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1年10月8日讯】迫于无奈，这些天我夫妇俩都在街边卖房。今天上午，我让妻子留在家里陪伴86岁高龄的岳母，独自上街去卖房。11时左右，突然又来了几个穿制服的党国警察，不由分说，在众目睽睽之下，又抢走了我贴在自己摩托车上写有卖房缘由的A4纸。
这已经是第二次被警察抢走这些东西了。纸上的内容只有两段话，全文如下：
“受够了丧尽天良的残酷迫害
我20岁参军，21岁立功、入党，先后出版著作7部。在写作政论、时评的日子里，我坚持反映百姓的生存困苦，点名道姓批评过京城的一些高官，独生子廖梦君于2006年惨烈遇害广东，遇害学生的尸检报告、相关照片及‘破案’卷宗竟是不可示人的‘国家机密’！我夫妇俩找公安，公安说去找政府；我们找政府，政府说去找法院；我们找法院，法院说去找检察院；我们找检察院，检察院说去找公安……我们诉诸法律，两级法院均不受理；我们赴京鸣冤，屡遭广东当局绑架，当时监控我夫妇俩的公职人员，最多的时候一天竟达40余人次！一个原本以文为生的作家，家破人亡后竟被逼得扛着党旗在广州、佛山乞讨数月，在国内传媒和网路的表达权也被党国全面封杀至今！
我夫妇俩创伤累累回到泰宁，当局仍在对我们不时伤口上撒盐，残酷的迫害来得更加公开化。只因撰文评说了中南海的政客，我们的住处曾被大群荷枪实弹的党国警察包围，我被‘取保候审’了一年！因为时隔3个多月写了篇向上反映自己生存困境和百姓疾苦的文章，我家从3月11日开始，又被当局断网、断电视到现在，电话也被明显控制。宪法白纸黑字赋予中国公民以言论自由，可一个作家蘸着血泪在写作，还要被党国警察没完没了左一个‘传唤’右一个‘传唤’……即便是人在家乡，我也无法安放一张书桌，而且根本就无法正常展开生活。故乡成了又一块伤心地，受够了动辄得咎，受够了丧尽天良的残酷迫害……我夫妇俩不想被逼得最后与家乡的酷吏玉石俱焚，万般无奈，除了卖掉手头的房产，洒泪离开泰宁，已是别无选择。”
以上所述，讲的全是实情，历史也必将印证，我所写下的这两段话没有半字虚言，而且限于篇幅和虑及种种，我在表达时只是蜻蜓点水，已有所取舍。这些天我被乡亲们反复问及卖房的缘由，已是一遍遍讲得口干舌燥，声音嘶哑，以文字简述卖房缘由，无非也就是为了给自己省点力气，少费一些唇舌罢了。
但党国警察容不得我展示这样一张A4纸。他们两次来抢夺这些东西，我都问及不让我出示的法律依据何在，他们答不出一个所以然来。这就如同公安“命令”电信对我家连续几百天断网、断电视，并不需要任何经得起追问和检阅的理由一样，党国警察在“和谐社会”对一个饱遭迫害的作家，行事俨然可以不讲半点的法理和道德。当然，他们也只是在奉命行事，他们也有他们的无奈，就像我前些天在与他们争执时，激愤之下所说的那样，他们一样是这种罪恶体制的受害者，一样是可怜虫。
党国警察把那些东西抢走后，还不忘严厉威胁我，如再出示写有卖房缘由的纸张，就要把我“带过去”。
不堪忍受残酷迫害，还只是我夫妇俩不得不卖房的原因之一。任何时候，生存都是人类的第一需要。长期以文为生的我，在国内传媒遭到党国全面封杀，已是被阻断生活来源多年，由此我夫妇俩除了卖掉房子离开又一块伤心地，重新给自己找条活路，已别无选择。所以呢，20岁参军，21岁立功、入党，为共产党卖命却落到这步田地的我，在这套房子脱手之前，会继续以曾有的方式卖房，并时刻准备着因为如实讲述了卖房缘由让党国警察“带过去”。为生存而战，为尊严而战，是每一个现代公民与生俱来的权利和自由，这在任何人均不可予夺！
我这双手，为保家卫国握过钢枪，为国防事业立过军功，为国家前程和百姓福祉写下过无数呕心沥血的文字，家破人亡后，又被反动当局逼得上街亲手乞讨和卖房自救，我有这样的心理准备：党国警察在某天给我这样的一双手，也一样是能给戴上手铐。杀人无罪，整人无罪，抢人无罪，而作家以我手写我心是“有罪”的，竟敢不乖乖在家等着被饿死，被花样万般折磨至死，竟然“胆敢”上街卖房，寻求自我救赎，这在“和谐社会”，该也“罪不可赦”。
家破人亡，无处申告；当局公然演绎用枪杆子对付笔杆子，无处申告；门上被人乱写乱画，无处申告；被连续断网、断电视两百多天，无处申告……在这种史无前例的“法治国家”，经历着匪夷所思的种种，我的内心早充满了悲凉，并衍生了这样的问号：这到底是一个怎样的世道啊！
呜呼，“以人为本”的“和谐社会”，不必羞羞答答，只管说一套做一套，没完没了对剩水残山的我夫妇俩再下重手好了！
文章来源：作者本人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