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1年6月2日訊】三十多年過去了，對於我們這些「文革」時只是一些懵懂的人來說，「文革」那種罪惡和恐怖，已經成了遙遠的歷史。今天的不少青年人，對當年的那種愚昧、盲目、野蠻、血腥的歷史事實，已經感到不可思議了。
八四年秋，我曾奉命參加「處遺」工作隊，調查取證過不少案件。隨著文檔上交後的時間流逝，許多案件的記憶，逐漸變得殘缺不全、甚至完全淡忘了。我為自己的懶惰而後悔，也感到對不起那些被罪惡和恐怖而奪去的生靈。為了減輕我的負疚感，僅把我當年印象最深的幾件事，作一補記，聊解我些許愧疚吧。
一、奇特的「憶苦思甜」大會
我們這些「生在紅旗下、泡在糖水裏」的人，都會記得七十年代時興的「憶苦思甜」大會之後再吃「憶苦餐」的情景。記得我上初中時，學校不止一次的開過這種「憶苦思甜」大會。有一次，我們一幫餓得發昏的學生，吃完了老師分發給我們的用紅暑和南瓜葉加大米煮成的「憶苦餐」後，仍饑腸麓麓。便向老師討要「憶苦飯」吃，弄得老師搖頭歎息不止。當年的我，當然不能明白老師為何搖頭歎息？
八四年七、八月間，單位抽調我和羅光耿同志參加「文革遺留問題（冤案）處理工作隊」，簡稱「處遺工作隊」，昭雪了一樁「現行反革命」冤案，我才恍然大悟。
故事發生在七O年的一個夏夜，越城嶺下萬鄉河濱的一個鄉村，紅極一時的公社革命委員會主任，要在村裏親自主持召開一次「憶苦思甜大會」。聽到消息，村裏的男女老幼，頓時象過節一樣熱鬧。村民們只好跑前跑後地張羅準備。公社主任從村裏挑選陳六狗，作憶苦思甜的報告，進行「階級鬥爭」教育。
陳六狗雖然沒上過一天學堂，僅能認識幾個數碼字，但記憶力很好。他在「舊社會」扛了一輩子長工，可謂「苦大仇深」。只見陳六狗在端坐在主席臺上，將腰板骨挺得筆直，將「舊社會」如何如何的苦，說得頭頭是道，頗能引起台下「貧下中農」的共鳴。公社主任見陳六狗的憶苦思甜報告，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也很辛苦勞累，便不住地點頭嘉許，還恭恭敬敬地給陳六狗遞上一杯熱茶。陳六狗活了這麼大把年紀，何曾承受過這種禮遇？這使他受寵若驚。也就是這一寵一驚，可誤了陳六狗的大事，打斷了他的思路。他便問主任：「我是說到哪裡了」？主任鼓勵他說：「是請您來作憶苦思甜報告的，就繼續憶那過去的苦吧」。
陳六狗想了一會，然後提高嗓門對台下說：「要說苦，再苦再苦也沒有六O年那麼苦哦……」
革委主任見陳六狗說錯了話題，就趕忙打斷陳六狗的話題，並提醒大家說：「剛才是陳六狗同志記錯了時間，他講的本來是舊社會的事情的，咹！」
那陳六狗一時得意忘形，早忘了主任在會前對他的再三叮囑，便十分認真地抗辯說：「沒有錯！舊社會苦是苦，沒吃沒喝時，還有野菜山芋吃，六零年的那種苦，苦得連野菜山芋都沒得吃。六零年的苦，那才真叫苦哩！」
公社革委主任那笑容可鞠的臉，像變戲法似的一轉眼就變成了一個活閻王。可憐陳六狗立馬就倒了大霉了。他從一個紅極一時的典型人物，一下子跌入萬丈深淵，立馬就變成一個「現行反革命」，受到了嚴勵的批判和殘酷的鬥爭。所幸他為人友善忠厚，村人憐惜。鬥爭會上，大家對他網開一面。主任的兇狠批鬥沒有多少人附和，才讓他揀了一條老命。
二、黨叫幹啥就幹啥!
文革前，一山區衛生院裏有一名姓唐的醫師，因家庭出身不好，整天「夾著尾巴做人」，想一心一意鑽研醫療技術，以自己的精湛醫術，來為貧下中農服務，以此來為自己的出身原罪而「贖罪」。
文革妖風卷地而來，山區裏衛生院也不能倖免。醫術精湛的唐醫師，還沒明白是怎麼回事，就懵懵懂懂地被狂熱的「活躍分子」裹挾著押出去批鬥了。其精湛的醫術，不但沒有能為他消災除禍，反而被單位那些百無一能的的庸人們，找到了口實：說他是「別有用心地籠絡人心、企圖反攻倒算」。可憐這個醫德高尚、醫術精湛的唐醫師，立即就遭到了滅頂之災。
唐醫師被揪出來後，又被一路五花大綁地押著，一村一村地批鬥。最後被押到一個叫木林山的山村裏。在批鬥會上，有人高喊口號「打不打得」？台下就由「積極分子」帶頭高聲附和——「打得」。臺上再喊「殺不殺得」？台下也隨聲附和——「殺得」。就這樣，唐醫師就被充滿了「階級仇恨」的邪教徒們，用原始的馬刀砍下了頭顱……
在「處遺」中，我和羅光耿同志，在該鄉趙副書記的陪同下，順利找到了會議的組織者和「執法人」。因為我們主要任務是核實本單位幾名同志是否與此事有直接責任。而在此之前，已有幾批人找到他，並進行了處理。當我們分別找到那幾個當事人，並問及當年的細節時，其中一個姓文的民兵連長立即就來了氣，忍不住大聲責問我們：「我還不是因為一切‘聽黨的話’、‘黨叫幹啥就幹啥’，才做出這些事情來的？今天說那時錯了，我們還是‘聽黨的話’，已經磕頭燒香，賠禮道歉，出錢賠款，放炮禮葬……到了這時，我還是毫無怨言地一一照辦。該做的我都做了，你們還要做什麼」？
在返回的路上，趙副書記心情很是不好，嘟嘟噥噥地指責這位民兵連長「態度惡劣，與黨對抗」，聲言要對其進行「嚴肅處理」。
這位民兵連長的話，給我留下了極為深刻的印象。我就跟趙副書記說：「他們既是一群害人者，又是一些犧牲品。他們的遭遇，既可恨又可憐。態度雖然不好，但他說的話，何嘗不是大實話？」
以後找到被害人的獨女，她的冷靜和通達，完全出乎我們預料之外。她平靜地對我們說「我父親被殘酷殺害，我何嘗不是傷心欲絕？當年，我一個未成年的孩子，立即成了「過街老鼠」！我只能在孤苦、冷漠中偷偷的抽泣。我的痛苦，你們也不難想像得出。我父親慘死在那個年代，殺害我父親的幾個愚民，他們能夠做到的都做了，我也不想再為難他們了，也請你們放他們一馬。他們只不過是那個害人魔王的走卒而已」。
三、落後愚昧是「紅色恐怖」的溫床
參加了處遺工作隊，走過很多鄉村，接觸過許多案件。我感到越是沒有文化的人群，就越容易跟風盲從；越是愚昧落後的地方，就越容易激發獸性。今天中央高舉科教興國的大旗，雖然來得太遲，仍使人感到些許欣慰。
在我家鄉的縣份裏，有一個最為貧困的少數民族鄉。這個鄉，在解放初期所劃定的許多「地主」，大部分是按比例「分配」的。那裏的一些地主，一家人住在茅草屋裏，家境還不如山外的一個貧農。只是因為家境比別人稍好，或人緣關係不好。就十有八九，就被劃成了「地主」和富農。在隨之而來的階級鬥爭中，他們理所當然的成了「專政」的對象。
在歷次政治運動中，他們成了社會的另類，受盡了人間的歧視和不公。到了「文革」最瘋狂的一九六八年，在對這種「地、富、反、壞、右」大開殺戒的運動中，該公社緊跟「偉大領袖」的號召，要將運動搞得熱火朝天。僅在一個名叫三江的地方，那裏有一個深不見底的自然溶洞。那一年，處遺工作隊雇請有膽量的人，從這個自然溶洞中，起出了一百多具「黑五類」的屍骨。
當地人還告訴我們，當年被推下溶洞的人，有的過了十幾天還沒有死，還在裏面嚎叫、哭泣。
正因為該地冒出了大批愚昧無知、喪盡天良的「緊跟、忠於」的「風流人物」，屠殺行為才特別令人髮指。而普通農民又被這種「政治」所愚弄，處於善惡不辨的境地。因而樂於助桀為虐，還自認為是「最最革命」的行動。而當這種胡作非為，被披上「最最革命」的法衣後，人們的殘忍兇狠獸性，人們的無良無恥的行為，也就變得「絕對正確」了。當年那些紅極一時的地痞無賴們，反而因為心狠手辣而官運亨通、紅得發紫。這樣一來，他們又成了當地人的價值取向，從而帶動更多的人競相仿效，使這種紅色恐怖，得以肆無忌憚的增益放大。
儘管這段歷史已經過去三十多年，儘管有人努力否認和抹去這斑斑的血跡，但它的陰影將長期烙印在我們民族的心靈深處。令每個有良心的國人，聞之驚恐變色。
閒話還是少說吧。話說該鄉曾有一個大字不識幾個的地痞，在這種「紅色恐怖」的文革中嶄露頭角。由大隊民兵連長到公社民兵營長，又從公社革委主任，逐漸混到了縣委常委、武裝部長的職務。處遺時，該武裝部長雖然在眾多受害人的家屬的強烈要求下，被處決了。但在今天的官場中，這種人是否絕跡？大家睜大眼睛自己去看就是。
四、一頁沒敢下筆的調查記錄
在處遺工作隊裏，我年齒最小，又多喝了幾滴墨水，取證記錄的任務就理所當然的落在我的頭上。
在該小數民族山區鄉的一個小山寨裏，我們一行，調查了一家大少四口人被殺害的過程。當地老人繪聲繪色地講到一個年僅八歲的小男孩，在父母和十四歲的姐姐被相繼殺害後，他一個人孤苦零丁、形影相弔地生活了幾個月。這樣小的年紀，放在今天，只會在父母親懷裏耍嬌使性。而當年的這個小男孩，卻非常的聰明伶俐，竟能從大人和「幹部」的臉上，讀出要對他「斬草除根」的信息。於是這個可憐的孩子，逢人就苦苦哀求：「爹爹（爺爺）、奶奶、伯伯、瞞瞞（叔叔）、娘娘（阿姨）、哥哥、姐姐！我求求你們，不要殺我啊！我現在已經可以給貧下中農看牛了；等我再長大一點，就可以給貧下中農鋤草了；再大一些，還可以為貧下中農挑擔子了……」
可是在那個人性泯滅、獸性膨脹的年月裏，善良的村人們，雖然看到這個孩子就默默地流淚，但他們哪有膽量，敢「冒天下之大不諱」而保護這個幼小而又可憐的生命？過了不久，如狼似虎的「勇士」們，不由分說就把他牽走了……
老人還告訴我們：「這孩子多聰明、多懂事啊！他是被鋤頭打爛腦袋而死的」。老人邊說邊揩淚，但是沒有哭泣，還在娓娓地訴說著那悲慘的經歷……而我卻克制不住自己的感情，任憑眼淚唰唰地流淌在面頰上，拿筆的手不停地發抖，怎麼也寫不出像樣的字來，實在無力完成記錄任務。
回到工作隊駐地，隊長向我討問記錄。本來我是可以根據事後回憶記錄下來的。但我不敢寫，怕自己因傷心而不能自已。就實話實說地予以推辭。隊長見我如此，也只好歎了一口氣，默默無言地邁著沉重的步子回去了。
雖然這樁調查已經過了十多年，現在回想起來，由於自己的年輕任性和情緒化，沒有將當時的原始資料保留下來。諸如被害人姓名、被害的時間、地點、講述人姓名、「執法者」是誰？現已無從稽考。使我感到十分惋惜。感到有愧於那個可憐而聰明的小生命。今天就將這些大致記錄下來，以此來告慰那些無法統計的被殘害致死的「地、富、反、壞、右」的亡靈。衷心祈望我們的社會——千萬不要忘記那場——慘絕人寰的「文化大革命」。
──荊楚寫於1998年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