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1年6月3日訊】
一. 歷史是失敗者寫的
這是一本厚重的書──這不僅僅是指其篇幅而言。上下兩冊，998頁，篇幅當然也很厚重了。更為厚重的，是其中所記載的歷史，是歷史所給予的啟示。
本書作者邱會作將軍，是所謂“林彪反黨集團”的核心成員，一九七一年九月被捕前擔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軍委辦事組成員、中國人民解放軍副總參謀長兼總後勤部主任。當時中國形同全國半軍管之中，軍隊權力勢傾天下，軍委辦事組“有‘臨時軍政府’的派頭”（本書頁551），而總後勤部──用週恩來的話說 ──就是“小國務院”。作者身處“文革”高峰時代的權力核心，固然深知諸多歷史內幕；轉瞬卻又成為昨天同志們的階下之囚，政治的波峰浪谷促人深思。更重要的是，作者自感冤屈，于是傾其生命的最後二十五年著作本書，旨在釐清歷史真相──這之中的塊壘與沉重，那是不難想象的。
急于辯冤這一點，當然可能成為局限。但是，如果真有所謂歷史的法庭，那麼，至少在當代中國，政治失敗者們的呈詞，在我的閱讀範圍內來看，是遠遠比那些“勝者王侯”輩的官修歷史要坦白、真實、詳細、公正得多。後者，不說充滿了偽造、隱瞞、扭曲和謊言，至少也比比皆是粉飾、虛言、矯揉和偏見。
正是在這個意義上，可以說：歷史是失敗者寫的。從國共之爭，到反右、文革、“六四”，是這樣，失敗者比勝利者更為忠實、詳盡地記載下了血淚歷史；從張國燾、鄭超麟，到李銳、趙紫陽，也是這樣，階下囚比座上王遠有還原真相、直面歷史的勇氣和能力。單就所謂“林彪事件”而言，早幾年出版的《吳法憲回憶錄》、《陳伯達最後口述回憶》，其歷史價值，比什麼《汪東興回憶：毛澤東與林彪反革命集團的鬥爭》、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編撰的《中國共產黨歷史（第二卷，1949年─1978年）》，都不知要遠遠高出多少倍。後者不是垃圾，僅僅是因為歷史沒有垃圾桶。
《邱會作回憶錄》，就是這樣一部具有極高史料價值的、政治失敗者所撰寫的歷史記錄。與《吳法憲回憶錄》、《陳伯達最後口述回憶》等書一起，林彪麾下的將軍們正在他們所面對的最後一場戰役中節節取勝。這場戰役，叫做“還原歷史”；其所面對的敵人，就是專制者，就是政治上勝利了的專制者，就是依靠這種勝利中獲得的政治權力而肆意踐踏歷史本來面目、意圖壟斷一切歷史秘密的專制者。在這場戰役中，凡是不甘為“歷史”的某種壟斷版本所愚弄、凡是意圖探尋歷史本來的復雜面目的人，不管其意識形態、政治立場、派系歸屬、價值取向為何，都是專制者的天敵。謊言成就專制，空話強化專制，壟斷等于專制。一個民族在現實生活中無力戰勝謊言、空話、權力壟斷和政治專制，也許有它各種各樣的原因，其中或許不乏讓人同情之處；然而，如果這是一個有人類社會中最為源遠流長的文字歷史的民族，現在在現實生活中卻連歷史也為權力所壟斷而充滿了謊言和空話，那麼這個民族恐怕就一定是無可救藥了。中國還不是這樣一個民族，因為失敗者們所撰寫的歷史正在打破壟斷、戳破謊言──不管是民間的失敗者還是朝廷的失敗者。
二．歷史的力量在于真實
歷史的力量在于真實，真實的力量源于細節。勝利者們的官修歷史往往充滿了大話、空話，這樣的“歷史”只是一個氣球。
《邱會作回憶錄》不是氣球；它是一件刺繡品。任何一部回憶或歷史，都不可能沒有選擇和加工；選擇什麼和如何加工，決定這部回憶和歷史的價值。“氣球歷史” 選擇“充氣”，加工成龐然大物，但卻一戳就破；“刺繡品歷史”選擇各色彩線，加工成一定的圖案──但是讀者並不必跟著作者的圖案脈絡去理解歷史，我們可以研究每一根彩線、每一個針腳來尋找可能的歷史真實。我所謂的細節，既包括作者所記述的歷史細節本身，也包括從細節上看作者如何記述──前者是“彩線”的選擇問題，後者是加工的“針腳”問題，
本書最有價值的部分，當然首推關于文革初期高層政治的材料，特別是有關毛澤東、江青、週恩來、林彪之間的互動關系。書中記述，週恩來告訴“九大”之後新進入政治局的黃永勝、吳法憲、李作鵬和邱會作等軍隊領導人：什麼是“中央政治”？“中央政治就是處理好主席、林副主席、江青的關系”（頁680）。很有意思的是，作者以很多細節來表現了這些關系。比如說，一九六八年夏天一次開會的時候，江青嫌開水熱，摔了茶杯，罵服務員──這件事情不少回憶錄都寫到了，而當汪東興叫護士重新端來一杯水後，下面的這個細節就只有邱會作記下了：“總理用手在杯上摸了一下，並對江青說：‘開水不熱，請吃藥吧。’”（頁579）又比如說，作者記道：人民大會堂裡有一個提供冰激凌的地方，每次開會休息時，吳法憲和姚文元都去搶這個地方，吳法憲雖胖，速度遠比姚文元快，“我們”搶到了這個地方，江青、張春橋他們就不去了；如果姚文元搶到這個地方，也只有江青、張春橋過去，其他人都不過去，“起來伸伸懶腰就原地休息”（頁583）── 這個細節把林派人馬與江青人馬之間的關系表現得很生動。還有，廬山會議上，張春橋給邱會作讓煙（頁695），葉群摔傷之後也不敢請假而拿一個救生圈墊在屁股下面堅持開會等（頁716），不僅生動地增加了回憶的現場感和可信度，而且也在在透露出當時林彪、江青之間的關系。作者觀察力過人，待人做事也很細致，所以能夠看到和記住很多細節。《吳法憲回憶錄》也有這個特點。這從一個角度說明，吳、邱都是聰明、能幹的人。
當然，聰明、能幹，也可以有能力去幹更多壞事情。但是，在非民主制度下，但凡沒有足夠的能力，而又能夠爬到高位者，那卻一定（而不是可能）是幹了壞事的人；反過來，也可以說，如果是有能力的人，即使是在那樣一種制度下，則就不一定是處處幹壞事才能有所成就。事實上，改善人類政治制度的一個關鍵問題，就是要讓具備相應才能的人佔據相應的權力位置。中國的孔夫子是這麼看，西方的柏拉圖也是這麼看。民主制度有其缺陷，其中一個重要缺陷就是不一定能把真正有治國才能的人選舉到有權力的位子上；而專制制度的根本弊病之一，更是早晚一定會退化到庸才當道、黃鐘毀棄的狀態，掌握權力者除了依靠已經在手的國家機器的強力和欺騙之外則無以服人，更不要說能夠解決社會問題以有益民眾。
有人會說：為什麼要津津樂道于高層人物的雞毛蒜皮？在當今中文世界，對于那種試圖了解和分析中共高層政局的努力，近年來有一種甚為強烈的批評，大旨在說這不符合民主理念，將之貶為所謂“宮廷政治學”，據說是與所謂“轉軌政治學”相對立的。其實，這種批評似是而非。就理念而言，“民主”就要求增加政治透明度 ──不是你我平民政治生活的透明度，恰恰是高層權力政治的透明度；就所謂“轉軌政治”而言，“轉軌”就是從現行政治制度轉向民主政治制度，現行政治制度就是你改變的對象──閉目不去了解你所要改變的東西在怎樣運作，並不能增加你改變它的能力。在我看來，揭穿中共“宮廷政治”的“厚黑”，恰恰是對于這套政治制度的合法性的最為有力的批判之一。看到那樣一個為江青摸茶杯的週恩來，想想一九六八年中國民眾的生活狀況，你是更加相信這是一個“人民的好總理”呢，還是因此發生了某種懷疑？讀到“中央政治”就是處理好毛、林、江的關系，想想憲法中“一切權力屬于人民”的宣稱，，你是更加為自己的“國家主人翁”身份而驕傲呢，還是因此感覺受到了欺騙？這種效應，是可以遠遠超出那些細節講述者的本來意圖的。在這個意義上，一個“宮廷”細節，其啟蒙民眾和批判專制的力量，可以抵得上一打民主宣言。
三．悲劇背後的歷史大脈絡
當然，對于沒有思考力的人來說，細節可能僅僅是酒後談資，因為他沒有對于歷史的宏觀把握和深層理解；反過來也是一樣，如果無視政治現實和歷史細節，那些所謂的宏觀把握也往往形同西窗一夢。《邱會作回憶錄》從其特定的角度，對一些關系中國當代史的重大問題給出了很有啟發意義的脈絡。比如說，一個十五歲參加紅軍、一家三代跟隨共產黨鬧革命的“紅小鬼”，至死也還忠于這個黨，對這個黨的事業也有不小的貢獻，但卻被黨視為罪犯，連老母親都被逼瘋了──這說明了什麼？這不僅僅是一個人或一個家庭的悲劇，這樣的悲劇背後有一條歷史的大脈絡。又比如說，作者經歷了羅瑞卿、楊成武、黃永勝三任總參謀長的崛起和垮台，而且作者與這三個人的個人關系、工作關系都相當好。這三位都是得到毛澤東和林彪的雙重信任才得以登上這一重要位置的，但卻都先後成為政治犧牲品。按照作者或明確或隱晦的解釋，他們倒台的原因分別是：羅瑞卿後來在林彪與賀龍之間偏到了賀龍一邊，而賀龍被認為是劉少奇、鄧小平的助力，所以羅就成為毛打倒劉鄧之前 “清場”的首戰目標；楊成武則試圖在林彪與江青之間搞平衡，因而惹起林的強烈不滿，結果迫使毛也不得不犧牲楊來安撫林；黃永勝倒是堅定地站在了林彪的一邊，最後卻被毛一網打盡──這些權力鬥爭的戲碼，難道僅僅說明了“政治是厚黑的”這樣一個道德學的、技術論的“李宗吾原理”嗎？我們難道不能從中看出比如政軍關系這樣的事關政治制度基本框架的一些涵義嗎？再比如，作者稱一九八零年對于所謂“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的“公審”是一場“鬧劇”，他是不是有其道理呢？──無論有沒有道理，應該都可以引起人們對于中國現行法律制度的思考吧？
全書的主要脈絡，無疑還是從“文革”初期到“九一三”林彪出逃這一段歷史所揭示的中國政治發展。毛澤東發動“文革”的真實意圖究竟是什麼？毛為什麼把自己選擇的“接班人”一個又一個地接連打倒？毛和林彪的關系究竟是什麼樣子？為什麼林彪“九大”成為寫進了黨章中的“接班人”之後反而政治上走了下坡路？究竟林彪有沒有搞所謂“政變”？這類問題，在在關系重大史實，是任何一個想要公正地了解二十世紀六、七十年代的中國歷史的人都不能不提出、也不能不關心的；對于這些問題的回答，也決非僅僅關系中共“宮廷政治”，除非有人認為所謂中共“宮廷政治”是與中國民眾的命運不大相幹的。邱會作作為那段歷史的親歷者，既記錄了很多此前不為人所知的相關事情，也為回答這些問題提供了自己的觀察和思考。在我讀來，毛澤東政治哲學的權欲燻心、殘民以逞，其政治手段的虛偽狡詐、翻雲覆雨，其政治品質的下流無賴、陰險兇狠，都可以說躍然紙上──盡管作者再三宣示他對毛的敬仰和忠誠，可他筆下的一定程度的歷史真實，卻把這個迄今仍被膜拜為中國現制度的“偉大”締造者放到了顯微鏡下，從而也把這套制度的政治根基、文化基因和人格密碼放到了解剖刀下。拿不拿起顯微鏡和解剖刀來認識與批判這個人和這套制度，那可以是一個政治功利的選擇；而要不要讀邱會作這本書，卻是一個起碼的知識和智力挑戰：不讀，你可能成為“睜眼瞎子”，不知道有關中國人政治生活的一些基本事實；讀了，歷史就打開一道天窗，那些使用下流手段獲得政治勝利的帝王們所編篡的煌煌歷史，就會在一個個失敗者的筆下一縷縷雲散煙消。
（《邱會作回憶錄》，香港：新世紀出版社，2011，上下冊http://www.newcenturymc.com/Qiu%20Huizuo.html）
（原載《動向》雜志2011年4月號，小標題為《動向》編者所加）
──轉自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