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1年9月10日讯】前总理朱镕基在副总理、总理任内发表的重要讲话、文章，2011年9月8日由人民出版社集结出版《朱镕基讲话实录》，据称内容绝大部分是第一次公开发表。据悉，《朱镕基讲话实录》内容涉及其任内对中国财税体制、金融体制、国企、投融资体制、住房改革、应对亚洲金融危机冲击、治理通膨等领域的政策过程。
朱镕基于1998年、2003年，两次在国务院全体会议的讲话，经《南周》重新订题为《如果本届政府都是“好好先生”，我们就对不起人民》和《如果不去关心人民的疾苦，我当什么总理》。由于有《南周》编辑曾在微博预告该报8日将刊载朱镕基重要文章，引起网民关注。不过，9月8日上午陆续传出北京零售报亭买到的《南周》被抽掉朱镕基专版。网民于是揣测是宣传部门“动手脚”，但也有网民怀疑是南周的行销手法。
《南周》官方微博9月8日午后发表紧急声明，因该报B叠在北京印刷时间较晚，导致部分零售报摊的报纸缺少B叠。专版将陆续送到北京各零售报亭，购买缺版报纸的读者凭当期报纸到原零售报亭即可补回。对于读者造成误解和不便，请求读者谅解。
据香港媒体报导，9月8日在中国大陆开始发行的《朱镕基讲话实录》共约123万字，收录了朱镕基担任中共国务院副总理、总理期间的讲话、文章、信件及批语等348篇，绝大部分是首次公开。内容涉及亚洲金融风暴、内地财税改革、住房医疗和文化改革等大政方针政策。朱镕基逐篇审定了全部文稿。《朱镕基讲话实录》中披露朱镕基8年前卸任时，对未来的中国经济提出了浮夸风、经济过热、房地产泡沫等担忧。有报导指出，朱镕基当年的担忧多已成事实。书中还披露，朱镕基重视香港舆论；听闻县长买凶杀书记后表示“闻所未闻”；考察粮仓被骗后斥“胆大包天”。但有学者评论，朱镕基“说得多，做得少，做成功的更少”，对中国社会贫富两极化加剧以及大陆全面腐败等许多问题，朱镕基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书中《值得纪念的五年》是2003年1月27日朱镕基最后一次主持中共国务院全体会议时的讲话，他提醒内阁，“我现在最担心的是经济过热”，他提出，“现在有很多的苗头，如果不加以注意的话，经济状况就会一发不可收拾。”
朱镕基告诫警惕中国的一种“综合症”，即“日子稍微刚好过一点，就搞浮夸的作风、盲目的自满、莫名其妙的折腾、无知的决策。”他说：“我们不要走历史的老路”。他又说，房地产过热，绝大多数人还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我看外国的报刊，都在讲中国的泡沫经济已经形成，房地产过热，风险太大”。他特别质疑银行官员说，“你们老说在大好形势下，不良贷款在下降，我就是不相信。”
朱镕基也抨击当时已经开始的“城镇化”：“用很便宜的价格把农民的地给剥夺了，让外国人或房地产商搬进来，又不很好地安置农民，这种搞法是很危险的。”
对于中国大陆的主题公园热，朱镕基说：（当时）“上海搞迪士尼公园没有搞成，于是要搞个主题公园”，对此“我是坚决要收紧”。
2003年朱镕基卸任，副总理温家宝升任总理，国务委员吴仪升任副总理，其余副总理和国务委员离开国务院。8年来中国私家车成倍增长，大中城市楼价更翻了几番。
“中国问题学”学者、北京理工大学经济学教授胡星斗说，朱镕基当时提及的担忧如今都变成现实，“表明他有先见之明，显示朱镕基是有忧患意识的总理”。他认为，朱镕基时代还敢触及特权，现在政府不敢触及特权。然而更多学者指出，朱镕基上任之初的一些重大目标，诸如国有企业脱困、整顿金融秩序、中央机构改革等统统无果而终。在他治理的五年内，中国经济原本潜在的危机却不仅没有解除，反而继续加深。而且，他以清廉的象征自许，但亲信部下朱小华被打成大贪污犯，他儿女在金融界的角色也倍受质疑；他自诩为改革者，但他只会用计划经济的手段调节市场，过分保护国有大中型企业已成为外界对他的经济决策风格的主流评论。
著名作家、持不同政见者杜导斌指出，朱镕基上台时许诺要以闯刀山下火海的勇气完成的五项改革，到卸任时，无一不是虎头蛇尾。朱镕基个人主观上的党本位，而不是以民众意愿为本位，是导致其事业中途半端的重要因素。朱镕基的改革客观上是为了国家富强，但其动机的根源却是巩固政权。他的改革不是主动要改，是迫不得已，是预见到不改就可能失去执政地位。正因为动机不纯，因为对改革持机会主义的态度，一旦改革有可能影响到政权稳定，虽然这种影响显然有利于人民，如2001年的农税改革，朱镕基的选择便是后撤。
朱镕基曾到安徽考察粮食仓库，去之前仓库是空的，在他到达时便将其他粮站的粮搬过来，朱镕基大骂“连我都敢骗，真是胆大包天”；他曾考察下岗职工再就业中心，参观时人山人海，群聚热情，但回到北京便收到人民来信，说他看到的都是假的，于是他派国务院同事私访，发现来信所说情况属实，批评部门在视察时安排好，“听不到真实意见，怎么为政呢？政策怎么出来呢？”《朱镕基讲话实录》还披露，朱镕基非常重视香港舆论，因为内地报章“找不到骂我的文章，香港报纸上这类文章就多了”。朱镕基2002年出席香港特区政府欢迎晚宴时，说当时特首董建华对赤字问题“忧心如焚”，但他并不担心，因内地财政赤字香港“望尘莫及”。
在朱镕基新书中，很多有关信访、舆论的发言。他提到不少信访文件指出干部腐化严重，有的更是闻所未闻，如“县长买通杀手去杀县委书记，他好当书记……只听说过跑官买官的事，没有听说过杀人升官的事，居然腐化到这个程度！”
不过，资深媒体人士张伟国认为，对于堆积如山的社会问题、日益激化的官民矛盾、贫富两极化加剧、等等许许多多的问题，朱镕基作为当时政府的首脑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曾几何时，朱镕基发下重誓：要准备100口棺材，99口为杀贪官，一口留给自己。但朱镕基在任的五年，可以讲是中共执政的历史上腐败发展最严重的时期，难道没有人问一问这位作风强悍的当权者，这100口棺材，到底动用了几口？！“对此，朱镕基实际上已经悄悄留好了后路：在他宣布任期届满将不再连任的同时，他也把老百姓评价对自己的评价期待降到了最低–只要称他是一位清官足已。”张伟国认为，朱镕基也许的确是一位清官，但是他主政的期间却造就了中国历史上数量最多的贪官。
著名经济学家何清涟说：“他这几年受制于诸种因素，说得多，做得少，做成功的更少。其中有体制方面的原因，也有他本人用计划经济去管理中国正在变化的就是目前这种半行政化、随意干预、半市场经济的状态有关。说这五年是他个人的失败不如说成是体制性的失败。”
近年来，中国大陆因为拆迁问题所引发的社会矛盾、暴力冲突愈演愈烈，强拆造成的恶性事件不断发生。有学者指出，这其实与朱镕基政府在1994年推行的“分税制改革”有很大关系。然而，前任国务院总理朱镕基在清华百年校庆时的演讲，却掩盖了很多真相。著名经济学家、中国问题专家程晓农指出，现在的中国大陆，民间群体抗暴事件频频发生，而这其中的大部分，都与圈地拆迁有关。而强制拆迁的主要原因是，地方政府为了巨额的土地收入，强行把老百姓的土地卖给房地产商。程晓农说，“地方政府现在财政上高度依赖卖地的收入，即便是北京、上海这样的大都市，它的地方财政收入当中，大概半数是来自于卖地的收入，所以断了这笔财源，地方政府就活不下去。”
近些年来，随着全国各地暴力拆迁的愈演愈烈，很多人认为，前任中央政府推行的“分税制改革”造成地方财政弱势，地方政府过分依赖“土地财政”，这直接推高了房价，造成诸多社会问题。但前任国务院总理朱镕基在参加清华大学百年校庆的时候，对这种批评进行了反驳，认为“分税制”没有错，地方政府并不缺钱。对此，程晓农认为，朱镕基在清华的演讲掩盖了很多真相。他介绍说，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共分三块：第一块是预算内收入；第二块是预算外收入；而“土地财政”是属于〝预算外之外〞的收入，也就是第三块收入。“朱镕基回避的是第二、第三块，他假装不知道，他只讲第一块，跟税收有关的。其实，地方政府光靠税收那一部分，那点收入没有办法让政府按现在的规模扩大城市建设、也没办法养活这么多官员的奢侈开支。”
1994年，大陆当局开始推行“分税制”，把好的税种集中在中央手里，造成地方政府靠本地税收无法维持，必须依赖中央政府的拨款。程晓农指出，中央政府正是通过这个手段，来控制地方政府，实行高度中央集权。而地方政府官员的胃口也越来越大，所以就想方设法从老百姓身上搜刮钱财。2000年以前，各地方政府主要是从农民身上搜刮，在农村推行各种各样的强制摊派，最后造成所谓的“三农问题”，危及政权。
2006年，当局被迫叫停“农业税”，于是，地方政府就开始大搞“圈地运动”：拆迁、转手倒卖，从中牟利。这就是所谓的“土地财政”。程晓农指出，“中央政府实际上是给地方政府留了个门，就是说允许地方政府征地，征地的收入全部归地方政府。所以，是中央政府的这个政策导致了地方政府拚命的征税，中央政府很清楚这一点，就是要不给地方政府甜头，地方政府不会听话的，所以中央政府假装不知道地方政府拆迁发横财，假装不知道地方政府拆迁造成这么多社会矛盾。”
但是，刚刚出版的《朱镕基讲话实录》表明，朱镕基对房地产过热批评是一贯的。
2003年1月27日，国务院第九次全体会议上，朱镕基讲话说：“本届政府就要到期了，我现在最担心的是经济过热。我搞了50多年的经济工作，我能深刻体会到我国的这种“综合征”，日子稍微刚好过一点，就搞浮夸的作风、盲目的自满，莫名其妙的折腾、无知的决策。我讲过房地产的过热，但是我发现绝大多数同志都还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总是首先来一句话‘总体上都是非常好的’然后说那么一点点的问题。绝对不是这样！这种过热是不得了的，1993年就是房地产的过热，结果现在的海南岛还是‘遍体鳞伤’。我看外国的报刊，都在讲中国的泡沫经济已经形成，房地产过热，风险太大。我们银行的同志一定要意识到这一点，因为这些钱都是银行的。我再一次向银行的同志忠告：你们也许这两年就升官了，你们也许就不会再干银行工作了，以为出了问题可以让后来人收拾。本届政府的金融体制改革还没有完成，还没有建立健全机制；但是在没有建立这个机制之前，我们共产党人已经搞了几十年经济了，还是应该负责任的吧。你们别把这个包袱留给后人，盲目地发展。”
朱镕基还说，“我非常担心的就是搞‘城镇化’。现在‘城镇化”已经跟盖房子连在一起了，用很便宜的价格把农民的地给剥夺了，让外国人或房地产商搬进来，又不很好地安置农民，这种搞法是很危险的。这跟中央的政策精神根本不符合，我们曾经多次讨论过，就怕这个东西。还有，现在搞主题公园成风。在国外都没这么搞的，迪斯尼公园，美国有两个、法国有一个、日本有一个。现在主题公园在中国很多地方全冒出来了，外国人自己不出钱，你的地卖给人家很便宜，破坏了国家的土地资源，另外还用你的钱。搞这个东西干什么呀？！现在很多地方的农民连饭都没得吃，还搞什么主题公园，谁去看呀？”
时间过去8年，又一届政府要换届了。但中国的房地产泡沫不但没有解决，反而推到了中今中外绝无仅有的地步。这届政府最大的政绩就是房地产，最大的失败也是房地产。尽管中央政府2009年底以来一再调控房地产，但是包括地方政府在内的利益集团仍然不愿意放弃自己的利益“搜刮民膏”。中国的房地产泡沫成了铁做的。房地产带来的危机也一一被朱镕基言中，纷纷到来。
这些大搞房地产的官员们，读读朱镕基的讲话，否还会有一点起码的自责？！
但相信，大多数官员不会有所反省。因为朱镕基已经管不了他们的乌纱帽，对现中央他们也多有办法抵赖，根本是体制上对他们没有任何约束，即使是中国危机对他们也没有损害，因为他们中的很多人已经办了移民，财产已经转移，对他们已经无可奈何。他们现在做的是，趁最后的时机再捞一把。
《朱镕基讲话实录》中还透漏了一个秘密：朱镕基说，“我过去几年里每晚是一定要看《焦点访谈》，我觉得我作为总理，如果不去关心人民的疾苦，我当什么总理！我看完后必定打电话，不是打给部长就是打给书记。尽管我知道打电话只是针对几个农民或者几个百姓的问题，但是我能为这几个农民、几个老百姓申冤，能够解决问题，我觉得好受一些，大事办不了，办了一点小事也好。”……
作为一届总理，其卸任后人们对其有赞有弹，在现代文明社会本就是题中之义。
但无论世人如何评价朱镕基，笔者都对朱镕基表示怀念和敬意；如果朱镕基在施政上还有多么大的失误甚至是过错，只能归咎于这个体制的原因。而笔者则很怀念他：
1998年3月，九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选举朱镕基为国务院总理，他就言明：“不管前面是地雷阵还是万丈深渊，我都将一往无前，义无反顾，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2000年3月15日，朱镕基在记者招待会上答记者问时说：“我只希望在我卸任以后，全国人民能说一句，他是一个清官，不是贪官，我就很满意了。如果他们再慷慨一点，说朱镕基还是办了一点实事，我就谢天谢地了。”
“为学，要扎扎实实，不可沽名钓誉；做事，要公正廉洁，不要落身后骂名。”
2001年6月，朱镕基在辞去清华大学经管学院院长的告别演讲中说，“桌子是拍过，眼睛也瞪过，至于说我这样做是为了吓唬老百姓，我想没有一个人相信他这种说法。我从来不吓唬老百姓，只吓唬那些贪官污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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