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1年11月5日讯】毫无疑问，当下的中国社会已经出现了一场相当程度上的信任危机。近些年来，从政府的习惯性说谎，到专家被民众嘲讽为“砖家”；从一些党政领导高调倡廉、“低调”贪腐，到普遍爆发的学术造假；从民众不相信官方的统计数据，到老太太跌倒没人敢帮扶……政府与民众之间，商家与消费者之间，直至人与人之间，“怀疑一切”几乎成为民众的一种集体意识，一种普遍缺乏信任的社会形态呈现在我们面前。前些时候，《舆情监测显示民众对政府专家及媒体信任度低》这篇报道被诸多媒体在显着位置转载，而早些时候，另一篇题为《中国社会面临全面公信力缺失》的文章就同样被媒体大量转载。社会诚信问题看上去被越来越多的媒体和民众所关注。
那么，中国社会今天何以会出现这样的信任危机呢？这在社会学上算是一个相当复杂的大题目，但我们也不妨就从政府、专家及媒体这三个方面来做一点简单观察吧。
政府：习惯性说谎
坦率讲，政府说谎至少在民众那里如今已是公论。我说“习惯性说谎”，是指它属于某种历史的惯性延续，此不赘述。关于政府说谎，人大教授张鸣就有如下这段论述：“谣言纷起之时，的确社会容易出事，尤其是摊上灾难，人心浮动，一个谣言，就可能造成更大的动荡。在这种时候，需要具有公信力的机构或者人出来澄清，只要及时澄清，就不会有事。但是，我们的政府却严重缺乏这种公信力，因为长期以来，政府说谎，已经成为民众的共识。因此，若要制止谣言，政府要带头说实话，说真话”。而在笔者看来，政府公信力下降至今天的“谁要是相信政府的话，上帝都会发笑”这样的程度，其实具体举例已经显得多余，因为此类事例实在就多到俯拾即是。不过，最近的一个新闻事实倒是颇为典型，其中的一句话还成为了时下的流行语——七月份，温州发生死伤惨重的动车追尾事故，在官方的新闻发布会上，铁道部发言人在被问到“为何要仓促掩埋车头”这个问题时称：“……掩埋车头主要是便于抢险……他们给出的解释是这样，至于你们信不信，我反正是信的。”这句话事后旋即成为流行语。“至于你们信不信，我反正是信的”，我想这句话的话外音或许有三：一是民众对政府的极度不信任，政府看上去也是心知肚明；二是如今政府的信息发布几乎要动员、说服民众去信任它了；三是在政府那里，对于民众的信与不信似乎已经无所谓了——信不信由你。
那么，政府的公信力今天何以如此呢？我想说到底，这只能解释为人治社会形态下的某种必然吧。人治社会最大的弊端就是凡事缺乏监督，少了监督，政府说谎这样的事当然就毫不奇怪了。
专家：屁股决定脑袋
谈到专家，众所周知，中国的专家现在常常被民众调侃为“砖家”，意即有些专家该被砖块痛击。那么“砖家”们何以常常胡说八道呢？我想比较合理的解释就是“屁股决定脑袋”这句俗话，即坐在什么位置说什么话；而这些“砖家”显然就是那些情愿被豢养的御用专家了。事实上，“砖家”们为了“维护稳定”，为了替官方做好相关“注释”，常常就抛却良心，甚至违背常理胡说八道。这里不妨列举一些事例。比如上次Sars爆发期间，世卫组织表示“目前这种在人际间传播、名为A/H1N1的新型病毒，世卫对其了解并不深入”；美国专家称“该病毒是属于异常的新型病毒，现阶段无法受到控制”；但中国专家当时却说“人感染猪流感是可防、可控、可治的”。又比如针对民众上访问题，有所谓专家竟抛出了臭名昭著的“99%以上的上访户精神有问题”这种骇人的言论。近期，利比亚那里内战正酣，关于中国政府的外交得失，舆论有着两种截然相反的评论。批评者说，中国没有及时抓住时机承认利比亚反对派，导致中国在利比亚的商业损失巨大；而引人注意的是那些正面评论的说法：在中国政府终于承认利比亚过渡委之时，那些“砖家”们也及时跟进说话了——我们这时候承认利比亚过渡委“不早不晚”。笔者虽不谙外交理论，这样的国际事务也有其复杂性，但“不早不晚”这样的赞扬，对社会公众来说它太过熟悉了，这分明不是什么评论，它纯粹就是“砖家”们从所谓的专业角度为政府背书罢了。
九月中旬，包括四名中国农业大学教授在内的六人实名举报中国农业大学原校长、“三院院士”石元春学术腐败。此消息一公布，舆论一片哗然。这一学术丑闻尽管至今还各有各的说辞，谁是谁非尚无定论。但涉事主角的学术层次可谓创下了一个新的高度——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和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其实，这也只是一个个案牵扯到的较高学术层级，而就中国学术腐败的普遍性来讲，此前的新闻报道所牵扯的大学校长学术腐败案件就早已多如牛毛，一点都不稀罕。事实上，学术造假这样的现象，如果把它放在整个社会大背景之下审视，似乎也并不多么令人惊讶，知识分子不可能在一个诚信缺失的社会中独善其身吧；然而，学术向来被认为是一片净土，“科学来不得半点马虎”，今天中国的学术造假大范围蔓延，它所折射的无疑就是这样一个社会现实：整个社会诚信体系某种程度上已经全面崩溃了。
媒体：“吃政府饭”不可能成为真正的媒体
再来看媒体。媒体本来是社会公器，那么为什么今天老百姓有些情况下连媒体也不予信任呢？我想这其中的原因也很简单，这就是：我们的所谓媒体事实上并非真正意义上的独立媒体，它在很大程度上仍然只是一种宣传工具而已。在温州动车追尾事故期间，有国内记者就在网上发出过一篇长文：《真实就是力量，我问心无愧》，其中的一段文字涉及到了受害者家属对于国内记者与境外记者的不同态度——“……很讽刺的一点是汤先生一家几乎只接受境外记者的采访，当然包括香港的媒体。他们说的话虽然有失偏颇，却很实在：‘你们这些吃政府饭的媒体，我就算说了你们敢写吗，还是不要浪费大家时间了’”——这就是民众心目中的中国媒体。
应当说，进入新时期以来，中国的媒体在一定程度上较之过去有了历史性的进步，尤其是互联网这种新型媒体的出现以后。坦率来说，互联网这种新型媒体对整个中国的媒体生态产生了巨大冲击，一个直接结果就是政府在媒体的管制上出现了一定的难度，媒体也因此在行驶社会监督功能上发挥了从未有过的历史性作用，这当然是一种进步。然而，从体制上来说，今天中国的所谓媒体，它就仍然没有逃脱被管制的桎梏，“你们这些吃政府饭的媒体，我就算说了你们敢写吗，还是不要浪费大家时间了”就是民众对这种体制的一种抱怨吧。
“政府表态，不信；专家解释，不信；媒体报道，还是不信”，“除了自己，我们还能相信谁？”——我想，这既是一种社会现状的描述，也是一种民众所发出的呐喊。可以说，我们当前所经历的这种社会诚信危机、信任危机，它无疑是全面性的；而要解决这一问题，重构中国的社会诚信体系，就必须从根本上解决体制问题才行！
文章来源：《公民》月刊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观点和陈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