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1年11月30日訊】2011年11月29日，一個「腦殘」五毛連續在本博留言，痛斥說：「你們是否想過，政府一旦解散退出，中國有何種政治力量能擔起中華民族的大梁？現在自封「真理」的主義很多，可有那一種能號令中國？有那一個人能讓全國信服？地區差別大，兩極分化，思想墮落混亂，誰都不服誰，是必然分裂的內因，歪曲的「民主」推波助瀾，不知會冒出多少草頭王要求獨立，南斯拉夫的悲劇將在中國重演。分裂必然伴隨戰爭，盲目內鬥中國不會有贏家，得利的是漁翁。吃慣了軟飯高靠外經濟決定了中國很容易被外國操縱，列強最喜歡趁火打劫，採用慣用的拉打結合即打壓主體扯邊角的手段很容易分裂中國，分成幾國，中國人說了不算，列強說了算，屆時就是毛澤東再世也難以扭轉全面分裂全面殖民地化的局面。戰爭和分裂不知持續多久，中國將成為大火藥桶，血流成河，中國人將在戰火的水深火熱中煎熬無期，中華民族將劃上句號。這決不是危言聳聽，而是前車有鑑，符合社會規律。
中國脫離百年戰亂只有60餘年，百年戰亂的原因是政府腐敗無能，不得民心，內無聚力，外不抗強。去黨後避免分裂和戰爭幾乎不可能，誰能保證不發生這種悲劇？有多少中國人願意出現這種悲劇？未雨綢繆是明智，禍事臨頭已晚矣！」
這個「腦殘」五毛又說：「罵開國領袖，罵中華民族，動輒就穢語連天，破口漫罵，不堪入目。這是叛祖離宗，欺天毀史。中華民族凝聚萬千人的智慧五千年文明，是世界上最優秀的民族之一。你們是什麼東西，口裡嚷著拿先烈打下的江山賣罵先人，不學無術撿點洋垃圾充理論是無知，身流炎黃血罵中華民族是無恥，吃著農民的糧穿著工人的衣仇視民眾是無德，無義無知無德無恥之人有何顏建言立論？你們開口美國，閉口西方民主自由，請問美國有罵華盛頓罵美利堅的民主嗎？」
「腦殘」五毛甚至將矛頭對準他說所述說「能擔起中華民族的大梁」的政府：「國內的『精英』，他們就是靠出賣了國民的民主權益，換取了他們的既得利益。他們的利益所得，和他們現在所享受的，完全不是他們的勞動所得，而是靠出賣國家和民眾利益，獲取的超級享受。其結果可想而知。」
當然，這樣的「腦殘」，說話是毫無邏輯可循的。一方面要拍政府的馬屁，卻一方面又咒罵「能擔起中華民族的大梁」的政府精英。一方面說中國有五千年歷史，卻動輒聲稱「開國領袖」，讓人弄不清這「開國領袖」究竟是秦始皇還是毛澤東。只是「腦殘」不知道的是，美國的第一任總統是華盛頓，被國民尊稱「國父」，但這個國父雖然用槍桿子保護了美國人民的民主自由，建立了權力制衡體制和以人權為核心的美國價值觀，但他卻不是獨裁者，不像秦始皇和毛澤東，致死都就霸住權力不放；他拒絕了槍桿子和筆桿子的極力挽留，還權於民；成為人類歷史上的光輝典範。但即便是這樣，美國人批評他的聲音都至今不絕，包括他曾擁有黑奴——人們用超越時代和歷史侷限的方式來衡量他。美國人也深諳「批評不自由則讚美無意義」的道理。
當然了，這些道理五毛不懂，而且既得的蠅頭小利也讓他們不願去懂。
對於五毛的「腦殘」或「裝腦殘」，大陸著名的青年作家慕容雪村曾寫了一篇文章叫「殺人的問題」，似乎能回答這種五毛現象。他說，中國大陸近代史上，有過無數次人道主義災難，這些災難讓千萬人受損乃至慘死。然而災難過後，人們對於災難的反思常常只著眼於體制，而不及於個人。那些曾為體制效力的人會坦然地為自己辯護，說他們身不由己，他們只是螺絲釘而非機器的開動者，是被動而不是主動做惡。但是，體制本身並不能獨自運行，正是因為有那些看似無辜的人的參與，罪惡才得以實現；因為有了他們，災難才能如此深重。
1964年，漢娜·阿倫特發表了題為《專制下的個人責任》的著名演講並尖銳地指出，不僅要反思體制，不僅要追究政治責任（政府必須對其前任的行為負責），也要追究個人責任。
第一種辯護會說：我只是一個微不足道的僱員，只是機器上的一個齒輪，甚至連齒輪都不是，只是齒輪上的一個齒牙。你看，我也是人，也要養家餬口，即使我不去做那些事，肯定也會有別的人替我去做。對此阿倫特的回應是：請告訴我們，為什麼你會變成一個齒輪？又在何種情況下，你才會繼續願意做一個齒輪？如果從上到下的每個公職人員都是齒輪，難道就沒有人需要對罪惡負責任了嗎？她繼續追問：難道我們每一個人不是具有獨立意志的個體嗎？難道我們沒有主觀意志和選擇的自由嗎？！慕容雪村在她嚴厲的質問後面加了一句：難道你是豬嗎？！
還有一種說法是：如果我不去做那些事，可能會有比我更壞的人去做。我們參與其中，事實上避免了更壞的事情發生。還有些人會說，我們在體制中做了一些壞事，但也做了一些好事。我們沒有加重災難，相反我們使之減輕，甚至挽救了一些人。阿倫特的回應是：這種辯護或許可以減輕法律上的責任，但並不構成道義上的合理性。當人們辯稱自己在體制中做了一些好事，那就要問：這些好事是否最終改變、終止或推翻了邪惡的體制？如果沒有，那麼與體制的妥協就沒有任何意義，因為它還在繼續做惡並將迫害更多的人。事實上，一個小的罪惡通常會成為更大罪惡的前奏，人們會很快走向「道德的滑坡」，從一件壞事到多件壞事，從小罪惡到大罪惡。如果為保護一個村而交出一個人，也必然會為了保護一個鄉而交出一個村，更會為了一個縣而交出一個鄉。在這種不間斷的「道德滑坡」中，最明智的辦法顯然只有一個：停止做惡，不管有什麼樣的理由。如果體制內的工作是邪惡的，就應該立即停止與體制合作。
第三種說法認為：服從命令、遵守法律是每一個公民、每一個公職人員的天然責任。我雖然做了某些事，但我只是在履行職責。阿倫特的回應是：上級的命令和「法律」並不能為眾多的犯罪行為開脫，對成年人來說，「服從」就意味著「認可」，「認可」就意味著「贊同和支持」，所以，不應該問那些作惡的人「你為什麼服從」，而應該問你為什麼支持？——當上級命令你把猶太人押進毒氣室，你為什麼支持？當上級命令你開動坦克，你為什麼支持？當上級命令你囚禁一個盲人，你為什麼支持？法學中有句話：惡法亦法。而如果你是一個有良知的人，就不應該把邪惡的法律再視為法律，更不應該支持。
第四種是所謂的「集體過錯理論」，每次災難過後，總會有人拿著完美的道德標準質問別人：你說他做的不好，難道你就沒做過一點壞事？在這種完美道德之下，誰都沒有資格質問別人，最終每個人都有罪，每個人也都無罪。人們不再追究個體責任，轉而去拷問制度、拷問歷史、拷問文化，把全部罪惡歸諸集體，如果要懺悔，那就所有人一起懺悔，如果要受懲罰，那就所有人共同受罰。阿倫特對此的回應是：這種集體認罪、集體悔過的理論，其實無助於認清真相，只能讓真正有罪的人順利脫罪，並最終將演化為「道德虛無主義」。她說：「世上根本就沒有什麼集體愧疚或集體清白，愧疚和清白只有落實到每一個具體的人時才有意義。」當真正有罪的人拒不懺悔並以「集體過錯」為自己辯護，其實是在逃避責任。
中國文化常常強調「寬容」而忽視「責任」，但只有在私人生活中「寬容」才有意義，而在公共生活中，在巨大的人道主義災難中，主張寬容其實是一種智力低下的表現，或者用孔夫子的話說，鄉愿，德之賊也。在《專制下的個人責任》中，漢娜·阿倫特提出一個更加尖銳的問題，她認為那些效力於體制的人，通常不是因為恐懼，也不是為生活所迫，而是因為他們抗拒不了誘惑，專制制度總是會給它的效力者提供各種優待：鐵飯碗、顯赫的身份、滿足感以及可觀的物質利益。當德國人紛紛加入納粹軍隊，實際上是為了追求自己的功成名就。慕容雪村進一步指出，幾十年前的年輕人紛紛加入紅衛兵組織，其中的絕大多數都是受了虛榮心的驅使；當今數以百萬的人踴躍報導考公務員，他們不僅是為了一份體面的工作，更是為了潛規則和巨大的灰色利益。在這種情況下，再以「齒輪說」或「服從命令說」為自己辯護，其虛偽和無恥不言而喻。
慕容雪村說，邪惡制度是人間災難，更是對人類良知的考驗，換成更形象的說法，它其實是兩個問題：一、給你很多錢，你會不會去殺人？二、如果你不殺人，自己就會被殺，你將如何選擇？許多體制內的人都會誇耀自己的道德水平，而事實上，正是因為有了這些道德高尚的人，邪惡的制度才得以運轉。還是那句話：做幫兇還是不做幫兇，這是一個問題。
至於「腦殘」提出的「中國有何種政治力量能擔起中華民族的大梁」問題，根本就不值一答。因為既然中國具有5千年歷史，那麼中國無論現在或將來，都會挺立。回想50多年前，也有人用這個問題來「危言聳聽」，批評中共「黨天下」而著名的「大右派」儲安平，曾一針見血地指出：自由對於國民黨是多少的問題，對中共卻是有無的問題了。1957年文人羅稷南在一次座談會上大膽問毛澤東：要是今天魯迅還活著，他可能會怎樣？毛澤東當時回答說：以我估計，（魯迅）要麼是關在牢裡還是要寫，要麼他識大體不作聲。迄今為止，當局的政策一直把知識分子作為依附在黨政體制上的「毛」，即所謂「皮之不存，毛將焉附」。1980年代初的開放改革時期，有識之士曾指出，大陸著名學者、專家的成就，主要是在1949年以前完成的，毛澤東的斯大林政治體制，以扼殺人的創造力為己任，導致太監文化盛行。這種體制就是文明進步的天敵。這也是思想解放、鬆綁放權、呼喚人權自由等思潮、運動出台的背景因素。如今，似乎有人正引領中國這條巨輪重返毛澤東時代，並要徹底逆轉人類文明的進步方向。宣傳機器再三否認普世價值，但他們的行動卻表明：法西斯主義才是他們心儀的「普世價值」。
法西斯主義鼻祖是意大利的墨索里尼，他早年信仰社會主義，並加入了當時激進的左翼政黨意大利社會黨；第一次世界大戰他在思想上從極左轉向極右，1921年建立了國家法西斯黨，稍後建立了意大利法西斯主義獨裁的統治。法西斯主義是一種讓集體（國家、民族、種族、或階級）凌駕於個人之上的反自由主義與憲政主義的政治哲學、政治運動或政權體制，其特徵包括建立高於任何制度的以個人為核心的極權體制及嚴厲鎮壓不同聲音與力量，對外則侵略擴張等。
60多年來，前半截毛澤東時代是極左，實行階級鬥爭為綱，非正常死亡人數超過兩次世界大戰總和；後半截鄧小平時代改革開放了，正如「腦殘」五毛將矛頭對準他說所述說的，國內的「精英」轉向了極右。為了維護既得利益，對不同聲音和力量嚴厲鎮壓，同樣已經是法西斯化，比如縱容各級官吏濫施黑社會手段，黑社會勢力變成穿著警服的公安，警匪一家，黑社會完全公開化（基層政權黑社會化）。在國際關係中則從過去的輸出革命到如今輸出黨文化意識形態，否定普世價值、搶奪所謂話語權，正在構成法西斯化的中國特色。
北京已經有學者擔心，墨索里尼的幽靈正在中國上空遊蕩。
所以，有學者指出：請相信，沒有他們，我們會過的更好。
因為現在，他們可能正在離我們美好的願望越來越遠。
記得小的時候，上初中，是20多人擠在一輛拖拉機上去上學，那時候的人沒有抱怨，因為並不知道原來腐朽的資本主義國家政府，很多是做免費九年義務教育的，他們的兒童，午餐是政府免費供給的。很多年後，人們都知道了才知道資本主義國家和政府的這種罪惡。當人們知道這些時，那些拖拉機已幾近消失，政府的稅收已多年增幅在GDP增長的三倍以上。今年更是超過了10萬億，它已經是全世界最有錢、最財大氣粗的政府了。但是，仍然有64個孩子，擠在一輛核定承載9人的面包車裡，最後撞上了貨車，20條生命溘然而逝。
從汶川到玉樹、從免費午餐到免費校車，人們突然開始厭倦了中國大陸的一切慈善。因為，所謂的慈善不會讓這個世界有任何變化；所做的一切，都會成為他們臉上的脂粉。而且，人們也開始不向政府提要求；因為逐漸發現，當人們向政府要求的越多，他們就越有足夠的理由把手伸進我們口袋裡，掏走僅剩的養家餬口的口糧。1949年時他們就是這樣許諾的：把你們的財產都交給我，我保證你們世世代代過上安穩富足的生活。結果，不到20年，就死了幾千萬了。還美其名曰「文化大革命」。現在，兩三代人的努力去購買一套商品房，不就是為了贖回那些原本屬於我們的財產嗎？土地從私有變成了公有，然後公有的土地拍賣了，讓私人再去贖回來，我們正在用兩三代人的犧牲，去糾正62年前集體犯下的那個錯誤（或者說，去還當時被忽悠而欠下的債）。
政府都有錢成這樣了，公款消費一年隨便幾千億了，政府官員的標準座駕都是奧迪A6了，縣政府的辦公樓豪華程度都賽過白宮了，卻還是讓孩子64個擠在一輛車裡上學，你還能指望什麼？你還指望政府做這個做那個？你以為160億免費午餐是他們出的錢？你以為他們是從自己大吃大喝中省下這160億？那你就大錯特錯了。他們會想盡辦法，向你我、向所有人徵收1600億，包括向湖裡抗稅的那些人多加一份「機頭稅」，然後把其中一個零頭扔給那些挨餓的孩子。這個結局不會有任何意外，在一個沒有公共財政的國度裡，國家施捨給百姓的一點點福利，都是以百姓十倍百倍的付出為代價的，必然是這樣的結果，免費午餐如是、保障房如是、公費醫療如是……。
因為你們要求：政府要辦這事辦那事，顯得它對我們是多麼重要，一刻也離不開它，所以，它就自動代表了我們。那個前駐法國大使趙進軍說，作為大使，代表國家，我要坐頭等艙。按照這樣的邏輯，他們應該代表國家去嫖價格最高的娼妓、喝價格最高的茅台、包價格最高的二奶……啊。
為何這些人會說出這種反常識的話？主要的責任在於民眾，因為民眾太縱容他們了，因為民眾太依賴他們了。正如「腦殘」五毛所痛斥的：你們是否想過，政府一旦解散退出，中國有何種政治力量能擔起中華民族的大梁？！於是，老百姓都認為，政府如此重要，什麼事情都離不開政府，比如免費午餐，比如免費校車。但老百姓越是要求多，他們越有理由讓你為了他的面子犧牲。所以，他們寧願花上萬億來搞四大會（奧運、世博、亞運、大運），因為他們對你如此重要，離開他們你寸步難行，所以他們的胡作非為你都得忍受。而美國大使在中國坐經濟艙，居然還受到中國高級五毛的嘲笑！
某些「腦殘」五毛們也罵他們無恥浪費，但卻緊緊抱著他們的大腿，讓他們從指縫間漏點面包渣給自己，然後就不停地唱讚歌，山呼萬歲。
但民眾要明白，世上沒有免費的午餐。當你想要獲得免費的午餐時，就必然會為此付出更多代價。免費的午餐，若是以放棄應有權利換來的，就失去得更多。
近日網絡爆料：2010年兩會期間，人大代表周洪宇提交議案，提出校車行駛中享有某些特權；教育部回覆，全國範圍內的學前和義務教育階段購買運行和維護校車，4500億的政府買單費用太大。據不完全統計，2010年10月到2011年9月，平均每月4名兒童慘死在上下學路上。山西省為低收入農戶出台的「愛心煤」政策在落實過程中變了味兒成了「愛心沒」，不僅份量不足，煤裡還摻雜著大量石頭，每家每戶還得交十元運費才能領到煤。11月28日，調研範圍涵蓋全國31個省的《中國農民狀況發展報告》出爐。報告稱，在貧富差距、城鄉差距逐步拉大等情況下，農民的尊嚴感或繼續下滑。過半的受訪者認為農民是社會的弱勢群體，比其他人低一等。……
夠了，夠了！不需要再網爆了！
是時候告訴他們了：我們不需要你的免費午餐，不需要你的免費校車、不需要你的所謂免費醫療。沒有你，我們自己會做的更好，會活得更好。但前提是，請你們把那些以「為人民服務」的名義，橫徵暴斂的錢還回來，哪怕是一部分。
是的，沒有他們，我們會過的更好。
文章来源：《大中华思想门户》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