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1年10月7日訊】今年適逢辛亥革命一百周年，國內學界及參與討論者對這個問題的解讀又讓人想起克羅齊的名言：「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中國是否應該告別革命、革命與改革的關係等飽含現實焦慮的議題，與辛亥革命的各種話題一道成為討論焦點。但辛亥革命正當性的標誌物，即孫中山的三民主義中的民生主義在這百年間落實的狀態，反而缺位元。
因此，我想來談談辛亥百年以來的民生。因為無論是民族主義還是民權主義，都不是社會運動的目的，而是保證「民生」即人民安寧幸福生活的手段。無論是「革命」抑或「改良」，最後都得通向改善民生這條道路上去，否則就失去了目標。回首百年，被認為是阻礙中國進步的帝國主義外部勢力的壓迫，早在60多年前就已告結束，以解決農民問題為目標的社會改造之路更是走過多條：從溫和的辛亥革命到「掉了幾千萬人頭」的共產革命，從毛的「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再到鄧小平的經濟改革，全都走過了，歷屆政權都表示著意講求的「民生」到底解決得怎樣了？
人口與資源的困局
從辛亥革命到現在的百年間，中國的領土面積大體沒變（該割讓的此前已經割讓了），人口從4億增長到官方承認的14億多，即百年間增長了3.5倍。這就匯出了一個中國現政府引以為豪的結論：「中國以7%的土地養活了25%的世界人口，這是一個了不起的成就。」
如果中國人以追求「維持黎民不饑不寒」的維生經濟為標準，認同「人權就是生存權」這一中國特色人權論，也不考慮目前這種掠奪性的資源使用方式是「吃子孫飯，斷子孫糧」，咱們這代人死了之後哪怕洪水滔天，那倒也罷了。問題是，在對外開放中不同程度開了眼界的中國人，早已不滿足上述生活標準，早就知道人除了吃飽飯之外還得有精神層面的需求，知道人權包含著吃飯之外的各種權利，如言論自由、集會自由、選舉權等各種政治權利。更重要的是，國人正飽受30年以前還未發生的各種污染之害，已清晰地感受到生態災難正在逼近，食品安全成了威脅國民健康的公害。如此情狀，逼得國務院副總理王歧山只好在今年3月「兩會」期間說「很慚愧啊，剛吃飽，就出現了食品安全的問題。」
目前的狀態是：占總人口60%多的農村人口其總體生活水準偏低。按世界銀行人均日消費一美元的標準，中國農村貧困人口仍然高達1.5億。而國人賴以生存的土地已發生各種非常嚴重的問題，除了可耕地面積迅速減少之外，土地的被污染，如重金屬污染、沙化、鹽鹼化等都非常嚴重。生態支撐系統發生嚴重危機，這是辛亥時期直至改革開放之初的80年代初未曾面臨之困局。
中國人的失業現象非常嚴重。即使在中國成為世界工廠的鼎盛時期，中國城鄉勞動力年齡人口當中，仍然有超過28%的失業人口（2.5億左右）。這一點，與晚清中國思想家陳熾所描繪的「內外窮民之失業無依者，尤如恒河之沙不可計算」相仿佛，只是那時中國還未引進統計學，國人計量概念模糊，只能用「恒河之沙」形容其多。
三民主義的首倡者孫中山先生給民生主義下的定義是：「民生就是人民的生活、社會的生存、國民的生計、民眾的生命。」說直白一些，民生的基本要義就是解決人民的就業與吃飯。現階段，失業問題依然嚴重，「吃飽飯」卻有了食品安全問題，很難說是解決了吃飯問題，因為有害食品等於對人生命的慢性謀殺。
中國人必須正視的是：以前的「革命」與「改革」，除了辛亥革命之外，共產黨主導的革命與改革，基本上是通過重組人與資源的關係來實現的。目前的困局在於重組的空間已經變得極其狹窄，幾乎沒有騰挪空間，即使重分田地，也不足以解決民生。
中國農民與土地關係的百年變遷
20世紀中國的歷史主題變奏曲是以土地革命為主訴的農民革命，從孫中山的「平均地權」，到中共的「土地革命戰爭」（1927-1937）與土地改革，都是主張通過革命重組人地關係，解決民生。
但20世紀是中國逐漸被捲入世界文明變遷的世紀，所以解決民生有兩個層面。一個層面是中國國內的人地關係，另一個層面則是社會結構的現代化，其標誌是通過工業化與城市化，讓小農階級逐漸消失，因為只有一國人口的大多數在現代部門中就業，民生進步才有物質基礎。
先考察中國社會結構的變遷。從世界現代化的進步歷程來看，20世紀人類經歷的社會變革雖然相當多，但對人類生活產生久遠影響、堪稱最偉大的變革可以說只有兩項：首先是民主政治制度成為人類政治制度當中帶有普適性的形式；其次當推小農階級的萎縮乃至消亡，這一變革永遠切斷了人類與以往世代血脈相連的關係。
二戰以後，發達國家的小農階級逐漸消失。到2005年，歐洲的農業人口已降至8.5%；亞洲國家平均已降至58.9%，其中日本農業人口降得最快，從1947年的52%降為2005年的2.2%，接近美國的1.9%。此時，全球只有中國、南亞及東南亞的大陸地帶、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這三大地區的人口主體依舊是小農階級，即世界銀行所說的「低收入經濟」地區。如果認真觀察，就會發現亞洲的兩個巨型國家中國與印度沒有完全享受到20世紀文明的偉大成就，小農階級異常頑強、艱難竭蹶地存活下來。2005年，中國的農業人口仍然有63.7%，印度是51.3%。這就使得這兩個國家與以往歷史時代相連的歷史臍帶始終不曾完全斷開。
中國的小農階級沒有消失，但可耕土地卻大量消失了。中國社會從農業社會進入工業化時代與後工業化時代，農民作為一個階級，由自給自足變成了有農民身份、卻已不能靠農業自足的一個階級。
再看中國的人地關係。中國的辛亥革命、國民革命與共產革命，前兩次革命時期的社會經濟形態是土地私有，有一個「地主階級」存在，所以中國共產黨能號召無地農民「打土豪分田地」，讓農民跟隨自己。革命成功之後，中共政府消滅了土地私有制，使政府成為了全國唯一的地主。如果說以往革命當中的社會矛盾對立雙方是地主與農民兩大階級（這是中共教科書的經典說法），現在則成了政府與農民的對立。
歷時20年的圈地運動與1.2億無地農民
自中共建政以來，中國農村進入抗風險能力最差、最沒有自衛能力的時期。任何來自外部的強力，都可以掠奪農村的資源（即農民生存所依賴的資源），比如森林、沙洲、耕地、宅基地、山野、礦床、地下水、溪流、湖泊、古文物等等。而外部勢力之所以能夠肆意掠奪農村，是因為中共政府將一切資源收歸國有，全體人民被剝奪了對國土上全部自然資源的所有權。
土地國有（農村「土地集體所有」）制度成了地方政權夥同外部勢力肆意掠奪農村資源的資源抽取管道。從上世紀末開始，土地出讓金成為地方政府重要的財政收入來源。據清華大學國情研究中心研究員管清友計算，政府所獲得的土地出讓金，從1989年的4.47億元上升到2010年的30108.93億元，21年間增幅達6732倍。政府大量征地開發房地產的結果，是造成1.2億左右的農民失去土地。由於就業在中國一直是個天字第一號難題，不少中國農民在城市化的名義下失去土地後，往往陷入「三無」境地：無業可就，無地可耕，無處可去，以致于中國今年創造了一個統計概念，即「居住在城鎮的人口」，將大量生活在城市的戶籍在農村的流民統計，以提高城鎮人口比率。
這種無就業機會的「城市化」已經被斥之為「偽城市化」。中央農村工作領導小組副組長陳錫文早指出，這種政府意在奪取農民土地的大規模村莊撤並運動實為「古今中外，史無前例」。
改善民生的前提是落實民權
回顧辛亥百年以來中國民生的解決歷程，不由得讓人發出疑問：以農民為主體、以解決農民土地問題為主訴的共產革命，為何在這場革命成功之後，在以農民出身者為幹部主體的政權統治之下，農民反而被剝奪得最徹底？
辛亥革命是小知識份子、市民與軍人為主體的革命，按照中共的政治邏輯，這場革命不代表工農為主體的底層人民利益。只有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革命，因為以農民為主體成員，方能代表農民利益。但無論是辛亥革命後的北洋政府還是其後通過國民革命（比如北伐）建立的國民政府，都從未將農民變成一無所有的三無人員，也從未限制過農民遷入城市。反而是共產革命之後建立起來的社會主義政權，不僅將農民剝奪成了一無所有的階層，還嚴格限制農民進城，而提出剝奪農民遷徙自由的人，正好是出身于農民的「偉大革命領袖」毛澤東。這段歷史正好證明，以當政者出身的階級屬性來斷言他們將天然成為其出身階級的利益代表的「階級論」是多麼荒謬。
一個世紀以來「民生」問題未獲解決，在於民權未獲解決。而解決民權，從來不是農民革命的要求，而是資產階級革命的要求，1989年以後，則是各種以爭取權利為核心訴求的顏色革命的要求。
文章來源：《中國人權雙週刊》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