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1年8月14日讯】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史；灭人之枋，败人之纲纪，必先去其史；绝人之材，湮塞人之教，必先去其史；夷人之祖宗，必先去其史。——龚自珍
邓文初先生说过:中国的保密部门、档案部门在有意识地删节、封锁档案，中国的党史部门在有系统地遮蔽、歪曲事实，中国的宣传系统在长时间对国民进行洗脑。封锁资讯、控制史料，愚民智慧，灌输废料。历史不再是过去的故事，乃是人们每天的现实。没有真相就没有正义，恢复真相乃是重建人类正义的必然之路。学习历史不在于翻案，也不在于否定他人的历史记忆，检讨他人珍视的传统，而是提供一种多元看待历史的方式。
《义务教育法》规定儿童受教育是国家的义务，但实际上似乎一直是中国父母的义务，听说经常有交不起昂贵学费的家长受到这部法律“威胁”。这有点狗不吃屎却用鞭子抽牛的意味。这部法律出来N年以后，今年终于不再向那些可怜的家长“征收”学费了。不知是该感谢国家的厚道还是原谅政客的良心迟迟发显。想想看，如今经过n轮加薪，体制内“先富起来”的那“一部分人”早已在衣食住行上实现了共产主义，看来开始惠及俺们“普通老百姓”了。养了这么多年猪，终于闻着猪肉味了。真不容易啊。
孙中山先生开启民国后，开始从教育上培养中国人的公民思想。没有公民的国家算不上国家，至少算不上一个伟大的国家。从那时起，和世界许多文明国家一样，公民课一直是中国儿童的必修课。1949年后，公民课随着民国在台湾继续。新中国没有公民课，但有政治课，一直到现在，当今政府好像还没有恢复公民课的意思。
和思考一样，学习是一件有趣的事，但学那个《政治》却让我感到如同吃屎。牵强附会强词夺理的那个《政治》，不过是教唆撒谎，且撒得有信心罢了。我想那不应当是真实的政治。我后来就不喜欢学校了，学校不过是强迫你学习的地方，我宁愿自己找书学习，后来我就没有文凭。我没有文凭，常常为我添了不少麻烦，因为这个社会充满傲慢与偏见。可是，难道要学习首先必须学会吃屎么？
法国史学家马克•布洛赫上中学时恰逢纳粹占领时期，他的历史老师说：“自1904年或1940年以后，已无历史学可言”。当时中国的历史学家曹聚仁也有言，“二十年内无历史”。如果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那么对中国官方来说，一切历史都是政治。正因为是政治，所以一定要“正确”，必须删除抹杀“错误”和“不正确”。中国权力自古对历史就喜欢“有选择地记忆”或者叫“有选择地遗忘”。历史学者袁伟时曾提到，对历史教科书而言，比掩盖真相更可怕的是让学生放弃独立思考。偶尔翻翻现在中学生的《中国历史》教科书，感到很新鲜。
关于土地改革运动，教科书提到“没收地主的土地……”，但没有讲地主、富农被列为“四类分子”受到迫害。教科书提到将土地“分配给……贫苦农民”，但没有详细解释。实际《土地改革法》规定将土地按户分配并由人民政府发放《土地房产所有权证》，每户农民对其土地、房产有所有权，“可以任意处置（耕种居住典卖转让赠与出租等完全自由），任何人不得侵犯”。
关于人民公社运动，教科书提到“生产队和社员的部分财产无偿地收归公社所有”，实际是废除了新政府刚刚颁发《土地房产所有权证》，这里的“部分财产”写得轻描淡写，让人永远也看不到背后农民的血泪，和从此中国农民对政府的不信任。另外对浮夸风、放卫星、打麻雀、全民炼钢等均没有提及。
关于朝鲜战争，教科书用的是“抗美援朝”。对邱少云和黄继光有详细的介绍，但没有提到毛岸英的死亡。或许后者对中国当代历史的进程有着相当大的影响，看看后来的江青和金太阳就知道了。
关于反右运动，只字没提。
关于1959-1961年，教科书没有采纳官方常用的“三年自然灾害”，也没有用比较客观“三年大饥荒”，而用了比较含糊的“三年困难时期”。对“三年困难”形成的原因归结为：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失误（注意——不是“错误”）、三年自然灾害和苏联毁约撤资。没有关于“人祸”（过度征粮用于出口换汇、禁止难民逃荒）的只字表述。关于“三年困难时期”的“困难”状况，教科书说粮食减产、供应紧张、生活必需品短缺等，没有提到3000万农民饿死（官方说法叫“非正常死亡”），无数人因为饥饿导致浮肿。也没有提及庐山会议。
关于“文化大革命”，教科书用了“错误”这个字眼。对文革的具体损失（死亡人口、经济损失、文化损失、政治损失等等）没有表述。
关于天安门事件，教科书陈述比较详细，点名肇事者为“江青等”。
关于1976年的10月事件，教科书提到“华国锋”。
关于导致28万人死亡的唐山大地震和1977年恢复高考，教科书没有提到。
关于拨乱反正，教科书提到：为440万地主富农摘帽，对55万错划右派改正，对300万华侨家属落实政策、为刘少奇平反。教科书没有提到“胡耀邦”。
关于人民公社解体和联产承包责任制，教科书有比较详细的表述，但没有提到农民（个人）对土地、房屋的所有权依旧没有得到恢复。
关于1987年到1989年的民权运动和6@4事件，教科书没有出现“暴乱”、“政治风波”等表述，采取了回避，只提到了“出现了一股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教科书更没有提到“赵ZIYANG”的“严重错误”。
关于大兴安岭火灾、克拉玛依火灾、法轮功事件、非典事件等，教科书没有提及。
我们常常为日本历史教科书（否认导致30万中国人死亡的“南京事件”）拍案而起，面对中国历史教科书，我们大概应当拍案惊奇吧。
学者徐友渔先生1986年到英国牛津大学留学，中国大使馆发给留学人员一本书时说，你们以前学习的历史不完全代表真实的历史，许多历史上发生的事实你们都不知道，但是现在国门打开了，如果你们和外国人说话，是会闹大笑话的。这件事让他很受震动，印象极深。徐先生接受采访时说：“从这件事可以看出，以前对中国学生灌输的历史知识是多么的片面、多么的有问题、多么的苍白无力！这么可笑的做法难道还应该继续吗？这种做法跟中国融入世界是格格不入的，通过教科书的形式来灌输一些教条，这种做法太过时了。”
当大家热衷“品三国”、探讨太监公公和老佛爷的历史之谜时，对自己祖父、父亲的历史却不愿回首，令人好不惊奇。或许，历史本是每个人历史，只要是历史，就要被每个人有意无意地篡改，好像不篡改就不能叫历史。
世界上有没有信史我不知道，我们看到的历史往往只是别人眼中的历史，或者是他们要我们接受的历史。因为懦弱，一些过往，有的人总是无法面对，永远过不了这个坎，最好选择遮罩、遗忘、篡改。
袁腾飞先生毫不客气地将“中学历史”斥为“秽史”，并忠告孩子们不要将这种课本带回家，因为实在“太脏”。我相信，真正的历史永远只在民间，在每个人的心间，这必须由我们自己去勘探。对中国未来的主人，毕竟他们现在还是孩子，真实的历史就权当一出“少儿不宜”的暴力色情电影吧，就像从前，每个中国孩子都被妈妈告知，自己是妈妈从河里捡来的。
历史就意味着真相，没有真相的历史叫做戏剧，这不是真正的历史。在中国，真相从来都是一种禁忌。对于真相阙如的中国来说，也就没有历史可言。所谓的历史，只是一种有企图的欺骗和洗脑。
温州动车事故之后，中国官方第一反应就是迅速掩埋车头，这种下意识的思维方式其实是他们一贯的作法，傲慢地想继续依靠暴力来掩埋真相，然后垄断真相的唯一解释权。对反启蒙的中国教愚来说，历史就是真相的反义词，真相对孩子们来说还很遥远，只有学会质疑和批判精神，以怀疑的态度看待官方历史，真相才会越来越清晰。“多少往事堪重数”，如果民众的眼光和智慧达到正常水准，不再那么愚昧时，官方的拙劣伎俩必然会土崩瓦解，历史也必然将露出它的真面目。就如同723惨案中，中国官方在丢人现眼之后，最终在国际国内压力下，又把刚埋掉的火车头挖了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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