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1年9月6日讯】温家宝总理在最近出版的《求是》杂志撰文说，稳定物价总水准仍是宏观调控首要任务，宏调取向不能变。“求是”杂志，是中共中央委员会主办的党刊，内容具有相当的指标意义及重要性。曾任大陆商务部副部长的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秘书长魏建国认为，温家宝可能暗示中国不能扮演欧洲的救星，而且中方不会急着买进更多欧洲公债，以免遭受更多损失。
从国际角度来看，温家宝点出可能影响大陆经济发展的四点因素。
第一，一些国家经济增速回落，例如今年第一季与第二季的美国经济成长率，远低于去年第四季的水准，而欧元区一些受主权债务危机困扰的国家，经济依然低迷。
第二，全球通膨压力加大，资金流动性过剩的影响日益突出，通膨成为新兴经济体普遍面临的突出问题。
第三，发达经济体的失业率居高不下，经济成长缺乏动力，特别是美国、欧元区和日本的当前失业率，均尚未回复至2008年金融海啸之前的水准。
第四，政府债务风险继续累积，例如美国联邦政府的财政赤字，连续三个会计年度都超过1兆美元，而欧元区一些国家的政府债务规模，占国内生产毛额的比重持续上升。
温家宝说，“受美欧等国经济、社会等因素制约，主权债务问题在短期内很难缓解，这将明显拖累世界经济复苏进程。”温家宝说，在坚持实施稳健货币政策之余，也要看当前经济状况，并准确判断未来经济发展趋势，避免货币政策的滞后效应与多种因素叠加，过于影响下个阶段的实体经济。温家宝说，稳定物价总水准仍是宏观调控首要任务，宏调取向不能变。温家宝表示，稳定物价总水准仍然是宏观调控的首要任务，因此要更加注重缓解物价过快上涨这一主要矛盾。
北京官方智库及瑞士信贷等外资解读，温家宝这篇专文非常重要，等于为年底前的大陆宏观调控定调，而且文章内容其实是中国大陆高层的集体意见，而非温家宝的个人意见。经济学家认为，大陆通膨已经使老百姓难以承受了，社会处于危险状态，温家宝才有这次表态。但中国大陆不改变“藏赋予国”的政策，通胀不能真正解决。
温家宝表示，稳定物价总水准仍然是宏观调控的首要任务，因此要更加注重缓解物价过快上涨这一主要矛盾。他从年初就强调宏观调控抑制通胀，但是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仍不断攀升，7月份CPI为6.5%，创37个月来新高。有专家表示，温家宝之所以强调稳定物价是因为物价太高了，而且还在以每个月超过6%的速度不断推高，危害到中国民生，这也说明中国大陆宏观调控政策的失败。
中国大陆的物价上涨，危害了老百姓的生存，影响了老百姓的生活，中国的房地产一直是不断大幅上涨，涨幅没有停过。虽然中国从2010年10月份以来利息加了5次，而且银行储备金率提高了9次，但并没有取得什么效果。因为不改变人民币汇率，光提高利率和储备金比率的宏观调控，根本不可能改变通胀。政府现在所采取的办法没有达到很好的效果，原因在于第一这是累积的，第二是人民币长期以来低估造成的，累积下来十几年造成的。中国大陆出口一直都是顺差，而且非常大，外汇储备一直都是不断的扩大。而大陆又要保持人民币汇率的低估不变，把人民币充斥国内市场，所以通货膨胀就不可避免。
今年以来，与百姓生活相关的食品、蔬菜涨幅更大。像猪肉，5月份比去年同比涨了40%，而7月份比6月份一个月涨幅就达11.7%。目前，食品的通胀使得占社会大多数的中低层老百姓生活水准不断下降，这对经济增长超过10%的社会来说，绝对是一个危险的状态。但食品上涨最大的原因，是政府盘剥得太厉害。这些涨价的因素，既有政府税收的方式，又有大陆央企像石油能源、电力、水利等政府控制的这些企业，对老百姓的盘剥。换句话说，其实推动整个食品价格上涨，处处都能看到政府的影子。
温家宝在文章中特别强调，坚定不移的把房地产市场调控政策落到实处、确保见到实效。的确，房价就像一颗剧毒的毒草，它能把经济发展的各种“苗”都能毒死，所以中国大陆一直强调控制房价。但目前二线城市房价，还在超过两位数的速度上涨。说明中央政策到了地方，就会被架空，也说明中国大陆难以实实在在的紧缩房价，即使中央想紧缩，地方也不会的，地方政府会想尽一切办法保证它的财政的。
利益集团主导了中国大陆整个国家走“藏赋予国”而不是“藏赋予民”的“崛起”模式，内需得不到培育，本身蕴藏危机。随着美国经济衰退，走向二次探底，中国大陆也必将受到更加严重的影响，物价更高。
除了国际经济形式的动荡，让走出口导向的中国经济，将逐渐走向崩溃外，地方债务也将是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中国大陆地方债将达12.5万亿元，风险或随时爆发
在虚幻的“世界经济拯救者”光环中飘忽了两年多以后，中国的银行系统资产负债表显露出潜藏已久的危险困境。银监会刚宣布要严控地方融资平台贷款风险，就发现铁道部的资金负债率又触及承受极限，蕴藏极大风险。
所谓“地方融资平台”其实就是各级地方政府设立的向银行借款的机构。这两年，全国各银行借给地方融资平台的钱到底有多少？最权威的报告是最近央行网站公布的《2010中国区域金融运行报告》。该报告透露，截至2010年年末，全国共有地方政府融资平台1万余家（省、市、县三级），较2008年末增长 25%以上。2010年末银行系统的全部贷款余额为47.92万亿元，其中30%是地方融资平台贷款，总额约为14.4万亿元，其中三分之一是由国家开发银行贷放，其余则由国有商业银行及城市商业银行。
现已确定其中有2万亿到3万亿有违约风险。
一、投资效益奇差。据查，地方政府的投资项目，真正能发挥效能的顶多只有35%，也就是说，15万亿债务中可能产生效益回收投资只有5.3万亿，其他的贷款都投在毫无效益的专案上，或经由贪腐和浪费流失。比如铁道部以部长刘志军为首的腐败窝案当中，掌管高铁工程分配的运输局局长张曙光一人就在美国和瑞士存款 28亿美元，其妻子女儿早已定居美国，在美国洛杉矶置有三处豪宅。
二、以地方政府财政收入做担保的专案贷款大多是空头担保。地方融资平台的项目中，有大量没有现金流仅凭财政收入担保和还款的专案贷款，其信贷规模已远远超过了地方政府财政收入能够承载的能力。由于分税制的实施，地方政府财权小、事权大，要用有限的税收承担过多的公共支出，早就债台高筑。尤其是县域改革后，实行省直管县，地市一级财政被空心化了，所以凡属地市一级的财政收入担保大多是空头担保，没有保障。过去十余年来，土地出让金以及与房地产相关的税收成为地方财政的重要支柱。今年随着房地产价格下滑，许多地方已出现土地“滞销”的情况。最近一系列统计数据显示，中国的土地价格在持续数年升温后出现回落的迹象。瑞士信贷最近公布的中国房地产市场调查资料显示，中国全国土地平均交易价格在4月份环比下降了32%，比年初下降了51%。中原地产研究中心公布的资料显示，4月份中国一线城市地价水准环比下跌18%。地价下滑过快，严重威胁到地方的财政能力和地方融资平台的还款能力。
三、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违约风险有制度基础。首先，地方人民银行、银监局、商业银行都是依靠地方资源生存的，和地方政府、企业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为了保GDP增长，政府采取了用新泡沫掩盖旧泡沫的政策，它成了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盛行的政策基础。其次，银行之间的竞争方式及赢利模式导致各银行竞相向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贷款。
中国的银行体系仍然是一个价格管制与数量管制十分严厉的行业。银行赢利主要来源是信贷规模无限扩张中的利差收益。信贷规模一放松，国内银行就使出浑身解数让自己的信贷规模无限扩张。在银根松动期间，不是企业如何申请向银行借钱，而是银行如何找到对象尽最大努力让更多的贷款放出去，而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则成为商业银行放贷扩张的主要对象。这样的制度条件，无疑是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迅速扩张的基础。
当前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金融风险，不仅仅是地方政府的现金流严重短缺、还款能力薄弱。各级政府直接依赖国有银行贷款来维系当地的政府投资专案和经济，这种信贷模式其实是向改革初期的计划经济体制回归，即地方政府花国有银行的钱，还不起帐时就赖给中央政府；而中央政府焦虑的是，这种模式将导致整个银行系统出现巨额坏账，最后引发金融危机。
地方政府债务，根据新的资讯，有可能出现两种情形：第一种可能是地方政府及利益集团试图游说中央，要求放松宏观调控、结束紧缩性经济政策，让房地产市场再度狂飙。一旦中央再度放松银根，通货膨胀将进一步加剧，并带来难以预料的严重的社会后果。第二种可能是“漂白”和转嫁地方政府债务。日前路透社引述消息人士指，中国银监会、财政部及发改委拟于6月至9月期间处理2～3万亿元可能违约的地方政府债务。做法是将部分债务转入数间新设立的公司，并解除省级及市级政府机构出售债券的限制。将债务转入新设立的公司，将银行的账面处理“干净”。这种做法属于债务“漂白”，并未解决任何问题。
而允许地方政府发行债券，则是把地方政府的巨额债务转嫁给购买地方政府债券的民众。地方政府为了解决财政饥渴，很可能用高息利诱民众来购买，这只会造成银行存款搬家，导致银行的银根短缺，但并不能真正化解地方融资平台造成的巨大金融风险。
据中国三星经济研究院研究预测，地方融资平台贷款绝大部分为中长期贷款，数据显示54%的贷款期限在5年以上，从贷款期限来看，2011年到2013年将是地方融资平台贷款集中到期时间。而近年来，地方政府依靠卖地维持财政及还贷，分析人士指出，即使不考虑地方融资平台再次发行债券或中央再次代地方发行债券的可能性，估计到2011年末地方政府债务总额也将至12.5万亿元左右。分析人士指出，一些地方政府财政收入60%依靠土地财政，随着中央不断收紧信贷，调控房地产市场，地方政府还贷将出现困难，土地价格及出让热度可能会降低，地方政府可能还贷将出现困难，地方债风险在3年内或集中爆发。
美国南卡罗莱纳大学艾肯商学院教授谢田表示，中国的地方债很多，实际上跟地方官员的利益有很大关系，一个可以建设项目创造政绩，另一个在项目招标时还可以采用种种手段进行腐败和贪污，再一个是会将债务留给下一任官员来还，所以地方政府并不担心地方债还不起，其实有很多人利用关系借钱时根本就不打算还了。谢田指出，对于银行来说，实际上地方政府还不起时，银行也没办法只能产生坏帐，但中国大陆却不会让银行破产，没办法只能再印钞票，使坏帐最终落到百姓头上，导致通胀更加厉害，这会使民怨进一步增加。
“不借钱是傻瓜，借了想还更是傻子。”针对地方债务问题，中国经济学家成思危曾引用地方政府基层人员的话并表示，实际上有的地方政府早就有这样的打算，有的地方政府本身就没打算还，这样就会造成银行坏账。成思危也表示，对于这些地方欠债，政府如果处理的话，必然要减少中国民生、社会保障等等方面的支出，最后是老百姓受损失；第二个可能是转变成银行的坏账，这也同样会造成是老百姓的损失；第三个更坏的就是政府多印钞票，多印钞票造成通货膨胀来稀释这个债务，这还是老百姓的损失。
海南省政协委员梁振功在当地一个会议上表示，据调查，目前地方政府负债率过高，一些地区的融资负债率高达300%，大大高于国际风险警戒线80～120% 的水平。梁振功表示，部分融资担保不规范，部分地方政府为了能从银行获得贷款，想方设法向银行出具各种形式的担保，既有政府出具不具法律效力的还贷支持性文件，也有地方财政出具还本付息的承诺函。此外，政府偿债能力对土地升值依赖过大，政府依靠土地担保才能够从银行获得贷款，而这些担保又大多是建立在土地价格上涨预期基础之上，如果地价下跌，土地出让困难，对一些财力相对较弱而借款又较多的市县政府来讲，还款就会发生困难。
而任教于北京大学的美籍经济学家佩蒂斯认为，中国大陆的经济奇迹，末日已经到来，政府不再有能力识别合理的投资项目，成本和价格扭曲，导致过度投资；此外，政府不谋求解决问题，而是把问题推开，让债务不断堆积下去……。
佩蒂斯在2211年8月11日德国《经济周刊》专访中断言：“中国经济短期即不会有硬着陆也不会有软着陆，在2到3年内会开始一个非常低的增长周期”；“平均值将会在3%到5%之间，会是一个艰难的适应过程。”照他看来，问题在于“由投资推动的增长”：“中国模式”是这样运行的：政府通过法律限制投资可能性，那么公民的积蓄基本上集中于银行部门，这笔钱然后被政府掌握用于投资项目；导致投资的迅速扩大。“如果成本和价格如此扭曲，就像中国那样，资本实际上等于是白给的，当然会导致越来越多的投资。由于这种扭曲，中国没有一种机制能显示，何时停止是明智的。”
现在“政府不再有能力识别合理的项目”。佩蒂斯认为，“投资不当”主要是在基础设施方面，“任何小城市现在都有机场，中国想在今后几年再建45个机场。这些城市同时与高速铁路网连在一起，这样最后就没有人坐飞机了。过度建设无处不在，但是，就是有这样的诱惑。通过投资取得的增长成果短期就落在地方的负责官员头上，比如以提拔的形式。相反，成本却在全国范围和很长时期里分散开来。在这种游戏中，地方官员根本就不会输，依然在继续赌博。”
佩蒂斯强调，“政府可以将债务推来推去，但是无法让它消失，终归要偿还，中国也一样。目前政府让普通就业者和私人家庭买单，就是通过低利息。中国的存款利息明显低于贷款利息，政府干脆剥夺私人家庭巨大的财产。那么私人消费占经济产出的比例在最近10年从46%下降到34%，也就不再是偶然的了。”
“中国最终必须让私人消费成为经济增长的支柱，如果私人家庭现在还得再次为全部债务买单的话，就会很麻烦。中国不是解决自己的问题，而是把问题推开，而且推得如此之久，直到债务高到再也借不到钱的时候。”佩蒂斯强调说：“政府不修正整体模式，就无法加强私人消费。中国的消费很弱，因为私人收入太低，收入低是因为家庭补贴投资项目。
“工资必须继续增长，此外必须提高利息，人民币必须继续升值。除了工资之外，迄今没有其它真正的增长模式调整。”他提醒说，“通货膨胀最糟糕的时刻已经过去，消费价格上涨最后一次是受到食品价格的推动，后者现在开始下降。可是，假如我错了，价格仍继续上升的话，那么中国的游戏就不是2013年或2014年结束，而是今年或明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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