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1年9月20日讯】文革期间有多少人唱“毛泽东主席的思想闪金光”，“毛泽东主席的书我最爱读，千遍那个万遍下工夫”也就罢了，甚至到今天还有人说毛泽东思想可以治病，就令人气结。可见，文革的余毒不肃清，对整个中国贻害不浅。
事实上，在中国数千年的历史中，像毛泽东这样在自己有生之年就将中国的政治资源挥霍一空的几乎再找不到第二个。在他的有生之年创建了一个帝国，却毁了一个共和国。一个政党面对他是非常尴尬的：不要他，自己的合法性无从说明；有了他自己的正当性则更值得怀疑。而他在自己有生之年，就利用一切权力手段将自己抬到前无古人，也再难有来者的高度。将自己神化的同时，接受万人圣颂，所有中国大陆用来歌功颂德的词汇几乎都被用来歌颂他，被林彪赠送的四个伟大即“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在全国山河一片红的年月，铺天盖地，无孔不入。
但这种个人崇拜的政治资源利用倒在其次，更主要的，是他让中国人造成了许多错觉，让整个民族形成了斯德歌尔摩综合症的民族人格，至今仍无法自拔。毛泽东在自己有生之年就完成了巨无霸迷魂阵工程，他生前死后都将让中国人而且将继续让中国人陷入迷雾之中。
第一，群众运动与运动群众。人与人之间变成了狼与狼的关系。打着群众利益的旗号，实际上是玩弄并且制造愚民与暴民。其公开的说法就是，知识越多越反动。主张有文化要向没有文化的学习，富有的要向贫穷的学习。文明向野蛮低头。革命不是请客吃饭。阶级斗争，无情打击。让中国几乎一夜之间倒退回到野蛮的丛林社会。让中国数千年历史上不好的“吃人”历史，一夜之间变成了“杀人”历史。让中华民族积累数千年的野蛮贫弱丑陋得以公行，从前偷偷摸摸做坏事，且有点羞耻，变成了光天化日之下做坏事，且毫无耻辱感。
毛泽东的暴行阻止了人们彻底反思中国传统文化的根源，中国人的习惯思维就是由“暴政”转化为了所谓的“德政”与“仁政”，而不知道所谓的“德政”“仁政”，从来都只有民主法治社会才有的结果。穷人要取得做人的尊严，也不是靠打土豪分田地，而是建立民主法治的秩序，约束好权力。把专制的交椅打碎，而不只是把坐交椅的人拉下来，换上另一个。自毛泽东之后，每有社会不公，每有穷人受到屈辱，都自然而然地把希望寄托于毛泽东式的大救星再次现世，以解救那些受苦受难的人。
第二，反对自由主义。自由本是人类最美好的词汇之一，这是人之为人的尊严重要标志之一。结果，由于毛泽东的一篇《反对自由主义》把自由界定为这样：
“因为是熟人、同乡、同学、知心朋友、亲爱者、老同事、老部下，明知不对，也不同他们作原则上的争论，任其下去，求得和平和亲热。或者轻描淡写地说一顿，不作彻底解决，保持一团和气。结果是有害于团体，也有害于个人。这是第一种。
不负责任的背后批评，不是积极地向组织建议。当面不说，背后乱说；开会不说，会后乱说。心目中没有集体生活的原则，只有自由放任。这是第二种。
事不关己，高高挂起；明知不对，少说为佳；明哲保身，但求无过。这是第三种。
命令不服从，个人意见第一。只要组织照顾，不要组织纪律。这是第四种。
不是为了团结，为了进步，为了把事情弄好，向不正确的意见斗争和争论，而是个人攻击，闹意气，泄私愤，图报复。这是第五种。
听了不正确的议论也不争辩，甚至听了反革命分子的话也不报告，泰然处之，行若无事。这是第六种。
见群众不宣传，不鼓动，不演说，不调查，不询问，不关心其痛痒，漠然置之，忘记了自己是一个共产党员，把一个共产党员混同于一个普通的老百姓。这是第七种。
见损害群众利益的行为不愤恨，不劝告，不制止，不解释，听之任之。这是第八种。
办事不认真，无一定计划，无一定方向，敷衍了事，得过且过，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这是第九种。
自以为对革命有功，摆老资格，大事做不来，小事又不做，工作随便，学习松懈。这是第十种。
自己错了，也已经懂得，又不想改正，自己对自己采取自由主义，这是第十一种。”
更为可怕的，这篇歪曲自由主义的文章，在近半个世纪时间里一直收录中学课文，并且成为最重要的篇目，在近半个世纪时间里，中国人对自由主义的认识几乎都是由这篇文章而来。中国人从此对自由深恶痛绝。中国人站起来之后很快就再次跪下去，一个巨大的枷锁深深牢固地套在中国人身上，世界上再要找到一个如此厌恶并且恐惧自由的民族恐怕是很难了。人的尊严之一就在于有自由。人的幸福的最重要的标志就是在于有自由。但是，自由在中国，已经被毛泽东的一篇文章与他严密的告密制度，变成了洪水猛兽。
一个习惯于自虐与自残的民族，绝不是无缘无故的。数千年来统治者愚民，而被愚之民，是最容易转变成为暴民的。毛泽东成功地利用了这一有利的文化资源。
第三，民主，就是大鸣大放大字报。这是让无数中国人，一谈及民主就摇着叹息的重要理由。至今还有多少中国人认为民主就是“文革”式的那种暴民运动，就是揭发批判与大鸣大放大字报，不得而知，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这样认识的人不在少数。正因为这样，许多人因此就认定民主社会并不符合中国国情，中国人不配享用民主，中国人素质不高之类。民主一度而且还将成为谈虎色变的东西。
中国人很少有人能够明白民主的重要原则就是：服从多数，保护少数。制定宪法，限制政府，约束权力，保护公民权利。社会多元化，各种利益都应当有合法诉求，左、中、右都可以合法存在。而当今中国有人借民主进行教育改革，其实使用的办法与指导思想就是这种所谓的告密“民主”与批斗民主。其实无论怎样鸣放，最后还是要集中到一个人来专断。这就是中国人对民主的理解，至今仍然是十分有效的“民主集中制”。
其实，毛泽东也并不全是对民主的故意歪曲，至少在他还没有真正掌权的时候，一些对民主的认识还是比较到位的。这一点只要读读1940年代许多由他亲自撰写的《新华日报》社论就可以知道；还可以从他与黄炎培在延安窑洞对，关于如何跳出千年专制循环，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周期率对白中也可以得知。
第四，让中国人分不清“共和国”与“帝国”的真正界限。中国人在他的一声“中国人民站起来了”之后，产生了一种错觉，以为自己真正站起来了。其实不但没有站起来，反而在他面前跪得更彻底了。他还十分潇洒地说过，一切反动派，一切帝国主义，特别是美帝国主义都是纸老虎。反动一词后来就成了美国的象征。凡是与美国有关联的东西，都是反动的。美国明明是民主选举的总统，却被毛泽东说成了是“帝国”。而中国才成了真正的超级帝国，在万人称颂、一片欢呼声中，享受着“大救星”、“万寿无疆”、“伟大导师”之类肆意宰割。……
中国的政治资源，在被毛泽东如此挥霍一空之后，中国人的脑袋算是彻底脑残了。
毛泽东将中国的政治资源挥霍一空的同时，还“创造”了多重似是而非的思想迷雾，使人难以从其迷魂阵中跳出来。特别是中国权贵专制成型之后，有些行为更为狂热。比如——
一、关于农村包围城市。农村包围城市的理论，在中国是毛泽东最早提出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并开辟出一条农村包围城市，最后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这被誉为“创新”，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光辉典范。但所谓的农村包围城市，和人们知道的陈胜吴广，梁山好汉，朱元璋，李自成，洪秀全有何区别？哪个不是建立根据地，然后伺机夺取政权？！
二、阶级斗争理论。二战后，当世界各国都在大力发展经济、文化的时候，中国却一直在搞阶级斗争。“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而且还其乐无穷。以贫富和职业的不同把人划分为不同的阶级，“阶级斗争，一抓就灵。”毛泽东告戒大家“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毛泽东命令全国人民“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
就人类文明史的这几千年来看，完全消灭贫富差别是不可能的。人在财富上存在差别是很正常的。这就象树木有高有矮，同一种松树也不会完全一样齐。这就象动物跑步，有快有慢，同样是豹子，也不可能都跑得一样快。政府的作用是为人们提供公平的发展条件，公平的规则，使人们能够尽量站在同一个起跑线上。而不是把长得高的树木砍成侏儒，把跑得快的豹子栓上一个大铁链子。政府可以征税以增加福利，减轻贫富差别，政府可以号召盖茨把钱捐出来，但政府不能把盖茨揪斗，然后，把他的财产抢了分给穷人。毛泽东一直盛赞所谓“杀富济贫”，其实是一种无视人权和法律的野蛮行为；当代权贵“杀富济贫”，则为自己打着杀富济贫的旗号捞钱。而早在古代罗马的法律中，就明确地规定：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
人类存在职业分工是很正常的。职业分工促使人类快速发展。再过一千年，职业分工也不可能消除。阶级斗争的荒唐在于，各阶级都是平等的，为什么单单某一个阶级就有权力对其他阶级专政？为什么农民、商人、知识分子就必须被专政？！
三、“知识越多越反动”——反对知识，反对智慧，打击知识分子。人类的伟大就在于崇尚知识，追求智慧，尊重知识分子。哲学的本意就是爱智慧。古希腊人之所以创造了无比辉煌的文明，正是因为他们对知识的渴求，对智慧的追求，对智者的无限崇拜。培根也说：知识就是力量。可是，在20世纪的中国，却践踏知识，愚昧大众，消灭知识分子，烧毁了古今中外的代表人类知识和智慧的书籍。关起国门，封锁人们的视线。对知识分子批斗，改造。把知识分子骂做臭老九。骂中国最高学府北京大学是：“庙小妖风大，水浅王八多。”鼓励学生停课闹革命，殴打自己的老师。在世界各国争相保护人才，尊重人才，吸引人才的时候，就算大师级、国宝级的陈寅恪、季羡林等也都是可以随便捏死的蚂蚁。
这遗毒今天还在。比如中国第一个脑外科博士郭品正被下岗，走投无路的他后来被美国聘请，去了美国。凤凰卫视的一期节目里一位大学老师讲，现在在大学里教书，谁认真钻研业务，认真教书，谁就被边缘化。尊重知识，尊重知识分子的环境还没有真正形成。
四、越穷越光荣。当赫鲁晓夫告诉毛泽东美国的工人很富时，毛泽东责问道，你去美国就学了这些吗？把最穷的无产阶级说成是最优秀的阶级。无产阶级中肯定有优秀人物，但谁能证明最穷的集团就是最优秀的集团？现在，非洲的无产者最多，是不是非洲人最优秀？中国西部的某些地方至今还有人很穷的，是不是他们就最优秀？某地有个村子绝对无产，因为他们是集体外出要饭的，已经形成传统。是不是他们这一伙人最优秀？！
五、一切公有。至今来看，比较正常的社会财富所有制是以私有制为主体的多种经济成分并存。国有制在资本主义国家也有，但只占一定比例。以为公有是大家共有，其实没有一个人能去仓库里拿出自己的那一份东西。国有，更是一个虚幻的概念。因为创造财富的人民，无论是谁也不能决定财富怎么支配，怎么分配。能支配财富的人才是财富的主人，这个主人在中国大陆执政当局，以及散布各处的官员而已。公有，就是官有。
六、不准许别人思想的思想怎么可能是好思想。人类历史上上产生了无数的思想派别。如中国春秋战国时的百家争鸣。有道家，有墨家，有儒家。古希腊也有很多派别。他们相互争吵，但很少有一种思想是不准别人思想的。但毛泽东时代，反写文章，写教材，里面必须都有毛泽东主席语录。只有一种思想伟大，其他人的思想都是毒草，都反动。于是，十亿人只能够闭上嘴巴，停止思想。
然而，不准别人思想的思想怎么可能是好思想？不准别人思想的思想，又是一种什么样的思想？！真金不怕火炼，也经得起时间的考验。亚里士多德的作品，今天还在畅销。老子的道德经今天还在畅销。没有新的智慧，没有普世的价值观。靠行政手段创造的发行量超过圣经的毛泽东思想奇迹，如今已成为历史的笑柄。
因此，中国人的思想迷雾要作二重跳。第一重跳是从毛泽东思想的迷魂阵中跳出来。这是个难题，一来是前30年毛泽东的暴力镇压和谎言愚民，让中国人造成了许多错觉，让整个民族形成了斯德歌尔摩综合症的民族人格，至今仍无法自拔；二来当政者不敢非议毛泽东，否则自己的合法性无从说明；明知道继续崇毛只能害国害民害己，但就是如同鸦片吸食者明知有害还无力摆脱。有此二点，相对来说要跳出这个陷阱将极为艰难。最主要的，还因为权贵肆虐之下，穷人将只有有增无减，即使从泄愤的角度看，人们也离不开对毛泽东的枪杆子与铁锤的狂热。
日前，笔者博文《毛泽东和他的“夫人”们》后，有读者留言：“他有犯不少错误，但有点可以肯定他没贪污，没有欺负百姓。”看了之后，笔者啼笑皆非。这和毛泽东的孙子毛泽东新宇发表的文章《爷爷激励我成长》中“爷爷一生艰苦朴素，穿过的两件睡衣打着59个和67个补丁”一样，也是最能体现毛泽东特征的一句话。
毛泽东果“没贪污，没有欺负百姓”吗？如果真这样，笔者就不会再写非议毛泽东一个字。可事实上，实际上毛泽东是惊人的超级特大富翁，钱花在身边女人、卫士身上的数量也是非常惊人的，简直是挥金如土。而他的破衣烂鞋，也就装装样子，为了宣传而已。世人未能看得见毛泽东生活真相，是因为有严格的保密措施，将毛泽东真相严密包裹起来，绝密地封存起来。在毛泽东死了26年后——2003年7月，毛泽东的特大富翁真相才在小范围解密，让少量的人见到了毛泽东的超级富翁风采。
毛泽东自称是无产阶级，在物质上一无所有。请看《毛泽东人生纪实》的一段故事：“1966年夏，邢台突然发生地震，波及北京。这一天，毛泽东正在中南海的住处办公。护士长慌忙走进来，一边说地震了！地震了！一边搀扶起毛泽东就往屋外走。刚走到门口，毛泽东又返回屋里去，把案头上放着的一包牛皮纸挟在腋下，这才随护士长走出屋外。护士长看见毛泽东只挟了包牛皮纸就问：‘主席！屋里那么多好东西您不拿，为什么就拿这包纸啊？’毛泽东回头瞥了一眼‘主席办公室’，感叹地对护士长说：‘那些东西都不是我的，我身无长物，只有这些自己写的诗稿属于我的。我是无产阶级，一无所有啊！’”按照正宗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无产阶级指的是产业工人，农村的雇工劳动者不在此列。到了庸俗功利的“马克思主义者”毛泽东笔下，“无产阶级”不仅仅是产业工人，而且包括所有最贫穷的阶层：雇农、半佃户、手工业者、小商贩、苦力，甚至乞丐。毛泽东的阶级划分，不是从“社会生产的一定历史地位”及其同生产资料一定的关系出发，而是从收入和生活水准出发，这是对马克思主义阶级概念的庸俗歪曲。但无论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无产阶级，还是毛泽东思想的无产阶级，毛泽东都不是，因为他既不是产业工人，更不是穷人，而是拥有大量私人钱财、挥金如土、生活奢华的超级特大富翁。
比如在主要是由毛泽东身边工作人员回忆和撰写的《毛泽东遗物事典》这本书里，有一个毛泽东的“60年代初用的西餐菜谱”，配有照片，上面的文字说明写道：1961年4月26日，几位工作人员会同厨师为毛泽东精心制作的一套菜谱。这菜谱并不是宴请客人摆酒席用的，而是毛泽东的日常伙食。其中包括下列这些异国风味的鱼虾：蒸鱼卜丁、铁扒桂鱼、煎（炸）桂鱼、软炸桂鱼、烤鱼青、莫斯科红烤鱼、吉士百烤鱼、烤青菜鱼、波兰煮鱼、铁扒大虾、烤虾圭（原文如此）、咖喱大虾、罐焖大虾、软炸大虾、生菜大虾等等。要知道1961年是中国大饥荒时期，期间全国饿死4千万人，刘少奇直言“人相食，是要上史书“的时期！
老百姓饿死而毛泽东如此奢华生活，毛泽东果真“没贪污，没有欺负百姓”？！
1961年9月，蒙哥马利第二次访问中国大陆。政治上幼稚而天真的将军，问毛泽东准备的继承人是谁？毛泽东说：“这个词不好，我一无土地，二无房产，银行里也没有存款，继承我什么呀？红领巾唱歌：‘我们是共产主义的接班人’，我看叫‘接班人’好……”毛泽东当时已有一百多万元人民币存款，但是张嘴就撒谎没有存款。请看《毛泽东人生纪实》的一段：“除工资外，毛泽东拥有大笔稿费。在五十年代，稿费数额就达人民币100多万元……把这笔巨款全部交到中央办公厅特别会计室保管。”毛泽东不但在手下奴才面前撒谎，在外国人面前也随便当众撒谎。
毛泽东的巨款并不交公，只是交给中央办公厅特别会计室保管而已。特别会计室不可能保存那么多现金，还是得到银行帮毛泽东存起来。毛泽东在银行里有存款吗？答案毫无疑问是肯定的：“有”。那么，毛泽东当众说自己在银行里没有存款，就是当众撒谎。
鄙人孤陋寡闻，除了知道中共中央办公厅有特别会计室，没有听说过哪个单位有特别会计室，实在搞不清楚当时中共中央办公厅的特别会计室是否专门为毛泽东服务而设置的，若是如此，特别会计室运转所需的办公费用、人员工资等等支出应该加到毛泽东所耗费的民脂民膏大山上。但大陆有公开报道，毛泽东在1976年就有超过7600多万元私人存款。这是非常惊人的，比之2006年、2007年的7600多亿元私人财富，还要惊人得多，因为2006年、2007年有十亿元以上财富的人家多了去了（2006年10月发布的胡润百富榜显示，原毛泽东统治区范围出生成长的中国人，第一富人张茵有财富270亿元；有财富10亿元的陈忠孝、朱永兴等44人，仅得并列第325位。2007年10月发布的胡润百富榜显示，有10亿元财富的陈零越、朱永兴等68人，只能并列排在第654 位），而1976年的时候，毛泽东统治下的9亿多中国人中，有10万元以上存款的人家只有毛泽东一家。
比如广东兴宁，历史上并不是闭塞穷困之地，而是富有经商传统的文化之乡。清朝末年，现代共和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在日本东京成立同盟会时，参加该会的兴宁籍留学日本学生多达14人。中华民国政府时期，兴宁被誉为“小南京”，外地则有“无兴不成市”之说。1976年终，兴宁县有838322人，个人储蓄存款余额622.4万元，全县个人存款不到毛泽东个人存款的9%，人均7.42元，不到毛泽东个人存款的一千万分之一。1976年兴宁全县农村信用社社员储蓄 154.9万元，农村人口778114人，人均1.99元，不到毛泽东个人存款的三千八百万分之一（
上述事实，能说明毛泽东“没贪污，没有欺负百姓”？！
事实上，毛泽东犯的是比贪污强百倍的罪，反人类罪，几千万人死他手里，整个法律和道德体系的崩溃，整个国家因此堕入深渊，贻害无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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