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1年11月22日訊】如果要盤點2011年的10大國際新聞，毫無疑問美國高調重返亞洲將榜上有名。美國總統奧巴馬在11月13日出席了亞太經合組織的夏維夷峰會後，隨即開始了對澳大利亞和印度尼西亞的訪問，並出席在印尼峇里島舉行的東亞峰會。奧巴馬的這一輪穿梭外交的重點是先經貿、後安全，明確體現了在亞太地區重新洗牌、重構地區關係的意圖。
先是「泛太平洋戰略經濟夥伴關係」（TPP）進入加速擴展通道，基本框架已經就緒。這個自由貿易協定原本是汶萊、智利、紐西蘭、新加坡在2005年倡議發起的，美國在2009年加入談判後成為推動的主導力量。現在除了初始倡議的4國，還包括澳大利亞、美國、秘魯、越南、馬來西亞共九個成員。 2011年11月11日，日本宣佈加入TPP談判；加拿大和墨西哥作為北美自由貿易區和美洲國家組織的成員，繼日本之後也宣佈加入TPP談判;菲律賓、台灣也在考慮加入。一個環太平洋的「小世貿組織」的雛形已呼之慾出。由於TPP在貿易自由、制度公平透明等方面定下了一系列剛性的門檻，雖然奧巴馬在答記者問時也說只要中國願意加入TPP，美國也表示歡迎，但後者無疑還不具備加入的現實條件。
1999年柯林頓政府與北京簽署了《中美關於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的雙邊協議》，為中國大陸的「入世」打開了大門。但是由於對中國的不完全市場經濟狀況帶來的風險缺乏足夠估計，十幾年來北京當局通過操縱匯率製造不對稱的貿易優勢、以及侵犯知識產權等問題給美國製造了不少麻煩。也使得中共的經濟力量在短時間內得以迅速成長，提升了其國際地位。 TPP問世將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中共在亞太地區的經濟影響力，從這個意義上講，是對柯林頓政府支持北京加入世貿的一種補償。
而在安全領域，最引人注目的莫過於美國宣佈將駐軍澳洲北部的達爾文港，預計將把駐澳美軍的規模從現在的178人擴大到2500人。從澳洲北部進入南中國海比從日本和南韓的美軍基地要近很多，這毫無疑問將增強美軍對地區衝突做出快速反應的能力。
美國重返亞洲突然駛入快車道對中共來說多少有點始料不及。早些時候，10月25日新華社、人民網等國內媒體轉發了一篇口氣傲慢的評論《美國要學會與中國相處》，文中說美國「要發揮領導作用，光有雄心壯志是不夠的。美國在亞洲的地位歸根到底取決於現實的投入…… 亞洲國家在發展過程中只會越走越近，而不是越走越遠。亞洲的舞台十分寬廣，美國戰略重心轉向亞洲缺乏的不是活動空間，當務之急是擺正心態，想清楚’回來了’到底幹點什麼」。
顯然，美國對「回來幹點什麼」想得很清楚，一出手就是經濟、外交、軍事多管齊下，而且緊鑼密鼓地推進，令亞太地區的氣象為之一變，不僅是想得很清楚，而且堪稱是精心謀劃、相機實施。看《美國要學會與中國相處》一文居高臨下教訓人的口吻，言下之意無非是說，中共在亞洲的影響力一定會上升，而美國一定會下降，亞洲的經濟發展主要就是中國大陸的發展，美國要想從亞洲的經濟發展中得到好處，就要對北京採取綏靖政策，學會與它相處。然而實際情況是，中共顯然過高估計了它在亞洲的影響力。從多國響應、加入美國主導的TPP談判，到澳洲和東南亞國家歡迎美國增加在這一地區的軍力，顯示出中共在它的鄰居當中並不那麼受歡迎。
論者多認為，美國以強有力的行動重返亞洲是得益於反恐戰爭的進展，從而能夠從中東抽身，重回亞太大舞台。然而筆者認為，從歷史大坐標系的眼光看，重返亞洲是回歸過去百年來國際戰略的大潮流，是回歸主流和歷史大方向，過去十年的反恐戰爭反而是條支線、是個意外。
回顧19世紀前的人類歷史，貫穿著民族衝突、宗教衝突、文明衝突和利益衝突，而這些衝突中多包含有偏見、誤解等非理性因素。 19世紀－20世紀初是資本主義迅速上升、支配世界的時期，這一時期帝國主義和殖民主義是世界政治的主導力量，國際爭端伴隨著赤裸裸的資源、市場、勢力範圍之爭。 1914年－1918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戰宣告了「帝國時代」的終結，德國、奧匈、俄國、奧斯曼土耳其等一批老牌帝國隨著戰爭的硝煙散盡而土崩瓦解。 1918年美國總統威爾遜提出了規範戰後國際關係的十四點原則，「威爾遜十四點」是政治文明史上的里程碑事件，儘管當時被人譏笑為天真幼稚、理想主義，但是它的核心思想：民族自決、杜絕秘密外交、海上通航自由、建立平等國際貿易關係，構成了當世界的基本文明準則。
從一戰以後到今天又是將近一百年，這一百年間國際矛盾的內容和過往的歷史發生了很大變化，國與國之間的社會組織形式、生活方式和社會發展目標的差異，成為導致國際衝突的深層原因。換言之，意識形態的差異。只不過「意識形態」這個詞在當今的中文語境中被過於醜化，暗含有「頑固不知變通」、「務虛不切實際」等意味。說得更明白些，「一戰」以後的這一百年間，國際矛盾的主流是：民主陣營與掌握了強大的軍事和政治力量的專制政權的矛盾。而專制政權憑藉其增長的軍事和政治力量試圖支配其他國家，成為引發戰爭、威脅世界和平的最主要原因。
第一次世界大戰和第二次世界大戰之間，對世界和平最主要的威脅是法西斯主義和共產主義。第二次世界大戰就是由日本入侵中國、德國入侵波蘭引起的。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最主要成果就是在世界範圍內剷除了法西斯主義。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到20世紀90年代初，世界和平的最主要威脅是共產主義。在二戰結束後的幾十年間，共產主義在歐洲和亞洲迅速擴張，蘇聯和中共熱衷於向全世界輸出共產革命，利用各國存在的社會矛盾和民族矛盾，顛覆其原有政權。美國和歐洲的民主陣營結成「北大西洋公約國組織」，與以蘇聯為盟主的「華沙條約組織」相對壘。近半個世界的「冷戰」使得世界隨時都面臨著核戰爭的危險。 20世紀末人類文明最大的一個成果就是蘇聯的解體，這頭巨獸的倒下才使得懸在人類頭頂的這把「達摩克利斯之劍」得以解除。
開始於21世紀伊始的反恐戰爭可以說突然把歷史帶離了原有的軌道，也可以說是一個意外。但隨著時間的延續，不管在反恐戰爭上取得的進展或大或小，筆者認為美國遲早將意識到，對和平的最要主威脅仍然是來自於握有強大資源的專制勢力。國際恐怖主義是一條支線，並沒有改變過去100年間國際矛盾的主流。今天這個專制勢力的最大代表當然「當仁不讓」地是中共政權。
今天與過去一百年的國際環境有一個最大不同就是經濟活動的全球化。中共既是全球經濟活的參與者又是挑戰者，因此國際矛盾顯得更加複雜，也不像半個世紀以前那樣涇渭分明。但是專制政權的基本屬性沒有改變，第一、對內剝奪公民個人權利、壓制不同意見；第二、在宣傳和外交上體現出極端民族主義和大國沙文主義；第三、社會發展成果主要被專制政權所取得，用於加強其專制體制，並在國際上營造有利於極權體制生存的空間。第四、在對國際關係的理解上，仍然是兩種不同的頭腦。專制政權認為國與國之間的關係是叢林競爭關係，國與國之間好比野獸之間為了資源和領地相互競爭，最終要靠肌肉和爪牙，外加一點狡詐來解決問題，條約和協議是過程中的權宜之計。而民主陣營認為國與國之間的關係是家族社區關係，國與國之間好比是大家族的社區成員，除利害關係之外還有血緣和情感的聯繫，最終要依靠倫理，即：在家族成員之間建立起共同的認知和行為規範來解決問題，並需要樹立權威以貫徹規則。
只要以上的條件依然存在，今後仍將延續過去百年間國際矛盾的主流，而美國重返亞洲不過是對這一百年戰略大勢的回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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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為作者本人的觀點和評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