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1年9月19日訊】 每年9月第3個星期六是國防教育日，今年又正值日本在1931年向中國東北三省發起侵略的「9.18事變」80周年紀念日。人民日報9月18日發表社論以鄭重其事。據新華網文，社論說：帝國主義列強的侵略，可能導致一個國家在悲慘沉淪中亡國滅種，也可能激發這個民族在危難之際覺醒和奮起。社論依然重複以前的老調，說抗戰「在中國共產黨倡導建立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旗幟下，以國共合作為基礎，中國人民同兇惡的日本侵略者進行了氣壯山河的鬥爭」，「促成實現這一重大歷史轉折的，正是誕生於危難之際的中國共產黨，在歷史的關鍵時刻團結凝聚了中華民族的智慧和力量」，「最終，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和世界反法西斯戰爭以中國人民和世界各國人民的徹底勝利載入了史冊」。但社論尊重歷史的地方，就是承認了「中國國民黨和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抗日軍隊，分別擔負著正面戰場和敵後戰場的作戰任務，形成了共同抗擊日本侵略者的戰略態勢」。
社論強調，「審視80年前這場震驚中外的9.18事變，回望9.18事變以來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浴血奮鬥的14年，上溯1840年鴉片戰爭以來中華民族在實現偉大復興征程上矢志不移的艱辛探索，我們更加深刻地認識到，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必須有能夠擔當歷史使命的堅強領導，必須有全國各族人民的堅定團結，必須以國家強盛和人民富裕為堅實基礎。」但社論繼而說，「歷史深刻揭示，中國共產黨的堅強領導是推進中國社會變革、發展、進步的根本保證。自誕生之日起，中國共產黨在一系列重大歷史事件中，始終站在歷史和時代進步的潮頭，帶領人民拯救國家和民族于危亡之際，根本改變了中國人民的命運，根本決定了中國歷史的前進方向，迎來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光明前景。」
但人們不會忘記2010年9月18日也是全國的「國防教育日」。其時，多個地方都鳴響防空警報，但上海市政府發出通知，稱因舉辦世博，有很多外國遊客，故取消防空警報。有上海網友指該做法是「無稽之談」，「9．18」並不能因為世博就不用紀念，「才幾十萬的遊客就會引起混亂了？中國的官老爺百年來都改不了崇洋媚外的嘴臉」。
今年的「9.18」，似乎與中國「9.18」無關的德國人也加入了議論。比如德國歷史學家烏爾班思基說，紀念「9·18」反映了當代中國的普遍歷史觀，回憶戰爭不只是為了紀念蒙難者，更是為了激勵愛國主義；他認為，這種為政治所利用的回憶文化，阻礙著人們對歷史進行適當的清理。這篇發表于《新蘇黎士報》的文章寫道，「在中國，9月18日是回憶日軍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暴行的重要日子。每年都在重複同樣的儀式。……可是，儀式並非僅僅『來自上頭』的規定。當博客主在網上論壇寫進反對昔日的侵略者日本的民族主義煽動性文字時，他們是在自願地支持政府。」
烏爾班思基認為，「中國的抗日戰爭在很長時期並不是激勵愛國主義的源泉。在人民共和國的頭30年，30、40年代的抗日戰爭幾乎沒有扮演什麼角色，在毛領導下，全國對這場可怕戰爭的諸多方面更是保持沉默。無處不在的是宣傳共產黨人針對內外敵人必然勝利的目的論，首先是針對蔣介石領導下的國民黨人。在瀋陽，很長時間只有一塊紀念碑回憶這個『滿洲事件』，到了1990年代中期，人們才在瀋陽和東北其他城市每年一次拉警報、按汽車喇叭紀念恥辱。1999年在瀋陽開放的紀念館因此也就成了全國記憶文化的代表，揭示了當代中國普遍的歷史觀。」烏爾班思基說，1978年之後的改革，才迫使政府和公眾轉向20世紀降臨亞洲的最嚴重戰爭創傷。「傳奇般的標兵雷鋒、光輝燦爛的長征以及一系列共產黨神話雖然長期是意識形態的楷模，卻從此幾乎不能再將民眾凝聚起來。北京的理論家們開始尋找新的粘合劑，讓分崩離析的社會團結起來，同時使之遺忘’新中國’的黑暗篇章。」文章接著寫道，「隨著一場探討20多年前事件的學術討論受到政治制裁，也就發出了歷史政治轉折的信號。第一批文件彙編公布后，與政治方針保持一致的學術文章迅速跟上，打開了面向大眾的通俗故事的閘門，伴以新建的紀念館、故事片、肥皂劇、網頁和微博客。對抗戰的回憶上升為中國民族主義的新動力，呈現出與那些導致1989年對抗的內部力量相抗衡的愛國主義另一極，從此要將任何分裂主義都窒息在萌芽之中。」
烏爾班思基說，「要想明白為什麼在今天的中國對那場戰爭的回憶比30、40年前具有更重要的意義，也就必須看到地緣政治的大氣候。在蘇聯和東歐的馬克思主義政權垮台之後，尋找一個合法的意識形態，希望減少美國和日本在東亞的影響，以及合併台灣的願望，是導致這種歷史政治轉變方向的核心因素。將中國人民當作日本帝國主義的受害者加以表現的主意，也就從而產生，時間正是人民共和國作為被認真對待的大國重返世界舞台之際。」他指出，「從歐洲來看亞洲的第二次世界大戰，引人注目的是日本和中國勢不兩立的立場，隨著被操縱的對戰爭的回憶而產生。」烏爾班思基強調，「儘管東京和北京之間的駭浪大概已經和緩一些，但對於日本佔領的回憶至今不只是服務於紀念蒙難者。因為，一個變成被政治利用的自我憐憫的乏味回憶，也在中國阻礙著人們對戰爭進行適當的清理。」
之所以說人民日報9月18日發表社論有進步，是因為中國大陸長期以來所有的書、宣傳，都說是中共領導了抗戰，說國民黨蔣介石不抗戰。現在承認了「中國國民黨和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抗日軍隊，分別擔負著正面戰場和敵後戰場的作戰任務」。以前中國大陸的謊言，在港台海外沒有市場，被嗤之以鼻；隨著改革開放深入和互聯網興起，這種謊言在大陸也沒了市場。但儘管如此，被洗腦的大陸民眾被慣性牽引，國民黨蔣介石不抗戰、共產黨毛主席領導抗日而最後勝利的荒謬，卻依舊被神聖化。這與人民日報社論中「銘記歷史，痛定思痛，才能更加清晰準確地觀察現在、謀划未來」之目的，背道而馳。所以，必須正本清源。
歷史上，從日本侵略中國的目的，從掠奪中國資源的手段來看，佔領主要的是大城市和鐵路沿線，這些都是國民黨守衛的，而且直到八年全面抗戰以後，打了二十多個大的戰役，這些大戰役全都是在大城市打的，全都是正面抵禦日軍入侵的戰役。這些戰役中，共產黨只參加了極少一部分。中國國民黨的抗日戰爭，其實也不止八年，從1931年「9.18」事變就已經開始抗日了。當時國民黨丟了東三省，也有它的根源。1930年的時候，中國實際上還沒有完全統一，還都是軍閥混戰。「9.18事變」是在1931年9月18日，國內還相當亂。正是在9.18事變之後，在「12.8」上海抗戰之前，蔣介石還被迫辭去了所有的政府主席以及海陸空總司令的職務，可以說那段時期，國民黨當時就沒有抗日的領袖。但關於抗日，不論美國、蘇聯、日本還是當時的中共，都知道有蔣介石才是真正能夠領導中國抗日的主要領袖。後來西安事變時，共產黨抓到蔣介石想殺掉他，斯大林嚴令不讓殺，就是斯大林為了牽制日本而保護蘇聯的利益，指示共產黨不能殺掉蔣介石，要放掉他，讓蔣介石領導抗戰。
從歷史上來說，清朝的八國聯軍侵略中國，這八個國家侵略中國最厲害的，佔便宜最多的，最貪得無厭的就是過去的沙俄和後來的蘇聯。沙俄每一次都乘火打劫，每一次都強迫滿清政府和它簽了一些不平等條約，從而把中國的黑龍江以北，烏蘇里江以東，還有很多新疆北部、西北部等等很多地盤全都搶佔去。
1917年後蘇共勝利了，建立了他們所謂的蘇維埃政權，但並沒有放棄沙俄時代的侵略性，始終看中國是一塊肥肉。歷史上，沙俄跟日本為了爭奪東北，打日俄戰爭就在中國的領土上打。同時，藉著不平等條約在中國建立了中東鐵路，一直利用中東鐵路來吸取東北的資源。蘇聯從建國以後就一直繼承沙俄時代的侵略本性，雖然早期在很孤立時宣布過放棄過去的不平等條約和在中國侵佔的主權，但只是口頭上的，實際上並沒有放棄；沙俄時代還沒有把蒙古侵佔去，反而於1922年，蘇聯出兵佔領了中國的外蒙古。蘇聯侵佔中國的野心始終沒有變化，所以就要在中國找一個代理人——中共。在歷史上，中共自己也不諱言，其中有很多的記載，比如說明誰派來怎麼樣跟他們聯絡，怎樣的指導，展現了一種完全的傀儡關係。這關係，用毛澤東自己在1950年代在一次講話里說的，「過去我們跟蘇聯是父與子和貓與鼠的關係，思想僵化什麼的，現在不一樣了……」。
歷史資料顯示，1922年蘇聯成立后，由中國與蘇聯共管長春以北的中東鐵路。北京政府將鐵路沿線11公里內區域划為東省特別區，接管哈爾濱及鐵路沿線的市政權。1924年中央政府批准東省特別區為與省并行的特別行政區。1929年夏季發生中東路事件，張學良試圖用武力強行收回中東鐵路，但東北軍很快敗給蘇聯紅軍。對於中東路事件，共產國際遠東局從一開始就明確要求中共中央要提出「武裝保衛蘇聯」的口號，並組織大規模的反對國民黨和擁護蘇聯的群眾示威。對此，中共中央毫不猶豫地做出了積極的響應。他們召開政治局會議，決定開動一切宣傳機器，並在8月1日「反帝日」舉行示威，而且爭取發動上海工人總罷工。對於中共中央的做法，陳獨秀專門致信中共中央提出批評，主張在這個時候片面宣傳「擁護蘇聯」「於我們不利」，絕不能簡單地認為「廣大群眾都認同蘇聯是中國解放的朋友」。（《陳獨秀給中共中央的信》，1929年7月28日，8月11 日。）為此，並鑒於陳獨秀等人事實上根本反對中共中央的政治路線，中共中央很快正式決議將陳獨秀等人開除出黨。（《江蘇省委為開除彭述之汪澤凱馬玉夫蔡振德及反對黨內機會主義與托洛斯基反對派的決議》，1929年10月2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關於開除陳獨秀黨籍並批准江蘇省委開除彭述之汪澤凱馬玉夫蔡振德四人決議案》，1929年11月15日，《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5冊，第549－555頁。）中共中央明確認為，陳獨秀等人在中東路問題上的意見，「是黨內一些動搖的機會主義分子的立場的最露骨的表現」。1929年11月18日。對於蘇聯紅軍大舉入境打擊東北軍的行動，中共中央則明確認為，這是因為帝國主義進攻蘇聯戰爭馬上就要爆發，國民黨武裝奪取中東鐵路並「組織白俄軍隊，攻入蘇聯邊境」，蘇聯不得不先發制人的結果。據此，他們提出：「只有取消主義的陳獨秀」「才認為蘇聯與奉天的和平交涉，已經減輕了甚至沒有了進攻蘇聯的危險」。黨必須「更要加緊發動群眾鬥爭走上武裝鬥爭，會合工農一切武裝鬥爭的實際行動，來執行武裝擁護蘇聯與反軍閥戰爭的任務，而走向全國範圍的總暴動」。（《中國共產黨接受共產國際第十次全體會議決議的決議》，1929年12月20 日，《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5冊，第594－599頁。）
《中共中央文件選集》證明，當時中國共產黨的堅強領導並不是站在中華民族利益上，而是完全相反。當時中共充當了蘇聯的馬前卒，出賣了民族利益。「9.18 事變」本來是日本侵略中國，蘇聯卻說是反蘇的戰爭序幕，讓中共武裝保衛蘇聯、武裝擁護蘇聯。1931年「9.18事變」，民族處在危機之中，但共產黨馬上在1931年11月7日——蘇聯國慶日，就宣告成立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政府，武裝分裂國家。日本與蘇聯，實際上是百余年來兩個侵略中國的最大侵略者，而蘇聯比日本還要厲害，給中國的災難造成的更大。
歷史就是歷史，百般污衊別人、美化自己，但人們終究會明白歷史到底是怎麼回事。因為歷史資料不僅中國有，其他相關國家也有；歪曲歷史最終損失的只能是自己。
中共在1931年、1932年即「9.18事變」之後，是加緊了在江西的發展，在打國民黨，甚至「9.18事變」之後還跟日本南北呼應，互相夾擊國民黨。「12.8事變」之後，連國民黨去支援「12.8」的部隊都讓他們尾隨追擊，都讓他們打得不能到達前線。當時中國「9.18事變」，民族處於危亡階段，很多當時的軍閥都團結在蔣介石周圍了，都要抗戰；這就是人民日報社論所說的「帝國主義列強的侵略，可能導致一個國家在悲慘沉淪中亡國滅種，也可能激發這個民族在危難之際覺醒和奮起」，「令侵略者想不到的是，這一事件激起了中華民族的抗日怒潮，中國人民以此為起點進行了長達14年不屈不撓的抗日戰爭，最終第一次取得了近代以來中國反抗外敵入侵的民族解放戰爭的完全勝利。」
人民日報社論所說不錯，中國抗日「其根本原因就在於，歷經列強蹂躪的中華民族，已經在日本帝國主義鯨吞中國的囂張野心中徹底覺醒和頑強奮起了！」但這個功勞不要都記在自己頭上，否則不僅別人笑話，連自己人都會笑話。縱觀近代以來仁人志士救亡圖存的悲壯歷史，這一次中國人民的覺醒和奮起，不僅標志著中華民族有信心有能力求得民族獨立和人民解放，更意味著中華民族在偉大復興征程上實現了全民自覺的重大轉折。但促成實現這一重大歷史轉折的，卻不是誕生於危難之際的中國共產黨在歷史的關鍵時刻團結凝聚了中華民族的智慧和力量。所謂成立第二年就提出「打倒列強，除軍閥」的新生力量，在9.18事變發生后，並未提出「以武裝民眾的民族革命戰爭來抵抗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的抗日救亡主張，未號召全民族團結起來抗日救國，反對不抵抗政策，而是忙於逃避當時合法政府的圍剿和追緝。其後，張學良西安發動兵變，毛澤東主張殺掉蔣介石，是斯大林為了保護蘇聯的利益，指示共產黨不能殺掉蔣介石，要放掉他，讓蔣介石領導抗戰。所以中國共產黨倡導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也是蘇聯的利益考量。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建立，客觀上起到了以國共合作為基礎，全中國人民同兇惡的日本侵略者進行氣壯山河的鬥爭的效果。中國國民黨和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抗日軍隊，分別擔負著正面戰場和敵後戰場的作戰任務，形成了共同抗擊日本侵略者的戰略態勢，中華兒女萬眾一心、眾志成城，同仇敵愾、共赴國難。
不過，一直到西安事變后，國共第二次合作，中共答應「抗戰」了，毛澤東卻消極抵抗，這些都有歷史文獻佐證，也有毛澤東自己的文稿與演講為證。1937年 7.7盧溝橋事變之後，毛澤東不是在抗戰，而是在壯大自己，在所謂的建立根據地，他的根據地加上了一個抗日，叫做抗日根據地，實際上不抗日。毛澤東的原則是「一分抗戰，兩分宣傳，七分發展」。台灣的一位將軍郝柏村曾說，國民黨抗日，共產黨建國。毛澤東的講話里也是這麼說：「我們這個抗日啊，實際上這個抗日戰爭就是要奪取全國政權，我們準備了好多年，整個抗戰都是準備。」所以後來毛澤東就感謝皇軍侵略中國，不只說過一次，還說過好多次。日本人給他道歉，有一段他就說：「我曾經跟日本朋友談過，他們說很對不起，日本皇軍侵略了中國，我說不，沒有你們皇軍侵略了大半個中國，中國人民就不能團結起來對付你們，中國共產黨就奪取不了政權。」這是毛澤東的大實話，當時他已經當了皇帝，得意忘形了，無所顧忌，但歷史卻將之記錄了下來。
現在，審視80年前這場震驚中外的9.18事變，回望9.18事變以來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浴血奮鬥的14年，上溯1840年鴉片戰爭以來中華民族在實現偉大復興征程上矢志不移的艱辛探索，人們更加深刻地認識到，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必須有能夠擔當歷史使命的領導，必須有全國各族人民的堅定團結，必須以國家強盛和人民富裕為堅實基礎。但歷史已經證明，若毛澤東這樣的人領導越「堅強」，整個國家、民族和人民群眾的災難就越深重。
歷史深刻揭示，符合民族利益的、以人文本的、民主和文明的堅強領導，才是推進中國社會變革、發展、進步的根本保證。中國共產黨自誕生之日起，就以列寧的暴力革命為圭皋，在一系列重大歷史事件中，始終堅持的是「槍杆子裏面出政權」，和馬克思晚年的議會民主思路都不符合為，若繼續維護列寧、斯大林、毛澤東的思想理論，是不可能站在歷史和時代進步的潮頭，帶領人民拯救國家和民族于危亡之際，根本改變了中國人民的命運，根本決定了中國歷史的前進方向，迎來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光明前景的。否則，歷史和人民，會做出符合歷史和時代進步的選擇。
不錯，歷史深刻昭示，各族人民堅定團結是中華民族走向偉大復興的力量源泉。但消弭亡國滅種之虞，並非靠所謂愛國主義精神感召下捐棄前嫌，而是靠民主、法治、自由、人權的普世價值。中華兒女在14年抗日戰爭中空前地團結在一起，也是依靠民主、法治、自由、人權的普世價值力量，——比如毛澤東在1940年代的大量文字宣傳，就是宣傳民主、法治、自由、人權的普世價值。如今要中華民族煥發出巨大凝聚力和旺盛生命力，熔鑄偉大的民族精神，唯一依靠仍然是民主、法治、自由、人權的普世價值，形成推動民族偉大復興的強大合力。
歷史深刻警醒，「落後就要挨打」並不是古老中國弱則被辱的唯一沉痛教訓。近代以來的中國無約不損、無戰不敗，善良的中華民族被奴役、被壓迫，中國人民飽受侵略和欺凌，根本原因在於國家制度的落後。今日中國只有堅定不移地借鑒和虛心學習發達國家的優良制度，中華民族才有可能以人為本，以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的嶄新面貌屹立於世界東方。
80年過去，國恥在心，重任在肩，目標在前。
紀念「9.18」，是一個民族對歷史的深沉回望，是對未來的深層思考。是為了和平紀念歷史，不是為了延續仇恨。提醒人們牢記歷史，但當年日本為什麼能從一個貧弱小國而發展成後來的亞洲第一強國的，為什麼從亞洲第一強國墮落為罪惡的國家，又為什麼會從戰敗的廢墟里站起來，重整雄風，成為亞洲第一民強國富的民主自由世界的，才是中國人應深思反省的。
只有吸取教訓，痛定思痛，中國才能更加清晰準確地觀察現在、謀划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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