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1年10月7日讯】今年适逢辛亥革命一百周年，国内学界及参与讨论者对这个问题的解读又让人想起克罗齐的名言：“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中国是否应该告别革命、革命与改革的关系等饱含现实焦虑的议题，与辛亥革命的各种话题一道成为讨论焦点。但辛亥革命正当性的标志物，即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中的民生主义在这百年间落实的状态，反而缺位元。
因此，我想来谈谈辛亥百年以来的民生。因为无论是民族主义还是民权主义，都不是社会运动的目的，而是保证“民生”即人民安宁幸福生活的手段。无论是“革命”抑或“改良”，最后都得通向改善民生这条道路上去，否则就失去了目标。回首百年，被认为是阻碍中国进步的帝国主义外部势力的压迫，早在60多年前就已告结束，以解决农民问题为目标的社会改造之路更是走过多条：从温和的辛亥革命到“掉了几千万人头”的共产革命，从毛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再到邓小平的经济改革，全都走过了，历届政权都表示着意讲求的“民生”到底解决得怎样了？
人口与资源的困局
从辛亥革命到现在的百年间，中国的领土面积大体没变（该割让的此前已经割让了），人口从4亿增长到官方承认的14亿多，即百年间增长了3.5倍。这就汇出了一个中国现政府引以为豪的结论：“中国以7%的土地养活了25%的世界人口，这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
如果中国人以追求“维持黎民不饥不寒”的维生经济为标准，认同“人权就是生存权”这一中国特色人权论，也不考虑目前这种掠夺性的资源使用方式是“吃子孙饭，断子孙粮”，咱们这代人死了之后哪怕洪水滔天，那倒也罢了。问题是，在对外开放中不同程度开了眼界的中国人，早已不满足上述生活标准，早就知道人除了吃饱饭之外还得有精神层面的需求，知道人权包含着吃饭之外的各种权利，如言论自由、集会自由、选举权等各种政治权利。更重要的是，国人正饱受30年以前还未发生的各种污染之害，已清晰地感受到生态灾难正在逼近，食品安全成了威胁国民健康的公害。如此情状，逼得国务院副总理王歧山只好在今年3月“两会”期间说“很惭愧啊，刚吃饱，就出现了食品安全的问题。”
目前的状态是：占总人口60%多的农村人口其总体生活水准偏低。按世界银行人均日消费一美元的标准，中国农村贫困人口仍然高达1.5亿。而国人赖以生存的土地已发生各种非常严重的问题，除了可耕地面积迅速减少之外，土地的被污染，如重金属污染、沙化、盐碱化等都非常严重。生态支撑系统发生严重危机，这是辛亥时期直至改革开放之初的80年代初未曾面临之困局。
中国人的失业现象非常严重。即使在中国成为世界工厂的鼎盛时期，中国城乡劳动力年龄人口当中，仍然有超过28%的失业人口（2.5亿左右）。这一点，与晚清中国思想家陈炽所描绘的“内外穷民之失业无依者，尤如恒河之沙不可计算”相仿佛，只是那时中国还未引进统计学，国人计量概念模糊，只能用“恒河之沙”形容其多。
三民主义的首倡者孙中山先生给民生主义下的定义是：“民生就是人民的生活、社会的生存、国民的生计、民众的生命。”说直白一些，民生的基本要义就是解决人民的就业与吃饭。现阶段，失业问题依然严重，“吃饱饭”却有了食品安全问题，很难说是解决了吃饭问题，因为有害食品等于对人生命的慢性谋杀。
中国人必须正视的是：以前的“革命”与“改革”，除了辛亥革命之外，共产党主导的革命与改革，基本上是通过重组人与资源的关系来实现的。目前的困局在于重组的空间已经变得极其狭窄，几乎没有腾挪空间，即使重分田地，也不足以解决民生。
中国农民与土地关系的百年变迁
20世纪中国的历史主题变奏曲是以土地革命为主诉的农民革命，从孙中山的“平均地权”，到中共的“土地革命战争”（1927-1937）与土地改革，都是主张通过革命重组人地关系，解决民生。
但20世纪是中国逐渐被卷入世界文明变迁的世纪，所以解决民生有两个层面。一个层面是中国国内的人地关系，另一个层面则是社会结构的现代化，其标志是通过工业化与城市化，让小农阶级逐渐消失，因为只有一国人口的大多数在现代部门中就业，民生进步才有物质基础。
先考察中国社会结构的变迁。从世界现代化的进步历程来看，20世纪人类经历的社会变革虽然相当多，但对人类生活产生久远影响、堪称最伟大的变革可以说只有两项：首先是民主政治制度成为人类政治制度当中带有普适性的形式；其次当推小农阶级的萎缩乃至消亡，这一变革永远切断了人类与以往世代血脉相连的关系。
二战以后，发达国家的小农阶级逐渐消失。到2005年，欧洲的农业人口已降至8.5%；亚洲国家平均已降至58.9%，其中日本农业人口降得最快，从1947年的52%降为2005年的2.2%，接近美国的1.9%。此时，全球只有中国、南亚及东南亚的大陆地带、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这三大地区的人口主体依旧是小农阶级，即世界银行所说的“低收入经济”地区。如果认真观察，就会发现亚洲的两个巨型国家中国与印度没有完全享受到20世纪文明的伟大成就，小农阶级异常顽强、艰难竭蹶地存活下来。2005年，中国的农业人口仍然有63.7%，印度是51.3%。这就使得这两个国家与以往历史时代相连的历史脐带始终不曾完全断开。
中国的小农阶级没有消失，但可耕土地却大量消失了。中国社会从农业社会进入工业化时代与后工业化时代，农民作为一个阶级，由自给自足变成了有农民身份、却已不能靠农业自足的一个阶级。
再看中国的人地关系。中国的辛亥革命、国民革命与共产革命，前两次革命时期的社会经济形态是土地私有，有一个“地主阶级”存在，所以中国共产党能号召无地农民“打土豪分田地”，让农民跟随自己。革命成功之后，中共政府消灭了土地私有制，使政府成为了全国唯一的地主。如果说以往革命当中的社会矛盾对立双方是地主与农民两大阶级（这是中共教科书的经典说法），现在则成了政府与农民的对立。
历时20年的圈地运动与1.2亿无地农民
自中共建政以来，中国农村进入抗风险能力最差、最没有自卫能力的时期。任何来自外部的强力，都可以掠夺农村的资源（即农民生存所依赖的资源），比如森林、沙洲、耕地、宅基地、山野、矿床、地下水、溪流、湖泊、古文物等等。而外部势力之所以能够肆意掠夺农村，是因为中共政府将一切资源收归国有，全体人民被剥夺了对国土上全部自然资源的所有权。
土地国有（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度成了地方政权伙同外部势力肆意掠夺农村资源的资源抽取管道。从上世纪末开始，土地出让金成为地方政府重要的财政收入来源。据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研究员管清友计算，政府所获得的土地出让金，从1989年的4.47亿元上升到2010年的30108.93亿元，21年间增幅达6732倍。政府大量征地开发房地产的结果，是造成1.2亿左右的农民失去土地。由于就业在中国一直是个天字第一号难题，不少中国农民在城市化的名义下失去土地后，往往陷入“三无”境地：无业可就，无地可耕，无处可去，以致于中国今年创造了一个统计概念，即“居住在城镇的人口”，将大量生活在城市的户籍在农村的流民统计，以提高城镇人口比率。
这种无就业机会的“城市化”已经被斥之为“伪城市化”。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陈锡文早指出，这种政府意在夺取农民土地的大规模村庄撤并运动实为“古今中外，史无前例”。
改善民生的前提是落实民权
回顾辛亥百年以来中国民生的解决历程，不由得让人发出疑问：以农民为主体、以解决农民土地问题为主诉的共产革命，为何在这场革命成功之后，在以农民出身者为干部主体的政权统治之下，农民反而被剥夺得最彻底？
辛亥革命是小知识份子、市民与军人为主体的革命，按照中共的政治逻辑，这场革命不代表工农为主体的底层人民利益。只有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因为以农民为主体成员，方能代表农民利益。但无论是辛亥革命后的北洋政府还是其后通过国民革命（比如北伐）建立的国民政府，都从未将农民变成一无所有的三无人员，也从未限制过农民迁入城市。反而是共产革命之后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政权，不仅将农民剥夺成了一无所有的阶层，还严格限制农民进城，而提出剥夺农民迁徙自由的人，正好是出身于农民的“伟大革命领袖”毛泽东。这段历史正好证明，以当政者出身的阶级属性来断言他们将天然成为其出身阶级的利益代表的“阶级论”是多么荒谬。
一个世纪以来“民生”问题未获解决，在于民权未获解决。而解决民权，从来不是农民革命的要求，而是资产阶级革命的要求，1989年以后，则是各种以争取权利为核心诉求的颜色革命的要求。
文章来源：《中国人权双周刊》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观点和陈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