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1年6月17日讯】自5月下旬以来，中国群体性事件多发，从内蒙古这类少数民族聚居区直至经济发达地区广东均有发生。从内蒙古的环境维权到工人讨要欠薪，诉求纷繁复杂，有的完全是与参与者本身利益无关的泄愤型事件，如广东增城的群体性事件；还有的则纯属“向社会复仇”，但追根溯源，基本缘起于政府权力对民众权利的剥夺及压迫。
黑暗专制的孪生兄弟：暴政与“暴民”
与去年发生的多起“屠童案”这类无定向报复性暴力案件相比，今年这些复仇——“向社会复仇”——的案件有两大特点，一是直接针对政府，比如江西抚州市钱明奇连环爆炸案、利川千人包围检察院抗议被双规反贪局长离奇死亡案、湖南省耒阳市黄市镇派出所被炸案、河南郑州公安局大爆炸案、天津男子向政府大楼投掷炸弹案。二是那些向社会报复者不再向政府提出解决问题的诉求，完全是抱着必死的决心行事。政府消灭这些“暴民”是件简单的事情，但如果不清除“暴民”产生的土壤——暴政，这类“暴民”将源源不断产生。
对政府而言，这两个特点蕴含着极其危险的信号，一是民众已经丧失了对政府的信心，清醒意识到政府本身就是矛盾的制造者。二是利益受损者穷尽一切寻求解决之道的手段后仍然无法摆脱生存绝境，实施这种以生命为代价的绝地反抗，说明官民矛盾已成死结。
中国高层统治者有无危机感？当然有，否则不会在美国众议院中国工作小组共同主席布斯塔尼等人访华之时，表露出担心在2012年换届之前情况失控。但有危机感并不证明高层统治者就能找到正确的化解危机的方法，因为在随后而来的举措表明社会治理思路依旧，胡锦涛的“加强社会管理能力”只是强化已有的维稳能力而已。6月11日，当局宣布对省委书记实行经济审计（2010年已对53名省部长进行经济责任审计），表明当局面对下降的经济增长率与上升的社会冲突应变乏术，想继续依靠“面包契约”（用发展经济作为政治合法性基础）外加枪杆子维稳。他们完全没有意识到，中东、北非提供的最可贵经验其实就是这一点：治理一个现代国家，不能只依靠“面包契约”，必须考虑人民日益觉醒的权利要求。无论是治国还是治省，所要考虑的绝对不只是发展经济，还应该考虑人权、教育、社会分配、生态环境等各方面问题。治国毕竟不同于管理公司，政治局的职能不是董事会，国务院总理不是总经理，省委书记当然也不能只是分公司总经理。
“面包契约”解决不了多层次的社会矛盾
尽管中国当局意识到中东、北非革命是“三无”革命：无明显宗教主张驱动，无强大反对派组织，无外部势力在背后策划唆使，但他们还是不肯承认一点：革命不是依靠煽动就能起来的，革命的火种产生于中国社会本身蕴含的各种矛盾。现阶段，中国社会至少面临几大类社会矛盾：
中国政府与广大农民的矛盾。矛盾的集结点在于土地及相关的社会权利。多年来，土地的集体所有制成为地方政府掠夺农民耕地的制度通道，在中国已经有了1.2亿失地农民之后，中国20多个省市又开始了将农民驱离土地的大规模拆村运动。由于中国经济结构无法为失地农民提供足够的就业机会，再加上户口制度限制了农民自由迁徒的权利，这种拆村运动楞是将农民剥夺成了无地可耕、无业可就、无处可去的“三无”人口。可以说，中华有史五千年以来，中国农民从未像今天这样毫无自保能力地被政府疯狂剥夺。游荡在中国大地上的游民（主体是失地与失业农民），早就用他们的方式进行反抗。治安恶化可以被视为零星反抗的结果。这些农民目前虽然还是一盘散沙，但增城事件证明，一旦他们聚合起来，对政治与社会的撼动力不可小觑。
资本—权力同盟与劳工的矛盾。与国企工人完全不同的劳工（指在港台日韩等东亚资本企业及私企就业者）正在成为一个权利意识逐渐觉醒的独立阶级。工人与资本之间的经典意义上的对抗是经济诉求，但这些资本家当中的大部分却无视这些权利要求，仍然通过和地方政府结合形成的资本—权力同盟盘剥工人。地方政府由于与资本结成了同盟，不可能成为劳资关系的合格裁判者，反而成为劳资矛盾中的一方。
政府对资源与市场的垄断与以民间人士为主体的经济精英要求建立完全市场竞争之间的矛盾。经济精英的这类要求已由搜狐总裁张朝阳及招商集团前董事长秦晓明确提出。张朝阳认为“不完全的市场经济时刻在妨碍竞争”，必须继续进行市场化改革，限制政府权力，使政府不能与民争利，把主要精力用在保护公平竞争上来。秦晓则认为要秉承普世价值，执政者试图用现代化、稳定、国家民族利益、民生、理想来替代现代性、自由、个人权利、民主、理性这些普世价值的核心和基础是不可取的。
政府与广大中产阶层之间的矛盾。中国现在据说有3亿中产阶级，政府与中产阶级的矛盾主要体现在政府对中产阶级的过度掠夺，如税收的不断加重、政府土地财政不断推高房地产价格、各种社会公共开支如教育、医疗费用等向个人转嫁等，使中产阶级不堪负荷，自嘲为“中惨阶级”。尽管中产阶级的主体还不敢提出明确的政治权利诉求，但这种不满却使这个阶层的大多数与统治者离心离德。
权利意识觉醒的要求已经不可能通过提供“面包”解决（即当局坚持的“人权是生存权”），更何况高达几亿的失地农民与失业者连面包都没有，况且当局已经没有为全社会持续提供“面包”的能力。自5月以来发生的种种暴力冲突，中国社会各界已经闻到了弥漫在中国上空的浓重火药味。雅虎在增城事件发生之后推出的专辑“城乡冲突不能用暴力对话”，集中表达了这种忧虑。问题是，酿成今天中国社会反抗事件及无定向报复性暴力（央视女记者惨遭割鼻即属此类）蔓延的根源，是政府对民众生存资源肆无忌惮的掠夺与暴力镇压。如果只能对民众进行非暴力的说教，却不能劝阻政府停止掠夺，等于无视社会矛盾的根源，无异于扬汤止沸，因为暴政与“暴民”本来就是一对如影随形的孪生兄弟——“暴民”往往是暴政逼出来的。
从当局的应对方式及其对矛盾性质的认识，说明中国政府缺乏的不仅是“社会管理能力”，甚至对中国当前的社会矛盾的产生根源都缺乏正确的认识。这种将民众逼至生存绝境的统治成了社会戾气之源，使中国社会求安定而不可得。解决上述矛盾的纲就是建立民主政治，还权于民。做到这一点，所有的社会矛盾就有了解决的前提条件。
── 转自《中国人权双周刊》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观点和陈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