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远:英国骚乱为哪般

【新唐人2011年8月15日讯】大规模抢劫、纵火、暴力对峙……这样的画面我们常常会以为它出现在非洲、在拉美或者其他地方,但是,这次却实实在在发生在一向被认为是高福利、高幸福指数的老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英国。为何在伦敦的一起偶发事件引来这样严重后果?是英国国政的哪一个环节出了问题?这是一时一地的偶发事件还是有其必然根源?这样的骚乱是否会夹挟其他因素而蔓延至别的国家?骚乱之后英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会受到何种影响?是否将波及全球经济的恢复?带着无数的疑惑与不解,我们将从媒体和学者的议论中寻找答案。

原创思考:

谁应该为伦敦“骚乱”负责?

这场伦敦骚乱,再一次证明了,尽管西方已经发展到后现代阶段,但它的民主制度仍然无法解决不同文化、不同种族、不同宗教的融合问题。其实这一点,就是西方领袖也不否认。2010年,德国首相默克尔曾表示德国的文化多元社会已经死亡。英国首相卡梅伦自己也于今年初罕见的公开承认“多元文化主义已经失败,必须放弃”。挪威悲剧是由极端仇视伊斯兰的极右翼分子所为,2005年伦敦地铁恐怖袭击事件也是由在英国土生土长的穆斯林所主导。2005年法国巴黎的骚乱也是由少数族裔发动的。2004年西班牙首都火车恐怖袭击事件也是穆斯林所为(恰在“九一一”事件发生的第九百一十一天)。而这些事件又反过来促使极右翼势力的迅速发展。西方的种族危机、社会危机以及制度危机,这才刚刚开始。

而结论是,不管从哪一个方面看,这次2007年以来的危机,都是西方的制度危机。
别让百姓绝望

社会矛盾在各国都存在,不及时处置,不妥然处置,拖大拖炸,成了一种必然性现象。透过现象不难发现,此次伦敦骚乱事件,既有经济的因素,也有社会的因素,更有执政能力的因素。一方面,英国长期以来,不控制移民的流入,无形之中增加了就业压力。另一方面,英国长期以来放任产业向海外的转移而导致民族工业的萎缩,必然减少英国本地的就业机会。这一来一去,英国年青人的就业与生存,就成了大问题。

目前摆在卡梅伦面前的当务之急,控制移民规模,降低就业压力,减少进口并且鼓励产业回流,从而提升英国的就业率。加强社会广泛而深入的对话与沟通,释放社会矛盾的压力。无论民主国家还是非民主这家,民生问题始终是政府核心关切。因民生状况恶化,引发社会动荡,最终导致政局更迭的案例,比比皆是。在所有的政治选项中,民生始终是第一位的,这次伦敦骚乱,就是一个最好的证明。

各国的民生问题,因国情的差异,具体对待与处置,需要因事而已。但在特殊性的背后,有一条共同遵守的原则,就是别让百姓绝望。

高人:我看英国骚乱  

这次骚乱,虽说是因警察击毙一名少数族裔的问题青年男子而起,却演变为明火执仗的“吃大户”,并且引发了其他城市同样的骚乱——任何社会,对此都不会、也不应该袖手旁观,这与人权、民主和自由没多大干系。

类似的乱像,不仅出在英国,其他欧美国家也如是——这说明,经济的衰退,势必引发社会动荡,使得“文明社会”存在着的社会不公,种族矛盾等种种弊病,寻常看不见,偶尔露出狰狞来。

央视报道说,英国警方已向美国“取经”,才得知美国社区有一批叫做“协调员”的志愿者,帮助黑人解决就业等实际问题。

其实,英国应该拜中国为师,学习如何“维稳”——尽管民怨沸腾,但之所以翻不起大浪,其中便有“未雨绸缪、见微知著、严防死守、拔苗不长”的功劳,这些都是“普适”的治术。

媒体关注:

曾飚:英国骚乱的深层社会经济原因

假如回顾历史的话,这场骚乱是英国社会的一场阵痛,而不是一场茉莉花革命。每当英国社会经济陷入低谷,这样的大规模骚乱都会出现,1981 年,1985 年,1995年就有过类似的骚乱,发生地点也相似。然而,这次事件有些不同。在事情逐步恶化的过程中,骚乱的快速蔓延,至少有两点启示。

第一条是让英国警方重新认识有组织犯罪。英国警方和公众有一个普遍的看法,在英国,有组织的犯罪,并没有像美国和欧洲国家那么严重。这次骚乱给英国警方和社会一个启示。在英国可能存在一个松散的跨城市的犯罪联盟,他们植根于“多元文化”掩盖的下的社会边缘,与前辈不同,他们能够使用推特、 Facebook和黑莓手机联络。

第二点,也许是本次骚乱更加深层的原因,也是英国社会一个痼疾。如果你在伦敦生活过,会知道这座城市与老北京一样,老北京有“东城贵西城富,穷崇文破宣武”之说,而伦敦的西区是富人区,南、北伦敦是少数民族和移民聚居的地区,东伦敦是工人阶级根据地,现在印巴人渐成主流。

当一个伦敦人听到Hackey,Newham,Brixton,Ealing,Croydon这些地名,会很快在脑子里,快速地与“多元文化”相连,人口构成中白人比例平均不超过50%左右,而英国全国白人人口超过90%。与二十年前的骚乱相比,本次伦敦受灾的地区,几乎没有变化,相反有所扩大。

英国骚乱的深层原因
 
英国经济在金融风暴后,始终表现欠佳,为了应付经济低迷,卡梅伦政府上台后采取了紧缩措施,在社会福利方面削减了相当的幅度。可是,由于经济增长缓慢,第二季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仅为0.2%,加上失业率高企,通货膨胀远超预期目标,人民生活压力极大,尤其是置身社会底层的下层民众,更是朝不保夕。据了解,这次伦敦发生骚乱的大部分地区,都是少数族裔集居的贫穷区。这些地区的民众,多数都是依赖救济金度日,政府削减福利开支已经令他们的生活雪上加霜,而叛逆心强、看不到前途的青少年更是对社会心怀不满。这些不满的情绪长期积聚下来,就像活火山那样,只是等待爆发的时间点,而达根被警察枪杀引发的托特纳姆骚乱,就是引爆更大范围不满的导火索。

当然,推特、黑莓等先进通讯技术,也是促使那些青少年能够互通信息,在英格兰各大小城镇组织和发动骚乱,致使警察疲于奔命的原因之一,但这只是技术层面的问题,其根本原因还是在政治与经济方面。

伦敦骚乱不仅是场闹剧

人们很可能会认为这次骚乱只是一场闹剧。(Twitter上发表于周一晚上的一条热帖是这么写的:“Primrose Hill书店安然无恙,不过我确实听到法式蛋糕店外有两个足疗师发出啧啧的不满之声。”)。但稍微深挖一下,我们就会意识到,这类骚乱揭示出伦敦今日面临的一些尖锐问题。首先,这场骚乱说明,你不可能仅靠爱心和政府开支换来社会安宁。老左翼的领袖人物肯•利文斯通(Ken Livingstone)和波莉•汤因比(Polly Toynbee)一直将骚乱归咎于“减支”,可严格意义上说,减支还没开始呢。我负责的社会项目中那些年轻人,打生下来就一直接受“青年工作” (youth work)计划的帮助;在过去的几个晚上,他们中每一个人,无论是男孩还是女孩,肯定都跑出去围观或直接参与了骚乱。如果你是他们,你难道不会吗?

制止他们(里面有好孩子,也有坏孩子)的唯一方法,就是“以暴制暴”、吓得他们不敢出家门。保守党草根阶层的非正式领袖、 Conservtivehome.com网站的蒂姆•蒙哥马利(Tim Montgomerie)呼吁警方:“用警棍教训这些游手好闲的年轻人——不让他们知道警方的厉害,大家就永无宁日。”蒙哥马利所言极是。

这场骚乱揭示的第二个问题是,尽管经济繁荣掩盖了两大群体(骚乱者和清扫者)之间的鸿沟,但随着收入逐渐增长,这道鸿沟实际上已有所变宽。现在这一代年轻人,从小是在各种廉价的好东西中“泡”大的,特别是衣服和科技产品;但那类能够让他们成家立业的财富却从未像现在这样遥不可及:工作、自己的住房,皆是如此。于是,这些财富便在骚乱中成为了可以尽情破坏的对象。吃Haribo长大的孩子抢了糖果店,这有什么好奇怪的?

然而,即便是做了哪些最为自私的事情,人们也能找到理由为自己开脱。一名妇女抱着一台电视离开商店的时候说:“我在拿回我交的那些税。”另一个现象虽没那么匪夷所思,但也同样毫无道理可言:一些年轻人把垃圾桶砸向警察局,认为自己是在伸张正义。这简直就是强词夺理。

英国骚乱,谁之过?

微妙的种族歧视只是表象。英国凡是发生骚乱的地点,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都是经济萧条、失业率高的区域。

贫富差距拉大,才是导致社会动荡更深刻的原因。

贫富分化引起的社会危机,只有在经济萧条时才显示出来。经济状况好的情况下,那些没有多少技能的人,至少还可以有一份简单的工作可做。而出现经济萧条时,工作机会减少,教育程度较低的少数民族,便出现群体性失业的现象,对社会的不满也因此聚集。

他们的父辈,多是二战后的“来英建设者”,承担了很多英国白人不愿干的体力活。而他们,如今却连饭碗都端不上,更觉得社会不公平。

托特纳姆的年轻人所说的“政治家总是在扮演歹徒的角色”,并非没有根据。

英国的贫富分化,是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和全球化浪潮带来的后果之一。自由放任的经济政策,鼓励有财富的人更有钱;自谋生路的价值观,让有才能的人在全球闯荡,快速积累财富。

在过去30多年,10%的富人趁经济全球化的风潮,实现暴富;而无财富累积又缺少技能的少数民族,被远远甩在后面。富人和穷人之间的收入差距,拉大到273倍。这种结局,政治家是不是该承担部分责任?

英国骚乱的族裔根源

BBC、《太阳报》等英国主流媒体把关注的焦点放在警察数量不足、黑帮势力蔓延等技术性问题上。但尽管媒体尽力回避,一个清楚的事实是:这起事件的主要参与者是非洲裔移民。

英国自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开始,标榜“多元文化”,大量原殖民地移民涌入英国。受限于经济条件,多数移民只能聚居在相对廉价的街区,而族裔隔膜则促使不少有条件的当地人“用脚投票”,迁出移民区,最后形成了一种“贫者聚而愈贫”的恶性循环。在经济大环境较好时,这些移民尚受惠于水涨船高的福利政策,一旦经济萧条,多年压抑的被剥夺感就很可能以激进的方式爆发出来。

伦敦骚乱最激烈的托特纳姆区正是该市失业率最高的区级行政单位。而目前被捕的大多数示威者也都是在家领取政府救济的失业者。骚乱以偷窃劫掠为主,虽然出现了纵火事件,警民对峙一度也很激烈,但当地居民和店主却并没有受到刻意的人身攻击。骚乱参与者很大程度上是机会主义,抢一把就走,缺少领导,没有实际政治诉求,也没有有组织地锁定公权力机关或富人社区。

不过,经济问题并非此次骚乱的全部原因。相比频繁出现在骚乱中的非洲裔面孔,印度裔和华裔就从未掀起类似暴乱。长期以来,非洲裔聚居区犯罪率高一向是心照不宣的社会共识,而警察与当地社区的互不信任也激化了社会矛盾。

中国可以从伦敦骚乱中悟到什么

任何社会都会有矛盾,也都有法律与常规手段解决不了的时候,就难免不会有各种游行、示威甚至骚乱。真正考验一个社会的,不是有没有骚乱,而是骚乱的发生与处理方式。

从此次伦敦骚乱发动者的表现来看,中国人民倒是有足够的理由感到骄傲。伦敦骚乱者虽然宣称对政府不满,但渲泄对象却是普通百姓,破坏的多是普通人家的财产,其行为已与普通刑事犯罪无异。而观之近些年中国发生的群体性事件,群众发泄的对象多集中于政府以及政府人员本身,要么是推翻几辆警车,要么是烧几栋政府大楼,很少有波及无辜之举。从这个意义上讲,咱中国百姓要比英国骚乱分子的素质高得多。有人老是以中国人素质不高为由为拒绝民主辩护,那么英国人这个最古老的民主国家就应该退回到原始社会去了!

而从骚乱的处理方式来看,倒是有几个值得我们反思的地方:

第一,完全公开,不限制记者报道。结果,天也没有塌下来,人们对滋事分子的不满可能还由于目睹破坏场面而增加。咱们处理类似事件的第一反应就是不公开、不报道,结果反而引起人们更大的猜疑,对政府反而更加不满。

第二,不限制网路,让谣言自生自灭。尽管网路在骚乱中确实起了相互串联、传播谣言的作用,但英国政府并没有限制更没有关闭网路。从表层看,谣言是关不住的,越关它反而传播得越凶、越快。从深层次看,这也反映了宪政政府对自身合法性与公民辨别力的一种自信,而这两者正是一个健康社会的基础。

第三,坚决不使用军队。尽管在范围广大的骚乱面前,伦敦警察已不敷使用,但英国政府并没有动用军队。从短期看,这样可能不利于尽快制止骚乱。但从长远观之,这是为了长治久安而必须忍受的短痛。因为军队是对付外敌的,一旦运用,事件的性质就会立即改变,从而给整个社会留下长久的伤痕。

第四,卡梅伦承诺严厉打击而不怕有侵犯人权的嫌疑,理由很简单:只要打击的是真正的犯罪分子,只要这种打击在公开、合法的条件下进行,谁还能说什么呢?

文章来源:《中国选举与治理网》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观点和陈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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