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1年9月19日讯】 每年9月第3个星期六是国防教育日，今年又正值日本在1931年向中国东北三省发起侵略的“9.18事变”80周年纪念日。人民日报9月18日发表社论以郑重其事。据新华网文，社论说：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可能导致一个国家在悲惨沉沦中亡国灭种，也可能激发这个民族在危难之际觉醒和奋起。社论依然重复以前的老调，说抗战“在中国共产党倡导建立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以国共合作为基础，中国人民同凶恶的日本侵略者进行了气壮山河的斗争”，“促成实现这一重大历史转折的，正是诞生于危难之际的中国共产党，在历史的关键时刻团结凝聚了中华民族的智慧和力量”，“最终，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以中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的彻底胜利载入了史册”。但社论尊重历史的地方，就是承认了“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军队，分别担负着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的作战任务，形成了共同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战略态势”。
社论强调，“审视80年前这场震惊中外的9.18事变，回望9.18事变以来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浴血奋斗的14年，上溯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中华民族在实现伟大复兴征程上矢志不移的艰辛探索，我们更加深刻地认识到，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有能够担当历史使命的坚强领导，必须有全国各族人民的坚定团结，必须以国家强盛和人民富裕为坚实基础。”但社论继而说，“历史深刻揭示，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是推进中国社会变革、发展、进步的根本保证。自诞生之日起，中国共产党在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中，始终站在历史和时代进步的潮头，带领人民拯救国家和民族于危亡之际，根本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命运，根本决定了中国历史的前进方向，迎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
但人们不会忘记2010年9月18日也是全国的“国防教育日”。其时，多个地方都鸣响防空警报，但上海市政府发出通知，称因举办世博，有很多外国游客，故取消防空警报。有上海网友指该做法是“无稽之谈”，“9．18”并不能因为世博就不用纪念，“才几十万的游客就会引起混乱了？中国的官老爷百年来都改不了崇洋媚外的嘴脸”。
今年的“9.18”，似乎与中国“9.18”无关的德国人也加入了议论。比如德国历史学家乌尔班思基说，纪念“9·18”反映了当代中国的普遍历史观，回忆战争不只是为了纪念蒙难者，更是为了激励爱国主义；他认为，这种为政治所利用的回忆文化，阻碍着人们对历史进行适当的清理。这篇发表于《新苏黎士报》的文章写道，“在中国，9月18日是回忆日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暴行的重要日子。每年都在重复同样的仪式。……可是，仪式并非仅仅‘来自上头’的规定。当博客主在网上论坛写进反对昔日的侵略者日本的民族主义煽动性文字时，他们是在自愿地支持政府。”
乌尔班思基认为，“中国的抗日战争在很长时期并不是激励爱国主义的源泉。在人民共和国的头30年，30、40年代的抗日战争几乎没有扮演什么角色，在毛领导下，全国对这场可怕战争的诸多方面更是保持沉默。无处不在的是宣传共产党人针对内外敌人必然胜利的目的论，首先是针对蒋介石领导下的国民党人。在沈阳，很长时间只有一块纪念碑回忆这个‘满洲事件’，到了1990年代中期，人们才在沈阳和东北其他城市每年一次拉警报、按汽车喇叭纪念耻辱。1999年在沈阳开放的纪念馆因此也就成了全国记忆文化的代表，揭示了当代中国普遍的历史观。”乌尔班思基说，1978年之后的改革，才迫使政府和公众转向20世纪降临亚洲的最严重战争创伤。“传奇般的标兵雷锋、光辉灿烂的长征以及一系列共产党神话虽然长期是意识形态的楷模，却从此几乎不能再将民众凝聚起来。北京的理论家们开始寻找新的粘合剂，让分崩离析的社会团结起来，同时使之遗忘’新中国’的黑暗篇章。”文章接着写道，“随着一场探讨20多年前事件的学术讨论受到政治制裁，也就发出了历史政治转折的信号。第一批文件汇编公布后，与政治方针保持一致的学术文章迅速跟上，打开了面向大众的通俗故事的闸门，伴以新建的纪念馆、故事片、肥皂剧、网页和微博客。对抗战的回忆上升为中国民族主义的新动力，呈现出与那些导致1989年对抗的内部力量相抗衡的爱国主义另一极，从此要将任何分裂主义都窒息在萌芽之中。”
乌尔班思基说，“要想明白为什么在今天的中国对那场战争的回忆比30、40年前具有更重要的意义，也就必须看到地缘政治的大气候。在苏联和东欧的马克思主义政权垮台之后，寻找一个合法的意识形态，希望减少美国和日本在东亚的影响，以及合并台湾的愿望，是导致这种历史政治转变方向的核心因素。将中国人民当作日本帝国主义的受害者加以表现的主意，也就从而产生，时间正是人民共和国作为被认真对待的大国重返世界舞台之际。”他指出，“从欧洲来看亚洲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引人注目的是日本和中国势不两立的立场，随着被操纵的对战争的回忆而产生。”乌尔班思基强调，“尽管东京和北京之间的骇浪大概已经和缓一些，但对于日本占领的回忆至今不只是服务于纪念蒙难者。因为，一个变成被政治利用的自我怜悯的乏味回忆，也在中国阻碍着人们对战争进行适当的清理。”
之所以说人民日报9月18日发表社论有进步，是因为中国大陆长期以来所有的书、宣传，都说是中共领导了抗战，说国民党蒋介石不抗战。现在承认了“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军队，分别担负着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的作战任务”。以前中国大陆的谎言，在港台海外没有市场，被嗤之以鼻；随着改革开放深入和互联网兴起，这种谎言在大陆也没了市场。但尽管如此，被洗脑的大陆民众被惯性牵引，国民党蒋介石不抗战、共产党毛主席领导抗日而最后胜利的荒谬，却依旧被神圣化。这与人民日报社论中“铭记历史，痛定思痛，才能更加清晰准确地观察现在、谋划未来”之目的，背道而驰。所以，必须正本清源。
历史上，从日本侵略中国的目的，从掠夺中国资源的手段来看，占领主要的是大城市和铁路沿线，这些都是国民党守卫的，而且直到八年全面抗战以后，打了二十多个大的战役，这些大战役全都是在大城市打的，全都是正面抵御日军入侵的战役。这些战役中，共产党只参加了极少一部分。中国国民党的抗日战争，其实也不止八年，从1931年“9.18”事变就已经开始抗日了。当时国民党丢了东三省，也有它的根源。1930年的时候，中国实际上还没有完全统一，还都是军阀混战。“9.18事变”是在1931年9月18日，国内还相当乱。正是在9.18事变之后，在“12.8”上海抗战之前，蒋介石还被迫辞去了所有的政府主席以及海陆空总司令的职务，可以说那段时期，国民党当时就没有抗日的领袖。但关于抗日，不论美国、苏联、日本还是当时的中共，都知道有蒋介石才是真正能够领导中国抗日的主要领袖。后来西安事变时，共产党抓到蒋介石想杀掉他，斯大林严令不让杀，就是斯大林为了牵制日本而保护苏联的利益，指示共产党不能杀掉蒋介石，要放掉他，让蒋介石领导抗战。
从历史上来说，清朝的八国联军侵略中国，这八个国家侵略中国最厉害的，占便宜最多的，最贪得无厌的就是过去的沙俄和后来的苏联。沙俄每一次都乘火打劫，每一次都强迫满清政府和它签了一些不平等条约，从而把中国的黑龙江以北，乌苏里江以东，还有很多新疆北部、西北部等等很多地盘全都抢占去。
1917年后苏共胜利了，建立了他们所谓的苏维埃政权，但并没有放弃沙俄时代的侵略性，始终看中国是一块肥肉。历史上，沙俄跟日本为了争夺东北，打日俄战争就在中国的领土上打。同时，借着不平等条约在中国建立了中东铁路，一直利用中东铁路来吸取东北的资源。苏联从建国以后就一直继承沙俄时代的侵略本性，虽然早期在很孤立时宣布过放弃过去的不平等条约和在中国侵占的主权，但只是口头上的，实际上并没有放弃；沙俄时代还没有把蒙古侵占去，反而于1922年，苏联出兵占领了中国的外蒙古。苏联侵占中国的野心始终没有变化，所以就要在中国找一个代理人——中共。在历史上，中共自己也不讳言，其中有很多的记载，比如说明谁派来怎么样跟他们联络，怎样的指导，展现了一种完全的傀儡关系。这关系，用毛泽东自己在1950年代在一次讲话里说的，“过去我们跟苏联是父与子和猫与鼠的关系，思想僵化什么的，现在不一样了……”。
历史资料显示，1922年苏联成立后，由中国与苏联共管长春以北的中东铁路。北京政府将铁路沿线11公里内区域划为东省特别区，接管哈尔滨及铁路沿线的市政权。1924年中央政府批准东省特别区为与省并行的特别行政区。1929年夏季发生中东路事件，张学良试图用武力强行收回中东铁路，但东北军很快败给苏联红军。对于中东路事件，共产国际远东局从一开始就明确要求中共中央要提出“武装保卫苏联”的口号，并组织大规模的反对国民党和拥护苏联的群众示威。对此，中共中央毫不犹豫地做出了积极的响应。他们召开政治局会议，决定开动一切宣传机器，并在8月1日“反帝日”举行示威，而且争取发动上海工人总罢工。对于中共中央的做法，陈独秀专门致信中共中央提出批评，主张在这个时候片面宣传“拥护苏联”“于我们不利”，绝不能简单地认为“广大群众都认同苏联是中国解放的朋友”。（《陈独秀给中共中央的信》，1929年7月28日，8月11 日。）为此，并鉴于陈独秀等人事实上根本反对中共中央的政治路线，中共中央很快正式决议将陈独秀等人开除出党。（《江苏省委为开除彭述之汪泽凯马玉夫蔡振德及反对党内机会主义与托洛斯基反对派的决议》，1929年10月2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开除陈独秀党籍并批准江苏省委开除彭述之汪泽凯马玉夫蔡振德四人决议案》，1929年11月15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5册，第549－555页。）中共中央明确认为，陈独秀等人在中东路问题上的意见，“是党内一些动摇的机会主义分子的立场的最露骨的表现”。1929年11月18日。对于苏联红军大举入境打击东北军的行动，中共中央则明确认为，这是因为帝国主义进攻苏联战争马上就要爆发，国民党武装夺取中东铁路并“组织白俄军队，攻入苏联边境”，苏联不得不先发制人的结果。据此，他们提出：“只有取消主义的陈独秀”“才认为苏联与奉天的和平交涉，已经减轻了甚至没有了进攻苏联的危险”。党必须“更要加紧发动群众斗争走上武装斗争，会合工农一切武装斗争的实际行动，来执行武装拥护苏联与反军阀战争的任务，而走向全国范围的总暴动”。（《中国共产党接受共产国际第十次全体会议决议的决议》，1929年12月20 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5册，第594－599页。）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证明，当时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并不是站在中华民族利益上，而是完全相反。当时中共充当了苏联的马前卒，出卖了民族利益。“9.18 事变”本来是日本侵略中国，苏联却说是反苏的战争序幕，让中共武装保卫苏联、武装拥护苏联。1931年“9.18事变”，民族处在危机之中，但共产党马上在1931年11月7日——苏联国庆日，就宣告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武装分裂国家。日本与苏联，实际上是百余年来两个侵略中国的最大侵略者，而苏联比日本还要厉害，给中国的灾难造成的更大。
历史就是历史，百般污蔑别人、美化自己，但人们终究会明白历史到底是怎么回事。因为历史资料不仅中国有，其他相关国家也有；歪曲历史最终损失的只能是自己。
中共在1931年、1932年即“9.18事变”之后，是加紧了在江西的发展，在打国民党，甚至“9.18事变”之后还跟日本南北呼应，互相夹击国民党。“12.8事变”之后，连国民党去支援“12.8”的部队都让他们尾随追击，都让他们打得不能到达前线。当时中国“9.18事变”，民族处于危亡阶段，很多当时的军阀都团结在蒋介石周围了，都要抗战；这就是人民日报社论所说的“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可能导致一个国家在悲惨沉沦中亡国灭种，也可能激发这个民族在危难之际觉醒和奋起”，“令侵略者想不到的是，这一事件激起了中华民族的抗日怒潮，中国人民以此为起点进行了长达14年不屈不挠的抗日战争，最终第一次取得了近代以来中国反抗外敌入侵的民族解放战争的完全胜利。”
人民日报社论所说不错，中国抗日“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历经列强蹂躏的中华民族，已经在日本帝国主义鲸吞中国的嚣张野心中彻底觉醒和顽强奋起了！”但这个功劳不要都记在自己头上，否则不仅别人笑话，连自己人都会笑话。纵观近代以来仁人志士救亡图存的悲壮历史，这一次中国人民的觉醒和奋起，不仅标志着中华民族有信心有能力求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更意味着中华民族在伟大复兴征程上实现了全民自觉的重大转折。但促成实现这一重大历史转折的，却不是诞生于危难之际的中国共产党在历史的关键时刻团结凝聚了中华民族的智慧和力量。所谓成立第二年就提出“打倒列强，除军阀”的新生力量，在9.18事变发生后，并未提出“以武装民众的民族革命战争来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的抗日救亡主张，未号召全民族团结起来抗日救国，反对不抵抗政策，而是忙于逃避当时合法政府的围剿和追缉。其后，张学良西安发动兵变，毛泽东主张杀掉蒋介石，是斯大林为了保护苏联的利益，指示共产党不能杀掉蒋介石，要放掉他，让蒋介石领导抗战。所以中国共产党倡导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也是苏联的利益考量。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客观上起到了以国共合作为基础，全中国人民同凶恶的日本侵略者进行气壮山河的斗争的效果。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军队，分别担负着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的作战任务，形成了共同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战略态势，中华儿女万众一心、众志成城，同仇敌忾、共赴国难。
不过，一直到西安事变后，国共第二次合作，中共答应“抗战”了，毛泽东却消极抵抗，这些都有历史文献佐证，也有毛泽东自己的文稿与演讲为证。1937年 7.7卢沟桥事变之后，毛泽东不是在抗战，而是在壮大自己，在所谓的建立根据地，他的根据地加上了一个抗日，叫做抗日根据地，实际上不抗日。毛泽东的原则是“一分抗战，两分宣传，七分发展”。台湾的一位将军郝柏村曾说，国民党抗日，共产党建国。毛泽东的讲话里也是这么说：“我们这个抗日啊，实际上这个抗日战争就是要夺取全国政权，我们准备了好多年，整个抗战都是准备。”所以后来毛泽东就感谢皇军侵略中国，不只说过一次，还说过好多次。日本人给他道歉，有一段他就说：“我曾经跟日本朋友谈过，他们说很对不起，日本皇军侵略了中国，我说不，没有你们皇军侵略了大半个中国，中国人民就不能团结起来对付你们，中国共产党就夺取不了政权。”这是毛泽东的大实话，当时他已经当了皇帝，得意忘形了，无所顾忌，但历史却将之记录了下来。
现在，审视80年前这场震惊中外的9.18事变，回望9.18事变以来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浴血奋斗的14年，上溯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中华民族在实现伟大复兴征程上矢志不移的艰辛探索，人们更加深刻地认识到，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有能够担当历史使命的领导，必须有全国各族人民的坚定团结，必须以国家强盛和人民富裕为坚实基础。但历史已经证明，若毛泽东这样的人领导越“坚强”，整个国家、民族和人民群众的灾难就越深重。
历史深刻揭示，符合民族利益的、以人文本的、民主和文明的坚强领导，才是推进中国社会变革、发展、进步的根本保证。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之日起，就以列宁的暴力革命为圭皋，在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中，始终坚持的是“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和马克思晚年的议会民主思路都不符合为，若继续维护列宁、斯大林、毛泽东的思想理论，是不可能站在历史和时代进步的潮头，带领人民拯救国家和民族于危亡之际，根本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命运，根本决定了中国历史的前进方向，迎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的。否则，历史和人民，会做出符合历史和时代进步的选择。
不错，历史深刻昭示，各族人民坚定团结是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力量源泉。但消弭亡国灭种之虞，并非靠所谓爱国主义精神感召下捐弃前嫌，而是靠民主、法治、自由、人权的普世价值。中华儿女在14年抗日战争中空前地团结在一起，也是依靠民主、法治、自由、人权的普世价值力量，——比如毛泽东在1940年代的大量文字宣传，就是宣传民主、法治、自由、人权的普世价值。如今要中华民族焕发出巨大凝聚力和旺盛生命力，熔铸伟大的民族精神，唯一依靠仍然是民主、法治、自由、人权的普世价值，形成推动民族伟大复兴的强大合力。
历史深刻警醒，“落后就要挨打”并不是古老中国弱则被辱的唯一沉痛教训。近代以来的中国无约不损、无战不败，善良的中华民族被奴役、被压迫，中国人民饱受侵略和欺凌，根本原因在于国家制度的落后。今日中国只有坚定不移地借鉴和虚心学习发达国家的优良制度，中华民族才有可能以人为本，以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崭新面貌屹立于世界东方。
80年过去，国耻在心，重任在肩，目标在前。
纪念“9.18”，是一个民族对历史的深沉回望，是对未来的深层思考。是为了和平纪念历史，不是为了延续仇恨。提醒人们牢记历史，但当年日本为什么能从一个贫弱小国而发展成后来的亚洲第一强国的，为什么从亚洲第一强国堕落为罪恶的国家，又为什么会从战败的废墟里站起来，重整雄风，成为亚洲第一民强国富的民主自由世界的，才是中国人应深思反省的。
只有吸取教训，痛定思痛，中国才能更加清晰准确地观察现在、谋划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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