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1年6月2日讯】三十多年过去了，对于我们这些“文革”时只是一些懵懂的人来说，“文革”那种罪恶和恐怖，已经成了遥远的历史。今天的不少青年人，对当年的那种愚昧、盲目、野蛮、血腥的历史事实，已经感到不可思议了。
八四年秋，我曾奉命参加“处遗”工作队，调查取证过不少案件。随着文档上交后的时间流逝，许多案件的记忆，逐渐变得残缺不全、甚至完全淡忘了。我为自己的懒惰而后悔，也感到对不起那些被罪恶和恐怖而夺去的生灵。为了减轻我的负疚感，仅把我当年印象最深的几件事，作一补记，聊解我些许愧疚吧。
一、奇特的“忆苦思甜”大会
我们这些“生在红旗下、泡在糖水里”的人，都会记得七十年代时兴的“忆苦思甜”大会之后再吃“忆苦餐”的情景。记得我上初中时，学校不止一次的开过这种“忆苦思甜”大会。有一次，我们一帮饿得发昏的学生，吃完了老师分发给我们的用红暑和南瓜叶加大米煮成的“忆苦餐”后，仍饥肠麓麓。便向老师讨要“忆苦饭”吃，弄得老师摇头叹息不止。当年的我，当然不能明白老师为何摇头叹息？
八四年七、八月间，单位抽调我和罗光耿同志参加“文革遗留问题（冤案）处理工作队”，简称“处遗工作队”，昭雪了一桩“现行反革命”冤案，我才恍然大悟。
故事发生在七O年的一个夏夜，越城岭下万乡河滨的一个乡村，红极一时的公社革命委员会主任，要在村里亲自主持召开一次“忆苦思甜大会”。听到消息，村里的男女老幼，顿时象过节一样热闹。村民们只好跑前跑后地张罗准备。公社主任从村里挑选陈六狗，作忆苦思甜的报告，进行“阶级斗争”教育。
陈六狗虽然没上过一天学堂，仅能认识几个数码字，但记忆力很好。他在“旧社会”扛了一辈子长工，可谓“苦大仇深”。只见陈六狗在端坐在主席台上，将腰板骨挺得笔直，将“旧社会”如何如何的苦，说得头头是道，颇能引起台下“贫下中农”的共鸣。公社主任见陈六狗的忆苦思甜报告，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也很辛苦劳累，便不住地点头嘉许，还恭恭敬敬地给陈六狗递上一杯热茶。陈六狗活了这么大把年纪，何曾承受过这种礼遇？这使他受宠若惊。也就是这一宠一惊，可误了陈六狗的大事，打断了他的思路。他便问主任：“我是说到哪里了”？主任鼓励他说：“是请您来作忆苦思甜报告的，就继续忆那过去的苦吧”。
陈六狗想了一会，然后提高嗓门对台下说：“要说苦，再苦再苦也没有六O年那么苦哦……”
革委主任见陈六狗说错了话题，就赶忙打断陈六狗的话题，并提醒大家说：“刚才是陈六狗同志记错了时间，他讲的本来是旧社会的事情的，咹！”
那陈六狗一时得意忘形，早忘了主任在会前对他的再三叮嘱，便十分认真地抗辩说：“没有错！旧社会苦是苦，没吃没喝时，还有野菜山芋吃，六零年的那种苦，苦得连野菜山芋都没得吃。六零年的苦，那才真叫苦哩！”
公社革委主任那笑容可鞠的脸，像变戏法似的一转眼就变成了一个活阎王。可怜陈六狗立马就倒了大霉了。他从一个红极一时的典型人物，一下子跌入万丈深渊，立马就变成一个“现行反革命”，受到了严励的批判和残酷的斗争。所幸他为人友善忠厚，村人怜惜。斗争会上，大家对他网开一面。主任的凶狠批斗没有多少人附和，才让他拣了一条老命。
二、党叫干啥就干啥!
文革前，一山区卫生院里有一名姓唐的医师，因家庭出身不好，整天“夹着尾巴做人”，想一心一意钻研医疗技术，以自己的精湛医术，来为贫下中农服务，以此来为自己的出身原罪而“赎罪”。
文革妖风卷地而来，山区里卫生院也不能幸免。医术精湛的唐医师，还没明白是怎么回事，就懵懵懂懂地被狂热的“活跃分子”裹挟着押出去批斗了。其精湛的医术，不但没有能为他消灾除祸，反而被单位那些百无一能的的庸人们，找到了口实：说他是“别有用心地笼络人心、企图反攻倒算”。可怜这个医德高尚、医术精湛的唐医师，立即就遭到了灭顶之灾。
唐医师被揪出来后，又被一路五花大绑地押着，一村一村地批斗。最后被押到一个叫木林山的山村里。在批斗会上，有人高喊口号“打不打得”？台下就由“积极分子”带头高声附和——“打得”。台上再喊“杀不杀得”？台下也随声附和——“杀得”。就这样，唐医师就被充满了“阶级仇恨”的邪教徒们，用原始的马刀砍下了头颅……
在“处遗”中，我和罗光耿同志，在该乡赵副书记的陪同下，顺利找到了会议的组织者和“执法人”。因为我们主要任务是核实本单位几名同志是否与此事有直接责任。而在此之前，已有几批人找到他，并进行了处理。当我们分别找到那几个当事人，并问及当年的细节时，其中一个姓文的民兵连长立即就来了气，忍不住大声责问我们：“我还不是因为一切‘听党的话’、‘党叫干啥就干啥’，才做出这些事情来的？今天说那时错了，我们还是‘听党的话’，已经磕头烧香，赔礼道歉，出钱赔款，放炮礼葬……到了这时，我还是毫无怨言地一一照办。该做的我都做了，你们还要做什么”？
在返回的路上，赵副书记心情很是不好，嘟嘟哝哝地指责这位民兵连长“态度恶劣，与党对抗”，声言要对其进行“严肃处理”。
这位民兵连长的话，给我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我就跟赵副书记说：“他们既是一群害人者，又是一些牺牲品。他们的遭遇，既可恨又可怜。态度虽然不好，但他说的话，何尝不是大实话？”
以后找到被害人的独女，她的冷静和通达，完全出乎我们预料之外。她平静地对我们说“我父亲被残酷杀害，我何尝不是伤心欲绝？当年，我一个未成年的孩子，立即成了“过街老鼠”！我只能在孤苦、冷漠中偷偷的抽泣。我的痛苦，你们也不难想像得出。我父亲惨死在那个年代，杀害我父亲的几个愚民，他们能够做到的都做了，我也不想再为难他们了，也请你们放他们一马。他们只不过是那个害人魔王的走卒而已”。
三、落后愚昧是“红色恐怖”的温床
参加了处遗工作队，走过很多乡村，接触过许多案件。我感到越是没有文化的人群，就越容易跟风盲从；越是愚昧落后的地方，就越容易激发兽性。今天中央高举科教兴国的大旗，虽然来得太迟，仍使人感到些许欣慰。
在我家乡的县份里，有一个最为贫困的少数民族乡。这个乡，在解放初期所划定的许多“地主”，大部分是按比例“分配”的。那里的一些地主，一家人住在茅草屋里，家境还不如山外的一个贫农。只是因为家境比别人稍好，或人缘关系不好。就十有八九，就被划成了“地主”和富农。在随之而来的阶级斗争中，他们理所当然的成了“专政”的对象。
在历次政治运动中，他们成了社会的另类，受尽了人间的歧视和不公。到了“文革”最疯狂的一九六八年，在对这种“地、富、反、坏、右”大开杀戒的运动中，该公社紧跟“伟大领袖”的号召，要将运动搞得热火朝天。仅在一个名叫三江的地方，那里有一个深不见底的自然溶洞。那一年，处遗工作队雇请有胆量的人，从这个自然溶洞中，起出了一百多具“黑五类”的尸骨。
当地人还告诉我们，当年被推下溶洞的人，有的过了十几天还没有死，还在里面嚎叫、哭泣。
正因为该地冒出了大批愚昧无知、丧尽天良的“紧跟、忠于”的“风流人物”，屠杀行为才特别令人发指。而普通农民又被这种“政治”所愚弄，处于善恶不辨的境地。因而乐于助桀为虐，还自认为是“最最革命”的行动。而当这种胡作非为，被披上“最最革命”的法衣后，人们的残忍凶狠兽性，人们的无良无耻的行为，也就变得“绝对正确”了。当年那些红极一时的地痞无赖们，反而因为心狠手辣而官运亨通、红得发紫。这样一来，他们又成了当地人的价值取向，从而带动更多的人竞相仿效，使这种红色恐怖，得以肆无忌惮的增益放大。
尽管这段历史已经过去三十多年，尽管有人努力否认和抹去这斑斑的血迹，但它的阴影将长期烙印在我们民族的心灵深处。令每个有良心的国人，闻之惊恐变色。
闲话还是少说吧。话说该乡曾有一个大字不识几个的地痞，在这种“红色恐怖”的文革中崭露头角。由大队民兵连长到公社民兵营长，又从公社革委主任，逐渐混到了县委常委、武装部长的职务。处遗时，该武装部长虽然在众多受害人的家属的强烈要求下，被处决了。但在今天的官场中，这种人是否绝迹？大家睁大眼睛自己去看就是。
四、一页没敢下笔的调查记录
在处遗工作队里，我年齿最小，又多喝了几滴墨水，取证记录的任务就理所当然的落在我的头上。
在该小数民族山区乡的一个小山寨里，我们一行，调查了一家大少四口人被杀害的过程。当地老人绘声绘色地讲到一个年仅八岁的小男孩，在父母和十四岁的姐姐被相继杀害后，他一个人孤苦零丁、形影相吊地生活了几个月。这样小的年纪，放在今天，只会在父母亲怀里耍娇使性。而当年的这个小男孩，却非常的聪明伶俐，竟能从大人和“干部”的脸上，读出要对他“斩草除根”的信息。于是这个可怜的孩子，逢人就苦苦哀求：“爹爹（爷爷）、奶奶、伯伯、瞒瞒（叔叔）、娘娘（阿姨）、哥哥、姐姐！我求求你们，不要杀我啊！我现在已经可以给贫下中农看牛了；等我再长大一点，就可以给贫下中农锄草了；再大一些，还可以为贫下中农挑担子了……”
可是在那个人性泯灭、兽性膨胀的年月里，善良的村人们，虽然看到这个孩子就默默地流泪，但他们哪有胆量，敢“冒天下之大不讳”而保护这个幼小而又可怜的生命？过了不久，如狼似虎的“勇士”们，不由分说就把他牵走了……
老人还告诉我们：“这孩子多聪明、多懂事啊！他是被锄头打烂脑袋而死的”。老人边说边揩泪，但是没有哭泣，还在娓娓地诉说着那悲惨的经历……而我却克制不住自己的感情，任凭眼泪唰唰地流淌在面颊上，拿笔的手不停地发抖，怎么也写不出像样的字来，实在无力完成记录任务。
回到工作队驻地，队长向我讨问记录。本来我是可以根据事后回忆记录下来的。但我不敢写，怕自己因伤心而不能自已。就实话实说地予以推辞。队长见我如此，也只好叹了一口气，默默无言地迈着沉重的步子回去了。
虽然这桩调查已经过了十多年，现在回想起来，由于自己的年轻任性和情绪化，没有将当时的原始资料保留下来。诸如被害人姓名、被害的时间、地点、讲述人姓名、“执法者”是谁？现已无从稽考。使我感到十分惋惜。感到有愧于那个可怜而聪明的小生命。今天就将这些大致记录下来，以此来告慰那些无法统计的被残害致死的“地、富、反、坏、右”的亡灵。衷心祈望我们的社会——千万不要忘记那场——惨绝人寰的“文化大革命”。
──荆楚写于1998年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观点和陈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