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1年11月22日讯】如果要盘点2011年的10大国际新闻，毫无疑问美国高调重返亚洲将榜上有名。美国总统奥巴马在11月13日出席了亚太经合组织的夏维夷峰会后，随即开始了对澳大利亚和印度尼西亚的访问，并出席在印尼峇里岛举行的东亚峰会。奥巴马的这一轮穿梭外交的重点是先经贸、后安全，明确体现了在亚太地区重新洗牌、重构地区关系的意图。
先是“泛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TPP）进入加速扩展通道，基本框架已经就绪。这个自由贸易协定原本是汶莱、智利、纽西兰、新加坡在2005年倡议发起的，美国在2009年加入谈判后成为推动的主导力量。现在除了初始倡议的4国，还包括澳大利亚、美国、秘鲁、越南、马来西亚共九个成员。 2011年11月11日，日本宣布加入TPP谈判；加拿大和墨西哥作为北美自由贸易区和美洲国家组织的成员，继日本之后也宣布加入TPP谈判;菲律宾、台湾也在考虑加入。一个环太平洋的“小世贸组织”的雏形已呼之欲出。由于TPP在贸易自由、制度公平透明等方面定下了一系列刚性的门槛，虽然奥巴马在答记者问时也说只要中国愿意加入TPP，美国也表示欢迎，但后者无疑还不具备加入的现实条件。
1999年柯林顿政府与北京签署了《中美关于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双边协议》，为中国大陆的“入世”打开了大门。但是由于对中国的不完全市场经济状况带来的风险缺乏足够估计，十几年来北京当局通过操纵汇率制造不对称的贸易优势、以及侵犯知识产权等问题给美国制造了不少麻烦。也使得中共的经济力量在短时间内得以迅速成长，提升了其国际地位。 TPP问世将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中共在亚太地区的经济影响力，从这个意义上讲，是对柯林顿政府支持北京加入世贸的一种补偿。
而在安全领域，最引人注目的莫过于美国宣布将驻军澳洲北部的达尔文港，预计将把驻澳美军的规模从现在的178人扩大到2500人。从澳洲北部进入南中国海比从日本和南韩的美军基地要近很多，这毫无疑问将增强美军对地区冲突做出快速反应的能力。
美国重返亚洲突然驶入快车道对中共来说多少有点始料不及。早些时候，10月25日新华社、人民网等国内媒体转发了一篇口气傲慢的评论《美国要学会与中国相处》，文中说美国“要发挥领导作用，光有雄心壮志是不够的。美国在亚洲的地位归根到底取决于现实的投入…… 亚洲国家在发展过程中只会越走越近，而不是越走越远。亚洲的舞台十分宽广，美国战略重心转向亚洲缺乏的不是活动空间，当务之急是摆正心态，想清楚’回来了’到底干点什么”。
显然，美国对“回来干点什么”想得很清楚，一出手就是经济、外交、军事多管齐下，而且紧锣密鼓地推进，令亚太地区的气象为之一变，不仅是想得很清楚，而且堪称是精心谋划、相机实施。看《美国要学会与中国相处》一文居高临下教训人的口吻，言下之意无非是说，中共在亚洲的影响力一定会上升，而美国一定会下降，亚洲的经济发展主要就是中国大陆的发展，美国要想从亚洲的经济发展中得到好处，就要对北京采取绥靖政策，学会与它相处。然而实际情况是，中共显然过高估计了它在亚洲的影响力。从多国响应、加入美国主导的TPP谈判，到澳洲和东南亚国家欢迎美国增加在这一地区的军力，显示出中共在它的邻居当中并不那么受欢迎。
论者多认为，美国以强有力的行动重返亚洲是得益于反恐战争的进展，从而能够从中东抽身，重回亚太大舞台。然而笔者认为，从历史大坐标系的眼光看，重返亚洲是回归过去百年来国际战略的大潮流，是回归主流和历史大方向，过去十年的反恐战争反而是条支线、是个意外。
回顾19世纪前的人类历史，贯穿着民族冲突、宗教冲突、文明冲突和利益冲突，而这些冲突中多包含有偏见、误解等非理性因素。 19世纪－20世纪初是资本主义迅速上升、支配世界的时期，这一时期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是世界政治的主导力量，国际争端伴随着赤裸裸的资源、市场、势力范围之争。 1914年－1918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宣告了“帝国时代”的终结，德国、奥匈、俄国、奥斯曼土耳其等一批老牌帝国随着战争的硝烟散尽而土崩瓦解。 1918年美国总统威尔逊提出了规范战后国际关系的十四点原则，“威尔逊十四点”是政治文明史上的里程碑事件，尽管当时被人讥笑为天真幼稚、理想主义，但是它的核心思想：民族自决、杜绝秘密外交、海上通航自由、建立平等国际贸易关系，构成了当世界的基本文明准则。
从一战以后到今天又是将近一百年，这一百年间国际矛盾的内容和过往的历史发生了很大变化，国与国之间的社会组织形式、生活方式和社会发展目标的差异，成为导致国际冲突的深层原因。换言之，意识形态的差异。只不过“意识形态”这个词在当今的中文语境中被过于丑化，暗含有“顽固不知变通”、“务虚不切实际”等意味。说得更明白些，“一战”以后的这一百年间，国际矛盾的主流是：民主阵营与掌握了强大的军事和政治力量的专制政权的矛盾。而专制政权凭借其增长的军事和政治力量试图支配其他国家，成为引发战争、威胁世界和平的最主要原因。
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之间，对世界和平最主要的威胁是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第二次世界大战就是由日本入侵中国、德国入侵波兰引起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最主要成果就是在世界范围内铲除了法西斯主义。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到20世纪90年代初，世界和平的最主要威胁是共产主义。在二战结束后的几十年间，共产主义在欧洲和亚洲迅速扩张，苏联和中共热衷于向全世界输出共产革命，利用各国存在的社会矛盾和民族矛盾，颠覆其原有政权。美国和欧洲的民主阵营结成“北大西洋公约国组织”，与以苏联为盟主的“华沙条约组织”相对垒。近半个世界的“冷战”使得世界随时都面临着核战争的危险。 20世纪末人类文明最大的一个成果就是苏联的解体，这头巨兽的倒下才使得悬在人类头顶的这把“达摩克利斯之剑”得以解除。
开始于21世纪伊始的反恐战争可以说突然把历史带离了原有的轨道，也可以说是一个意外。但随着时间的延续，不管在反恐战争上取得的进展或大或小，笔者认为美国迟早将意识到，对和平的最要主威胁仍然是来自于握有强大资源的专制势力。国际恐怖主义是一条支线，并没有改变过去100年间国际矛盾的主流。今天这个专制势力的最大代表当然“当仁不让”地是中共政权。
今天与过去一百年的国际环境有一个最大不同就是经济活动的全球化。中共既是全球经济活的参与者又是挑战者，因此国际矛盾显得更加复杂，也不像半个世纪以前那样泾渭分明。但是专制政权的基本属性没有改变，第一、对内剥夺公民个人权利、压制不同意见；第二、在宣传和外交上体现出极端民族主义和大国沙文主义；第三、社会发展成果主要被专制政权所取得，用于加强其专制体制，并在国际上营造有利于极权体制生存的空间。第四、在对国际关系的理解上，仍然是两种不同的头脑。专制政权认为国与国之间的关系是丛林竞争关系，国与国之间好比野兽之间为了资源和领地相互竞争，最终要靠肌肉和爪牙，外加一点狡诈来解决问题，条约和协议是过程中的权宜之计。而民主阵营认为国与国之间的关系是家族社区关系，国与国之间好比是大家族的社区成员，除利害关系之外还有血缘和情感的联系，最终要依靠伦理，即：在家族成员之间建立起共同的认知和行为规范来解决问题，并需要树立权威以贯彻规则。
只要以上的条件依然存在，今后仍将延续过去百年间国际矛盾的主流，而美国重返亚洲不过是对这一百年战略大势的回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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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为作者本人的观点和评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