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1年11月1日讯】 一、历史的回顾：农民，永远的被抛弃者；永远的弱势群体！
“中国历代王朝都毁于流民之手，当今中国执政党起于贫瘠的农村，它将败亡于农民问题吗？”（摘自德国学者洛伊宁格尔《第三只眼睛看世界》第二章“八亿农民，中国的活火山”）。
本文也从“八亿农民，中国的活火山”谈起。
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传统农业国家。农民，历来是这个国家最大的、苦难最沉重的弱势群体。正因为如此，农民历来是两千多年间无数次“农民起义”的主力军。而悲剧也恰恰在这里：当一次次被冠以“农民起义”美名的暴力革命胜利后，胜利果实随即被个别“起义领袖”所窃取。一场场惨烈的“农民起义”，无一不以“城头变换大王旗”悲剧结局结束。因而，每一场“农民起义”结束之时，由于生产力遭遇极大的破坏，农民总是陷入新的更大的苦难之中。
在两千多年的王朝更迭史中，农民永远是新王朝建立的主力军。同时，又是永远的被抛弃者，永远的弱势群体！
目光转向当代：
陈毅有一名言——“淮海战役的胜利是农民用手推车推出来的”。而事实上，六十二年前那场“国内革命战争”的胜利，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场“农民起义”战争的胜利。在这场时日旷久、代价惨烈的战争中，中国亿万农民兄弟为红色江山的建立，立下了最最重要、无可代替的功劳——从中央苏区、鄂豫皖苏区到陕甘宁边区；从东北战场到淮海前线；从渡江战役到“解放全中国”，千百万农民子弟兵倒在了血泊之中！
“打土豪，分田地，翻身作主人”口号，强烈吸引了广大农民的投身革命的热情（尽管他们对“革命”的认识只停留在“初级阶段”）。并付出了惨烈代价。革命胜利了，他们也果真分得了梦寐以求的土地。只是分到的田地没几年先是“合作化”，后又“公社化”了。
“新中国”成立之初，并没有建立严格的户籍管理制度。城乡之间，城市与城市之间的人口流动并没有特别的限制。除少数地主、“反革命分子”和“坏分子”之外，并不限制大多数民众的居住和迁徙自由。《城市户口管理暂行条例》第一条即开宗明义地说明：“维护社会治安，保障人民安全及居住、迁徙自由。”
由于政策性倾斜因素所致，建国不久，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两者收入和生活水平差距逐渐拉大，1949年至1952年，职工平均工资的增长速度为60%~120%，而农村的收入的增长幅度为30%。特别是1952年土改之后，农村无地可分，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需寻找出路。
这时期，城镇人口出现快速增长。1952年，市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由1949年的10.6％，上升到12.5％。1950-1952年，城镇人口年均增长7.5%，远高于农村人口年均增长1.3%的水平。大城市的人口增长更快，譬如上海市1951年，迁入人口100万，迁出56.6万多，净流入达43万多人。
1952年，由于“三反”“五反”运动生产严重的消极后果，城镇工商业开始萎缩，大量工商户歇业停产，全国失业、半失业的人数约280万左右。其中失业、半失业工人约有120万。到1952底，全国无业者有376.6万人。
然而，情况仍在不断恶化——“新中国”刚建立，正处于百废待兴之时，执政者却不顾农民刚从几十年战乱中喘息末定的现实，先是为了保证“抗美援朝”所急需的庞大的粮食物资供应，后来则为了获取工业化优先发展，尤其是重点实施重工业、军工业优先发展战略所需要的原始积累资金，实行了一系列变相强征、“挖农补工”和“剪刀差”严重损害农民利益的政策。
由于政府长期的、过度的低价征购，农民收入明显减少，生存状况持续恶化。于是从1954年春开始，大批农民纷纷背井离乡，外出谋生。1954年的迁移人数为2200万人，1955年上升为2500万人，1956年又继续加大，达到了3000万。许多人流入城市后，有的生活无着流浪街头，有的沦为乞丐，甚至偷盗犯罪。（引自《共和国辞典》：二元户籍制度http://news.qq.com/zt2011/ghgcd/48.htm）
到了1955年春，农民的粮食被过度征购，又遇上了天灾，全国各地农民普遍发生闹粮风潮。中央不得不紧急整顿统购统销政策。
1955年8月，国务院正式颁布《农村粮食统购统销定量供应暂行办法》和《市镇粮食定量供应暂行办法》两个文件，把粮食的计划供应指标就与城镇户口直接联系起来。在农村，实行粮食定产、定购、定销（简称“三定”）的办法，明确农民自己解决吃粮问题；在城市，在“按户核实”供应的基础上，规定对非农业人口一律实行居民口粮分等级定量供应。
1956年，所谓的“城乡社会主义”、农业集体化基本完成。这时城乡二元格局的利益冲突更加严重。首先是农民收入明显减少。1956年，由于生产没有增加，再加上副业收入减少和合作社开支过大，1956年农户减少收入比例约占农户的1/3或1/4。（引自《共和国辞典》）
这时，被集体化后农民对已经不属于自己的土地再无眷恋，他们不能忍受合作社对他们的严厉管束，纷纷到城市谋生，农民外流的情况日益严重。仅1954年到1956年的3年间，迁移人数就达7700万。进1956年、1957年，城镇人口就增加了1664万。据估计，这一时期从农村迁入城市的人口约占新增城市人口的56%。（引自《共和国辞典》）
1958年全国人大常委会以毛泽东名义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条例》在法理上沿用了上述公安部的解释，标志着中国城乡二元户籍管理制度的正式建立。从此，农民如同被孙悟空的金箍棒划了一个圈，被牢牢禁锢在农村。从此失去一切流动的可能性。甭说进城打工是一个奢望，纵然外出他乡“搞副业”也被视为“资本主义尾巴”遭到无情“割断”（当时有一句最流行的口号叫“割资本主义尾巴）。
由于长期性地实行一系列以牺牲农村、农民利益为代价的“基本国策”，结果造成了农村长期落后、农民生活水平远远低于城市居民水平，甚至远低于“解放前”的严重后果。梁漱溟先生当年关于“工人生活在九天，农民生活在九地”之说决非虚言。
二、“渴望城市”30年，却沦为事实上的“贱民”！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绝大多数中国农民工的城市梦破碎了——几年前，曾看过一部反映进城农民工悲惨遭遇的电视剧连续剧《渴望城市》。这部纪实性的电视剧题材完全来源于对当代中国农民工的深刻透视和认识。它以民工犯罪为主线，讲述了12个民工杀人个案的详细过程和心理分析。镜头中这12个杀人犯本是心地善良的农村人，他们分别带着不同的梦想来到城市。然而，来到城市之后他们才痛苦地发现：他们的境遇，与60年代以前的深受白人歧视的美国黑人竟惊人地相似，甚至不如：这里虽然没有“种族歧视”，却有程度不轻的“同族歧视”——大多高贵的城里人把他们这些“外地佬”当另类怪物，嫌他们脏，总是向他们投来异样的目光。他们虽然干最苦最脏的活，住最简陋的房子，吃最差的食品，但得到的报酬却惊人地少……在极为恶劣和扭曲的生存环境下，悲剧不可避免地在他们身上发生了。
绝大多数中国农民工的打工史，都是一部充满苦涩和辛酸的血泪史！《渴望城市》12个农民工的悲惨遭遇，只是当代中国农民工苦难的一个缩影。与《渴望城市》12个农民工悲惨遭遇不同的是，中国人与生俱来的、难以想像的忍辱负重本能，使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因更能忍受一切苦难，更能忍受现实中的一切不公，所以，避免了类似的悲剧在自己身上发生。
十年过去了，二十年过去了。对第一批进城的农民工而言，三十年也即将过去了，他们的青春一点一点被耗去，城市在他们的血汗中一年比一年气派、漂亮起来了。但城市的气派、漂亮却与他们没有任何关系——户籍制度的天堑鸿沟，注定他们永远无法摘掉“外来务工人员”的帽子。也因而无法享受城里人所能享有的绝大多数社会福利待遇。他们成了永远的漂泊一族。
与“天天都是好日子”歌声形成强烈反差的是，绝大多数中国农民工的现实却是“王小二过年，一年不如一年”：他们中的大多数人，由于家中老小成为“乡村留守一族”，春节期间他们仍然要回到遥远的农村；条件稍好者将子女接出所在打工城市，也只能寄读在收费不菲、条件简陋的私立学校。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仍然住在城市最简陋的出租屋中。
这些年，在只见房租、物价飞升，却不见工资涨幅的现实下，中国亿万农民工的生存现状更加严峻！生存状态令人心酸：据有关数据统计，70％的农民工月收入仍在1500元之间，还有一部分月收入在1000元左右。
而在只见房租、物价飞升不见工资涨幅的现实下，近几年间，农民工中曾一度刮起“返乡潮”。然而，家乡土地的严重流失和荒抚，以及农副业投资的微利现实，使这些一度回家的农民最终不得不再次背上行李，怀着迷茫的心情踏上进城打工之路。
苦日子何时是尽头？亿万农民工一片迷茫……
农民，农民，可怜的中国农民！——30年前，他们被划地为牢，长期禁锢在一块极为有限的耕地上；30年后，他们带着各种梦想涌向城市，然而，30年后人们会发现，他们中绝大多数人的城市“淘金梦”彻底破碎了。严格的二元户籍制度，以及各种城乡有别的社会福利政策，既是亿万农民工“城市梦”破灭的原因所在。也是当今中国广大农村落后、农民问题日益尖锐化的症结所在。
不堪广大农民工的苦难和广大农民“像哑巴一样的生活着”的现实，是我撰写“中国农民工最新生存现状调查系列文章”的初衷所在。
当今中国究竟有多少农民工？于建嵘教授《抗争性政治》一书提供的数据为1•3亿。中国青年报提供的一个数字是2亿。但无论是1•3亿还是2亿，仅是纯粹意义上的农民工。而在笔者看来，当今中国的农民工，应包括绝大多数来自农村的大中专毕业生——虽然他们的户口在上大、中专学校之时已“农转非”，但是，现行的户籍制度，覆盖面极小、各地政策不一的社会福利保障制度，却使这个群体中的绝大多数人成为“非农业人口农民工”！原因是不言而喻的：只要未能成为公务员或国有企业的正式职工，他们就不能享受所在城市居民所能享受的大多数待遇。
当今中国各地农村，几乎家家有人进城打工，农村女人守着家中一亩三分地，赡养老人、照顾孩子。其中，有相当一大部分人进城打工已逾二十年。随着年纪的增大和物价的不断飞涨，衣、食、住、行、读、生、老、病、死等等问题，都越来越成为他们的心病。这是现实中国一个极为尖锐突出的社会问题。只是中国人超强的忍耐能力，使这个问题暂时被繁华“盛世”的表象所掩盖。
当今中国，各种社会问题和社会矛盾堆积如山。而数亿农民工事实上沦为“二等国民”，其中相当一大部分沦为“城市贱民”的严峻现实，更是最为突出和尖锐的问题和矛盾。德国学者洛伊宁格尔在《第三只眼睛看中国》一书的第二章“八亿农民，中国的活火山”中曾提出这样的疑问：“中国历代王朝都毁于流民之手，中国共产党，起于贫瘠的农村，它将败亡于农民问题吗？”
洛伊宁格尔的质疑并非是杞人忧天之论：农村人口，仍占这个国家的大多数。而亿万农民工的贫困工的生存现状得不到实质改善，中国农村的贫困面貌就不可能得到根本的改变。而长期积蕴的怨气，尤其是对未来的绝望，随时可能会诱发一场灾难性的社会事件。如果执政者不意识到这一点，仍然继续实行长达五十多年的制度性歧视政策，火山的爆发随时可能发生！
中国人民是世界上最能忍受苦难的人民。李昌平先生曾经痛心疾首地指出：“在今天的中国，农民没有获得中国公民的权利。农民没有自己的组织，政府听不到他们的声音，在中国农民70％，他们就像哑巴一样的生活着，这是多么的悲哀啊！”不堪广大农民工的苦难和广大农民“像哑巴一样的生活着”的现实，是我撰写“中国农民工最新生存现状调查系列文章”的初衷所在。
后天开始，本人将在凤凰博客、博客中国和新浪博客陆续刊出系列反映中国农民工生存现状调查的系列文章之一《我只渴望在上海拥有属于自己的“贫民窟”和户口》希望网友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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