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1年6月3日讯】
一. 历史是失败者写的
这是一本厚重的书──这不仅仅是指其篇幅而言。上下两册，998页，篇幅当然也很厚重了。更为厚重的，是其中所记载的历史，是历史所给予的启示。
本书作者邱会作将军，是所谓“林彪反党集团”的核心成员，一九七一年九月被捕前担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办事组成员、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兼总后勤部主任。当时中国形同全国半军管之中，军队权力势倾天下，军委办事组“有‘临时军政府’的派头”（本书页551），而总后勤部──用周恩来的话说 ──就是“小国务院”。作者身处“文革”高峰时代的权力核心，固然深知诸多历史内幕；转瞬却又成为昨天同志们的阶下之囚，政治的波峰浪谷促人深思。更重要的是，作者自感冤屈，于是倾其生命的最后二十五年著作本书，旨在厘清历史真相──这之中的块垒与沉重，那是不难想象的。
急于辩冤这一点，当然可能成为局限。但是，如果真有所谓历史的法庭，那么，至少在当代中国，政治失败者们的呈词，在我的阅读范围内来看，是远远比那些“胜者王侯”辈的官修历史要坦白、真实、详细、公正得多。后者，不说充满了伪造、隐瞒、扭曲和谎言，至少也比比皆是粉饰、虚言、矫揉和偏见。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历史是失败者写的。从国共之争，到反右、文革、“六四”，是这样，失败者比胜利者更为忠实、详尽地记载下了血泪历史；从张国焘、郑超麟，到李锐、赵紫阳，也是这样，阶下囚比座上王远有还原真相、直面历史的勇气和能力。单就所谓“林彪事件”而言，早几年出版的《吴法宪回忆录》、《陈伯达最后口述回忆》，其历史价值，比什么《汪东兴回忆：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撰的《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1949年─1978年）》，都不知要远远高出多少倍。后者不是垃圾，仅仅是因为历史没有垃圾桶。
《邱会作回忆录》，就是这样一部具有极高史料价值的、政治失败者所撰写的历史记录。与《吴法宪回忆录》、《陈伯达最后口述回忆》等书一起，林彪麾下的将军们正在他们所面对的最后一场战役中节节取胜。这场战役，叫做“还原历史”；其所面对的敌人，就是专制者，就是政治上胜利了的专制者，就是依靠这种胜利中获得的政治权力而肆意践踏历史本来面目、意图垄断一切历史秘密的专制者。在这场战役中，凡是不甘为“历史”的某种垄断版本所愚弄、凡是意图探寻历史本来的复杂面目的人，不管其意识形态、政治立场、派系归属、价值取向为何，都是专制者的天敌。谎言成就专制，空话强化专制，垄断等于专制。一个民族在现实生活中无力战胜谎言、空话、权力垄断和政治专制，也许有它各种各样的原因，其中或许不乏让人同情之处；然而，如果这是一个有人类社会中最为源远流长的文字历史的民族，现在在现实生活中却连历史也为权力所垄断而充满了谎言和空话，那么这个民族恐怕就一定是无可救药了。中国还不是这样一个民族，因为失败者们所撰写的历史正在打破垄断、戳破谎言──不管是民间的失败者还是朝廷的失败者。
二．历史的力量在于真实
历史的力量在于真实，真实的力量源于细节。胜利者们的官修历史往往充满了大话、空话，这样的“历史”只是一个气球。
《邱会作回忆录》不是气球；它是一件刺绣品。任何一部回忆或历史，都不可能没有选择和加工；选择什么和如何加工，决定这部回忆和历史的价值。“气球历史” 选择“充气”，加工成庞然大物，但却一戳就破；“刺绣品历史”选择各色彩线，加工成一定的图案──但是读者并不必跟著作者的图案脉络去理解历史，我们可以研究每一根彩线、每一个针脚来寻找可能的历史真实。我所谓的细节，既包括作者所记述的历史细节本身，也包括从细节上看作者如何记述──前者是“彩线”的选择问题，后者是加工的“针脚”问题，
本书最有价值的部分，当然首推关于文革初期高层政治的材料，特别是有关毛泽东、江青、周恩来、林彪之间的互动关系。书中记述，周恩来告诉“九大”之后新进入政治局的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和邱会作等军队领导人：什么是“中央政治”？“中央政治就是处理好主席、林副主席、江青的关系”（页680）。很有意思的是，作者以很多细节来表现了这些关系。比如说，一九六八年夏天一次开会的时候，江青嫌开水热，摔了茶杯，骂服务员──这件事情不少回忆录都写到了，而当汪东兴叫护士重新端来一杯水后，下面的这个细节就只有邱会作记下了：“总理用手在杯上摸了一下，并对江青说：‘开水不热，请吃药吧。’”（页579）又比如说，作者记道：人民大会堂里有一个提供冰激凌的地方，每次开会休息时，吴法宪和姚文元都去抢这个地方，吴法宪虽胖，速度远比姚文元快，“我们”抢到了这个地方，江青、张春桥他们就不去了；如果姚文元抢到这个地方，也只有江青、张春桥过去，其他人都不过去，“起来伸伸懒腰就原地休息”（页583）── 这个细节把林派人马与江青人马之间的关系表现得很生动。还有，庐山会议上，张春桥给邱会作让烟（页695），叶群摔伤之后也不敢请假而拿一个救生圈垫在屁股下面坚持开会等（页716），不仅生动地增加了回忆的现场感和可信度，而且也在在透露出当时林彪、江青之间的关系。作者观察力过人，待人做事也很细致，所以能够看到和记住很多细节。《吴法宪回忆录》也有这个特点。这从一个角度说明，吴、邱都是聪明、能干的人。
当然，聪明、能干，也可以有能力去干更多坏事情。但是，在非民主制度下，但凡没有足够的能力，而又能够爬到高位者，那却一定（而不是可能）是干了坏事的人；反过来，也可以说，如果是有能力的人，即使是在那样一种制度下，则就不一定是处处干坏事才能有所成就。事实上，改善人类政治制度的一个关键问题，就是要让具备相应才能的人占据相应的权力位置。中国的孔夫子是这么看，西方的柏拉图也是这么看。民主制度有其缺陷，其中一个重要缺陷就是不一定能把真正有治国才能的人选举到有权力的位子上；而专制制度的根本弊病之一，更是早晚一定会退化到庸才当道、黄钟毁弃的状态，掌握权力者除了依靠已经在手的国家机器的强力和欺骗之外则无以服人，更不要说能够解决社会问题以有益民众。
有人会说：为什么要津津乐道于高层人物的鸡毛蒜皮？在当今中文世界，对于那种试图了解和分析中共高层政局的努力，近年来有一种甚为强烈的批评，大旨在说这不符合民主理念，将之贬为所谓“宫廷政治学”，据说是与所谓“转轨政治学”相对立的。其实，这种批评似是而非。就理念而言，“民主”就要求增加政治透明度 ──不是你我平民政治生活的透明度，恰恰是高层权力政治的透明度；就所谓“转轨政治”而言，“转轨”就是从现行政治制度转向民主政治制度，现行政治制度就是你改变的对象──闭目不去了解你所要改变的东西在怎样运作，并不能增加你改变它的能力。在我看来，揭穿中共“宫廷政治”的“厚黑”，恰恰是对于这套政治制度的合法性的最为有力的批判之一。看到那样一个为江青摸茶杯的周恩来，想想一九六八年中国民众的生活状况，你是更加相信这是一个“人民的好总理”呢，还是因此发生了某种怀疑？读到“中央政治”就是处理好毛、林、江的关系，想想宪法中“一切权力属于人民”的宣称，，你是更加为自己的“国家主人翁”身份而骄傲呢，还是因此感觉受到了欺骗？这种效应，是可以远远超出那些细节讲述者的本来意图的。在这个意义上，一个“宫廷”细节，其启蒙民众和批判专制的力量，可以抵得上一打民主宣言。
三．悲剧背后的历史大脉络
当然，对于没有思考力的人来说，细节可能仅仅是酒后谈资，因为他没有对于历史的宏观把握和深层理解；反过来也是一样，如果无视政治现实和历史细节，那些所谓的宏观把握也往往形同西窗一梦。《邱会作回忆录》从其特定的角度，对一些关系中国当代史的重大问题给出了很有启发意义的脉络。比如说，一个十五岁参加红军、一家三代跟随共产党闹革命的“红小鬼”，至死也还忠于这个党，对这个党的事业也有不小的贡献，但却被党视为罪犯，连老母亲都被逼疯了──这说明了什么？这不仅仅是一个人或一个家庭的悲剧，这样的悲剧背后有一条历史的大脉络。又比如说，作者经历了罗瑞卿、杨成武、黄永胜三任总参谋长的崛起和垮台，而且作者与这三个人的个人关系、工作关系都相当好。这三位都是得到毛泽东和林彪的双重信任才得以登上这一重要位置的，但却都先后成为政治牺牲品。按照作者或明确或隐晦的解释，他们倒台的原因分别是：罗瑞卿后来在林彪与贺龙之间偏到了贺龙一边，而贺龙被认为是刘少奇、邓小平的助力，所以罗就成为毛打倒刘邓之前 “清场”的首战目标；杨成武则试图在林彪与江青之间搞平衡，因而惹起林的强烈不满，结果迫使毛也不得不牺牲杨来安抚林；黄永胜倒是坚定地站在了林彪的一边，最后却被毛一网打尽──这些权力斗争的戏码，难道仅仅说明了“政治是厚黑的”这样一个道德学的、技术论的“李宗吾原理”吗？我们难道不能从中看出比如政军关系这样的事关政治制度基本框架的一些涵义吗？再比如，作者称一九八零年对于所谓“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公审”是一场“闹剧”，他是不是有其道理呢？──无论有没有道理，应该都可以引起人们对于中国现行法律制度的思考吧？
全书的主要脉络，无疑还是从“文革”初期到“九一三”林彪出逃这一段历史所揭示的中国政治发展。毛泽东发动“文革”的真实意图究竟是什么？毛为什么把自己选择的“接班人”一个又一个地接连打倒？毛和林彪的关系究竟是什么样子？为什么林彪“九大”成为写进了党章中的“接班人”之后反而政治上走了下坡路？究竟林彪有没有搞所谓“政变”？这类问题，在在关系重大史实，是任何一个想要公正地了解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中国历史的人都不能不提出、也不能不关心的；对于这些问题的回答，也决非仅仅关系中共“宫廷政治”，除非有人认为所谓中共“宫廷政治”是与中国民众的命运不大相干的。邱会作作为那段历史的亲历者，既记录了很多此前不为人所知的相关事情，也为回答这些问题提供了自己的观察和思考。在我读来，毛泽东政治哲学的权欲熏心、残民以逞，其政治手段的虚伪狡诈、翻云覆雨，其政治品质的下流无赖、阴险凶狠，都可以说跃然纸上──尽管作者再三宣示他对毛的敬仰和忠诚，可他笔下的一定程度的历史真实，却把这个迄今仍被膜拜为中国现制度的“伟大”缔造者放到了显微镜下，从而也把这套制度的政治根基、文化基因和人格密码放到了解剖刀下。拿不拿起显微镜和解剖刀来认识与批判这个人和这套制度，那可以是一个政治功利的选择；而要不要读邱会作这本书，却是一个起码的知识和智力挑战：不读，你可能成为“睁眼瞎子”，不知道有关中国人政治生活的一些基本事实；读了，历史就打开一道天窗，那些使用下流手段获得政治胜利的帝王们所编篡的煌煌历史，就会在一个个失败者的笔下一缕缕云散烟消。
（《邱会作回忆录》，香港：新世纪出版社，2011，上下册http://www.newcenturymc.com/Qiu%20Huizuo.html）
（原载《动向》杂志2011年4月号，小标题为《动向》编者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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