪，并最终将演化为“道德虚无主义”。她说：“世上根本就没有什么集体愧疚或集体清白，愧疚和清白只有落实到每一个具体的人时才有意义。”当真正有罪的人拒不忏悔并以“集体过错”为自己辩护，其实是在逃避责任。
中国文化常常强调“宽容”而忽视“责任”，但只有在私人生活中“宽容”才有意义，而在公共生活中，在巨大的人道主义灾难中，主张宽容其实是一种智力低下的表现，或者用孔夫子的话说，乡愿，德之贼也。在《专制下的个人责任》中，汉娜·阿伦特提出一个更加尖锐的问题，她认为那些效力于体制的人，通常不是因为恐惧，也不是为生活所迫，而是因为他们抗拒不了诱惑，专制制度总是会给它的效力者提供各种优待：铁饭碗、显赫的身份、满足感以及可观的物质利益。当德国人纷纷加入纳粹军队，实际上是为了追求自己的功成名就。慕容雪村进一步指出，几十年前的年轻人纷纷加入红卫兵组织，其中的绝大多数都是受了虚荣心的驱使；当今数以百万的人踊跃报导考公务员，他们不仅是为了一份体面的工作，更是为了潜规则和巨大的灰色利益。在这种情况下，再以“齿轮说”或“服从命令说”为自己辩护，其虚伪和无耻不言而喻。
慕容雪村说，邪恶制度是人间灾难，更是对人类良知的考验，换成更形象的说法，它其实是两个问题：一、给你很多钱，你会不会去杀人？二、如果你不杀人，自己就会被杀，你将如何选择？许多体制内的人都会夸耀自己的道德水平，而事实上，正是因为有了这些道德高尚的人，邪恶的制度才得以运转。还是那句话：做帮凶还是不做帮凶，这是一个问题。
至于“脑残”提出的“中国有何种政治力量能担起中华民族的大梁”问题，根本就不值一答。因为既然中国具有5千年历史，那么中国无论现在或将来，都会挺立。回想50多年前，也有人用这个问题来“危言耸听”，批评中共“党天下”而著名的“大右派”储安平，曾一针见血地指出：自由对于国民党是多少的问题，对中共却是有无的问题了。1957年文人罗稷南在一次座谈会上大胆问毛泽东：要是今天鲁迅还活着，他可能会怎样？毛泽东当时回答说：以我估计，（鲁迅）要么是关在牢里还是要写，要么他识大体不作声。迄今为止，当局的政策一直把知识分子作为依附在党政体制上的“毛”，即所谓“皮之不存，毛将焉附”。1980年代初的开放改革时期，有识之士曾指出，大陆著名学者、专家的成就，主要是在1949年以前完成的，毛泽东的斯大林政治体制，以扼杀人的创造力为己任，导致太监文化盛行。这种体制就是文明进步的天敌。这也是思想解放、松绑放权、呼唤人权自由等思潮、运动出台的背景因素。如今，似乎有人正引领中国这条巨轮重返毛泽东时代，并要彻底逆转人类文明的进步方向。宣传机器再三否认普世价值，但他们的行动却表明：法西斯主义才是他们心仪的“普世价值”。
法西斯主义鼻祖是意大利的墨索里尼，他早年信仰社会主义，并加入了当时激进的左翼政党意大利社会党；第一次世界大战他在思想上从极左转向极右，1921年建立了国家法西斯党，稍后建立了意大利法西斯主义独裁的统治。法西斯主义是一种让集体（国家、民族、种族、或阶级）凌驾于个人之上的反自由主义与宪政主义的政治哲学、政治运动或政权体制，其特征包括建立高于任何制度的以个人为核心的极权体制及严厉镇压不同声音与力量，对外则侵略扩张等。
60多年来，前半截毛泽东时代是极左，实行阶级斗争为纲，非正常死亡人数超过两次世界大战总和；后半截邓小平时代改革开放了，正如“脑残”五毛将矛头对准他说所述说的，国内的“精英”转向了极右。为了维护既得利益，对不同声音和力量严厉镇压，同样已经是法西斯化，比如纵容各级官吏滥施黑社会手段，黑社会势力变成穿着警服的公安，警匪一家，黑社会完全公开化（基层政权黑社会化）。在国际关系中则从过去的输出革命到如今输出党文化意识形态，否定普世价值、抢夺所谓话语权，正在构成法西斯化的中国特色。
北京已经有学者担心，墨索里尼的幽灵正在中国上空游荡。
所以，有学者指出：请相信，没有他们，我们会过的更好。
因为现在，他们可能正在离我们美好的愿望越来越远。
记得小的时候，上初中，是20多人挤在一辆拖拉机上去上学，那时候的人没有抱怨，因为并不知道原来腐朽的资本主义国家政府，很多是做免费九年义务教育的，他们的儿童，午餐是政府免费供给的。很多年后，人们都知道了才知道资本主义国家和政府的这种罪恶。当人们知道这些时，那些拖拉机已几近消失，政府的税收已多年增幅在GDP增长的三倍以上。今年更是超过了10万亿，它已经是全世界最有钱、最财大气粗的政府了。但是，仍然有64个孩子，挤在一辆核定承载9人的面包车里，最后撞上了货车，20条生命溘然而逝。
从汶川到玉树、从免费午餐到免费校车，人们突然开始厌倦了中国大陆的一切慈善。因为，所谓的慈善不会让这个世界有任何变化；所做的一切，都会成为他们脸上的脂粉。而且，人们也开始不向政府提要求；因为逐渐发现，当人们向政府要求的越多，他们就越有足够的理由把手伸进我们口袋里，掏走仅剩的养家糊口的口粮。1949年时他们就是这样许诺的：把你们的财产都交给我，我保证你们世世代代过上安稳富足的生活。结果，不到20年，就死了几千万了。还美其名曰“文化大革命”。现在，两三代人的努力去购买一套商品房，不就是为了赎回那些原本属于我们的财产吗？土地从私有变成了公有，然后公有的土地拍卖了，让私人再去赎回来，我们正在用两三代人的牺牲，去纠正62年前集体犯下的那个错误（或者说，去还当时被忽悠而欠下的债）。
政府都有钱成这样了，公款消费一年随便几千亿了，政府官员的标准座驾都是奥迪A6了，县政府的办公楼豪华程度都赛过白宫了，却还是让孩子64个挤在一辆车里上学，你还能指望什么？你还指望政府做这个做那个？你以为160亿免费午餐是他们出的钱？你以为他们是从自己大吃大喝中省下这160亿？那你就大错特错了。他们会想尽办法，向你我、向所有人征收1600亿，包括向湖里抗税的那些人多加一份“机头税”，然后把其中一个零头扔给那些挨饿的孩子。这个结局不会有任何意外，在一个没有公共财政的国度里，国家施舍给百姓的一点点福利，都是以百姓十倍百倍的付出为代价的，必然是这样的结果，免费午餐如是、保障房如是、公费医疗如是……。
因为你们要求：政府要办这事办那事，显得它对我们是多么重要，一刻也离不开它，所以，它就自动代表了我们。那个前驻法国大使赵进军说，作为大使，代表国家，我要坐头等舱。按照这样的逻辑，他们应该代表国家去嫖价格最高的娼妓、喝价格最高的茅台、包价格最高的二奶……啊。
为何这些人会说出这种反常识的话？主要的责任在于民众，因为民众太纵容他们了，因为民众太依赖他们了。正如“脑残”五毛所痛斥的：你们是否想过，政府一旦解散退出，中国有何种政治力量能担起中华民族的大梁？！于是，老百姓都认为，政府如此重要，什么事情都离不开政府，比如免费午餐，比如免费校车。但老百姓越是要求多，他们越有理由让你为了他的面子牺牲。所以，他们宁愿花上万亿来搞四大会（奥运、世博、亚运、大运），因为他们对你如此重要，离开他们你寸步难行，所以他们的胡作非为你都得忍受。而美国大使在中国坐经济舱，居然还受到中国高级五毛的嘲笑！
某些“脑残”五毛们也骂他们无耻浪费，但却紧紧抱着他们的大腿，让他们从指缝间漏点面包渣给自己，然后就不停地唱赞歌，山呼万岁。
但民众要明白，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当你想要获得免费的午餐时，就必然会为此付出更多代价。免费的午餐，若是以放弃应有权利换来的，就失去得更多。
近日网络爆料：2010年两会期间，人大代表周洪宇提交议案，提出校车行驶中享有某些特权；教育部回复，全国范围内的学前和义务教育阶段购买运行和维护校车，4500亿的政府买单费用太大。据不完全统计，2010年10月到2011年9月，平均每月4名儿童惨死在上下学路上。山西省为低收入农户出台的“爱心煤”政策在落实过程中变了味儿成了“爱心没”，不仅份量不足，煤里还掺杂着大量石头，每家每户还得交十元运费才能领到煤。11月28日，调研范围涵盖全国31个省的《中国农民状况发展报告》出炉。报告称，在贫富差距、城乡差距逐步拉大等情况下，农民的尊严感或继续下滑。过半的受访者认为农民是社会的弱势群体，比其他人低一等。……
够了，够了！不需要再网爆了！
是时候告诉他们了：我们不需要你的免费午餐，不需要你的免费校车、不需要你的所谓免费医疗。没有你，我们自己会做的更好，会活得更好。但前提是，请你们把那些以“为人民服务”的名义，横征暴敛的钱还回来，哪怕是一部分。
是的，没有他们，我们会过的更好。
文章来源：《大中华思想门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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