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1年11月5日訊】毫無疑問，當下的中國社會已經出現了一場相當程度上的信任危機。近些年來，從政府的習慣性說謊，到專家被民眾嘲諷為「磚家」；從一些黨政領導高調倡廉、「低調」貪腐，到普遍爆發的學術造假；從民眾不相信官方的統計數據，到老太太跌倒沒人敢幫扶……政府與民眾之間，商家與消費者之間，直至人與人之間，「懷疑一切」幾乎成為民眾的一種集體意識，一種普遍缺乏信任的社會形態呈現在我們面前。前些時候，《輿情監測顯示民眾對政府專家及媒體信任度低》這篇報道被諸多媒體在顯著位置轉載，而早些時候，另一篇題為《中國社會面臨全面公信力缺失》的文章就同樣被媒體大量轉載。社會誠信問題看上去被越來越多的媒體和民眾所關注。
那麼，中國社會今天何以會出現這樣的信任危機呢？這在社會學上算是一個相當複雜的大題目，但我們也不妨就從政府、專家及媒體這三個方面來做一點簡單觀察吧。
政府：習慣性說謊
坦率講，政府說謊至少在民眾那裡如今已是公論。我說「習慣性說謊」，是指它屬於某種歷史的慣性延續，此不贅述。關於政府說謊，人大教授張鳴就有如下這段論述：「謠言紛起之時，的確社會容易出事，尤其是攤上災難，人心浮動，一個謠言，就可能造成更大的動蕩。在這種時候，需要具有公信力的機構或者人出來澄清，只要及時澄清，就不會有事。但是，我們的政府卻嚴重缺乏這種公信力，因為長期以來，政府說謊，已經成為民眾的共識。因此，若要制止謠言，政府要帶頭說實話，說真話」。而在筆者看來，政府公信力下降至今天的「誰要是相信政府的話，上帝都會發笑」這樣的程度，其實具體舉例已經顯得多餘，因為此類事例實在就多到俯拾即是。不過，最近的一個新聞事實倒是頗為典型，其中的一句話還成為了時下的流行語——七月份，溫州發生死傷慘重的動車追尾事故，在官方的新聞發布會上，鐵道部發言人在被問到「為何要倉促掩埋車頭」這個問題時稱：「……掩埋車頭主要是便於搶險……他們給出的解釋是這樣，至於你們信不信，我反正是信的。」這句話事後旋即成為流行語。「至於你們信不信，我反正是信的」，我想這句話的話外音或許有三：一是民眾對政府的極度不信任，政府看上去也是心知肚明；二是如今政府的信息發布幾乎要動員、說服民眾去信任它了；三是在政府那裡，對於民眾的信與不信似乎已經無所謂了——信不信由你。
那麼，政府的公信力今天何以如此呢？我想說到底，這隻能解釋為人治社會形態下的某種必然吧。人治社會最大的弊端就是凡事缺乏監督，少了監督，政府說謊這樣的事當然就毫不奇怪了。
專家：屁股決定腦袋
談到專家，眾所周知，中國的專家現在常常被民眾調侃為「磚家」，意即有些專家該被磚塊痛擊。那麼「磚家」們何以常常胡說八道呢？我想比較合理的解釋就是「屁股決定腦袋」這句俗話，即坐在什麼位置說什麼話；而這些「磚家」顯然就是那些情願被豢養的御用專家了。事實上，「磚家」們為了「維護穩定」，為了替官方做好相關「註釋」，常常就拋卻良心，甚至違背常理胡說八道。這裏不妨列舉一些事例。比如上次Sars爆發期間，世衛組織表示「目前這種在人際間傳播、名為A/H1N1的新型病毒，世衛對其了解並不深入」；美國專家稱「該病毒是屬於異常的新型病毒，現階段無法受到控制」；但中國專家當時卻說「人感染豬流感是可防、可控、可治的」。又比如針對民眾上訪問題，有所謂專家竟拋出了臭名昭著的「99%以上的上訪戶精神有問題」這種駭人的言論。近期，利比亞那裡內戰正酣，關於中國政府的外交得失，輿論有著兩種截然相反的評論。批評者說，中國沒有及時抓住時機承認利比亞反對派，導致中國在利比亞的商業損失巨大；而引人注意的是那些正面評論的說法：在中國政府終於承認利比亞過渡委之時，那些「磚家」們也及時跟進說話了——我們這時候承認利比亞過渡委「不早不晚」。筆者雖不諳外交理論，這樣的國際事務也有其複雜性，但「不早不晚」這樣的讚揚，對社會公眾來說它太過熟悉了，這分明不是什麼評論，它純粹就是「磚家」們從所謂的專業角度為政府背書罷了。
九月中旬，包括四名中國農業大學教授在內的六人實名舉報中國農業大學原校長、「三院院士」石元春學術腐敗。此消息一公布，輿論一片嘩然。這一學術醜聞儘管至今還各有各的說辭，誰是誰非尚無定論。但涉事主角的學術層次可謂創下了一個新的高度——中國科學院、中國工程院和第三世界科學院院士！其實，這也只是一個個案牽扯到的較高學術層級，而就中國學術腐敗的普遍性來講，此前的新聞報道所牽扯的大學校長學術腐敗案件就早已多如牛毛，一點都不稀罕。事實上，學術造假這樣的現象，如果把它放在整個社會大背景之下審視，似乎也並不多麼令人驚訝，知識分子不可能在一個誠信缺失的社會中獨善其身吧；然而，學術向來被認為是一片凈土，「科學來不得半點馬虎」，今天中國的學術造假大範圍蔓延，它所折射的無疑就是這樣一個社會現實：整個社會誠信體系某種程度上已經全面崩潰了。
媒體：「吃政府飯」不可能成為真正的媒體
再來看媒體。媒體本來是社會公器，那麼為什麼今天老百姓有些情況下連媒體也不予信任呢？我想這其中的原因也很簡單，這就是：我們的所謂媒體事實上並非真正意義上的獨立媒體，它在很大程度上仍然只是一種宣傳工具而已。在溫州動車追尾事故期間，有國內記者就在網上發出過一篇長文：《真實就是力量，我問心無愧》，其中的一段文字涉及到了受害者家屬對於國內記者與境外記者的不同態度——「……很諷刺的一點是湯先生一家幾乎只接受境外記者的採訪，當然包括香港的媒體。他們說的話雖然有失偏頗，卻很實在：『你們這些吃政府飯的媒體，我就算說了你們敢寫嗎，還是不要浪費大家時間了』」——這就是民眾心目中的中國媒體。
應當說，進入新時期以來，中國的媒體在一定程度上較之過去有了歷史性的進步，尤其是互聯網這種新型媒體的出現以後。坦率來說，互聯網這種新型媒體對整個中國的媒體生態產生了巨大衝擊，一個直接結果就是政府在媒體的管制上出現了一定的難度，媒體也因此在行駛社會監督功能上發揮了從未有過的歷史性作用，這當然是一種進步。然而，從體制上來說，今天中國的所謂媒體，它就仍然沒有逃脫被管制的桎梏，「你們這些吃政府飯的媒體，我就算說了你們敢寫嗎，還是不要浪費大家時間了」就是民眾對這種體制的一種抱怨吧。
「政府表態，不信；專家解釋，不信；媒體報道，還是不信」，「除了自己，我們還能相信誰？」——我想，這既是一種社會現狀的描述，也是一種民眾所發出的吶喊。可以說，我們當前所經歷的這種社會誠信危機、信任危機，它無疑是全面性的；而要解決這一問題，重構中國的社會誠信體系，就必須從根本上解決體制問題才行！
文章來源：《公民》月刊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