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1年10月4日讯】三十年后，中国将让八亿农民进城，乡土中国完全转型为城镇中国。这是在“十二五经济形势展望高峰论坛”上，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经济局局长李连仲描绘的城市化战略远景。“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眼前铺开这条“城市化”的金光大道，又让人联想起这直贯千年的理想。
只是把焦距收缩，再收缩，远景尚未到来的今天、明天，每一个承担着这场巨变的个体，从乡村到城市，他们的命运和心灵又在经历些什么？
对一个曾经的乡土中国来说，乡愁，从未如此刻这般浓郁。在腾讯网的一项调查中，有百分之六十七以上的人认为，自己的故乡已经沦陷了。“每一个人的故乡都在沦陷”，一度成了流行句风行媒体网络。
这里的“故乡沦陷”，不只是田园牧歌变为工业机器的哀愁。老屋拆了建新房，不种地了外出打工挣钱，不挑粪了改用抽水马桶，不听鸡鸣用手表了，不自给自足了依赖上商品经济，不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了而是习惯了电视电脑手机，甚至哪怕风俗的改变——这些都不是真的“乡村沦陷”。乡村是一个整体，陷落的是每一个挣扎在乡村与城市断裂带里的个人。
他们是在两个世界的夹缝间生存的二点五亿农民工。
他们是农民工留在身后家乡的孩子。根据全国妇联零九年的统计数字，中国有五千八百万留守儿童，这个数字如今直逼六千万。他们有些不满周岁，父母就离家打工，只和爷爷奶奶生活，甚至还没学会自理就已经要进寄宿学校。
他们是被称为生活“在社会背面”的留守老人，像是俗语说的：“门外拴着一条狗，屋里留下老两口”。
二零零五年，中央政府推进“新农村建设”；二零零六年，取消农业税；二零零八年，“城镇化”被定为国家下一个三十年发展的国策——从一片向好的经济数据上看，“三农”问题似乎从水深火热中好转了，也不再是舆论界流行的话题。
可是乡村世界里，每一个个体遭遇的焦虑、徬徨和无所依托，如此真实残酷。那么多奋力拼挤的农民工离散在城市的黑暗边缘，而遥远的故乡，幼无所养，老无所依——这一切，都是什么时候发生的？怎么发生的？
梁庄里的中国
故乡什么时候变得这样千疮百孔？梁鸿问自己。她在北京西三环的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教书，离开河南穰县的故乡梁庄已经二十多年。每每回望，都坐立不安。
她是一个恋家的人。在梁家六个孩子里，她是排行第五的女儿。每年春节，她必定要挤进十几亿人次的春运大潮回到故乡，而村里一年一度的团圆饭总能彻底温暖她；在母亲的坟前，她说感觉到家族血脉赋予她的人生意义。
但这些，并不能遮掩故乡的剧变带给她的巨大陌生感。
十三岁她第一次进县城，不敢问路，“那些悠闲的行人身上有一种陌生的东西使我不敢走上前去”。那还是八十年代。二十多年后，她带着儿子从北京返回穰县梁庄，车窗外，浩浩荡荡十几个亲人来接，在北京长大的儿子却哭着指着地面说：“脏，太脏了。”不肯迈下火车一步。
故乡就是以一种如此尴尬的身份存在的。曾经逃不开，现在回不去。
但疼痛感还不止于此。梁鸿看到，以自己家里老屋为起点，是大片连绵的断壁残垣，“旧有的结构都瓦解了”，新房子沿公路而建，但人去楼空，“一把把锁无一例外地生着锈”；曾经铺满莲藕与荷花、有鸭子飞过水面的清澈池塘现在成了黑色的污水坑，堆满垃圾，滋生苍蝇和虫蚁，臭味熏得睁不开眼睛……更让人心疼的是人：中青年都进城打工，“夫妻分离、父母与孩子分离是一个家庭最正常的生存状态”，整整一代孩子在没有完整家庭的环境里长大，留守儿童的数量和犯罪率都在逐年上升，没有人知道他们心灵深处有什么样的伤口；而村里唯一的小学变成养猪场，人们四散离去，村庄“不再是个有机的生命体”，“不再具有文化上的凝聚力，它只是一盘散沙，偶尔流落在一起，也会很快分开”。
于是她回到家乡半年，写作《中国在梁庄》，出版后引起巨大的共鸣。梁庄的伤口牵动了太多人相似的疼痛：寂静无人的村庄，老房子拆掉，土地荒掉，河流不知去向或者臭不可闻，乡里少年沈迷游戏，拒绝读书，只想出去打工，老人常常得不到赡养，犯罪率和自杀率同样高……这些反复出现的故事和意象，在人们对各自故乡的追忆中默契地重合、连成一片。
作家阎连科说：“在我们老家，坟头上的树是不能砍的，谁砍了，会遭天谴，会被全村的人咒骂。春节我回去看，村边到处是木材加工厂，坟头上的树都被砍完了。”诗人于坚说：“你生活在故乡，但是你完全不认识这个地方。这种陌生感是强加给你的，强迫性地使你变成一个陌生人……”
梁庄，成了中国已经或者正在消失的四十万个村庄的不完全缩影。
梁庄人并不那么愤怒。梁鸿说，她所熟悉的梁庄人，像接受千百年来的苦难命运一样接受了令人不安的现状，并自己努力“从中寻找幸福的感觉”。
这正像是今天中国乡村的伤口。它并不是鲜血淋漓即时致命的，它更隐形、更深、但也因此更令人担忧。它的伤害，不会迅速体现在经济数据或者维稳指标之上，但在无比清晰地撕裂这个社会，动摇它最根基的东西，过程不可逆，却又不知通向何方。
幼无所养教育凋敝
最让人担心的，还是五千八百万留守儿童，按照零九年的统计，十四岁以下的留守儿童有四千万人以上。其中，百分之五十七点二的留守儿童是父母一方外出，百分之四十二点八的留守儿童是父母同时外出。留守儿童中的百分之七十九点七由爷爷、奶奶或外公、外婆抚养，百分之十三的孩子被托付给亲戚、朋友，有百分之七点三为不确定无或者人监护。
在梁庄，芝婶的儿女都在新疆打工，小孙子出生才十个月大，就交给了芝婶夫妇养。四年后又多了一个孙女，也是芝婶夫妇带着。孩子的父母一年才回梁庄住上十几天。芝婶说，村里几乎家家都是这样，六七十岁的老人都在养孙儿。“老头老太太领着孙娃，吃喝拉撒不说，有的儿子、媳妇不寄钱，还得自己下地干活。有的领五、六个孙娃，里孙儿、外孙儿，日子都过不成。”“有一对老两口照顾四个孙娃，热天到河里洗澡，四个娃儿淹死了，全没了，老两口最后服毒死了。”
在梁鸿探访的许多家庭里，孩子才一岁左右，父母就离开外出打工的情况非常普遍，爷爷奶奶带到五六岁上学，初中就开始上寄宿学校，或者寄宿在老师家。“他们从小就没有享受过父母完整的爱，他们和父母之间浑然一体的亲情是没有的。”梁鸿说，让她担忧的普遍现像是，隔代教育容易溺爱，又缺少正常家庭氛围，留守儿童表现得封闭、冷漠、自卑、孤僻，同时也无所事事，上网、逃学、学习差、干坏事。“这已经是普遍现象”，梁鸿说，这并不是成年人带有偏见的审视结果，太多的例子出现，让她自己也不得不相信这一点。仅在梁庄所隶属的穰县，从二零零七年到二零零九年，留守青少年的犯罪案件增加了整整一倍多，而犯罪人数增加了三倍还多。
这也是常年关注乡村教育的公益人士梁晓燕最担心的事情，父母远在他乡的孩子，从小缺少完整的家庭关爱与培养，谁能给他们良好的教育？
二零零五年中央教育会议修订《义务教育法》，决定加大农村教育投入，“两免一补”政策在零七年落实到全部农村。看起来，农村的入学率一直在上升，文盲率一直在下降。“在我们的行政指标里，教育发展得很好。”梁晓燕说：“可是有些数据是我们不统计的，比如文盲率下降，但是返盲率很高。入学率达到了百分之九十九，但辍学率很高。”
梁晓燕二零零七年在广西一所乡村小学支教一年，亲眼看到的情况是：一年级五十六个孩子，到了四年级剩了三十一个，到六年级剩了一六个。跑遍周边五所学校，“在和还我不熟的时候，所有校长都告诉我，他们的辍学率是百分之三点多少。他们说这是上面说的，给我一个数，不能超过这个。后来熟悉了，他们会告诉我真实的数字，这些小学的辍学率都高于百分之五十。”梁晓燕说：“而这种数据从来不会被统计上去。”
孩子为什么会辍学？原因多种多样。学习成绩不好是重要原因之一：在梁晓燕支教那一年，六年级的语文、数学双科及格率，广西该县全县只有百分之十七；也就是说，有超过一半学生，从来就没有及格过。梁晓燕说，凭自己多年下乡的经验，“小学六年级的双科及格率在百分之三十以下的，在偏远地区的学校非常非常普遍，一点都不夸张。”
“中国城乡差别很大，但使用的教材是同一套。这套教材的编写是以城市儿童普遍有三年的学前教育做基础的。内容与乡村孩子的生活也完全不结合。乡村孩子没有学前教育，于是一年级这个门槛他就跨不过去。”梁晓燕说：“而现在教育部门对农村老师的评审标准就是看考试成绩，农村比城市更追求升学率。教育全部的功能变成升学，教育该承担的其他社会化功能，拓展智慧、培养人格等等，乡村里都完全不管了，学校只有一个功能：追着赶着你去考试。对大多数留守儿童来说，社区和家庭都消失了，很小年纪就进入寄宿制学校，整个成长阶段全部都在学校，这很可怕。”
梁晓燕认为，乡村教育的雕敝和乡村雕敝是相辅相成的，后者催生前者，而前者又加速了后者的发生。
近年来农村推行的“撤点并校”政策，在很多一线教育工作者看来，为乡村教育雕敝增加了不少负面因素。“撤点并校”是十年前教育部门开始推行的调整学校布局的一环：村一级学校被大量撤掉，合并到县城，初衷是整合有限教育资源，让偏远山区孩子享受到优质的现代化教育，并因为留守儿童无人照顾的问题，在县镇一级大量推行寄宿制学校。
数据显示，从一九九八年到二零零七年的九年之间，中国的学校数目减少了百分之四十七点五，但同时，适龄儿童人数只减少了百分之二十四点三，也就是说学校减少的力度比人口减少力度大了一倍。基层学校大量撤掉，让许多乡村孩子上学发生困难。
在梁庄，梁庄小学关闭后，接送孩子上学的老人每天都得送到镇上，早上、中午、晚上都要接送，“每天来回六趟，一趟二里地”。
更令人担忧的是，“大量的寄宿制学校在没有做好准备的情况下仓促上阵，对学生的成长极为不利。”梁晓燕说：“按教育部门的规定，建寄宿中心学校，要建宿舍、食堂，要配生活老师，很多都没到位，基层学校就撤了。中心校的学生都是从五到十几个学校集中过来的，课室和老师不够，常常一间教室挤着七八十个学生。一下子这么多学生，没有人给你把饭管好，吃得差。二四小时全封闭，学校里也没有生活老师，儿童心理问题频发。”
“一个儿童社会，没有成人在里面强力地建立一种正当的秩序的话，就是一个丛林社会。”下乡多年，接触乡里孩子，尤其是留守儿童的“不懂事”和“坏”，是让梁晓燕心惊的。这不是一个人的感受，梁晓燕说：“好多第一次去农村支教的大学生志愿者充满困惑，他们跑来找我：梁老师，这些孩子为什么这么‘坏’？他们很伤心。我也很伤心。”
曾在乡村一线教育的老师写下这样的担心：“农村的孩子早当家，四、五岁就要开始帮着父母做各种家务事和农活：烧饭、带弟妹、挑水、喂猪、种菜等等。孩子逐渐学到许多实用的知识和技能，培养了勤劳、动手的习惯，也培养了对土地、对自然、对家乡的感情。乡村学校撤掉，集中住校以后，每天面对的就是课本，所有的压力就是‘考个好分数，升学’，学到的价值观是‘农村的一切都是落后的’。老师画给学生的远景和学习的动力是离开农村。学生们越来越轻视劳动，不会劳动。我访问的一些家长说：‘读书越多越懒，越不会干活。’”
在中国的乡村，学校就是一个村庄的中心。撤了学校，村里没有了中心，孩子到远地住校，家长跟去“陪读”、照顾，这个村就渐渐衰亡了。这样的例子，在乡村并不少见。“对行政目标而言，我做了，我就能交代了，至于我有没有真的解决问题，我不管。在行政逻辑里，就是这样，但回到事实逻辑里，就满不是那么回事。”梁晓燕说。
乡土中国到两个中国
二十世纪四十年代，著名的人类学者费孝通写下经典的《乡土中国》，他提出，“中国社会的基层是乡土性的”，这种“乡土性”表现在乡村人与土地的密切关系、村落社会的低流动性和地方性、熟人社会的信任关系和共同伦理等等。很长一段时间内，他的论述被视为理解中国国情的敲门砖。
一代代的知识分子都希望从乡村发现这个国家的密码，晏阳初的“定县”、陶行知的“晓庄”、梁漱溟的“邹平”、费孝通的“江村”，到当代，温铁军的定州“翟城村”、于建嵘的“岳村”，还有今天梁鸿所写的“梁庄”，无不如此。
但是仅仅过了不足一百年，这一个乡土中国经历了土地革命、社会主义改造、人民公社运动、家庭承包制改革、市场化转型冲击、再加之近二十年来的工业化、城市化大潮，“乡土性”早已被冲击得七零八落。即使在乡村中，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教授陆益龙认为，也只是“乡土结构还留存”，但是乡村人与土地的关系变得疏离、村落社会有极高的流动性、熟人社会往城市里蔓延和重构，礼治秩序变为行政秩序，这些都和费孝通时代迥然相异了。
今天的中国已经断裂为严重失衡的乡土中国和城市中国两部分。在日常生活中，每一个往返于乡村与城市之间的人都能清晰地感觉到这种断裂。
哪怕只是与亲戚聊天，梁鸿都感觉到困难。“我自己已经不会拉家常了。我坐在五奶奶家里，他们之间会相互聊天，说着笑着，我也会说两句笑话什么的，但那非常不自在，没有办法进入那个气场。一方面是我们的话语方式变了，找不到乡土的感觉，另外一方面实际上是阶层变了。城乡之间的差距和割裂非常大，他们会认为你是另外一个世界的，城市的、有文化的、跟他们不一样的人，不是自家人了。这导致你们之间非常遥远的距离，尤其你还想摆出一副拉家常的样子，对方还感觉得到，这太尴尬了。”
城乡二元户籍体制在制度上合法化了这道裂缝。资源分配不均强化了两边的失衡。在国家最高权力机关，城市人口每五万人有一个人大代表的资格，而农村则是二零万人口才有一个。
两亿农民工和他们的家庭，因为制度性因素融不进城市，而因为自由选择又很难再回到乡村，这种大规模的（五千万人）、长期的（数十年）家庭解体，会持续到什么时候？不得而知。会酿成什么结果？也难以想像。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副主任于长江反对再用“国家”、“民族”、“发展”、“进步”之类的宏大角度去讨论乡村的出路：那是“把农民当做一种‘人口要素’或‘劳动力’，而不是具有主体性、自由意志、自我意识的‘人’，不是从农民自身的视角和感受出发来讨论”。政府把目标设定为三十年之后实现城市化——问题是，这三十年怎么办？乡村和城市的彼此认同度还非常低，“社会不可能冷冻在那里等三十年，人是活的，是有主观意志的，每天都会发生变化，究竟会发生什么？必须有个评估。如果不能再三五年内达到‘认同’，就会产生很多问题，如果十年还不认同，就造就整整一代‘两头不着’的子女群体，就会产生很多新的社会问题。”
老无所依价值瓦解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孟子所言，被认为是中华民族伦理最根基的东西。然而这样的伦理与价值，如今根植何处？
在梁庄，赵婶拉扯着三个孙子孙女，儿女在外打工很少回。她向梁鸿抱怨：“你以为他们感谢你，感谢个屁！这里面有啥原因，老人帮他们带孩子，他们的地老人种着，这等于是交换……有许多娃们出去打工，孩子撇在家里，连一分钱都不给。有的老两口，好几个孩子，你留（孙子）我也留，要不，吃亏了。还为谁留得多谁留得少打架，非把老人撕吃了才行。”赵婶说：“你看农村有哪个敢说不管孙娃儿的？现在不给人家帮忙，想找死，老了还想不想活？”
很少人还在谈孝道，谈伦常。社会学家阎云翔在《私人生活的变革——一个村庄里的爱情、家庭与亲密关系》一书中，称这种变化为“父母身份与孝道的世俗化”。他说，当传统文化机制被破坏，孝道观念便失去了文化与社会基础。儿女根据市场经济的新道德观来对待父母，两代人关系更多是一种理性交换，双方必须互相对等地给予。这一点“最终埋葬了孝道”。
梁鸿说：“在乡村，父母最后是瓦无半片，房无半间，只能依靠孩子。一般状态下，儿子、媳妇出去打工，需要老人照顾孩子和房子，不会产生什么问题，但一旦儿子、媳妇回来，要落叶归根，问题就出来了。这时候，父母的命运往往是极其凄凉的……对老人来说，他们甚至不敢理直气壮要求儿子尽传统的孝道，因为他们没有给儿子提供更多的经济支援。儿子年少出去打工，彩礼、结婚、盖房，全是自己打工挣来的钱，父母根本没有权利支配。”
乡村凋敝必然伴随的，是人际关系、精神和伦理的瓦解，在养老问题上，这一点得到了最直观的体现。
梁晓燕说：“乡村生活里多元、互洽的价值体系正在丧失了，只剩下一个价值标准：钱。过去你有手艺，子女众多，有文化，有特长，这在村里都是能得到尊重的。现在没有了，除了钱，没有其他的价值可以让你骄傲，让你受人尊敬，让你得到一种自豪感。”
梁鸿记得童年时，家里修房子，邻里之间从来都是换工、帮工，你帮我家垒砖，下次我帮你家砌瓦。现在没有了，一天按一天的工钱结算，“是算清楚了，但是就只剩下钱”。她说：“这不是一个乡村消失的问题，是文化传统在消逝的问题。文化传统非常具体，不是一个抽象的所谓的‘农耕文明’，这是一套的生活模式，背后是一整套的道德、伦理概念，有它自身的合理性，有它自身的尊严和高尚。哪一天这套价值系统被瓦解了，再想恢复也不可能了。”
梁晓燕说：“今天人们说儒家文化，可儒家文化的根基在哪儿啊？讲究孝悌，讲究人在代际关系之间建立起一种逻辑来，这是儒家最核心的东西啊。可你们说的那个儒家，和我们的生活是什么关系啊？它在哪儿啊？它扎根在什么社会生活里？”
看着曾经最在乎男女道德的村里人如今对村里姑娘出去做“小姐”挣钱都觉得无所谓了，梁鸿觉得很感慨。可是在梁庄时间久了，感慨久了，“仿佛自己也被拖下水，一点点沉下去，都习惯了这些事情的存在了，没有什么问题，最后好像我一个人在找事一样。”
就如梁庄的芝婶所说：“难过，咋不难过？那有啥门儿，大家都这样。”无论家庭分离，幼无所养，老无所依，还是矛盾更尖锐的吏治腐败、土地权益，当它变为日常的状态，悲剧感也消解掉了。
可是问题不会自然消解，内化在每个人心里的焦虑也无法消解。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党国英说：“城市化的方向是不可逆转的，要解决的两个根本问题是：乡村的‘过去’能不能转化为‘未来’？城市的‘未来’能不能更自由、更人道？”这个转化过程被设定为三十年。整整一代人。乡关何处？不是一个虚幻的问题，当乡村雕败，几亿人离散出来，城市又以高高在上的姿态排斥和挤压他们；当他们的下一代，十个月大就远离父母，六七岁就离家住校，常年封闭式的应试教育，能考上大学的几率不到一成，更难再回到乡村，他们的前景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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