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0年9月25日讯】第三章 翘首望长安
12、“**定乾坤”？
饥饿、歧视和恶劣的生存环境导致了大批移民自行返库，当一股股越聚越多的返库人流涌现在西北高原时，当阻止、驱赶和恐吓都无济于事时，陕西、宁夏两省、区的领导们面对逃亡的返库浪潮不由得有些脚慌手乱、无计可施。
这股汹涌的逃亡浪潮是1961年春夏之交形成的。人们自发地从各个安置点逃亡，像一股股细流涌向淘乐，涌向永宁，涌向中卫，涌向贺兰等**个移民安置县县城，然后，形成更大的浪潮从这些县城涌向银川，最后汇集在银川汽车站，近7000名不堪饥饿贫穷的迁宁移民，连续40多天围攻宁夏自治区政府机关，哄闹政府领导，殴打当初以欺骗手段动员他们去宁夏的干部。因他们拦路挡车，宁夏的交通几乎全部瘫痪，银川汽车站连续4天不能出车，中卫3天不能出车，仁存渡交通中断2天——在讲述这一情节时，陈思忠等几个文化不高的老移民都不约而同地用到了“人山人海”这一词语。
“哎哟，我的娘呃，那人真是多呀，小孩牵着大人，大人头上顶着行李，人挤人，人推人！”讲这段话时，老移民陈思忠禁不住打了个寒颤并连连摇头。他怕记者不明白究竟有多挤，又补充说：“只要到了车站周围，就根本不用自己走，人的双腿都挤得着不了地，骨头好像被挤断了似的，五脏六腑也好像挤到一块儿了……”
一道大门却将这滔滔人潮无情地堵在了汽车站外。早在这之前，为阻止移民返籍，陕西省政府和渭南地区及库区各级政府抽调人马组成了一支阵容强大的工作组坐镇宁夏。工作组成员兢兢业业守在黄河边，堵在移民到银川或北去陕西的必经之路，想堵死移民们的归途。当人们或绕道而行，或硬闯关卡不断涌进银川城后，省里去的某副省长改变策略，一方面把力量全部集中到火车站、汽车站实行死守严防。另一方面，与宁夏自治区政府一道作出决定：不卖给移民车票。
买不到车票上不了车的移民仍不死心，他们不断冲击车站，冲不进去就把车站的大门堵死。形成“我进不来，你也别想出”的对峙状态。
陈思忠这样描述当时的事态：……数千名扶老携幼的移民聚集在车站不肯散去，他们喊着“我们要回家！”“我们要活命”的口号多次冲击车站，几十个年轻人还从围墙翻入，企图打开大门被制服。移民买不到票，迁怒于当地政府，纷纷涌向宁夏自治区政府，把政府的门围得水泄不通。自治区书记刘阁平出面动员移民回安置点，话还未讲完，悲愤的人群吼道：“回移民点是死，在这里也大不过是个死，我们就死在这里！”“不卖车票给我们，坚决不走！”
但移民终究没能坚持下去，先到银川的移民身上那可怜的一点钱和干粮没几天就告罄了，“弹尽粮绝”之后，他们不得不绝望地离开，或者回安置点重筹粮草，以图再踏归乡之路。或者掉头北去，进入茫茫毛乌素大沙漠，绕道返回库区。
第一批移民含愤离开了银川，第二批、第三批、第四批又接踵而来，他们也先去汽车站、火车站，买不到票上不了车就到自治区政府门口去闹事示威，直闹得政府领导不得安宁又无可奈何。
后来，官方记录这一事件时只有两有寥寥两句：“6000多移民围堵自治区政府闹事达四十余天，给当地生产、生活带来严重影响。此事引起了上级领导的重视……”
无法在宁夏获得一张回家的车票，又无力穿越茫茫毛乌素沙漠回陕的移民们想到了一个古老而又渺茫的办法——告状。缺少联系又信息不通的的移民们以县为单位进行串联（后来，据库区移民统计，六十年代初**的代表有六拨），推选出自己的代表，然后，每人两毛三毛地为**代表筹集经费。怀揣少得可怜的一点钱，背着一大包馍的代表们出发了。他们不去渭南，更不去华阴、大荔，甚至西安也不去——农民看问题的思路很简单：是县、乡的干部用“宁夏条件比渭南好，宁夏可分十多亩地”这样的假话骗了移民，移民才去宁夏过得那样悲惨。支持县、乡干部骗人的是渭南那些官员，渭南的官员同省里的领导又是同穿一条裤子，同一鼻孔出气的 ——故**从一开始便走“上层路线”，他们直奔北京，把脱离宁夏，重新返库的希望寄托在了中央政府。
**的代表出发后，移民们便望眼欲穿。那段时间，各个移民点总能听到一些令人鼓舞的消息：“我们县的代表已找到水利部领导了！”“我们县**的人把材料交到国务院去了……
后来，移民点传说的**故事已完全融入了传说者的想像色彩：“……我们县去**的人在中南海外呆了一年多才见到周恩来总理。周总理听移民代表汇报后非常生气，一拍桌子站起来在屋里走来走去，最后忍不住高声给陕西省的领导打电话问：‘你们给中央汇报时并没有讲要把移民安置到宁夏，那边怎么有移民？’陕西的领导回答：‘……我们是往宁夏迁了些移民。’周总理指示：‘把那里的移民全部迁回去！’”
同民间那些有着太多想像色彩的传说相反，大荔县移民局的档案材料里记载的那个**事件则完全有根有据：
1961年8月，仁义村的李启生、薛武亭，柳园薛董村的董思潮等三个支部书记等代表，到党中央、国务院、西北局、省委、省人委、宁夏自治区党委以及渭南专署、大荔县委、县人委等机关，到处告状，随即出现了有组织、有计划的大批返陕的局面……
冷梦在《黄河大移民》中这样记录了三位党支书**的过程：
复转军人陈向荣清楚地记得那天在贺兰街上遇到三位支部书记的情景。陈向荣在部队时是汽车兵，随家迁移到贺兰后不久又干上了老行当。这天，他一眼瞥见人群中走着三个风尘仆仆的青年农民——三位支部书记当年都只有二十**岁，他们分别是贺兰县一、二、三农庄的党支部书记。陈向荣跳下了车，和自己农庄的书记薛武亭打招呼。
“国务院在哪儿？我们要去见周总理。”
薛武亭一脸茫然地向他这位“见过世面”的人打问。他也不知道国务院在哪里。一脸茫然的薛武亭却坚定地对他说：
“移民这事中央知道，至于移民到宁夏，中央不一定知道。”
他们相信，几千里外他们受苦受难的情形党中央不知道。
三位年轻的支部书记，代表着三千多个农庄的移民，身背干粮袋，进京**了。
在国务院门口，警卫拦住了他们：移民问题得到农垦部反映。
农垦部的回答很原则：“国家拨款，地方移民。至于移民怎么安置，中央不知道，属西北局与省协议的。”
……进京**的结局就这么简单，简单得令三位青年农民痛苦不已。临行前乡亲们满怀希望，叮嘱再叮嘱：“不管花多少钱，把问题向上级反映上去，能够把土地给咱。”乡亲们勒紧裤带，你几毛，他几块地为他们凑足了路费﹔而他们自己，也是抱着“犯错误，丢党籍”的决心来的。事情的尴尬，莫过于想像中极复杂极壮举的事情现实中却太简单太平淡。三位青年农民茫然地漫步在长安街上，越过京城那些熙熙攘攘的人群，他们仿佛看到荒芜的内蒙古沙漠边缘，沼泽地，芦苇野草丛，饥饿而衣衫褴褛的人群，乡亲们饱含希望的几千双眼睛……
他们流泪了。
他们是为民请命啊!
三位风尘仆仆的青年农民踏上了西去的列车。在陕西省委办公厅他们见到了一位姓张的干部。
“我们是从宁夏回来的，要找薛玉怀省长。”
“薛省长不在。”张干部抬起眼，冷冷地。
农民的话里带上了哭音，几乎在哀求：
“我们这些移民，在宁夏生存不下去……”
张干部陡然色变，发脾气了：
“把你们移民移到宁夏，是政府的决定，你们告状！告什么状？”
“我们移民要回来!”薛武亭趋前一步。他豁出来了。冷遇、委屈，太多的复杂感情撞击着他的胸膛，他不顾一切地脸对脸地冲着干部吼起来。
张干部一拍桌子：“回来你负责!”
“如果问题解决了，把土地给我们，回来了，我用头担保!……可是，我大队饿死十七个人，你能不能用头担保？’
薛武亭几乎是悲愤地叫道。舍去一人的头颅，拯救苍生，这恐怕是一个青年农民、一个大队支部书记所能抉择的最高生命价值取向。父亲亲手扼死饥饿啼哭的儿子的惨状，那一溜蹲在墙根晒太阳悄悄毙命的老汉老婆们，鬼影憧憧，阴魂不散地游荡在他心房——远在省城的张干部，你怎么能知道苍生的疾苦、苍生的磨难、苍生的死死生生!
薛武亭抓起纸笔，愤然书道：“薛省长，宁夏移民回来要求解决土地问题。薛武亭。”
他们必须面见省长，面见移民的父母官。
一小时以后，他们下榻的简陋的旅馆里来了一位老干部，老干部拍着他们的肩膀，说出来的第一句话就让他们眼潮心热：
“哎呀，打发了的姑娘回娘家来了！回家了不住家里还住旅社？走走走，回家住去!”
老干部是位“大官”，陕西省民政厅的苏厅长。
三十多年后当薛武亭老汉对笔者讲起当年这温暖的一幕，刚刚流过泪的沟壑纵横的脸上闪现出光泽。百姓的心是易温暖的，一个笑容，一句温暖的话，会让他们终生不忘……
苏厅长安排他们住进了省委招待所，亲自陪同他们吃了顿“娘家的饭”，席间，苏厅长详细询问了宁夏移民的生活状况，沉吟道：
“你们反映的都是实际问题。六十条贯彻后，纠正‘**风’，中央要给宁夏说，才能解决土地问题……”
“那咱陕西省啥时候去人呢？”
“给省长汇报后，一个星期内派代表去宁夏，协商解决移民问题。”
两省(陕西、宁夏)工作会议于1962年夏作出决定：愿返陕的移民全部返陕，由陕西省进行二次安置，所需经费由陕西给予解决……
在库区采访时，不少移民对冷梦笔下三个支部书记**对于移民返库起到绝对作用的说法提出了异议。移民们说，只能讲他们的**起了作用或者是起了重要作用，但不会是绝对作用，更不会是一访定乾坤。移民能回到库区，同很多移民**和移民自身的努力分不开，也同三门峡电站在修建中出了问题分不开……
翻开有关三门峡电站修建的记载，这种说法也许有一定道理。当年，三门峡库区移民在受饥饿、受歧视和恶劣的生存环境下苦苦挣扎时，他们为之奉献了故土、幸福甚至是生命的三门峡水电站的修建情况却不尽如人意。
1960年7月28日下午，苏联专家和各地来宾代表共三万余人庆祝三门峡水利枢纽胜利拦洪大会在三门峡大坝右岸隆重举行，人们挥舞花束，欢歌笑语，热烈欢呼工程的“伟大历史性胜利”。
然而，在那欢呼胜利的庆典还未开始之前，西北利亚的“寒潮”就已使中苏关系降温了，“老大哥”不愿把他们当初承诺的援建项目进行下去。8月10日，科洛略夫等苏联专家离开三门峡回到他们的“修正主义”国家去了，把一个有严重隐患的工程留给了中国人民……
1960年9月14日，三门峡水库建成蓄水。
又一个万众欢庆的热闹场面出现了。当时的报纸说：“当一个绿色的人工湖出现在人们眼前时，社会主义建设的这一伟大成就使在场的上万名观众无不欢欣鼓舞，热泪盈眶。”
圣人出、黄河清，中国人千年的梦想终于变成了现实。
但在人们的欢呼声中，黄河已经不露声色地开始了它的报复。专家们用可怕的数据计算着水库“寿终正寝”的日子：
“90％以上的泥沙进入水库后无法排泄，形成淤积。蓄水仅一年半，三门峡水库就淤积了15亿吨泥沙。原设计水库水位在330米时的库容为60亿立方米。到 1962年就只剩下43亿立方米了，不到两年时间，库容就减少了近三分之一。照此速度，整个水库只需七年就将被夷为平地。那时，黄河第一坝将成为亚洲最大的瀑布。”
灾难并不止于此。严重的淤积引起河水倒流，回水在黄河重要支流渭河河口形成拦门沙坝。还未完工，近20亿吨泥沙全部铺在了从三门峡到潼关的河道中，潼关河床在一年半的时间内暴长4.5米，渭河河口形成“拦门沙”，黄河上游及支流水面也连涨连高，以西安为中心的工业基地及关中平原和渭河下游的工农业生产安全受到威胁。
1962年3月，国务院据此决定：三门峡水库改变运用方式，由“蓄水拦沙”改为“防洪排沙”。按原计划蓄水360米而强行搬迁腾空的上百万亩土地并没被淹没，而成为闲置无用的荒原。很快，各种机关、厂矿、学校、军队瓜分了这片沃土。
国务院的决定把三门峡移民强烈要求返库的势头推向了**。《华阴县移民志》不惜笔墨地记录了这一**的形成过程：
“1956年至1958年，移民自行返库从未间断。开始是自发的分散的小规模举动，后发展为有组织、有计划的大规模举动，返库次数、人数愈来愈多。
“1956年8月迁，迁往陶乐的朝邑县移民因安置点离村庄较远，自行迁往宁朔。对安置在永宁县的本县移民影响很大。1957年6月，陕甘移民委员会第二次会议确定移民任务缩减，移民情绪波动，形成群众性的自行返籍。先后返回1510户2071人，占迁出人数的56.3％。1959年秋，省内移民开始后，部分迁往宁夏的移民返回库区，要求内迁，先后返回898人。
“1960年，三门峡水库拦洪蓄水后，水库蓄水面积不大，为增加安置区移民生产队的收入，安置区采取了在库区‘拉吊庄’的耕种方式。加之一些机关、部队、厂矿、学校和库边的社队到库区耕种土地，诱发了移民大批返回库区。1961年10月，外迁移民返回库区1061人。11月中旬增加到1262人，坚决不回宁夏……”
华阴一县虽只有千余人，而数县滞留库区不肯再去宁夏者却有万余人之多。
根据这种情况，1962年3月13日下午，**中央西北局在陕西西安人民大厦召集陕西、宁夏两省（区）开会，专门研究三门峡库区移民由宁夏返陕问题。
据当天的会议纪要记录，参加会议的除西北局书记处候补书记白治民、西北局农业办公室主任李登沄外，宁夏民政厅副厅长金民、宁夏安置办主任林德民及陕西农业厅厅长赵锦锋、陕西粮食厅副厅长高秀山等领导参加了会议。
会议纪要记载：1956年至1958年，陕西三门峡库区迁往宁夏移民2.9万余人，由于种种原因，近年来，移民自发返陕达五万七千多人（次）。目前，在三门峡库区难以送回宁夏的移民达9400多人。为了确实解决这一问题，宁夏民政厅金民厅长来陕，先与陕西省农业厅赵锦锋厅长交换了意见，又共同向陕西省谢怀德书记作了汇报，最后并请西北局白治民同志参加对移民返陕问题进行了研究。
这次西北局召集的会议，实质上只作了一个决定：允许陕西迁到宁夏的移民都回陕西，由陕西进行第二次安置。但会议仍说：“首先应积极作好巩固工作，尽可能地把宁夏现有移民巩固下来。”会议同时强调：对经过认真工作后仍坚决要求返陕的移民，不能强行阻止。要给他们迁移自由。对他们，宁夏要送好，陕西要安好……
会议纪要很快便报送到了中央。几天后，中央批准了西北局和陕西、宁夏的决定。3月下旬，同意移民返陕的决定传到了陶乐县。
如今已70多岁的华阴市华西村移民张吉胜当年在陶乐县马太沟人民公社食堂当管理员，老人还清楚地记得，“那天是1962年3月26日。我死都不会忘记这个时间！”
提到这个难忘的日子，张吉胜那已干涩的眼中闪烁着泪光，他的思绪又随着这个日子回到了当时的情景。“那天，下了点小雨，我在大队值班，马太沟公社文书岳明德来叫我通知移民干部开会传达返陕的事。当时我根本不信，还骂他你小子想回陕西想疯了吧。当他把盖有公章的通知亮出来后，我的眼泪唰地流下来了，楞了片刻，才回过神来，激动得一把将岳明德抱起来转了好几圈，然后一下把他扔在地上摔了个四仰八叉，我也不管，便朝着大队干部修水渠的工地一路狂奔。刚下过雨的路上有些滑，摔得我满身满脸是泥。我一点也不在乎，在有移民居住的地方，我还会边跑边扯着嗓子高声喊‘中央同意我们回陕西啰！’害得好多人追着我问，‘张吉胜，是不是真的！’接着，他们又也像我一样狂奔着把这一消息传递给其他人……”
4月20日，宁夏移民返程的日子。每一个人都归心似箭，但每一个人都有几分离去时的牵肠挂肚，每一个人都没有回归故里的喜悦。
天还未亮，几乎所有的移民都早早地起了床。不是为了收拾行李——知道返陕的消息后，人们就一直“忙着准备”。家里的财产为换得一点粮食几斤蔬菜，大多数移民只剩下一床被盖几件衣服，早就家徒四壁了还有什么可收拾的？也不是为了做最后的早餐——大多数家庭将所有的粮食都已做成了路上所需的干粮。即使还有粮食，谁也没有这种时候在这种地方吃早饭的心情。
就要回家了，但在这块耗尽了移民们的家力财力，让他们吃尽苦头，甚至让他们家破人亡的不毛之地，他们还有很多事要做——好多人都挖开地里的坟墓，将骨头装在麻袋里或用木板钉的盒子里。他们要把亲人的骨头、灵魂带回家，谁都不愿让自家人独在异乡成野鬼。有的家庭亲人刚死不久，尸体刨出来时肉还没有烂，这些家庭的人就将骨头连肉一起装到麻袋或木盒子里。尸体散发出浓烈的臭味，但这时谁也不管不顾了。那些无力运走亲人骨骸的人只有到亲人的坟前点燃纸钱，流着泪向独在他乡的孤魂做最后的诉说﹔对那些死后连坟墓也没有一个的亲人，他的家人只有面向黄河，面向茫茫沙漠长跪不起，祈求一方神灵保佑他们那些死于逃亡，至今尸骨难收的亲人在九泉之下一路走好﹔婚嫁在当地的女子们知道自己不能忍受从此亲生骨肉天各一方的痛苦，那与家人道别时的哀哭也就格外悲伤，直撕扯得爹娘肝肠寸断﹔那些家庭人口完整的移民们也感情十分复杂，他们默默呆立房前，在风沙中告别这块给他们留下了太多辛酸、太多痛苦的伤心之地……
终于可以出发了，男人们扛着少得可怜的一点行李，搀扶着走路都颤悠悠的老人，婆姨们背着皮包骨的孩子，默默跟在后边。黄河沿岸，沙漠边缘，一支支像溃败的大军在失望、绝望的气氛中缓缓向集结地蠕动着。然后，无蓬的车队从多个集结点载着历尽磨难的移民们驶向银川平乐火车站。
嘈杂拥挤的火车站站台上，送行者大多表情凄然。他们都是不能回家的三门峡库区人。他们中，有子女与当地人结婚后不愿骨肉分离的家长，有已被折腾得山穷水尽而回不了家的移民，有在当地已找到了一份不错工作而不愿回家的“工薪阶层”，有因为有移民留在宁夏而还要继续留下的移民干部。望着乡党都挤上了回乡的列车，这些人百感交集，泪流满面。
几十年后，再回头看，这些未回乡的移民和移民干部肯定比回乡的大多数人强，至少，他们没有遭受在库区和安置区多次搬家的颠沛流离之苦，没有因闹返库闹土地问题闹救济款问题而遭受劳狱之灾，没有库区发洪水后的苦恼……
他们中，有的人甚至还混得不错。比如：华阴县原二区区长胡安定，1957年去陶乐后一直定居宁夏，几年前从某区人大主任岗位上退休﹔华阴县原关北乡乡长田春华，1957年去陶乐后任该县民政局局长，后任该县副县长﹔华阴县刘怀荣的弟弟刘怀化在逃亡中跑到宁夏某煤矿当了驾驶员﹔大荔县户家乡村民孙寅道随女婿住在银川市内……
13、“我们要种地，我们要吃饭！”
大荔县移民志记载：到了1962年3月底，有1.2万迁宁移民返回库区，坚决拒绝回宁夏。经宁、陕两省协商，报国务院批准，迁宁移民全部返陕，重新安置。陕西省责成渭南地区将这些移民重新安置在蒲城、白水、澄城、合阳、临潼、渭南、富平、大荔、华阴、潼关等县。大荔县按3035户、16260人进行安置。其办法是分散和对口相结合，以投亲靠友为主，安置在县境内的634户，3650人。分散安置在外县的2401户，12610人。其中：蒲城的110 户，550人。澄城的111户，554人。富平的605户，3500人。还有白水、合阳1575户，8006人。
华阴县的移民志也说：本县迁往宁夏的10673人全部返回，安置在渭南地区境内。
作出以上安排后，问题出现了：1.2万自发返库的移民拒绝到其他新安置区。当时的渭南专署成立了朝邑、沙苑和上洼三个库区区公所，配备干部60多人。官方的材料说：经过两年的动员，并采取强制措施，这些人于1964年底才撤离库区。
移民第二次去安置区的过程的确十分艰钜。当时，正值全国人民都在饿肚子，毛泽东主席发誓不吃红烧肉的三年自然灾害时期。西安、渭南、华阴、大荔等县市那些吃不饱的城市市民、国家机关干部、厂矿工人纷纷到库区种地，办起了大大小小的农场。三门峡水库拦洪蓄水后，水库蓄水面积不大，为增加安置区移民的收入，安置区也采取了在库区“拉吊庄”的耕种方式，到库区耕种土地。库区里到处麦浪翻滚，炊烟袅袅。从宁夏归来的移民好生奇怪，刚一下车，便如脱缰野马直奔他们的老家而去。
明白眼前大片的土地已经易主后，移民们虽愤愤不平却不敢去惹那些鸠占鹊巢的主，他们的单位都是“国有”性质的，人也是国家干部，“民不与官斗”的恒古真理压抑了移民们的满腔怒气。虽不敢招惹“国有农场”，但移民们也不肯离去，他们像那条发现了黔驴的老虎，在农场周围虎视眈眈，准备相机夺回属于自己的东西。
被拆的老房子框架还在，用床单破布或茅草往上一遮便算安家了。那些没有老房子框架可利用的，就拣些砖头在老房子的地基上搭个庵棚，或者找些树条高粱杆把四周一拦就蓝天当房地当床——回了家，又是春暖花开时节，即使是睡在露天里也比住在宁夏那被风沙扑打的土墙房子里心情舒坦。
住的问题解决了，口粮有政府供应着，移民们打算就这样安营扎寨了。可没过多久，公社的、县里的干部们又找到了废墟里，像当年动员大家“一人迁，万人安”时那样动员大家，“上山去，上塬去，第二次安家，第二次创业”。华阴县西阳乡副乡长李华（化名）回忆说：“动员移民上山上塬真比动员他们上刀山入火海还要难！”上过一次当的移民们正没处撒气，“去你娘的！当年骗我们去宁夏还没有找你们算账呢！”
李华等忍气吞声，满脸堆笑地凑过去劝导：“过去的事就别提了，现在不是回来了吗……”
不等李华讲完，移民们又嚷了起来，“回来了又要骗我们上山上塬？还嫌没折腾够？没把我们全折腾死？”
“我们就父母都饿死宁夏了，你们该不该负责？”
“我们现在吃没吃，住没住，还想把我们往死里逼啊？”
李华找了个高点的地方站上去，挥动着双手喊道：“社员同志们，不去怎么行呢，库区早晚是要蓄水的呀！现在没蓄水，过三五年，十年八年难道还不蓄水？不蓄水，国家花那么多钱修这个电站干什么……”
不等李华讲完，移民们又给顶了回去，“少啰嗦，等蓄水了再说，什么时间蓄水我们什么时间走！”
“要去你自己去吧，反正我们是不走了！”
“对，你们就是像以前那样来捆来绑我们也不走了！”
……
前去动员的干部被轰出了废墟。移民们不走，干部们自然有办法“治”这些不听话的移民：不走不发粮！
这点制裁对从宁夏那条死亡线上爬回来的移民来说太微不足道了，没有粮食，可库区有的是野菜。回到老家，乡亲邻里，亲戚朋友处都可以借贷。更重要的是，他们还有一条饿不死的活路：库区那些大小农场都需要劳力，无事可干的移民们就去帮工，干一天给三元钱还管三顿饭。有吃又有钱，难道还怕政府不给那点供应粮？
库区政府的领导们见状，又通知各个农场不准招收移民干活。这也无妨，七八月，关中麦熟下镰抢收，移民们便成群结队地去收割后的大地里拾麦穗，一天下来，竟能拾到三五十斤，麦收结束，大半年的口粮也就攒下了。
在同农场员工接触中，移民们发现“黔驴”的本领也就那么几招，除了有个国字招牌就没有什么可怕的了。于是，他们胆子大了起来并向其进攻了。先是试探着去农场的地里偷点粮食，接着去抢种点农场的土地，农场的人敢有什么动静，移民们一拥而上，将其打得心服口服。
有的干脆当起收租的“地主”——找到农场的负责人，转弯抹角地哭穷，要求借点粮食什么的，农场的人一方面是同情这些已迁徙得一无所有的可怜移民，二是怕这群穷疯了的人对他们“打家劫舍”。于是，粮食“借”给了移民，少量的土地也“借”给了移民……
农场肯借地借粮，移民与农场自然相安无事。但库区这种风平浪静的日子维持的时间并不长久。1963年初，华阴某生产队的移民去偷部队农场的粮食被发现，像所有偷盗现场一样，偷盗者在前边拚命逃窜，失盗者在后面猛追，结果，偷盗者一不小心掉进井中被淹死。
淹死了同伴，移民们难免兔死狐悲。想到外来者在他们祖辈留下来的土地上建农场，自己无地可种，如今，吃点粮还得去给占地的人打工，还得去拾别人丢下的东西，还被别人往死里追，移民们终于忍无可忍了。他们一声吆喝，一百多移民围住了那家部队农场，械斗不可避免地爆发了。这场双方都头破血流的械斗惊动了渭南地区行署，于是，带着解决第二次安置遗留问题的目的，1963年2月，一个县、区、乡、村、队五级扩大干部会议在华阴县城召开。
学文件、讲形式、动员、讨论。第二次安置的问题没能解决。后来，搬迁都上升到阶级斗争的调子上去了，仍不管用。不管怎么讲，与会者都思想不通，特别是生产队一级的干部甚至在会上公开提出“我们要吃饭，我们要种地”的口号，并强调移民对立情绪大，不愿到条件差的安置区去。有人还讲，现在逼移民到渭北高原去，实质上是让移民刚出虎口，又入狼窝，是不给移民活路走。
私下里，有人还翻起了老账：“当初动员我们去宁夏时，不是说那边生产条件好水源好一个人能分十多亩地，生活水平比关中平原还高吗？上级为什么睁着眼说瞎话！”
“王胡子在动员会上不是说干部和干部的家属都要同我们一起过去建设新家园吗？他去了吗！”
可能是考虑到“解铃还需系铃人”，也可能是想到王胡子县长在群众中有着崇高的威望，华阴县把已到省卫生厅任中医处长的王润亭请了回去。
这天，胡子县长出现在主席台上时，会场里立即一阵骚动，“王胡子？”
“是他！”
“骗子！”
那一瞬间，人们想起了在全县“赴宁夏先遣队积极分子动员大会”上，他要求先遣队员不能有狭隘的小农意识，不能儿女情长﹔想起了他宣称自己这个华阴移民大队长也将成为移民的一员，到大西北去。可到宁夏不久，他就在组织的召唤下回了陕西﹔想起了在移民逃亡时，他那欲追不忍，欲罢不能的痛苦神情﹔想起了面对数千名围攻宁夏区政府的移民，某领导主张开枪**，他焦急而愤怒地喊出的那声：“绝不能开枪！他们都是我们的兄弟姐妹”﹔想起了为阻止移民返陕，他带着工作组到宁夏的黄河边堵绝移民的过河之路，面对苦苦哀求过河的乡党，他噙着泪水背过脸大声吼出的：“权当把你们卖壮丁了！你们就留在这儿吧!”
如今，被他卖掉的“壮丁”回来了，“卖壮丁”的王胡子居然敢到五级扩大会议上来现身，不由引起了“壮丁”们的种种猜测：“他是不是又要带我到塬上到山区去建设新家园？”
“这老家伙肯定又要教训我们儿女情长了！”
有人学着王胡子的腔调说：“你们信不信，他保证又要讲，我堂堂陕西省卫生厅中医处处长都能到渭北高原去重新创业，你们为什么不能去进行第二次乃至第三次创业……”
在人们的猜测中，王胡子缓缓站起来，朝台下深深鞠了一躬。当他慢慢抬起头时，人们发现，“胡子”的眼中噙满泪水，声音低沉哽咽。
“乡亲们，当年，我王胡子把大家送到宁夏去开发建设新西北，想不到大家吃了那么多苦，遭了那么多罪，有的甚至家破人亡！使你们由富足的关中农民变成了游荡在西北高原的移民，变成了在死亡线上挣扎的饥民，变成了无家可归的难民。自古以来，不管哪朝哪代的官吏，他都懂得为官一任，造福一方。我在华阴当了六年父母官，却给你们带来了那么多的苦难。古戏里说：当官不为民作主，不如回家卖红薯。我害苦了大家，本应回家去面壁悔过，但我却丢下被我害苦的移民，调到了条件更好的省城……对此，我惭愧难当，悔恨终生。我在这里给大家谢罪了……”
讲到这里，王胡子已泪如雨下。他的话也勾起了台下不少人对往事的回忆，不少人掉下了眼泪，有人还低声抽泣起来。更多的人似乎是理解了王胡子身在官场的身不由己，接受了他的悔过。但也有人心中仍存留着无法消除的伤痛，有人高声骂道：“妈的，猫哭耗子，假猩猩！”
“他这种人也配调到省里工作，应把这些家伙全弄到宁夏去开荒……”。
那些想继续听王胡子讲些什么的人开始高声制止，“别嚷，听他讲些什么！”
骂声、嘈杂声越来越大，王胡子还讲些什么，会场里根本听不清楚。又过了一会儿，只见王胡子边擦眼泪边高声说“对不起！我的父老乡亲们，对不起了……”接着，他又深深鞠了一躬便含泪快步而去，留下满会场的与会者目瞪口呆……
14、“平民大队”
胳膊没能拧过大腿。1963年5月，远迁宁夏的移民像候鸟一样在库区经过短暂的栖息后不得不第三次向富平、白水、澄县等地搬迁。
被强迫搬迁的人们并不死心，押送安置移民的干部刚刚离开，返库的浪潮便开始涌动。沿渭北梁山山脉南侧澄城、白水、蒲城、合阳、富平等县的移民又出动了，他们吸取了被赶回安置区的教训，不再整体出动，也不在库区集中在某一地带，而是分散着下山，分散搭庵棚居住，分散耕种。他们学着战争时期的战术，与管理库区的干部**：你来我走，你走我种、我收，动员不理，要抓就藏……
这种少数人提心吊胆进行的游击战术最终演绎成了毫不隐晦且理直气壮的集体意志，把这种“集体意志”公开表现出来的是从朝鲜战场归来的志愿军王志义，移民前在大荔县文化馆工作的王守信及王甲莲、李玉珍、朱殿音等人。
今天，领导这次移民闹返库并成立了平民大队的王甲莲、李玉珍等人大多已经作古或默默隐居于山西的山林之中，唯独“平民大队”的大队长王志义仍顽强地生活在大荔县平民乡豫安村。这位银须白发的76岁老人虽时常遭受心脏病的折磨却依旧红光满面，目光犀利，言谈举止中依旧保持着军人的干练和果敢。
采访结束，王志义站在夕阳里挥手为我们送别，他的右手倾斜着停留在眉际的那一瞬间，记者明白，老人是在以军人的礼节向关心移民的人送行……
王志义，这是一个就是查遍祖宗八代也查不出一条与**党有二心的人。祖籍山西大庆关，从他祖父起，就给地主当长工。清末，黄河崩岸崩掉了大庆关，地主老财的土地掉进了黄河，王志义的祖辈当长工的机会也被黄河冲跑了，只好举家逃到大荔县豫安村。1959年，三门峡水库移民时，极度缺水的渭北高原澄城县交道乡南社村又成了王志义的第三故乡。
这位曾有三年私塾功底的“农村知识份子”当初在朝鲜战场时曾有一段不同凡响的经历：一次战役中，他操作的那门山炮连续轰掉了美军的三个暗堡，为部队的进攻打通了一条胜利的通道。他因此入了党，还被提升为炮车长。战争如果继续下去，他也许还可以凭借自己的战功得到一官半职，但美帝国主义偏偏在王志义人生的关键时刻打不下去了，在朝鲜板门店签订了停战协议。于是，无仗可打的王志义只好退出硝烟已散的战场，回到他的逃难地，紧接着又去了比战场上还难以生存的渭北高原。
能干人在哪里都会展露锋芒。1963年，王志义同平民乡豫香村迁移到澄城县王庄乡鹅毛村的李玉珍及原大豫安村的王甲莲等人被饥寒交迫的移民推上了“返库领导岗位”。1964年正月26日，王甲莲、王守信及王志义、李玉珍、朱殿音等人在澄城县赵庄镇移民骨干刘巧云家召开移民代表会议，与本县各村来的100多名移民代表商议返库事宜。这次会议上，移民代表们把饥渴的目光投向了三门峡电站拦洪后未被淹没但已荒芜的库区土地。王志义等人提出：安置区的土地本来只够老社员自己种，这好比一个膜只够一个人吃，我们却跑来分一半，弄得老社员和我们新社员都不够吃。我们在这里没有地种，库区的地并未被淹没，全都荒着或被其他人种着，我们应返库去种那些本属于我们自己的土地。水库什么时候蓄水，我们就什么时候回安置点。
有人担心：没有干部的同意，我们敢下山吗？是不是向上反映，等待上边的意思？
针对移民中的畏惧情绪，领头的王志义语出惊人：面对饥饿，我们只有自己救自己，等别人来救自己的人只有一条路，那就是不要希望有活路。
不过，为了妥善起见，王志义等人提出了一个折冲方案：下山试探一下政府的态度，政府不管，我们就种，政府态度强硬就撤。
根据这一方案，会议决定：每户出一个劳力下山种地。
两天后（正月28日），澄城县有移民的18个村有组织的返库种地行动秘密开始了。天还未亮，各村的移民代表就悄悄敲响了每户移民的门。根据会议决定，每户移民出的那个劳力在本村聚齐后，大家扛着锄头，背着种子，挎着十天的干粮提心吊胆地向库区出发了。
一路顺利。没有人反对，没有人阻拦——甚至当地政府的官员们还不知道，1000多人就神不知鬼不觉地进入了库区他们原来生活的那些村庄。接着，边搭建庵棚边挖开他们倍感亲切却已杂草丛生的土地，播下高粱种子。
澄城县移民回库区种地的消息传出，白水、蒲城等县的移民也纷纷下山种地，总人数很快增加到2000左右。
下山前所作的种种攻守策略和应急预案似乎都是多余，返库后的一切都在和平甚至是和谐的气氛中进行——平民乡土地的新占领者是被老百姓称为亲人解放军的兰州空军某部队。毕竟是人民的子弟兵，见从渭北高原上下来的乡亲们瘦骨伶仃，衣不蔽体，部队首长动了恻隐之心，不仅给吃给穿，还给地给种子给猪牛让移民们去经营。
友爱温馨的日子极短，很快，澄城和库区的“后院”不幸起火——安置区的当地人和没有下山的移民见返库的移民有吃有穿还种上了地，他们不平衡了，四处散布 “到库区的移民种地是假，想回库才是真”。库区周边的农民和从宁夏返库的一万多移民也乘机到库区强占土地，使得原本相安无事的库区一下混乱起来。
政府开始干预了，库区和安置区的政府干部都到库区叫移民们回去，但那只是常规性的动员，态度也是彬彬有礼，并无强行驱赶的意思。移民们心中窃喜：试探成功，政府不会真正赶我们回去！已把十天干粮吃完的移民们给家里捎信：快送粮来吧，我们不回来了！
安置区的移民送来粮食、蔬菜后也就留下不走了，库区移民越聚越多。随着移民源源不断地涌向库区，政府干部的恼怒也达到了忍耐的极限，他们开始动真格的了 ——动员无效后就放火烧移民的庵子，并组织力量强行驱赶移民。更令移民们气愤的是，澄城县的个别领导还把上级政府拨给移民建房的人平一千元拿去买了拖拉机。
针对政府干部的行为，移民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措施——每村所派的移民代表18人在王守信、王志义的带领下分两路向西安、渭南出发，然后直奔省政府和地区行署。他们的目的十分明确：向省、地领导提出回库区种地的要求。希望能制止并处罚烧庵子的地方干部。
满腔怒火的**者们都没能见到他们希望见到的领导——后来，总结经验教训时，**者们说：那时，我们太没经验，也太老实。信访办的人说他们会把我们的材料交领导，会把我们的要求反映上去，叫我们先回去，我们就真的走了。
到农历二月，地里已长出了绿油油的高粱苗，下山种地的移民和政府干部仍在是否去留库区的问题上僵持着。动员一天也没有停止过，动员的方法已由讲道理到给予奖励和好处去分化下山的移民——大荔、澄城两县领导到平民乡东豫安村动员移民回安置区时，移民们纷纷在下边起哄闹事，有人还呼起了口号，“我们要种地！我们要吃饭！”两县领导正感为难，一个叫舒军的移民突然站起来说：“我是**党员，我要听政府的，回安置区去，今天就走！”
在移民们讥笑、讽刺和挖苦声中，舒军一家回澄城县了。县领导当场表态：这样的好同志，回去后组织上马上就给予安排（后真被安排为大队书记）！
为了防止种地的队伍被瓦解，这次下山种地的组织者展开了反分化。舒军一家还未走出会场，王守信便站起来讲道：各位乡亲，我们这次到省里**，找到了省政府的一个领导，他中等个子，穿呢子衣服，戴呢子帽子。他说，你们种地不违法，你们的材料我们马上转给省里主要领导，很快就能给你们答复。所以，大家不能走，我们就在这里等着，等省领导的答复！人群中传出一阵欢呼：我们合法啰！我们不走啰！
种地队伍的阵脚稳住了，王守信却为他的“临场发挥”付出了代价：他当天就被叫去“谈话”，随后被软禁在朝邑……
王守信被“解决”后，库区政府采取又一次强硬行动：出动人马一边驱赶移民，一边犁掉田里的高粱。王志义、王甲莲、李玉珍等人领着移民奋力反抗，保住茂盛的高粱。
移民去留进入了下一个僵持阶段。地里那些被保护下来的高粱苗一天天在长高，移民们的焦虑也在一天天增长。每天劳作下来，挤在矮小的庵棚里，大家都反复探讨着同一个问题：“有什么办法让政府允许我们呆在库区种地？”
为了解决让政府允许移民呆在库区种地的问题，3月初，王志义、王甲莲、李玉珍等人召集18个村的移民代表开会。“我们应派人到北京给中央反映问题，让上边同意我们回库区种地，让上边制止他们毁坏庄稼！”王志义讲出了他多日来深思熟虑的办法，移民代表们一致同意。
几天后，被推选的三个移民代表出现在了北京街头。代表之一的李孝玉有个姑父在中央计委，姑父的战友刘某在水利部某司当司长。通过这个关系，移民们的材料和从库区带来的被干部们犁掉的高粱苗传到了水利部有关领导手中。李孝玉回忆说：“接待的同志很气愤，马上给陕西有关部门打了电话。过了三天，库区移民打来电话，说省里已通知库区政府领导，严禁破坏青苗……”
李孝玉等人的北京之行给移民返库区种地露出了一丝希望。移民在库区站住了脚，并收获了他们种下的高粱。这样的结果无疑是对所有移民的一种极大的鼓舞。山上的移民再次下山。
为了巩固返库成果，防止外部“入侵”，平民乡的返库移民在秋收时节成立了平民大队。这个不被政府承认的“基层组织”却“肝胆俱全”，王志义任大队长，王甲莲任副大队长，下边会计、出纳及生产队队长等编制齐全，李玉珍虽未任职，但据王志义介绍，“他其实才是平民大队摇鹅毛扇的人物。”当时，平民大队的地盘几乎覆盖了整个平民乡，“居民”达三万余人。那个“大队”的移民们至今还记得：在王志义等人的治理下，平民大队纪律严密，民风淳朴。王志义等人制定了十几种制度，提出了“要种地、要活命”的口号（整个库区返库种地的移民提出“我们要种地，我们要吃饭”的口号就是由此而来的）。民兵无情地打击入侵的其他移民和一切偷摸公私财产的人，保护着大队的生产成果。大家为了更加长久地留在库区这一共同的目的，压抑个性，容忍一切难容的人和事，大家安分守纪地在“大队”指定的领地里耕作收获，不与哪怕是很过分的政府干部闹事，相互之间更不闹事。大家互敬互重，团结一心，以农民少有的齐心凝聚在一起共同抵御着县、乡干部的攻击、离间，不把任何哪怕是很小的把柄留给老想赶他们回安置区的政府干部。
但这并不妨碍政府干部采取行动。渭南地区某领导到平民大队边挽着袖子边指着移民恶狠狠地说：管他妈的你们怎样装，都必须回安置区。想回去的要回去，不想回去的也得回去！
这次，地区领导下了狠心并采取了有力措施——工作队、专案组陆续开进平民大队。工作队确定了“抓主要矛盾，擒贼先擒王”的工作策略，找“大队领导”的问题成为办案人员工作的重点。很快，王志义被列入重点侦查对像。其“罪证”是现成的——组织移民成立的平民大队是一个非法的“黑队”，占地抢粮，并制定了十几种制度，是搞资本主义。六十年代的资本主义绝对只有死路一条。王为此被开除党籍，法院也宣布：成立非法组织，扰乱社会秩序的王志义领刑4年。
犯有“私设刑法，吊打群众罪”的王甲莲、李玉珍也被判刑三年，在莲花寺监狱同他们的大队长王志义一起推了三年矿车。
这次闹返库的几个头目的最后结局是：王守信自迁到了山西临县﹔李玉珍死在了牢里﹔王志义、王甲莲刑满释放后被严格管制。王志义隐姓埋名，在澄城县南社村的窑厂当了20多年的砖瓦工，从此两耳不闻厂外事，一心只赚苦力钱。就在他销声匿迹很多年后，人们突然在渭南日报上看到了关于王甲莲的一则消息：**释放犯贼心不死，煽动群众返库制造事端……
李孝玉说：那次跟王甲莲返库的共2000余人。公安机关给王甲莲等人戴上手铐带走后，我们非常震惊，也非常害怕，简直就是惶惶不可终日。
在惶恐的气氛中传来更加令人恐惧的谣言：“政府正在调集部队，马上就要抓人了！”很快，群龙无首的两千多移民惊叫著作鸟兽散。
王甲莲被抓后，专政的震慑吓住了本就是安分守纪且没有胆量，除想种地想返库想有一碗饱饭吃就别无它图的移民。他们在作着这样的比较：安置区的日子虽苦点累点，但人还是自由的，一家人还能厮守在一起互相搀扶着去应对生活的艰难。而镣铐加身的王甲莲等人不但要远离家乡和亲人去坐牢，还要承受着骨肉分离和毫无自由的日子。更重要的是，这样的经历也就会给自己和整个家庭乃至子孙后代都烙上一个无法抹去的历史污点。
在以专政的方式进行武力震慑的同时，政府对移民采取了分散安置措施。原来的一个移民村有时被分散安插在数十里长的广阔地域，有的甚至一村仅安置一户移民。如此一来，“聚众闹事”的条件基本被消除——至少，想“聚众闹事”已不再那么方便了。
15、“还是给组织留点面子吧……”
专政的震慑和分散安置的措施使移民与当地政府之间相安无事的局面维持到了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期。1974年，渭北久旱无雨，澄城县很多地方基本绝收，地里的野菜被旱死，移民们长年到二十里外去挑水的那些小河沟也完全干枯，饥饿与干渴威胁着已在生死边缘挣扎得筋疲力尽的移民，三年自然灾害后的又一个生死难关横在了大家面前。
生死关头，移民们自然又想到了回库寻找生路。但十年前当地政府对王志义等人进行的“无产阶级专政”仍震慑得所有移民都还心有余悸。面对“专政”的镣铐，谁敢站出来领头！
这次站出来领头的是澄城县的三个村党支部书记和为闹返库曾三进三出公安局的移民司令苗福群。
四个男子汉身份不同，信仰各异，但“以死救民”之心却使他们走到了一起。
马水城，祖籍山东昌邑，解放前逃荒到大荔，是移民中少有的高中生之一，身上集中了孔孟之乡的儒雅和梁山水泊大碗喝酒、大块吃肉的豪气和仗义。移民前系大荔县平民乡北科大队大队长，1959年迁移到澄城县赵庄乡新庄村后仍任大队长，即使在条件极其艰难的安置区，马水城也发挥出了非凡的领导才能——他带领大家打井解决用水问题，他把山东的药材引进到新庄村，取得了粮食和经济效益的双丰收，使该村达到七八毛一个劳动日。但由于当地对移民的排斥使他深受其害，“**”中，马水城被打得休克了七天，但他仍初衷不改，任村支书后继续带领群众大力发展生产。可1974年天旱给移民带来的巨大威胁使他不得不走出来成了闹返库的“头家”。
王胜金，祖籍荷泽鄄城县，也是解放前逃荒逃到大荔平民乡的难民，三门峡工程开始后，从大荔县平民乡迁到澄城义成村。
仪孟军，与王胜金是同乡，移民前住大荔南豫乡村，安迁地是澄城县罗家洼村。王、仪二人都是多年的村支书，也都是心直口快之人。见移民遭灾，二人心急如焚，凑到一起商议如何应对眼下局势时，但商量来商量去，也没有商量出什么好办法，想起乡党马水城是个挺有办法的人，便将其请到了罗家洼村仪孟军家。
三个党的村支书坐在一起，气氛反倒紧张微妙起来——那是一个告密之风盛行、人人自危的年代，即使亲戚朋友也要提防告密者。两个人在一起说什么，可以辩解为聊天，说过了什么对方要告密自己不认账那也只是一个孤证，而三人在一起说什么就得谨慎了，因此时的话语已是无法辩解的证据。搞了多年党务工作的村支书们更深谙此理，故开初大家只是一边说些盐咸醋酸、天不下雨之类的闲话，一边吧嗒吧嗒地抽着自种的土烟，把整个房间弄得烟雾腾腾，呛得自己不停咳嗽。至于返库之事，谁也不敢提起。大家都害怕祸从口出。更何况，如果话题扯开，那将不只是几句发泄一下不满的牢骚，他们研究谋划的将是一次惊天动地的行动——一次当地政府不能容忍的返库行动。在那个年代，三个村支书一起研究这种事，这叫开黑会！这种大逆不道的行为是党的组织和纪律都绝不允许的。等待这种行为者的将会是一场灭顶之灾：免去书记职务、开除党籍、游街批斗，再判刑坐牢，家属子女也将“永世不得翻身”……
在沉闷的气氛中，三个村支书的会议久久无法进入议程。
当室内的烟雾和心里话憋得大家都满脸通红时，仪孟军首先打破了会议的沉默，“今天呢，让两位老兄到家里来，不是为了请客吃饭，也不是为了叙旧聊天。说实在的，家里已没有什么吃的了，等会儿招待你们的，也只能是吃顿麦面糊，那麦面还是库区一亲戚收麦后送点来让尝新的。至于叙旧聊天，我更没有那个心情，我这个村的移民，已有六成揭不开锅了。这几天，我一直忙着给大家相互间调剂借贷粮食。但这也不是长久之计呀！再不想办法，是要饿死人的！我们村，很多移民都是从宁夏死里逃生回来的，他们没死在宁夏，如果饿死在我仪孟军当村支书的罗家洼村，我怎么向组织向群众交代？我的良心怎安……”说到动情处，仪孟军激动地用烟杆在桌上砰砰砰地敲了起来。
见仪孟军的话题进入了会议“状态”，马水城接过话头说，我那里的情况也好不到哪里去。为给移民筹粮，我把山东老家的关系都用上了，但那也是远水不解近渴呀！问题是眼下怎么办？
一直闷着没开腔的王胜金说话了：“还能怎么办？只有向库区要粮，到库区去求生存！”
“王书记，你说到了点子上！”仪孟军一下兴奋起来，“问题是党委、政府允许我们到库区吗？”
马水城一拍桌子：“不允许难道就让那些移民都活活饿死？为了机械地执行上级的指示，难道就可以置成千上万的老百姓的生死不顾？真是的！”
仪孟军激动地站了起来，“眼下也顾不了那么多了，为了我村里的几百移民不饿死，我是豁出去了，大不过不当这书记，不要这张党票！”马水城也呼地站了起来，“坐牢也认了！”
王胜金叼着烟斗摇摇头，欲言又止，然后若有所思地盯着一个方向发楞。马水城急了：“胜金，你是什么态度？怎么哑巴啦！”仪孟军也催道：“老王，你要返库的心思我可是知道的啊，有什么就说出来，别老闷在心里！”
被催急了，王胜金叭叭地狠狠抽了两口，然后在炕桌上磕掉烟斗里的烟灰才开了腔，“两位老兄，你们想过没有？如果要由我们三人挑头闹返库，那可不只是当不当书记，要不要党票那么简单了！”见马、仪二人用疑惑不解的目光打量自己，王胜金接着说：“首先，我们三人一出面，组织上会认为这是一次党内的叛徒事件，他们马上就会以清理门户的名义阻止这次返库。那样一来，我们几个不但会成为无谓的牺牲品和反面教材，到库区搞粮救命的事也会落空，这是很不划算的事。其次是我们的身份特殊，都是基层领导，一言一行都会影响到党的形象。如果三个村支书一齐‘叛党’领导移民闹返库，那将会给组织造成多坏的影响！我们都是在党多年的人了，移民的生命要顾，组织的形象也要顾，还是给组织留一点面子吧……”
王胜金的一席话警醒了冲动的马、仪二人，他们重新坐下，与王胜金研究起返库策略等问题。
一阵热烈的讨论后，三人一致同意：自己只在这次返库中当当“舵手”，找移民司令苗福群任返库的“头家”。
1974年阴历5月下旬的一天，根据秘密约定，三个村支书和移民司令苗福群又聚到了澄城县罗家洼村。因担心仪孟军家太显眼，四人开会的地址选在了移民李孝玉家。会上，几人首先一致通过了近期返库的决定，并对下山人员、行动路线、后勤保障等作出了细致的安排。最后，才提出了返库总指挥的人选。
听到三个村支书请自己出马承担这次返库总指挥的建议，苗福群欣然领令。他激动地向村支书们表态，“放心吧，三位书记，这次返库，天塌了由我这个高个子顶着！为了不饿死乡党，别说坐牢，杀头我苗福群都绝不缩脖子！”说着，他以手作刀状，真的在长长的脖颈上来了一下。
三位山东汉子忙解释，“老苗，误会了，让你承头，主要是我们都是干部不便出面，并不是要你一个人承担所有责任……”
“老苗，你放心，有了祸事，我们四人人人有份！”
“老苗，从现在起，我们就是一条船上的兄弟了，一荣俱荣，一损俱损……”
三村支书的表态使苗福群深受感动并豪气顿生，他当即提出，“组织人马大张旗鼓地开进库区抢收农场的麦子，闹他个鸡犬不宁，然后抢种黄豆，修建庵棚，长住不走！”
“不行，不能以抢麦子抢种地的目的返库。”仪孟军首先否定了苗福群的建议，“那样，政府就抓住我们的把柄了，就会以此为借口收拾我们。”
马水城同意仪孟军的意见，他说：“对，不能明抢，那样，不但会惹来农场对付我们，还会给政府干部制造打压我们的借口。既然不能明抢，我们可不可以暗弄？”
一向老道稳重的王胜金发言了：“我看是不是这样，以生活困难，到库区拾麦穗的名义下山，到库区后先别同农场发生冲突，只是到他们割过的麦地里拾麦穗，在他们不注意时，晚上了，再……”说到这里，王胜金笑笑说：“晚上再去抢收他们的麦子并在他们的麦地里抢种上黄豆……”
王胜金的建议获得大家一致通过。会议之后的第三天，三千多（后发展到6500人）饥民下山了。在苗福群的指挥下，几千人一到库区就迅速在小司令和移民骨干分子的带领下井然有序地回到移民前的村庄，白天，大家只在割过的麦地里老老实实地拾麦穗，绝不越雷池半步。有农工干预或不允许其拾麦穗时，移民们就会“胆小怕事”地主动撤走，绝不同其发生一点冲突。农场的人相信了：这次下来的这些移民还算老实。
令农工们放心的另一个细节是：晚上7点后，全体移民会准时睡觉。于是，原曾因移民的出现而提心吊胆的农工们也放心地去休息了。
接下来，令农工们意想不到的情景出现了：深夜12点，下山的全体移民会准时起床，悄然无声地潜入地里抢收麦子，然后种上黄豆。每过两天，“苗司令”和大小移民骨干都会指挥移民在晚上向澄城偷运一次麦子……
“苗司令”和大小移民骨干忙碌奔波的身影背后，三位村支书关注的目光里充满了焦急忧虑。自下山以来，三人的心一直紧张地悬着，一刻也未轻松过。他们知道，在这场用自己的政治前程和身家性命作赌注去换取成千上万移民生命的游戏中，任何一点差错和疏忽都可能导致全盘皆输。在他们的意识中，输掉了自己和家庭并不要紧，但成千上万移民的生命是输不起的。十多年前，是自己把他们带出了库区，在饥饿的死神逼向他们时，不管付出多大的代价也要拼尽全力拯救他们。
为了万无一失，三位村支书特意建立起了自己的“情报系统”：澄城、大荔城内，以小商贩作掩护的“眼线”，从不放过政府领导对下山移民的任何信息﹔“侦察员”的触角甚至伸向了渭南城里，某某领导去了大荔、公安局的车朝哪个方向出动了这些消息都会无一遗漏地传回库区。然后，每天晚上，三个村支书都要摸着黑赶到约定的地点互通情报，商量对策，调整方案……
尽管移民的行动全是在隐秘中进行的，但不到半个月，移民在库区的所作所为还是被农场和库区政府的干部们发现了——针对移民的抢种抢收，农场和政府采取了相应的预防措施。偷割偷运偷种受到了强硬的制止。三支书和苗福群一商量，及时作出决定：集中力量同他们明干！于是，两千多移民呼拉拉全集中到一起，以人多势众取胜。遇到干部和农场阻止，就一部分人与其**纠缠，一部分人在田里放手抢收抢种。
在政府干部同移民的多次交手中，这次行动的总指挥苗福群和他手下的骨干暴露无遗。
情况开始发生逆转。澄城、大荔两县的干部一齐涌向库区，动员、劝告，暗中抓苗福群等移民骨干。
苗福群等移民骨干在马水城等三村支书的安排下同县、乡干部打起了“游击”：时而躲进库边的乡党、亲戚家中，时而藏在移民的庵棚里。虽险像环生，但有王胜金三村支书暗中保护，“司令”们总能逢凶呈祥。一次，苗福群被十多个干部摁住，就在要扔上车带走时，王胜金、仪孟军等人闻讯赶到，暗中指挥几十个移民把苗从干部手中强行抢走……
俗话说，逃得了初一，逃不过十五。下山一个月后的一天，苗福群等十多个移民骨干终究没能逃脱“法网”，被五花大绑押回了澄城。移民也被赶回澄城，他们种下的黄豆长出绿芽时被农场全部犁掉……
知道本次返库有三个村支书染指其中，澄城县的领导们又气又恨，但他们没敢深究下去——领导们知道：三个村支书组织、参与返库抢粮、抢地的事一旦呈报上去，上级将会如何严厉地处置自己的失察之责。
马水城、仪孟军、王胜金不食前言，主动出面承担责任，请求处理，并联名为苗福群等移民骨干担保。县里提出担保条件：写出深刻检讨，交出从库区抢收的麦子就放人。马水城等人毫不犹豫地拒绝了县里的后一个要求——那是成千上万人的生命线，也是他们妥协的底线。王胜金与县领导讨价还价：我们写检讨，麦子的事就免了吧！仪孟军甚至公开叫板，“就是砍了脑袋我也不会动员移民交出一两麦子！”
对三个刀枪不入、软硬不吃的汉子，澄城县的领导们无可奈何。三天后，在马水城、仪孟军、王胜金写出深刻检讨后，县里对村支书们的“叛党”行为不了了之。同时，在得到三村支书“保证苗福群等移民不再返库”的担保后，将苗福群等十多个移民骨干全数释放。
事后，在向上级汇报这次移民返库事件时，大荔、澄城官方在上报的的材料中都统一了口径：不说返库人数，只称“有大批移民返库”﹔移民返库的抢种抢收讲成 “为了拾麦穗”﹔把数百上千干部、公安、武警对库区的“清理”说成“拾麦穗的移民经安、迁两地政府耐心说服，很快返回安置区……”
16、“苗司令”
利用下一次返库风暴来临之前的这段空闲时间，我们该来认识一下在关中移民史上颇有传奇色彩的那位“苗司令”了。
记者曾五次到库区采访，移民们老以崇敬的口吻提起他们的“苗司令”。但记者没能见到这位当年曾在库区叱咤风云的人物——“苗司令”已“仙逝”于1991 年。但这并不妨碍记者对“苗司令”的了解，“苗司令”的“秘书”聂小二、朱金定用六个多小时把他的故事讲述得详尽而活灵活现。
解放前，随其父亲、姐姐和三个弟弟从河南濮阳逃荒到陕西朝邑县的苗福群，因害怕拉壮丁，没敢在当地的户籍簿上入籍。但在大荔县公安局的档案里，却有关于他详细情况的记载。公安档案里的苗福群原名叫苗福存。移民们说，在闹返库时，苗福存宣称自己要谋福于群众，于是，将名字改为苗福群。久了，人们忘了他的本名而只管叫他苗福群。
从聂小二、朱金定等移民的描述中可知：苗福群，高个，瘦。这个高而瘦的老头脾气暴躁，思维方式简单而固执。某官员当初动员搬迁时对安置区的条件作了不实介绍，苗福群因此而认定“政府的干部日哄人，没有一个好东西”。从此，他不相信当地政府干部，不相信当地政府的文件，更不相信当地政府的任何承诺，他甚至拒绝见政府谈判代表。他骂一切出现在库区干预移民活动的干部都是“日本作风”。
安置区和库区生产生活条件的巨大反差使苗福群“迷上”了闹返库，他几乎把自己一生的主要精力和时间都贡献给了“返库事业”——从上世纪六十年代到他离开这个世界前的三十年间，他都在为返库和移民的问题奔波着，并且，一直都那样坚韧不拔，百折不挠，库区发生大小17次闹返库，他一次不拉，每次都冲锋陷阵在 “斗争的最前线”。因领导返库，他曾三进三出公安局，但闹返库的勇气和积极性却分毫不减。
他有一个朴素而实在的重要论点：“种自己的田不犯法”。他至死都一直认为：国家修水库我们可以让路，叫我们搬哪里就搬哪里。但“库不修，民必返，地必还。返库有理，种地有权”。他常挂在嘴上的一个问题是：部队农场和地方政府农场的人凭什么种我们的地？
与苗福群固执“配套”的另一性格是倔犟，别人越认为做不到的事他越要千方百计做到。一次，与移民代表商议**事宜，需要筹集资金，大家说，现在都已家徒四壁了，到那里去筹款啊？苗福群问：家徒四壁就无法筹款了？有代表叹息：巧妇难做无米之炊，怎么筹？苗福群一拍桌子：我就要给你们做一个巧妇无米之炊！当天，他回家就把他那两间空荡荡的房子卖了，200多元卖房款一分不剩地捐给了**的移民代表……
对于苗福群的固执和倔犟，“老战友”刘怀荣曾以不屑的语气评价：“一根筋！做事不转弯，无计谋、无计划，闹十几次返库，闹一次失败一次……”
另一“战友”陈文山对其更是颇多微词。后来，两人的关系甚至僵到见面互不说话的程度。
这种矛盾是在后面即将介绍的马湖会议上结下的。苗福群因故没能参加马湖会议，会后，前去参会的部下汇报说陈文山在会上大讲特讲“返库无用论”，苗福群一听就火，不顾部下劝阻，立马就去“教训这狗屁不懂的老东西！”谁知陈文山不服教训，与苗福群争辩说，你每次组织几千上万人闹返库，既花钱又费事，达到了什么目的？每次不是被农工打得头破血流，就是被政府赶回澄城，种的庄稼也被政府“压青”，粮食一颗也未收到，还落得领头的人被抓被判。相反，**只需准备一点路费，派几个人就可以把移民的问题反映上去，何乐而不为？
陈文山的话无疑触到了苗福群多次被抓被关的痛处，还未讲完，苗福群就一拍桌子骂了起来：“你简直是放屁，胡说！直接闹返库就是效果好，作用大，几千上万人到库区一闹，中央知道，省里、地区、县里的头头脑脑都来了，移民可以与他们直接对话，对解决问题，达到返库目的很有好处。”讲到此，苗福群反唇相讥地质问陈文山：你不是爱**吗？你们哪次**见到过省、地、县的主要领导？你哪次**上边的人不是让你回去？他们会把情况给领导反映，你们的问题会很快解决？你们反映的问题解决过吗？
那场争论及苗福群在争论中对陈的那些粗鲁的态度将二人矛盾公开化，从此格格不入，关系日趋紧张。苗福群的“秘书”聂小二、朱金定回忆说：1984年冬，苗福群从安置区到库区后，因人马太少只好寄人篱下在陈文山的地盘上。陈文山对其不理不睬，甚至连开会研究事情也不让苗介入，而只是通知苗的“秘书”聂小二、朱金定参加。苗福群受不了这份慢待和委屈，连夜带人撤走，在农建七连的东边另劈地盘。那之后，二人经常公开骂阵，陈文山骂苗福群是“不识时务的粗人”，苗福群则指责陈与政府配合是“移民的叛徒”……
“司令”刘怀荣为移民“领导人”内部的不和感到着急，他认为，大家只有相互沟通，相互信任，相互支持，才能做到长相知，不相疑﹔不相疑，才能长相知。他曾把苗、陈二人找到一起劝解，要大家团结对外，齐心协力闹返库。但他的苦口婆心没能改变苗福群好斗而固执己见的性格，更没能缓解苗、陈的矛盾。
尽管如此，刘怀荣还是很理解“战友”苗福群好斗且固执的性格。“唉，也怪不得他呀，他先是作为积极分子被迁到宁夏，1962年又被迁到澄城县刘家洼公社。在那里，他后来的全部家当就只有一个一丈八尺长的土窑。日子过不下去时，又逃回到了库区。从‘关中白菜心’迁到三面环山的澄城县刘家洼乡社田村后，粮食亩产只有五十斤，一个劳动日才七八分钱。今昔的对比太强烈了。”
无水无粮无房住的日子使苗福群在库区呆的时间比在安置区还要长，在库区多半的时间都在领导部属们抢种部队农场和农工农场的土地，并在他们还未收割时就去他们的庄稼地里“拾荒”。抢种和“拾荒”中的多次交锋使他熟识了所有农场的领导，也进一步奠定了他在移民中的威望和移民“司令”的地位。
在库区“拾荒”的日子很悠闲也很自在，“苗司令”先是住在部队靶场的空房子里，接着住进了黄河滩的树林。到了八十年代中期，干脆在黄河滩搭起大片庵棚，把移民们集中在一起住。他曾对农工宣称：我们不走了，这黄河滩就是我们的家。
农工常向苗福群的“家”发起攻击。特别是1985年初，在整个库区，攻击事件发生的频率达到了周周有“战事”的程度。沙苑滩的王福义部频频遭袭，华阴滩的刘怀荣部与农工打得难分难解，朝邑滩上，苗福群同农建六连的摩擦更是不断。移民与农工的关系在转瞬间变得高度紧张。
这其中有个重要的背景——这之前，国务院秘书长助理孙岳带领由国务院办公厅、水电部、解放军三总部、国防科工委、兵器工业部、兰州军区、兰州空军、第三十一试验训练基地、陕西省委和省政府等部门组成的中央联合调查组于1984年11月18日至12月17日来到库区，针对“调查陕西省三门峡库区移民生产、生活的困难情况以及库区靶场、农场情况”进行了三十余天的调查研究。
不管是陕西的政府干部还是为土地而战的移民，他们都从联合调查组组成成员的规格和调研时间等因素里，看出了中央解决移民问题的决心。农建师的领导们自然也预感到移民很快就会重归故土——但他们不想在中央作出决定前让移民在库区那些已属于自己的良田里形成返库的既成事实。他们想与当地政府联合赶走返库的移民。而以苗福群、刘怀荣等为代表的移民也以农民的智慧对农工进行着“统一战线”，主动与农工交朋友，分化瓦解基层农工。他们告诉农工：我们返了库，你们无地可种，政府就会安排你们回城……
这种统一战线在苗福群司令部所在的朝邑农建三团七连有了收效，该连杨连长同苗福群等人建立了不错的关系，不仅经常把当地政府将如何“治”移民的有关情报透露给移民，还常给其送粮送衣。聂小二至今都还记得：他们送给了移民两麻袋优良西瓜种子，我们想给钱，他们怎么也不收。
农建师的领导们反对并竭力制止部下与移民的“眉来眼去”，要求下属的几个团都务必在春节后尽快将强占农建师土地的移民赶回安置区——他们估计，春节后还将有大批的移民涌入库区，如果在春节后能给他们一个下马威，想返库的移民就不敢来了，库区里的移民坚持不住也会不战而退。
给移民“下马威”的任务落到了农建三团五连左连长和保卫科长头上。正月初七凌晨5点，左连长带人点燃苗福群手下移民的十多个庵棚，也由此点燃了移民**农工的“狼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