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1年10月8日訊】迫於無奈，這些天我夫婦倆都在街邊賣房。今天上午，我讓妻子留在家裡陪伴86歲高齡的岳母，獨自上街去賣房。11時左右，突然又來了幾個穿制服的黨國警察，不由分說，在眾目睽睽之下，又搶走了我貼在自己摩托車上寫有賣房緣由的A4紙。
這已經是第二次被警察搶走這些東西了。紙上的內容只有兩段話，全文如下：
「受夠了喪盡天良的殘酷迫害
我20歲參軍，21歲立功、入黨，先後出版著作7部。在寫作政論、時評的日子里，我堅持反映百姓的生存困苦，點名道姓批評過京城的一些高官，獨生子廖夢君於2006年慘烈遇害廣東，遇害學生的屍檢報告、相關照片及『破案』卷宗竟是不可示人的『國家機密』！我夫婦倆找公安，公安說去找政府；我們找政府，政府說去找法院；我們找法院，法院說去找檢察院；我們找檢察院，檢察院說去找公安……我們訴諸法律，兩級法院均不受理；我們赴京鳴冤，屢遭廣東當局綁架，當時監控我夫婦倆的公職人員，最多的時候一天竟達40餘人次！一個原本以文為生的作家，家破人亡后竟被逼得扛著黨旗在廣州、佛山乞討數月，在國內傳媒和網路的表達權也被黨國全面封殺至今！
我夫婦倆創傷累累回到泰寧，當局仍在對我們不時傷口上撒鹽，殘酷的迫害來得更加公開化。只因撰文評說了中南海的政客，我們的住處曾被大群荷槍實彈的黨國警察包圍，我被『取保候審』了一年！因為時隔3個多月寫了篇向上反映自己生存困境和百姓疾苦的文章，我家從3月11日開始，又被當局斷網、斷電視到現在，電話也被明顯控制。憲法白紙黑字賦予中國公民以言論自由，可一個作家蘸著血淚在寫作，還要被黨國警察沒完沒了左一個『傳喚』右一個『傳喚』……即便是人在家鄉，我也無法安放一張書桌，而且根本就無法正常展開生活。故鄉成了又一塊傷心地，受夠了動輒得咎，受夠了喪盡天良的殘酷迫害……我夫婦倆不想被逼得最後與家鄉的酷吏玉石俱焚，萬般無奈，除了賣掉手頭的房產，灑淚離開泰寧，已是別無選擇。」
以上所述，講的全是實情，歷史也必將印證，我所寫下的這兩段話沒有半字虛言，而且限於篇幅和慮及種種，我在表達時只是蜻蜓點水，已有所取捨。這些天我被鄉親們反覆問及賣房的緣由，已是一遍遍講得口乾舌燥，聲音嘶啞，以文字簡述賣房緣由，無非也就是為了給自己省點力氣，少費一些唇舌罷了。
但黨國警察容不得我展示這樣一張A4紙。他們兩次來搶奪這些東西，我都問及不讓我出示的法律依據何在，他們答不出一個所以然來。這就如同公安「命令」電信對我家連續幾百天斷網、斷電視，並不需要任何經得起追問和檢閱的理由一樣，黨國警察在「和諧社會」對一個飽遭迫害的作家，行事儼然可以不講半點的法理和道德。當然，他們也只是在奉命行事，他們也有他們的無奈，就像我前些天在與他們爭執時，激憤之下所說的那樣，他們一樣是這種罪惡體制的受害者，一樣是可憐蟲。
黨國警察把那些東西搶走後，還不忘嚴厲威脅我，如再出示寫有賣房緣由的紙張，就要把我「帶過去」。
不堪忍受殘酷迫害，還只是我夫婦倆不得不賣房的原因之一。任何時候，生存都是人類的第一需要。長期以文為生的我，在國內傳媒遭到黨國全面封殺，已是被阻斷生活來源多年，由此我夫婦倆除了賣掉房子離開又一塊傷心地，重新給自己找條活路，已別無選擇。所以呢，20歲參軍，21歲立功、入黨，為共產黨賣命卻落到這步田地的我，在這套房子脫手之前，會繼續以曾有的方式賣房，並時刻準備著因為如實講述了賣房緣由讓黨國警察「帶過去」。為生存而戰，為尊嚴而戰，是每一個現代公民與生俱來的權利和自由，這在任何人均不可予奪！
我這雙手，為保家衛國握過鋼槍，為國防事業立過軍功，為國家前程和百姓福祉寫下過無數嘔心瀝血的文字，家破人亡后，又被反動當局逼得上街親手乞討和賣房自救，我有這樣的心理準備：黨國警察在某天給我這樣的一雙手，也一樣是能給戴上手銬。殺人無罪，整人無罪，搶人無罪，而作家以我手寫我心是「有罪」的，竟敢不乖乖在家等著被餓死，被花樣萬般折磨至死，竟然「膽敢」上街賣房，尋求自我救贖，這在「和諧社會」，該也「罪不可赦」。
家破人亡，無處申告；當局公然演繹用槍杆子對付筆杆子，無處申告；門上被人亂寫亂畫，無處申告；被連續斷網、斷電視兩百多天，無處申告……在這種史無前例的「法治國家」，經歷著匪夷所思的種種，我的內心早充滿了悲涼，並衍生了這樣的問號：這到底是一個怎樣的世道啊！
嗚呼，「以人為本」的「和諧社會」，不必羞羞答答，只管說一套做一套，沒完沒了對剩水殘山的我夫婦倆再下重手好了！
文章來源：作者本人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