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1年8月15日訊】大規模搶劫、縱火、暴力對峙……這樣的畫面我們常常會以為它出現在非洲、在拉美或者其他地方，但是，這次卻實實在在發生在一向被認為是高福利、高幸福指數的老牌發達資本主義國家——英國。為何在倫敦的一起偶發事件引來這樣嚴重後果？是英國國政的哪一個環節出了問題？這是一時一地的偶發事件還是有其必然根源？這樣的騷亂是否會夾挾其他因素而蔓延至別的國家？騷亂之後英國的經濟和社會發展會受到何種影響？是否將波及全球經濟的恢復？帶著無數的疑惑與不解，我們將從媒體和學者的議論中尋找答案。
原創思考：
誰應該為倫敦「騷亂」負責？
這場倫敦騷亂，再一次證明了，儘管西方已經發展到後現代階段，但它的民主制度仍然無法解決不同文化、不同種族、不同宗教的融合問題。其實這一點，就是西方領袖也不否認。2010年，德國首相默克爾曾表示德國的文化多元社會已經死亡。英國首相卡梅倫自己也於今年初罕見的公開承認「多元文化主義已經失敗，必須放棄」。挪威悲劇是由極端仇視伊斯蘭的極右翼分子所為，2005年倫敦地鐵恐怖襲擊事件也是由在英國土生土長的穆斯林所主導。2005年法國巴黎的騷亂也是由少數族裔發動的。2004年西班牙首都火車恐怖襲擊事件也是穆斯林所為(恰在「九一一」事件發生的第九百一十一天)。而這些事件又反過來促使極右翼勢力的迅速發展。西方的種族危機、社會危機以及制度危機，這才剛剛開始。
而結論是，不管從哪一個方面看，這次2007年以來的危機，都是西方的制度危機。
別讓百姓絕望
社會矛盾在各國都存在，不及時處置，不妥然處置，拖大拖炸，成了一種必然性現象。透過現象不難發現，此次倫敦騷亂事件，既有經濟的因素，也有社會的因素，更有執政能力的因素。一方面，英國長期以來，不控制移民的流入，無形之中增加了就業壓力。另一方面，英國長期以來放任產業向海外的轉移而導致民族工業的萎縮，必然減少英國本地的就業機會。這一來一去，英國年青人的就業與生存，就成了大問題。
目前擺在卡梅倫面前的當務之急，控制移民規模，降低就業壓力，減少進口並且鼓勵產業迴流，從而提升英國的就業率。加強社會廣泛而深入的對話與溝通，釋放社會矛盾的壓力。無論民主國家還是非民主這家，民生問題始終是政府核心關切。因民生狀況惡化，引發社會動蕩，最終導致政局更迭的案例，比比皆是。在所有的政治選項中，民生始終是第一位的，這次倫敦騷亂，就是一個最好的證明。
各國的民生問題，因國情的差異，具體對待與處置，需要因事而已。但在特殊性的背後，有一條共同遵守的原則，就是別讓百姓絕望。
高人：我看英國騷亂
這次騷亂，雖說是因警察擊斃一名少數族裔的問題青年男子而起，卻演變為明火執仗的「吃大戶」，並且引發了其他城市同樣的騷亂——任何社會，對此都不會、也不應該袖手旁觀，這與人權、民主和自由沒多大幹系。
類似的亂像，不僅出在英國，其他歐美國家也如是——這說明，經濟的衰退，勢必引發社會動蕩，使得「文明社會」存在著的社會不公，種族矛盾等種種弊病，尋常看不見，偶爾露出猙獰來。
央視報道說，英國警方已向美國「取經」，才得知美國社區有一批叫做「協調員」的志願者，幫助黑人解決就業等實際問題。
其實，英國應該拜中國為師，學習如何「維穩」——儘管民怨沸騰，但之所以翻不起大浪，其中便有「未雨綢繆、見微知著、嚴防死守、拔苗不長」的功勞，這些都是「普適」的治術。
媒體關注：
曾飈：英國騷亂的深層社會經濟原因
假如回顧歷史的話，這場騷亂是英國社會的一場陣痛，而不是一場茉莉花革命。每當英國社會經濟陷入低谷，這樣的大規模騷亂都會出現，1981 年，1985 年，1995年就有過類似的騷亂，發生地點也相似。然而，這次事件有些不同。在事情逐步惡化的過程中，騷亂的快速蔓延，至少有兩點啟示。
第一條是讓英國警方重新認識有組織犯罪。英國警方和公眾有一個普遍的看法，在英國，有組織的犯罪，並沒有像美國和歐洲國家那麼嚴重。這次騷亂給英國警方和社會一個啟示。在英國可能存在一個鬆散的跨城市的犯罪聯盟，他們植根于「多元文化」掩蓋的下的社會邊緣，與前輩不同，他們能夠使用推特、 Facebook和黑莓手機聯絡。
第二點，也許是本次騷亂更加深層的原因，也是英國社會一個痼疾。如果你在倫敦生活過，會知道這座城市與老北京一樣，老北京有「東城貴西城富，窮崇文破宣武」之說，而倫敦的西區是富人區，南、北倫敦是少數民族和移民聚居的地區，東倫敦是工人階級根據地，現在印巴人漸成主流。
當一個倫敦人聽到Hackey,Newham,Brixton,Ealing,Croydon這些地名，會很快在腦子裡，快速地與「多元文化」相連，人口構成中白人比例平均不超過50%左右，而英國全國白人人口超過90%。與二十年前的騷亂相比，本次倫敦受災的地區，幾乎沒有變化，相反有所擴大。
英國騷亂的深層原因
英國經濟在金融風暴后，始終表現欠佳，為了應付經濟低迷，卡梅倫政府上台後採取了緊縮措施，在社會福利方面削減了相當的幅度。可是，由於經濟增長緩慢，第二季國內生產總值增長率僅為0.2%，加上失業率高企，通貨膨脹遠超預期目標，人民生活壓力極大，尤其是置身社會底層的下層民眾，更是朝不保夕。據了解，這次倫敦發生騷亂的大部分地區，都是少數族裔集居的貧窮區。這些地區的民眾，多數都是依賴救濟金度日，政府削減福利開支已經令他們的生活雪上加霜，而叛逆心強、看不到前途的青少年更是對社會心懷不滿。這些不滿的情緒長期積聚下來，就像活火山那樣，只是等待爆發的時間點，而達根被警察槍殺引發的托特納姆騷亂，就是引爆更大範圍不滿的導火索。
當然，推特、黑莓等先進通訊技術，也是促使那些青少年能夠互通信息，在英格蘭各大小城鎮組織和發動騷亂，致使警察疲於奔命的原因之一，但這隻是技術層面的問題，其根本原因還是在政治與經濟方面。
倫敦騷亂不僅是場鬧劇
人們很可能會認為這次騷亂只是一場鬧劇。(Twitter上發表于周一晚上的一條熱帖是這麼寫的：「Primrose Hill書店安然無恙，不過我確實聽到法式蛋糕店外有兩個足療師發出嘖嘖的不滿之聲。」)。但稍微深挖一下，我們就會意識到，這類騷亂揭示出倫敦今日面臨的一些尖銳問題。首先，這場騷亂說明，你不可能僅靠愛心和政府開支換來社會安寧。老左翼的領袖人物肯•利文斯通(Ken Livingstone)和波莉•湯因比(Polly Toynbee)一直將騷亂歸咎於「減支」，可嚴格意義上說，減支還沒開始呢。我負責的社會項目中那些年輕人，打生下來就一直接受「青年工作」 (youth work)計劃的幫助;在過去的幾個晚上，他們中每一個人，無論是男孩還是女孩，肯定都跑出去圍觀或直接參与了騷亂。如果你是他們，你難道不會嗎?
制止他們(裏面有好孩子，也有壞孩子)的唯一方法，就是「以暴制暴」、嚇得他們不敢出家門。保守黨草根階層的非正式領袖、 Conservtivehome.com網站的蒂姆•蒙哥馬利(Tim Montgomerie)呼籲警方：「用警棍教訓這些遊手好閒的年輕人——不讓他們知道警方的厲害，大家就永無寧日。」蒙哥馬利所言極是。
這場騷亂揭示的第二個問題是，儘管經濟繁榮掩蓋了兩大群體(騷亂者和清掃者)之間的鴻溝，但隨著收入逐漸增長，這道鴻溝實際上已有所變寬。現在這一代年輕人，從小是在各種廉價的好東西中「泡」大的，特別是衣服和科技產品;但那類能夠讓他們成家立業的財富卻從未像現在這樣遙不可及：工作、自己的住房，皆是如此。於是，這些財富便在騷亂中成為了可以盡情破壞的對象。吃Haribo長大的孩子搶了糖果店，這有什麼好奇怪的?
然而，即便是做了哪些最為自私的事情，人們也能找到理由為自己開脫。一名婦女抱著一台電視離開商店的時候說：「我在拿回我交的那些稅。」另一個現象雖沒那麼匪夷所思，但也同樣毫無道理可言：一些年輕人把垃圾桶砸向警察局，認為自己是在伸張正義。這簡直就是強詞奪理。
英國騷亂，誰之過？
微妙的種族歧視只是表象。英國凡是發生騷亂的地點，無論是過去還是現在，都是經濟蕭條、失業率高的區域。
貧富差距拉大，才是導致社會動蕩更深刻的原因。
貧富分化引起的社會危機，只有在經濟蕭條時才顯示出來。經濟狀況好的情況下，那些沒有多少技能的人，至少還可以有一份簡單的工作可做。而出現經濟蕭條時，工作機會減少，教育程度較低的少數民族，便出現群體性失業的現象，對社會的不滿也因此聚集。
他們的父輩，多是二戰後的「來英建設者」，承擔了很多英國白人不願乾的體力活。而他們，如今卻連飯碗都端不上，更覺得社會不公平。
托特納姆的年輕人所說的「政治家總是在扮演歹徒的角色」，並非沒有根據。
英國的貧富分化，是新自由主義經濟政策和全球化浪潮帶來的後果之一。自由放任的經濟政策，鼓勵有財富的人更有錢；自謀生路的價值觀，讓有才能的人在全球闖蕩，快速積累財富。
在過去30多年，10%的富人趁經濟全球化的風潮，實現暴富；而無財富累積又缺少技能的少數民族，被遠遠甩在後面。富人和窮人之間的收入差距，拉大到273倍。這種結局，政治家是不是該承擔部分責任？
英國騷亂的族裔根源
BBC、《太陽報》等英國主流媒體把關注的焦點放在警察數量不足、黑幫勢力蔓延等技術性問題上。但儘管媒體儘力迴避，一個清楚的事實是：這起事件的主要參与者是非洲裔移民。
英國自上世紀八十年代初開始，標榜「多元文化」，大量原殖民地移民湧入英國。受限於經濟條件，多數移民只能聚居在相對廉價的街區，而族裔隔膜則促使不少有條件的當地人「用腳投票」，遷出移民區，最後形成了一種「貧者聚而愈貧」的惡性循環。在經濟大環境較好時，這些移民尚受惠於水漲船高的福利政策，一旦經濟蕭條，多年壓抑的被剝奪感就很可能以激進的方式爆發出來。
倫敦騷亂最激烈的托特納姆區正是該市失業率最高的區級行政單位。而目前被捕的大多數示威者也都是在家領取政府救濟的失業者。騷亂以偷竊劫掠為主，雖然出現了縱火事件，警民對峙一度也很激烈，但當地居民和店主卻並沒有受到刻意的人身攻擊。騷亂參与者很大程度上是機會主義，搶一把就走，缺少領導，沒有實際政治訴求，也沒有有組織地鎖定公權力機關或富人社區。
不過，經濟問題並非此次騷亂的全部原因。相比頻繁出現在騷亂中的非洲裔面孔，印度裔和華裔就從未掀起類似暴亂。長期以來，非洲裔聚居區犯罪率高一向是心照不宣的社會共識，而警察與當地社區的互不信任也激化了社會矛盾。
中國可以從倫敦騷亂中悟到什麼
任何社會都會有矛盾，也都有法律與常規手段解決不了的時候，就難免不會有各種遊行、示威甚至騷亂。真正考驗一個社會的，不是有沒有騷亂，而是騷亂的發生與處理方式。
從此次倫敦騷亂髮動者的表現來看，中國人民倒是有足夠的理由感到驕傲。倫敦騷亂者雖然宣稱對政府不滿，但渲泄對象卻是普通百姓，破壞的多是普通人家的財產，其行為已與普通刑事犯罪無異。而觀之近些年中國發生的群體性事件，群眾發泄的對象多集中於政府以及政府人員本身，要麼是推翻幾輛警車，要麼是燒幾棟政府大樓，很少有波及無辜之舉。從這個意義上講，咱中國百姓要比英國騷亂分子的素質高得多。有人老是以中國人素質不高為由為拒絕民主辯護，那麼英國人這個最古老的民主國家就應該退回到原始社會去了!
而從騷亂的處理方式來看，倒是有幾個值得我們反思的地方：
第一，完全公開，不限制記者報道。結果，天也沒有塌下來，人們對滋事分子的不滿可能還由於目睹破壞場面而增加。咱們處理類似事件的第一反應就是不公開、不報道，結果反而引起人們更大的猜疑，對政府反而更加不滿。
第二，不限制網路，讓謠言自生自滅。儘管網路在騷亂中確實起了相互串聯、傳播謠言的作用，但英國政府並沒有限制更沒有關閉網路。從表層看，謠言是關不住的，越關它反而傳播得越凶、越快。從深層次看，這也反映了憲政政府對自身合法性與公民辨別力的一種自信，而這兩者正是一個健康社會的基礎。
第三，堅決不使用軍隊。儘管在範圍廣大的騷亂面前，倫敦警察已不敷使用，但英國政府並沒有動用軍隊。從短期看，這樣可能不利於儘快制止騷亂。但從長遠觀之，這是為了長治久安而必須忍受的短痛。因為軍隊是對付外敵的，一旦運用，事件的性質就會立即改變，從而給整個社會留下長久的傷痕。
第四，卡梅倫承諾嚴厲打擊而不怕有侵犯人權的嫌疑，理由很簡單：只要打擊的是真正的犯罪分子，只要這種打擊在公開、合法的條件下進行，誰還能說什麼呢?
文章来源：《中國選舉與治理網》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