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1年11月1日訊】 一、歷史的回顧：農民，永遠的被拋棄者；永遠的弱勢群體！
「中國歷代王朝都毀於流民之手，當今中國執政黨起於貧瘠的農村，它將敗亡於農民問題嗎？」（摘自德國學者洛伊寧格爾《第三隻眼睛看世界》第二章「八億農民，中國的活火山」）。
本文也從「八億農民，中國的活火山」談起。
中國是一個歷史悠久的傳統農業國家。農民，歷來是這個國家最大的、苦難最沉重的弱勢群體。正因為如此，農民歷來是兩千多年間無數次「農民起義」的主力軍。而悲劇也恰恰在這裡：當一次次被冠以「農民起義」美名的暴力革命勝利後，勝利果實隨即被個別「起義領袖」所竊取。一場場慘烈的「農民起義」，無一不以「城頭變換大王旗」悲劇結局結束。因而，每一場「農民起義」結束之時，由於生產力遭遇極大的破壞，農民總是陷入新的更大的苦難之中。
在兩千多年的王朝更迭史中，農民永遠是新王朝建立的主力軍。同時，又是永遠的被拋棄者，永遠的弱勢群體！
目光轉向當代：
陳毅有一名言——「淮海戰役的勝利是農民用手推車推出來的」。而事實上，六十二年前那場「國內革命戰爭」的勝利，是中國歷史上最後一場「農民起義」戰爭的勝利。在這場時日曠久、代價慘烈的戰爭中，中國億萬農民兄弟為紅色江山的建立，立下了最最重要、無可代替的功勞——從中央蘇區、鄂豫皖蘇區到陝甘寧邊區；從東北戰場到淮海前線；從渡江戰役到「解放全中國」，千百萬農民子弟兵倒在了血泊之中！
「打土豪，分田地，翻身作主人」口號，強烈吸引了廣大農民的投身革命的熱情（儘管他們對「革命」的認識只停留在「初級階段」）。並付出了慘烈代價。革命勝利了，他們也果真分得了夢寐以求的土地。只是分到的田地沒幾年先是「合作化」，後又「公社化」了。
「新中國」成立之初，並沒有建立嚴格的戶籍管理制度。城鄉之間，城市與城市之間的人口流動並沒有特別的限制。除少數地主、「反革命分子」和「壞分子」之外，並不限制大多數民眾的居住和遷徙自由。《城市戶口管理暫行條例》第一條即開宗明義地說明：「維護社會治安，保障人民安全及居住、遷徙自由。」
由於政策性傾斜因素所致，建國不久，城鎮居民和農村居民兩者收入和生活水平差距逐漸拉大，1949年至1952年，職工平均工資的增長速度為60%~120%，而農村的收入的增長幅度為30%。特別是1952年土改之後，農村無地可分，大量農村剩餘勞動力需尋找出路。
這時期，城鎮人口出現快速增長。1952年，市鎮人口占總人口的比例由1949年的10.6％，上升到12.5％。1950-1952年，城鎮人口年均增長7.5%，遠高於農村人口年均增長1.3%的水平。大城市的人口增長更快，譬如上海市1951年，遷入人口100萬，遷出56.6萬多，淨流入達43萬多人。
1952年，由於「三反」「五反」運動生產嚴重的消極後果，城鎮工商業開始萎縮，大量工商戶歇業停產，全國失業、半失業的人數約280萬左右。其中失業、半失業工人約有120萬。到1952底，全國無業者有376.6萬人。
然而，情況仍在不斷惡化——「新中國」剛建立，正處於百廢待興之時，執政者卻不顧農民剛從幾十年戰亂中喘息末定的現實，先是為了保證「抗美援朝」所急需的龐大的糧食物資供應，後來則為了獲取工業化優先發展，尤其是重點實施重工業、軍工業優先發展戰略所需要的原始積累資金，實行了一系列變相強徵、「挖農補工」和「剪刀差」嚴重損害農民利益的政策。
由於政府長期的、過度的低價徵購，農民收入明顯減少，生存狀況持續惡化。於是從1954年春開始，大批農民紛紛背井離鄉，外出謀生。1954年的遷移人數為2200萬人，1955年上升為2500萬人，1956年又繼續加大，達到了3000萬。許多人流入城市後，有的生活無著流浪街頭，有的淪為乞丐，甚至偷盜犯罪。（引自《共和國辭典》：二元戶籍制度http://news.qq.com/zt2011/ghgcd/48.htm）
到了1955年春，農民的糧食被過度徵購，又遇上了天災，全國各地農民普遍發生鬧糧風潮。中央不得不緊急整頓統購統銷政策。
1955年8月，國務院正式頒佈《農村糧食統購統銷定量供應暫行辦法》和《市鎮糧食定量供應暫行辦法》兩個文件，把糧食的計劃供應指標就與城鎮戶口直接聯繫起來。在農村，實行糧食定產、定購、定銷（簡稱「三定」）的辦法，明確農民自己解決吃糧問題；在城市，在「按戶核實」供應的基礎上，規定對非農業人口一律實行居民口糧分等級定量供應。
1956年，所謂的「城鄉社會主義」、農業集體化基本完成。這時城鄉二元格局的利益衝突更加嚴重。首先是農民收入明顯減少。1956年，由於生產沒有增加，再加上副業收入減少和合作社開支過大，1956年農戶減少收入比例約佔農戶的1/3或1/4。（引自《共和國辭典》）
這時，被集體化後農民對已經不屬於自己的土地再無眷戀，他們不能忍受合作社對他們的嚴厲管束，紛紛到城市謀生，農民外流的情況日益嚴重。僅1954年到1956年的3年間，遷移人數就達7700萬。進1956年、1957年，城鎮人口就增加了1664萬。據估計，這一時期從農村遷入城市的人口約佔新增城市人口的56%。（引自《共和國辭典》）
1958年全國人大常委會以毛澤東名義簽署《中華人民共和國戶口登記條例》，《條例》在法理上沿用了上述公安部的解釋，標誌著中國城鄉二元戶籍管理制度的正式建立。從此，農民如同被孫悟空的金箍棒劃了一個圈，被牢牢禁錮在農村。從此失去一切流動的可能性。甭說進城打工是一個奢望，縱然外出他鄉「搞副業」也被視為「資本主義尾巴」遭到無情「割斷」（當時有一句最流行的口號叫「割資本主義尾巴）。
由於長期性地實行一系列以犧牲農村、農民利益為代價的「基本國策」，結果造成了農村長期落後、農民生活水平遠遠低於城市居民水平，甚至遠低於「解放前」的嚴重後果。梁漱溟先生當年關於「工人生活在九天，農民生活在九地」之說決非虛言。
二、「渴望城市」30年，卻淪為事實上的「賤民」！
然而，隨著時間的推移，絕大多數中國農民工的城市夢破碎了——幾年前，曾看過一部反映進城農民工悲慘遭遇的電視劇連續劇《渴望城市》。這部紀實性的電視劇題材完全來源於對當代中國農民工的深刻透視和認識。它以民工犯罪為主線，講述了12個民工殺人個案的詳細過程和心理分析。鏡頭中這12個殺人犯本是心地善良的農村人，他們分別帶著不同的夢想來到城市。然而，來到城市之後他們才痛苦地發現：他們的境遇，與60年代以前的深受白人歧視的美國黑人竟驚人地相似，甚至不如：這裡雖然沒有「種族歧視」，卻有程度不輕的「同族歧視」——大多高貴的城裡人把他們這些「外地佬」當另類怪物，嫌他們髒，總是向他們投來異樣的目光。他們雖然干最苦最髒的活，住最簡陋的房子，吃最差的食品，但得到的報酬卻驚人地少……在極為惡劣和扭曲的生存環境下，悲劇不可避免地在他們身上發生了。
絕大多數中國農民工的打工史，都是一部充滿苦澀和辛酸的血淚史！《渴望城市》12個農民工的悲慘遭遇，只是當代中國農民工苦難的一個縮影。與《渴望城市》12個農民工悲慘遭遇不同的是，中國人與生俱來的、難以想像的忍辱負重本能，使他們中的絕大多數人因更能忍受一切苦難，更能忍受現實中的一切不公，所以，避免了類似的悲劇在自己身上發生。
十年過去了，二十年過去了。對第一批進城的農民工而言，三十年也即將過去了，他們的青春一點一點被耗去，城市在他們的血汗中一年比一年氣派、漂亮起來了。但城市的氣派、漂亮卻與他們沒有任何關係——戶籍制度的天塹鴻溝，注定他們永遠無法摘掉「外來務工人員」的帽子。也因而無法享受城裡人所能享有的絕大多數社會福利待遇。他們成了永遠的漂泊一族。
與「天天都是好日子」歌聲形成強烈反差的是，絕大多數中國農民工的現實卻是「王小二過年，一年不如一年」：他們中的大多數人，由於家中老小成為「鄉村留守一族」，春節期間他們仍然要回到遙遠的農村；條件稍好者將子女接出所在打工城市，也只能寄讀在收費不菲、條件簡陋的私立學校。他們中的絕大多數人，仍然住在城市最簡陋的出租屋中。
這些年，在只見房租、物價飛昇，卻不見工資漲幅的現實下，中國億萬農民工的生存現狀更加嚴峻！生存狀態令人心酸：據有關數據統計，70％的農民工月收入仍在1500元之間，還有一部分月收入在1000元左右。
而在只見房租、物價飛昇不見工資漲幅的現實下，近幾年間，農民工中曾一度颳起「返鄉潮」。然而，家鄉土地的嚴重流失和荒撫，以及農副業投資的微利現實，使這些一度回家的農民最終不得不再次背上行李，懷著迷茫的心情踏上進城打工之路。
苦日子何時是盡頭？億萬農民工一片迷茫……
農民，農民，可憐的中國農民！——30年前，他們被劃地為牢，長期禁錮在一塊極為有限的耕地上；30年後，他們帶著各種夢想湧向城市，然而，30年後人們會發現，他們中絕大多數人的城市「淘金夢」徹底破碎了。嚴格的二元戶籍制度，以及各種城鄉有別的社會福利政策，既是億萬農民工「城市夢」破滅的原因所在。也是當今中國廣大農村落後、農民問題日益尖銳化的癥結所在。
不堪廣大農民工的苦難和廣大農民「像啞巴一樣的生活著」的現實，是我撰寫「中國農民工最新生存現狀調查系列文章」的初衷所在。
當今中國究竟有多少農民工？於建嶸教授《抗爭性政治》一書提供的數據為1•3億。中國青年報提供的一個數字是2億。但無論是1•3億還是2億，僅是純粹意義上的農民工。而在筆者看來，當今中國的農民工，應包括絕大多數來自農村的大中專畢業生——雖然他們的戶口在上大、中專學校之時已「農轉非」，但是，現行的戶籍制度，覆蓋面極小、各地政策不一的社會福利保障制度，卻使這個群體中的絕大多數人成為「非農業人口農民工」！原因是不言而喻的：只要未能成為公務員或國有企業的正式職工，他們就不能享受所在城市居民所能享受的大多數待遇。
當今中國各地農村，幾乎家家有人進城打工，農村女人守著家中一畝三分地，贍養老人、照顧孩子。其中，有相當一大部分人進城打工已逾二十年。隨著年紀的增大和物價的不斷飛漲，衣、食、住、行、讀、生、老、病、死等等問題，都越來越成為他們的心病。這是現實中國一個極為尖銳突出的社會問題。只是中國人超強的忍耐能力，使這個問題暫時被繁華「盛世」的表象所掩蓋。
當今中國，各種社會問題和社會矛盾堆積如山。而數億農民工事實上淪為「二等國民」，其中相當一大部分淪為「城市賤民」的嚴峻現實，更是最為突出和尖銳的問題和矛盾。德國學者洛伊寧格爾在《第三隻眼睛看中國》一書的第二章「八億農民，中國的活火山」中曾提出這樣的疑問：「中國歷代王朝都毀於流民之手，中國共產黨，起於貧瘠的農村，它將敗亡於農民問題嗎？」
洛伊寧格爾的質疑並非是杞人憂天之論：農村人口，仍佔這個國家的大多數。而億萬農民工的貧困工的生存現狀得不到實質改善，中國農村的貧困面貌就不可能得到根本的改變。而長期積蘊的怨氣，尤其是對未來的絕望，隨時可能會誘發一場災難性的社會事件。如果執政者不意識到這一點，仍然繼續實行長達五十多年的制度性歧視政策，火山的爆發隨時可能發生！
中國人民是世界上最能忍受苦難的人民。李昌平先生曾經痛心疾首地指出：「在今天的中國，農民沒有獲得中國公民的權利。農民沒有自己的組織，政府聽不到他們的聲音，在中國農民70％，他們就像啞巴一樣的生活著，這是多麼的悲哀啊！」不堪廣大農民工的苦難和廣大農民「像啞巴一樣的生活著」的現實，是我撰寫「中國農民工最新生存現狀調查系列文章」的初衷所在。
後天開始，本人將在鳳凰博客、博客中國和新浪博客陸續刊出系列反映中國農民工生存現狀調查的系列文章之一《我只渴望在上海擁有屬於自己的「貧民窟」和戶口》希望網友關注。
文章來源：作者博客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