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1年6月17日訊】自5月下旬以來，中國群體性事件多發，從內蒙古這類少數民族聚居區直至經濟發達地區廣東均有發生。從內蒙古的環境維權到工人討要欠薪，訴求紛繁複雜，有的完全是與參與者本身利益無關的洩憤型事件，如廣東增城的群體性事件；還有的則純屬“向社會復仇”，但追根溯源，基本緣起於政府權力對民眾權利的剝奪及壓迫。
黑暗專制的孿生兄弟：暴政與“暴民”
與去年發生的多起“屠童案”這類無定向報復性暴力案件相比，今年這些復仇——“向社會復仇”——的案件有兩大特點，一是直接針對政府，比如江西撫州市錢明奇連環爆炸案、利川千人包圍檢察院抗議被雙規反貪局長離奇死亡案、湖南省耒陽市黃市鎮派出所被炸案、河南鄭州公安局大爆炸案、天津男子向政府大樓投擲炸彈案。二是那些向社會報復者不再向政府提出解決問題的訴求，完全是抱著必死的決心行事。政府消滅這些“暴民”是件簡單的事情，但如果不清除“暴民”產生的土壤——暴政，這類“暴民”將源源不斷產生。
對政府而言，這兩個特點蘊含著極其危險的信號，一是民眾已經喪失了對政府的信心，清醒意識到政府本身就是矛盾的製造者。二是利益受損者窮盡一切尋求解決之道的手段後仍然無法擺脫生存絕境，實施這種以生命為代價的絕地反抗，說明官民矛盾已成死結。
中國高層統治者有無危機感？當然有，否則不會在美國眾議院中國工作小組共同主席布斯塔尼等人訪華之時，表露出擔心在2012年換屆之前情況失控。但有危機感並不證明高層統治者就能找到正確的化解危機的方法，因為在隨後而來的舉措表明社會治理思路依舊，胡錦濤的“加強社會管理能力”只是強化已有的維穩能力而已。6月11日，當局宣佈對省委書記實行經濟審計（2010年已對53名省部長進行經濟責任審計），表明當局面對下降的經濟增長率與上升的社會衝突應變乏術，想繼續依靠“麵包契約”（用發展經濟作為政治合法性基礎）外加槍桿子維穩。他們完全沒有意識到，中東、北非提供的最可貴經驗其實就是這一點：治理一個現代國家，不能只依靠“麵包契約”，必須考慮人民日益覺醒的權利要求。無論是治國還是治省，所要考慮的絕對不只是發展經濟，還應該考慮人權、教育、社會分配、生態環境等各方面問題。治國畢竟不同於管理公司，政治局的職能不是董事會，國務院總理不是總經理，省委書記當然也不能只是分公司總經理。
“麵包契約”解決不了多層次的社會矛盾
儘管中國當局意識到中東、北非革命是“三無”革命：無明顯宗教主張驅動，無強大反對派組織，無外部勢力在背後策劃唆使，但他們還是不肯承認一點：革命不是依靠煽動就能起來的，革命的火種產生於中國社會本身蘊含的各種矛盾。現階段，中國社會至少面臨幾大類社會矛盾：
中國政府與廣大農民的矛盾。矛盾的集結點在於土地及相關的社會權利。多年來，土地的集體所有制成為地方政府掠奪農民耕地的制度通道，在中國已經有了1.2億失地農民之後，中國20多個省市又開始了將農民驅離土地的大規模拆村運動。由於中國經濟結構無法為失地農民提供足夠的就業機會，再加上戶口制度限制了農民自由遷徒的權利，這種拆村運動楞是將農民剝奪成了無地可耕、無業可就、無處可去的“三無”人口。可以說，中華有史五千年以來，中國農民從未像今天這樣毫無自保能力地被政府瘋狂剝奪。遊蕩在中國大地上的遊民（主體是失地與失業農民），早就用他們的方式進行反抗。治安惡化可以被視為零星反抗的結果。這些農民目前雖然還是一盤散沙，但增城事件證明，一旦他們聚合起來，對政治與社會的撼動力不可小覷。
資本—權力同盟與勞工的矛盾。與國企工人完全不同的勞工（指在港臺日韓等東亞資本企業及私企就業者）正在成為一個權利意識逐漸覺醒的獨立階級。工人與資本之間的經典意義上的對抗是經濟訴求，但這些資本家當中的大部分卻無視這些權利要求，仍然通過和地方政府結合形成的資本—權力同盟盤剝工人。地方政府由於與資本結成了同盟，不可能成為勞資關係的合格裁判者，反而成為勞資矛盾中的一方。
政府對資源與市場的壟斷與以民間人士為主體的經濟精英要求建立完全市場競爭之間的矛盾。經濟精英的這類要求已由搜狐總裁張朝陽及招商集團前董事長秦曉明確提出。張朝陽認為“不完全的市場經濟時刻在妨礙競爭”，必須繼續進行市場化改革，限制政府權力，使政府不能與民爭利，把主要精力用在保護公平競爭上來。秦曉則認為要秉承普世價值，執政者試圖用現代化、穩定、國家民族利益、民生、理想來替代現代性、自由、個人權利、民主、理性這些普世價值的核心和基礎是不可取的。
政府與廣大中產階層之間的矛盾。中國現在據說有3億中產階級，政府與中產階級的矛盾主要體現在政府對中產階級的過度掠奪，如稅收的不斷加重、政府土地財政不斷推高房地產價格、各種社會公共開支如教育、醫療費用等向個人轉嫁等，使中產階級不堪負荷，自嘲為“中慘階級”。儘管中產階級的主體還不敢提出明確的政治權利訴求，但這種不滿卻使這個階層的大多數與統治者離心離德。
權利意識覺醒的要求已經不可能通過提供“麵包”解決（即當局堅持的“人權是生存權”），更何況高達幾億的失地農民與失業者連麵包都沒有，況且當局已經沒有為全社會持續提供“麵包”的能力。自5月以來發生的種種暴力衝突，中國社會各界已經聞到了彌漫在中國上空的濃重火藥味。雅虎在增城事件發生之後推出的專輯“城鄉衝突不能用暴力對話”，集中表達了這種憂慮。問題是，釀成今天中國社會反抗事件及無定向報復性暴力（央視女記者慘遭割鼻即屬此類）蔓延的根源，是政府對民眾生存資源肆無忌憚的掠奪與暴力鎮壓。如果只能對民眾進行非暴力的說教，卻不能勸阻政府停止掠奪，等於無視社會矛盾的根源，無異於揚湯止沸，因為暴政與“暴民”本來就是一對如影隨形的孿生兄弟——“暴民”往往是暴政逼出來的。
從當局的應對方式及其對矛盾性質的認識，說明中國政府缺乏的不僅是“社會管理能力”，甚至對中國當前的社會矛盾的產生根源都缺乏正確的認識。這種將民眾逼至生存絕境的統治成了社會戾氣之源，使中國社會求安定而不可得。解決上述矛盾的綱就是建立民主政治，還權於民。做到這一點，所有的社會矛盾就有了解決的前提條件。
── 轉自《中國人權雙週刊》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