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1年10月4日訊】三十年後，中國將讓八億農民進城，鄉土中國完全轉型為城鎮中國。這是在「十二五經濟形勢展望高峰論壇」上，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經濟局局長李連仲描繪的城市化戰略遠景。「安得廣廈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眼前鋪開這條「城市化」的金光大道，又讓人聯想起這直貫千年的理想。
只是把焦距收縮，再收縮，遠景尚未到來的今天、明天，每一個承擔著這場巨變的個體，從鄉村到城市，他們的命運和心靈又在經歷些什麼？
對一個曾經的鄉土中國來說，鄉愁，從未如此刻這般濃鬱。在騰訊網的一項調查中，有百分之六十七以上的人認為，自己的故鄉已經淪陷了。「每一個人的故鄉都在淪陷」，一度成了流行句風行媒體網絡。
這裡的「故鄉淪陷」，不只是田園牧歌變為工業機器的哀愁。老屋拆了建新房，不種地了外出打工掙錢，不挑糞了改用抽水馬桶，不聽雞鳴用手錶了，不自給自足了依賴上商品經濟，不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了而是習慣了電視電腦手機，甚至哪怕風俗的改變——這些都不是真的「鄉村淪陷」。鄉村是一個整體，陷落的是每一個掙紮在鄉村與城市斷裂帶裡的個人。
他們是在兩個世界的夾縫間生存的二點五億農民工。
他們是農民工留在身後家鄉的孩子。根據全國婦聯零九年的統計數字，中國有五千八百萬留守兒童，這個數字如今直逼六千萬。他們有些不滿週歲，父母就離家打工，只和爺爺奶奶生活，甚至還沒學會自理就已經要進寄宿學校。
他們是被稱為生活「在社會背面」的留守老人，像是俗語說的：「門外拴著一條狗，屋裡留下老兩口」。
二零零五年，中央政府推進「新農村建設」；二零零六年，取消農業稅；二零零八年，「城鎮化」被定為國家下一個三十年發展的國策——從一片向好的經濟數據上看，「三農」問題似乎從水深火熱中好轉了，也不再是輿論界流行的話題。
可是鄉村世界裡，每一個個體遭遇的焦慮、徬徨和無所依託，如此真實殘酷。那麼多奮力拚擠的農民工離散在城市的黑暗邊緣，而遙遠的故鄉，幼無所養，老無所依——這一切，都是什麼時候發生的？怎麼發生的？
梁莊裡的中國
故鄉什麼時候變得這樣千瘡百孔？梁鴻問自己。她在北京西三環的中國青年政治學院教書，離開河南穰縣的故鄉梁莊已經二十多年。每每回望，都坐立不安。
她是一個戀家的人。在梁家六個孩子裡，她是排行第五的女兒。每年春節，她必定要擠進十幾億人次的春運大潮回到故鄉，而村裡一年一度的團圓飯總能徹底溫暖她；在母親的墳前，她說感覺到家族血脈賦予她的人生意義。
但這些，並不能遮掩故鄉的劇變帶給她的巨大陌生感。
十三歲她第一次進縣城，不敢問路，「那些悠閒的行人身上有一種陌生的東西使我不敢走上前去」。那還是八十年代。二十多年後，她帶著兒子從北京返回穰縣梁莊，車窗外，浩浩蕩蕩十幾個親人來接，在北京長大的兒子卻哭著指著地面說：「髒，太髒了。」不肯邁下火車一步。
故鄉就是以一種如此尷尬的身份存在的。曾經逃不開，現在回不去。
但疼痛感還不止於此。梁鴻看到，以自己家裡老屋為起點，是大片連綿的斷壁殘垣，「舊有的結構都瓦解了」，新房子沿公路而建，但人去樓空，「一把把鎖無一例外地生著鏽」；曾經鋪滿蓮藕與荷花、有鴨子飛過水面的清澈池塘現在成了黑色的污水坑，堆滿垃圾，滋生蒼蠅和蟲蟻，臭味熏得睜不開眼睛……更讓人心疼的是人：中青年都進城打工，「夫妻分離、父母與孩子分離是一個家庭最正常的生存狀態」，整整一代孩子在沒有完整家庭的環境裏長大，留守兒童的數量和犯罪率都在逐年上升，沒有人知道他們心靈深處有什麼樣的傷口；而村裡唯一的小學變成養豬場，人們四散離去，村莊「不再是個有機的生命體」，「不再具有文化上的凝聚力，它只是一盤散沙，偶爾流落在一起，也會很快分開」。
於是她回到家鄉半年，寫作《中國在梁莊》，出版後引起巨大的共鳴。梁莊的傷口牽動了太多人相似的疼痛：寂靜無人的村莊，老房子拆掉，土地荒掉，河流不知去向或者臭不可聞，鄉裏少年沈迷遊戲，拒絕讀書，只想出去打工，老人常常得不到贍養，犯罪率和自殺率同樣高……這些反覆出現的故事和意象，在人們對各自故鄉的追憶中默契地重合、連成一片。
作家閻連科說：「在我們老家，墳頭上的樹是不能砍的，誰砍了，會遭天譴，會被全村的人咒罵。春節我回去看，村邊到處是木材加工廠，墳頭上的樹都被砍完了。」詩人於堅說：「你生活在故鄉，但是你完全不認識這個地方。這種陌生感是強加給你的，強迫性地使你變成一個陌生人……」
梁莊，成了中國已經或者正在消失的四十萬個村莊的不完全縮影。
梁莊人並不那麼憤怒。梁鴻說，她所熟悉的梁莊人，像接受千百年來的苦難命運一樣接受了令人不安的現狀，並自己努力「從中尋找幸福的感覺」。
這正像是今天中國鄉村的傷口。它並不是鮮血淋漓即時致命的，它更隱形、更深、但也因此更令人擔憂。它的傷害，不會迅速體現在經濟數據或者維穩指標之上，但在無比清晰地撕裂這個社會，動搖它最根基的東西，過程不可逆，卻又不知通向何方。
幼無所養教育凋敝
最讓人擔心的，還是五千八百萬留守兒童，按照零九年的統計，十四歲以下的留守兒童有四千萬人以上。其中，百分之五十七點二的留守兒童是父母一方外出，百分之四十二點八的留守兒童是父母同時外出。留守兒童中的百分之七十九點七由爺爺、奶奶或外公、外婆撫養，百分之十三的孩子被託付給親戚、朋友，有百分之七點三為不確定無或者人監護。
在梁莊，芝嬸的兒女都在新疆打工，小孫子出生才十個月大，就交給了芝嬸夫婦養。四年後又多了一個孫女，也是芝嬸夫婦帶著。孩子的父母一年才回梁莊住上十幾天。芝嬸說，村裡幾乎家家都是這樣，六七十歲的老人都在養孫兒。「老頭老太太領著孫娃，吃喝拉撒不說，有的兒子、媳婦不寄錢，還得自己下地幹活。有的領五、六個孫娃，裡孫兒、外孫兒，日子都過不成。」「有一對老兩口照顧四個孫娃，熱天到河裡洗澡，四個娃兒淹死了，全沒了，老兩口最後服毒死了。」
在梁鴻探訪的許多家庭裡，孩子才一歲左右，父母就離開外出打工的情況非常普遍，爺爺奶奶帶到五六歲上學，初中就開始上寄宿學校，或者寄宿在老師家。「他們從小就沒有享受過父母完整的愛，他們和父母之間渾然一體的親情是沒有的。」梁鴻說，讓她擔憂的普遍現像是，隔代教育容易溺愛，又缺少正常家庭氛圍，留守兒童表現得封閉、冷漠、自卑、孤僻，同時也無所事事，上網、逃學、學習差、幹壞事。「這已經是普遍現象」，梁鴻說，這並不是成年人帶有偏見的審視結果，太多的例子出現，讓她自己也不得不相信這一點。僅在梁莊所隸屬的穰縣，從二零零七年到二零零九年，留守青少年的犯罪案件增加了整整一倍多，而犯罪人數增加了三倍還多。
這也是常年關注鄉村教育的公益人士梁曉燕最擔心的事情，父母遠在他鄉的孩子，從小缺少完整的家庭關愛與培養，誰能給他們良好的教育？
二零零五年中央教育會議修訂《義務教育法》，決定加大農村教育投入，「兩免一補」政策在零七年落實到全部農村。看起來，農村的入學率一直在上升，文盲率一直在下降。「在我們的行政指標裡，教育發展得很好。」梁曉燕說：「可是有些數據是我們不統計的，比如文盲率下降，但是返盲率很高。入學率達到了百分之九十九，但輟學率很高。」
梁曉燕二零零七年在廣西一所鄉村小學支教一年，親眼看到的情況是：一年級五十六個孩子，到了四年級剩了三十一個，到六年級剩了一六個。跑遍周邊五所學校，「在和還我不熟的時候，所有校長都告訴我，他們的輟學率是百分之三點多少。他們說這是上面說的，給我一個數，不能超過這個。後來熟悉了，他們會告訴我真實的數字，這些小學的輟學率都高於百分之五十。」梁曉燕說：「而這種數據從來不會被統計上去。」
孩子為什麼會輟學？原因多種多樣。學習成績不好是重要原因之一：在梁曉燕支教那一年，六年級的語文、數學雙科及格率，廣西該縣全縣只有百分之十七；也就是說，有超過一半學生，從來就沒有及格過。梁曉燕說，憑自己多年下鄉的經驗，「小學六年級的雙科及格率在百分之三十以下的，在偏遠地區的學校非常非常普遍，一點都不誇張。」
「中國城鄉差別很大，但使用的教材是同一套。這套教材的編寫是以城市兒童普遍有三年的學前教育做基礎的。內容與鄉村孩子的生活也完全不結合。鄉村孩子沒有學前教育，於是一年級這個門檻他就跨不過去。」梁曉燕說：「而現在教育部門對農村老師的評審標準就是看考試成績，農村比城市更追求升學率。教育全部的功能變成升學，教育該承擔的其他社會化功能，拓展智慧、培養人格等等，鄉村裡都完全不管了，學校只有一個功能：追著趕著你去考試。對大多數留守兒童來說，社區和家庭都消失了，很小年紀就進入寄宿制學校，整個成長階段全部都在學校，這很可怕。」
梁曉燕認為，鄉村教育的雕敝和鄉村雕敝是相輔相成的，後者催生前者，而前者又加速了後者的發生。
近年來農村推行的「撤點並校」政策，在很多一線教育工作者看來，為鄉村教育雕敝增加了不少負面因素。「撤點並校」是十年前教育部門開始推行的調整學校佈局的一環：村一級學校被大量撤掉，合併到縣城，初衷是整合有限教育資源，讓偏遠山區孩子享受到優質的現代化教育，並因為留守兒童無人照顧的問題，在縣鎮一級大量推行寄宿制學校。
數據顯示，從一九九八年到二零零七年的九年之間，中國的學校數目減少了百分之四十七點五，但同時，適齡兒童人數只減少了百分之二十四點三，也就是說學校減少的力度比人口減少力度大了一倍。基層學校大量撤掉，讓許多鄉村孩子上學發生困難。
在梁莊，梁莊小學關閉後，接送孩子上學的老人每天都得送到鎮上，早上、中午、晚上都要接送，「每天來回六趟，一趟二里地」。
更令人擔憂的是，「大量的寄宿制學校在沒有做好準備的情況下倉促上陣，對學生的成長極為不利。」梁曉燕說：「按教育部門的規定，建寄宿中心學校，要建宿舍、食堂，要配生活老師，很多都沒到位，基層學校就撤了。中心校的學生都是從五到十幾個學校集中過來的，課室和老師不夠，常常一間教室擠著七八十個學生。一下子這麼多學生，沒有人給你把飯管好，吃得差。二四小時全封閉，學校裡也沒有生活老師，兒童心理問題頻發。」
「一個兒童社會，沒有成人在裡面強力地建立一種正當的秩序的話，就是一個叢林社會。」下鄉多年，接觸鄉裏孩子，尤其是留守兒童的「不懂事」和「壞」，是讓梁曉燕心驚的。這不是一個人的感受，梁曉燕說：「好多第一次去農村支教的大學生志願者充滿困惑，他們跑來找我：梁老師，這些孩子為什麼這麼『壞』？他們很傷心。我也很傷心。」
曾在鄉村一線教育的老師寫下這樣的擔心：「農村的孩子早當家，四、五歲就要開始幫著父母做各種家務事和農活：燒飯、帶弟妹、挑水、餵豬、種菜等等。孩子逐漸學到許多實用的知識和技能，培養了勤勞、動手的習慣，也培養了對土地、對自然、對家鄉的感情。鄉村學校撤掉，集中住校以後，每天面對的就是課本，所有的壓力就是『考個好分數，升學』，學到的價值觀是『農村的一切都是落後的』。老師畫給學生的遠景和學習的動力是離開農村。學生們越來越輕視勞動，不會勞動。我訪問的一些家長說：『讀書越多越懶，越不會幹活。』」
在中國的鄉村，學校就是一個村莊的中心。撤了學校，村裡沒有了中心，孩子到遠地住校，家長跟去「陪讀」、照顧，這個村就漸漸衰亡了。這樣的例子，在鄉村並不少見。「對行政目標而言，我做了，我就能交代了，至於我有沒有真的解決問題，我不管。在行政邏輯裡，就是這樣，但回到事實邏輯裡，就滿不是那麼回事。」梁曉燕說。
鄉土中國到兩個中國
二十世紀四十年代，著名的人類學者費孝通寫下經典的《鄉土中國》，他提出，「中國社會的基層是鄉土性的」，這種「鄉土性」表現在鄉村人與土地的密切關係、村落社會的低流動性和地方性、熟人社會的信任關係和共同倫理等等。很長一段時間內，他的論述被視為理解中國國情的敲門磚。
一代代的知識分子都希望從鄉村發現這個國家的密碼，晏陽初的「定縣」、陶行知的「曉莊」、梁漱溟的「鄒平」、費孝通的「江村」，到當代，溫鐵軍的定州「翟城村」、於建嶸的「嶽村」，還有今天梁鴻所寫的「梁莊」，無不如此。
但是僅僅過了不足一百年，這一個鄉土中國經歷了土地革命、社會主義改造、人民公社運動、家庭承包制改革、市場化轉型衝擊、再加之近二十年來的工業化、城市化大潮，「鄉土性」早已被衝擊得七零八落。即使在鄉村中，中國人民大學社會學教授陸益龍認為，也只是「鄉土結構還留存」，但是鄉村人與土地的關係變得疏離、村落社會有極高的流動性、熟人社會往城市裡蔓延和重構，禮治秩序變為行政秩序，這些都和費孝通時代迥然相異了。
今天的中國已經斷裂為嚴重失衡的鄉土中國和城市中國兩部分。在日常生活中，每一個往返於鄉村與城市之間的人都能清晰地感覺到這種斷裂。
哪怕只是與親戚聊天，梁鴻都感覺到困難。「我自己已經不會拉家常了。我坐在五奶奶家裡，他們之間會相互聊天，說著笑著，我也會說兩句笑話什麼的，但那非常不自在，沒有辦法進入那個氣場。一方面是我們的話語方式變了，找不到鄉土的感覺，另外一方面實際上是階層變了。城鄉之間的差距和割裂非常大，他們會認為你是另外一個世界的，城市的、有文化的、跟他們不一樣的人，不是自家人了。這導致你們之間非常遙遠的距離，尤其你還想擺出一副拉家常的樣子，對方還感覺得到，這太尷尬了。」
城鄉二元戶籍體制在制度上合法化了這道裂縫。資源分配不均強化了兩邊的失衡。在國家最高權力機關，城市人口每五萬人有一個人大代表的資格，而農村則是二零萬人口才有一個。
兩億農民工和他們的家庭，因為制度性因素融不進城市，而因為自由選擇又很難再回到鄉村，這種大規模的（五千萬人）、長期的（數十年）家庭解體，會持續到什麼時候？不得而知。會釀成什麼結果？也難以想像。
北京大學社會學系副主任於長江反對再用「國家」、「民族」、「發展」、「進步」之類的宏大角度去討論鄉村的出路：那是「把農民當做一種『人口要素』或『勞動力』，而不是具有主體性、自由意志、自我意識的『人』，不是從農民自身的視角和感受出發來討論」。政府把目標設定為三十年之後實現城市化——問題是，這三十年怎麼辦？鄉村和城市的彼此認同度還非常低，「社會不可能冷凍在那裡等三十年，人是活的，是有主觀意志的，每天都會發生變化，究竟會發生什麼？必須有個評估。如果不能再三五年內達到『認同』，就會產生很多問題，如果十年還不認同，就造就整整一代『兩頭不著』的子女群體，就會產生很多新的社會問題。」
老無所依價值瓦解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孟子所言，被認為是中華民族倫理最根基的東西。然而這樣的倫理與價值，如今根植何處？
在梁莊，趙嬸拉扯著三個孫子孫女，兒女在外打工很少回。她向梁鴻抱怨：「你以為他們感謝你，感謝個屁！這裡面有啥原因，老人幫他們帶孩子，他們的地老人種著，這等於是交換……有許多娃們出去打工，孩子撇在家裡，連一分錢都不給。有的老兩口，好幾個孩子，你留（孫子）我也留，要不，吃虧了。還為誰留得多誰留得少打架，非把老人撕吃了才行。」趙嬸說：「你看農村有哪個敢說不管孫娃兒的？現在不給人家幫忙，想找死，老了還想不想活？」
很少人還在談孝道，談倫常。社會學家閻雲翔在《私人生活的變革——一個村莊裡的愛情、家庭與親密關係》一書中，稱這種變化為「父母身份與孝道的世俗化」。他說，當傳統文化機制被破壞，孝道觀念便失去了文化與社會基礎。兒女根據市場經濟的新道德觀來對待父母，兩代人關係更多是一種理性交換，雙方必須互相對等地給予。這一點「最終埋葬了孝道」。
梁鴻說：「在鄉村，父母最後是瓦無半片，房無半間，只能依靠孩子。一般狀態下，兒子、媳婦出去打工，需要老人照顧孩子和房子，不會產生什麼問題，但一旦兒子、媳婦回來，要落葉歸根，問題就出來了。這時候，父母的命運往往是極其淒涼的……對老人來說，他們甚至不敢理直氣壯要求兒子盡傳統的孝道，因為他們沒有給兒子提供更多的經濟支援。兒子年少出去打工，彩禮、結婚、蓋房，全是自己打工掙來的錢，父母根本沒有權利支配。」
鄉村凋敝必然伴隨的，是人際關係、精神和倫理的瓦解，在養老問題上，這一點得到了最直觀的體現。
梁曉燕說：「鄉村生活裡多元、互洽的價值體系正在喪失了，只剩下一個價值標準：錢。過去你有手藝，子女眾多，有文化，有特長，這在村裡都是能得到尊重的。現在沒有了，除了錢，沒有其他的價值可以讓你驕傲，讓你受人尊敬，讓你得到一種自豪感。」
梁鴻記得童年時，家裡修房子，鄰裏之間從來都是換工、幫工，你幫我家壘磚，下次我幫你家砌瓦。現在沒有了，一天按一天的工錢結算，「是算清楚了，但是就只剩下錢」。她說：「這不是一個鄉村消失的問題，是文化傳統在消逝的問題。文化傳統非常具體，不是一個抽象的所謂的『農耕文明』，這是一套的生活模式，背後是一整套的道德、倫理概念，有它自身的合理性，有它自身的尊嚴和高尚。哪一天這套價值系統被瓦解了，再想恢復也不可能了。」
梁曉燕說：「今天人們說儒家文化，可儒家文化的根基在哪兒啊？講究孝悌，講究人在代際關係之間建立起一種邏輯來，這是儒家最核心的東西啊。可你們說的那個儒家，和我們的生活是什麼關係啊？它在哪兒啊？它紮根在什麼社會生活裡？」
看著曾經最在乎男女道德的村裡人如今對村裡姑娘出去做「小姐」掙錢都覺得無所謂了，梁鴻覺得很感慨。可是在梁莊時間久了，感慨久了，「彷彿自己也被拖下水，一點點沉下去，都習慣了這些事情的存在了，沒有什麼問題，最後好像我一個人在找事一樣。」
就如梁莊的芝嬸所說：「難過，咋不難過？那有啥門兒，大家都這樣。」無論家庭分離，幼無所養，老無所依，還是矛盾更尖銳的吏治腐敗、土地權益，當它變為日常的狀態，悲劇感也消解掉了。
可是問題不會自然消解，內化在每個人心裡的焦慮也無法消解。中國社會科學院農村發展研究所研究員黨國英說：「城市化的方向是不可逆轉的，要解決的兩個根本問題是：鄉村的『過去』能不能轉化為『未來』？城市的『未來』能不能更自由、更人道？」這個轉化過程被設定為三十年。整整一代人。鄉關何處？不是一個虛幻的問題，當鄉村雕敗，幾億人離散出來，城市又以高高在上的姿態排斥和擠壓他們；當他們的下一代，十個月大就遠離父母，六七歲就離家住校，常年封閉式的應試教育，能考上大學的幾率不到一成，更難再回到鄉村，他們的前景在哪裡？
文章來源：作者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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