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0年9月25日訊】第三章 翹首望長安
12、“**定乾坤”？
飢餓、歧視和惡劣的生存環境導致了大批移民自行返庫，當一股股越聚越多的返庫人流湧現在西北高原時，當阻止、驅趕和恐嚇都無濟於事時，陝西、寧夏兩省、區的領導們面對逃亡的返庫浪潮不由得有些腳慌手亂、無計可施。
這股洶湧的逃亡浪潮是1961年春夏之交形成的。人們自發地從各個安置點逃亡，像一股股細流湧向淘樂，湧向永寧，湧向中衛，湧向賀蘭等**個移民安置縣縣城，然後，形成更大的浪潮從這些縣城湧向銀川，最後彙集在銀川汽車站，近7000名不堪飢餓貧窮的遷寧移民，連續40多天圍攻寧夏自治區政府機關，哄鬧政府領導，毆打當初以欺騙手段動員他們去寧夏的幹部。因他們攔路擋車，寧夏的交通幾乎全部癱瘓，銀川汽車站連續4天不能出車，中衛3天不能出車，仁存渡交通中斷2天——在講述這一情節時，陳思忠等幾個文化不高的老移民都不約而同地用到了“人山人海”這一詞語。
“哎喲，我的娘呃，那人真是多呀，小孩牽著大人，大人頭上頂著行李，人擠人，人推人！”講這段話時，老移民陳思忠禁不住打了個寒顫並連連搖頭。他怕記者不明白究竟有多擠，又補充說：“只要到了車站周圍，就根本不用自己走，人的雙腿都擠得著不了地，骨頭好像被擠斷了似的，五臟六腑也好像擠到一塊兒了……”
一道大門卻將這滔滔人潮無情地堵在了汽車站外。早在這之前，為阻止移民返籍，陝西省政府和渭南地區及庫區各級政府抽調人馬組成了一支陣容強大的工作組坐鎮寧夏。工作組成員兢兢業業守在黃河邊，堵在移民到銀川或北去陝西的必經之路，想堵死移民們的歸途。當人們或繞道而行，或硬闖關卡不斷湧進銀川城後，省裡去的某副省長改變策略，一方面把力量全部集中到火車站、汽車站實行死守嚴防。另一方面，與寧夏自治區政府一道作出決定：不賣給移民車票。
買不到車票上不了車的移民仍不死心，他們不斷衝擊車站，衝不進去就把車站的大門堵死。形成“我進不來，你也別想出”的對峙狀態。
陳思忠這樣描述當時的事態：……數千名扶老攜幼的移民聚集在車站不肯散去，他們喊著“我們要回家！”“我們要活命”的口號多次衝擊車站，幾十個年輕人還從圍牆翻入，企圖打開大門被制服。移民買不到票，遷怒於當地政府，紛紛湧向寧夏自治區政府，把政府的門圍得水泄不通。自治區書記劉閣平出面動員移民回安置點，話還未講完，悲憤的人群吼道：“回移民點是死，在這裡也大不過是個死，我們就死在這裡！”“不賣車票給我們，堅決不走！”
但移民終究沒能堅持下去，先到銀川的移民身上那可憐的一點錢和乾糧沒幾天就告罄了，“彈盡糧絕”之後，他們不得不絕望地離開，或者回安置點重籌糧草，以圖再踏歸鄉之路。或者掉頭北去，進入茫茫毛烏素大沙漠，繞道返回庫區。
第一批移民含憤離開了銀川，第二批、第三批、第四批又接踵而來，他們也先去汽車站、火車站，買不到票上不了車就到自治區政府門口去鬧事示威，直鬧得政府領導不得安寧又無可奈何。
後來，官方記錄這一事件時只有兩有寥寥兩句：“6000多移民圍堵自治區政府鬧事達四十餘天，給當地生產、生活帶來嚴重影響。此事引起了上級領導的重視……”
無法在寧夏獲得一張回家的車票，又無力穿越茫茫毛烏素沙漠回陝的移民們想到了一個古老而又渺茫的辦法——告狀。缺少聯繫又信息不通的的移民們以縣為單位進行串聯（後來，據庫區移民統計，六十年代初**的代表有六撥），推選出自己的代表，然後，每人兩毛三毛地為**代表籌集經費。懷揣少得可憐的一點錢，背著一大包饃的代表們出發了。他們不去渭南，更不去華陰、大荔，甚至西安也不去——農民看問題的思路很簡單：是縣、鄉的幹部用“寧夏條件比渭南好，寧夏可分十多畝地”這樣的假話騙了移民，移民才去寧夏過得那樣悲慘。支持縣、鄉幹部騙人的是渭南那些官員，渭南的官員同省裡的領導又是同穿一條褲子，同一鼻孔出氣的 ——故**從一開始便走“上層路線”，他們直奔北京，把脫離寧夏，重新返庫的希望寄託在了中央政府。
**的代表出發後，移民們便望眼慾穿。那段時間，各個移民點總能聽到一些令人鼓舞的消息：“我們縣的代表已找到水利部領導了！”“我們縣**的人把材料交到國務院去了……
後來，移民點傳說的**故事已完全融入了傳說者的想像色彩：“……我們縣去**的人在中南海外呆了一年多才見到周恩來總理。周總理聽移民代表匯報後非常生氣，一拍桌子站起來在屋裡走來走去，最後忍不住高聲給陝西省的領導打電話問：『你們給中央匯報時並沒有講要把移民安置到寧夏，那邊怎麼有移民？』陝西的領導回答：『……我們是往寧夏遷了些移民。』周總理指示：『把那裏的移民全部遷回去！』”
同民間那些有著太多想像色彩的傳說相反，大荔縣移民局的檔案材料裡記載的那個**事件則完全有根有據：
1961年8月，仁義村的李啟生、薛武亭，柳園薛董村的董思潮等三個支部書記等代表，到黨中央、國務院、西北局、省委、省人委、寧夏自治區黨委以及渭南專署、大荔縣委、縣人委等機關，到處告狀，隨即出現了有組織、有計劃的大批返陝的局面……
冷夢在《黃河大移民》中這樣記錄了三位黨支書**的過程：
復轉軍人陳向榮清楚地記得那天在賀蘭街上遇到三位支部書記的情景。陳向榮在部隊時是汽車兵，隨家遷移到賀蘭後不久又幹上了老行當。這天，他一眼瞥見人群中走著三個風塵仆仆的青年農民——三位支部書記當年都只有二十**歲，他們分別是賀蘭縣一、二、三農莊的黨支部書記。陳向榮跳下了車，和自己農莊的書記薛武亭打招呼。
“國務院在哪兒？我們要去見周總理。”
薛武亭一臉茫然地向他這位“見過世面”的人打問。他也不知道國務院在哪裏。一臉茫然的薛武亭卻堅定地對他說：
“移民這事中央知道，至於移民到寧夏，中央不一定知道。”
他們相信，幾千里外他們受苦受難的情形黨中央不知道。
三位年輕的支部書記，代表著三千多個農莊的移民，身背乾糧袋，進京**了。
在國務院門口，警衛攔住了他們：移民問題得到農墾部反映。
農墾部的回答很原則：“國家撥款，地方移民。至於移民怎麼安置，中央不知道，屬西北局與省協議的。”
……進京**的結局就這麼簡單，簡單得令三位青年農民痛苦不已。臨行前鄉親們滿懷希望，叮囑再叮囑：“不管花多少錢，把問題向上級反映上去，能夠把土地給咱。”鄉親們勒緊褲帶，你幾毛，他幾塊地為他們湊足了路費﹔而他們自己，也是抱著“犯錯誤，丟黨籍”的決心來的。事情的尷尬，莫過於想像中極複雜極壯舉的事情現實中卻太簡單太平淡。三位青年農民茫然地漫步在長安街上，越過京城那些熙熙攘攘的人群，他們彷彿看到荒蕪的內蒙古沙漠邊緣，沼澤地，蘆葦野草叢，飢餓而衣衫襤褸的人群，鄉親們飽含希望的幾千雙眼睛……
他們流淚了。
他們是為民請命啊!
三位風塵仆仆的青年農民踏上了西去的列車。在陝西省委辦公廳他們見到了一位姓張的幹部。
“我們是從寧夏回來的，要找薛玉懷省長。”
“薛省長不在。”張幹部抬起眼，冷冷地。
農民的話裡帶上了哭音，幾乎在哀求：
“我們這些移民，在寧夏生存不下去……”
張幹部陡然色變，發脾氣了：
“把你們移民移到寧夏，是政府的決定，你們告狀！告甚麼狀？”
“我們移民要回來!”薛武亭趨前一步。他豁出來了。冷遇、委屈，太多的複雜感情撞擊著他的胸膛，他不顧一切地臉對臉地衝著幹部吼起來。
張幹部一拍桌子：“回來你負責!”
“如果問題解決了，把土地給我們，回來了，我用頭擔保!……可是，我大隊餓死十七個人，你能不能用頭擔保？』
薛武亭幾乎是悲憤地叫道。舍去一人的頭顱，拯救蒼生，這恐怕是一個青年農民、一個大隊支部書記所能抉擇的最高生命價值取向。父親親手扼死飢餓啼哭的兒子的慘狀，那一溜蹲在牆根晒太陽悄悄斃命的老漢老婆們，鬼影憧憧，陰魂不散地遊蕩在他心房——遠在省城的張幹部，你怎麼能知道蒼生的疾苦、蒼生的磨難、蒼生的死死生生!
薛武亭抓起紙筆，憤然書道：“薛省長，寧夏移民回來要求解決土地問題。薛武亭。”
他們必須面見省長，面見移民的父母官。
一小時以後，他們下榻的簡陋的旅館裡來了一位老幹部，老幹部拍著他們的肩膀，說出來的第一句話就讓他們眼潮心熱：
“哎呀，打發了的姑娘回娘家來了！回家了不住家裏還住旅社？走走走，回家住去!”
老幹部是位“大官”，陝西省民政廳的蘇廳長。
三十多年後當薛武亭老漢對筆者講起當年這溫暖的一幕，剛剛流過淚的溝壑縱橫的臉上閃現出光澤。百姓的心是易溫暖的，一個笑容，一句溫暖的話，會讓他們終生不忘……
蘇廳長安排他們住進了省委招待所，親自陪同他們吃了頓“娘家的飯”，席間，蘇廳長詳細詢問了寧夏移民的生活狀況，沉吟道：
“你們反映的都是實際問題。六十條貫徹後，糾正『**風』，中央要給寧夏說，才能解決土地問題……”
“那咱陝西省啥時候去人呢？”
“給省長匯報後，一個星期內派代表去寧夏，協商解決移民問題。”
兩省(陝西、寧夏)工作會議於1962年夏作出決定：願返陝的移民全部返陝，由陝西省進行二次安置，所需經費由陝西給予解決……
在庫區採訪時，不少移民對冷夢筆下三個支部書記**對於移民返庫起到絕對作用的說法提出了異議。移民們說，只能講他們的**起了作用或者是起了重要作用，但不會是絕對作用，更不會是一訪定乾坤。移民能回到庫區，同很多移民**和移民自身的努力分不開，也同三門峽電站在修建中出了問題分不開……
翻開有關三門峽電站修建的記載，這種說法也許有一定道理。當年，三門峽庫區移民在受飢餓、受歧視和惡劣的生存環境下苦苦掙扎時，他們為之奉獻了故土、幸福甚至是生命的三門峽水電站的修建情況卻不盡如人意。
1960年7月28日下午，蘇聯專家和各地來賓代表共三萬餘人慶祝三門峽水利樞紐勝利攔洪大會在三門峽大壩右岸隆重舉行，人們揮舞花束，歡歌笑語，熱烈歡呼工程的“偉大歷史性勝利”。
然而，在那歡呼勝利的慶典還未開始之前，西北利亞的“寒潮”就已使中蘇關係降溫了，“老大哥”不願把他們當初承諾的援建項目進行下去。8月10日，科洛略夫等蘇聯專家離開三門峽回到他們的“修正主義”國家去了，把一個有嚴重隱患的工程留給了中國人民……
1960年9月14日，三門峽水庫建成蓄水。
又一個萬眾歡慶的熱鬧場面出現了。當時的報紙說：“當一個綠色的人工湖出現在人們眼前時，社會主義建設的這一偉大成就使在場的上萬名觀眾無不歡欣鼓舞，熱淚盈眶。”
聖人出、黃河清，中國人千年的夢想終於變成了現實。
但在人們的歡呼聲中，黃河已經不露聲色地開始了它的報復。專家們用可怕的數據計算著水庫“壽終正寢”的日子：
“90％以上的泥沙進入水庫後無法排泄，形成淤積。蓄水僅一年半，三門峽水庫就淤積了15億噸泥沙。原設計水庫水位在330米時的庫容為60億立方米。到 1962年就只剩下43億立方米了，不到兩年時間，庫容就減少了近三分之一。照此速度，整個水庫只需七年就將被夷為平地。那時，黃河第一壩將成為亞洲最大的瀑布。”
災難並不止於此。嚴重的淤積引起河水倒流，回水在黃河重要支流渭河河口形成攔門沙壩。還未完工，近20億噸泥沙全部鋪在了從三門峽到潼關的河道中，潼關河床在一年半的時間內暴長4.5米，渭河河口形成“攔門沙”，黃河上游及支流水面也連漲連高，以西安為中心的工業基地及關中平原和渭河下游的工農業生產安全受到威脅。
1962年3月，國務院據此決定：三門峽水庫改變運用方式，由“蓄水攔沙”改為“防洪排沙”。按原計劃蓄水360米而強行搬遷騰空的上百萬畝土地並沒被淹沒，而成為閑置無用的荒原。很快，各種機關、廠礦、學校、軍隊瓜分了這片沃土。
國務院的決定把三門峽移民強烈要求返庫的勢頭推向了**。《華陰縣移民志》不惜筆墨地記錄了這一**的形成過程：
“1956年至1958年，移民自行返庫從未間斷。開始是自發的分散的小規模舉動，後發展為有組織、有計劃的大規模舉動，返庫次數、人數愈來愈多。
“1956年8月遷，遷往陶樂的朝邑縣移民因安置點離村莊較遠，自行遷往寧朔。對安置在永寧縣的本縣移民影響很大。1957年6月，陝甘移民委員會第二次會議確定移民任務縮減，移民情緒波動，形成群眾性的自行返籍。先後返回1510戶2071人，佔遷出人數的56.3％。1959年秋，省內移民開始後，部分遷往寧夏的移民返回庫區，要求內遷，先後返回898人。
“1960年，三門峽水庫攔洪蓄水後，水庫蓄水面積不大，為增加安置區移民生產隊的收入，安置區採取了在庫區『拉吊莊』的耕種方式。加之一些機關、部隊、廠礦、學校和庫邊的社隊到庫區耕種土地，誘發了移民大批返回庫區。1961年10月，外遷移民返回庫區1061人。11月中旬增加到1262人，堅決不回寧夏……”
華陰一縣雖只有千餘人，而數縣滯留庫區不肯再去寧夏者卻有萬餘人之多。
根據這種情況，1962年3月13日下午，**中央西北局在陝西西安人民大廈召集陝西、寧夏兩省（區）開會，專門研究三門峽庫區移民由寧夏返陝問題。
據當天的會議紀要記錄，參加會議的除西北局書記處候補書記白治民、西北局農業辦公室主任李登沄外，寧夏民政廳副廳長金民、寧夏安置辦主任林德民及陝西農業廳廳長趙錦鋒、陝西糧食廳副廳長高秀山等領導參加了會議。
會議紀要記載：1956年至1958年，陝西三門峽庫區遷往寧夏移民2.9萬餘人，由於種種原因，近年來，移民自發返陝達五萬七千多人（次）。目前，在三門峽庫區難以送回寧夏的移民達9400多人。為了確實解決這一問題，寧夏民政廳金民廳長來陝，先與陝西省農業廳趙錦鋒廳長交換了意見，又共同向陝西省謝懷德書記作了匯報，最後並請西北局白治民同志參加對移民返陝問題進行了研究。
這次西北局召集的會議，實質上只作了一個決定：允許陝西遷到寧夏的移民都回陝西，由陝西進行第二次安置。但會議仍說：“首先應積極作好鞏固工作，儘可能地把寧夏現有移民鞏固下來。”會議同時強調：對經過認真工作後仍堅決要求返陝的移民，不能強行阻止。要給他們遷移自由。對他們，寧夏要送好，陝西要安好……
會議紀要很快便報送到了中央。幾天後，中央批准了西北局和陝西、寧夏的決定。3月下旬，同意移民返陝的決定傳到了陶樂縣。
如今已70多歲的華陰市華西村移民張吉勝當年在陶樂縣馬太溝人民公社食堂當管理員，老人還清楚地記得，“那天是1962年3月26日。我死都不會忘記這個時間！”
提到這個難忘的日子，張吉勝那已乾澀的眼中閃爍著淚光，他的思緒又隨著這個日子回到了當時的情景。“那天，下了點小雨，我在大隊值班，馬太溝公社文書岳明德來叫我通知移民幹部開會傳達返陝的事。當時我根本不信，還罵他你小子想回陝西想瘋了吧。當他把蓋有公章的通知亮出來後，我的眼淚唰地流下來了，楞了片刻，才回過神來，激動得一把將岳明德抱起來轉了好幾圈，然後一下把他扔在地上摔了個四仰八叉，我也不管，便朝著大隊幹部修水渠的工地一路狂奔。剛下過雨的路上有些滑，摔得我滿身滿臉是泥。我一點也不在乎，在有移民居住的地方，我還會邊跑邊扯著嗓子高聲喊『中央同意我們回陝西啰！』害得好多人追著我問，『張吉勝，是不是真的！』接著，他們又也像我一樣狂奔著把這一消息傳遞給其他人……”
4月20日，寧夏移民返程的日子。每一個人都歸心似箭，但每一個人都有幾分離去時的牽腸挂肚，每一個人都沒有回歸故里的喜悅。
天還未亮，幾乎所有的移民都早早地起了床。不是為了收拾行李——知道返陝的消息後，人們就一直“忙著準備”。家裏的財產為換得一點糧食幾斤蔬菜，大多數移民只剩下一床被蓋幾件衣服，早就家徒四壁了還有甚麼可收拾的？也不是為了做最後的早餐——大多數家庭將所有的糧食都已做成了路上所需的乾糧。即使還有糧食，誰也沒有這種時候在這種地方吃早飯的心情。
就要回家了，但在這塊耗盡了移民們的家力財力，讓他們吃盡苦頭，甚至讓他們家破人亡的不毛之地，他們還有很多事要做——好多人都挖開地裡的墳墓，將骨頭裝在麻袋裡或用木板釘的盒子裡。他們要把親人的骨頭、靈魂帶回家，誰都不願讓自家人獨在異鄉成野鬼。有的家庭親人剛死不久，屍體刨出來時肉還沒有爛，這些家庭的人就將骨頭連肉一起裝到麻袋或木盒子裡。屍體散發出濃烈的臭味，但這時誰也不管不顧了。那些無力運走親人骨骸的人只有到親人的墳前點燃紙錢，流著淚向獨在他鄉的孤魂做最後的訴說﹔對那些死後連墳墓也沒有一個的親人，他的家人只有面向黃河，面向茫茫沙漠長跪不起，祈求一方神靈保佑他們那些死於逃亡，至今屍骨難收的親人在九泉之下一路走好﹔婚嫁在當地的女子們知道自己不能忍受從此親生骨肉天各一方的痛苦，那與家人道別時的哀哭也就格外悲傷，直撕扯得爹娘肝腸寸斷﹔那些家庭人口完整的移民們也感情十分複雜，他們默默呆立房前，在風沙中告別這塊給他們留下了太多辛酸、太多痛苦的傷心之地……
終於可以出發了，男人們扛著少得可憐的一點行李，攙扶著走路都顫悠悠的老人，婆姨們背著皮包骨的孩子，默默跟在後邊。黃河沿岸，沙漠邊緣，一支支像潰敗的大軍在失望、絕望的氣氛中緩緩向集結地蠕動著。然後，無蓬的車隊從多個集結點載著歷盡磨難的移民們駛向銀川平樂火車站。
嘈雜擁擠的火車站站臺上，送行者大多表情淒然。他們都是不能回家的三門峽庫區人。他們中，有子女與當地人結婚後不願骨肉分離的家長，有已被折騰得山窮水盡而回不了家的移民，有在當地已找到了一份不錯工作而不願回家的“工薪階層”，有因為有移民留在寧夏而還要繼續留下的移民幹部。望著鄉黨都擠上了回鄉的列車，這些人百感交集，淚流滿面。
幾十年後，再回頭看，這些未回鄉的移民和移民幹部肯定比回鄉的大多數人強，至少，他們沒有遭受在庫區和安置區多次搬家的顛沛流離之苦，沒有因鬧返庫鬧土地問題鬧救濟款問題而遭受勞獄之災，沒有庫區發洪水後的苦惱……
他們中，有的人甚至還混得不錯。比如：華陰縣原二區區長胡安定，1957年去陶樂後一直定居寧夏，幾年前從某區人大主任崗位上退休﹔華陰縣原關北鄉鄉長田春華，1957年去陶樂後任該縣民政局局長，後任該縣副縣長﹔華陰縣劉懷榮的弟弟劉懷化在逃亡中跑到寧夏某煤礦當了駕駛員﹔大荔縣戶家鄉村民孫寅道隨女婿住在銀川市內……
13、“我們要種地，我們要吃飯！”
大荔縣移民志記載：到了1962年3月底，有1.2萬遷寧移民返回庫區，堅決拒絕回寧夏。經寧、陝兩省協商，報國務院批准，遷寧移民全部返陝，重新安置。陝西省責成渭南地區將這些移民重新安置在蒲城、白水、澄城、合陽、臨潼、渭南、富平、大荔、華陰、潼關等縣。大荔縣按3035戶、16260人進行安置。其辦法是分散和對口相結合，以投親靠友為主，安置在縣境內的634戶，3650人。分散安置在外縣的2401戶，12610人。其中：蒲城的110 戶，550人。澄城的111戶，554人。富平的605戶，3500人。還有白水、合陽1575戶，8006人。
華陰縣的移民志也說：本縣遷往寧夏的10673人全部返回，安置在渭南地區境內。
作出以上安排後，問題出現了：1.2萬自發返庫的移民拒絕到其他新安置區。當時的渭南專署成立了朝邑、沙苑和上窪三個庫區區公所，配備幹部60多人。官方的材料說：經過兩年的動員，並採取強制措施，這些人於1964年底才撤離庫區。
移民第二次去安置區的過程的確十分艱鉅。當時，正值全國人民都在餓肚子，毛澤東主席發誓不吃紅燒肉的三年自然災害時期。西安、渭南、華陰、大荔等縣市那些吃不飽的城市市民、國家機關幹部、廠礦工人紛紛到庫區種地，辦起了大大小小的農場。三門峽水庫攔洪蓄水後，水庫蓄水面積不大，為增加安置區移民的收入，安置區也採取了在庫區“拉吊莊”的耕種方式，到庫區耕種土地。庫區裡到處麥浪翻滾，炊煙裊裊。從寧夏歸來的移民好生奇怪，剛一下車，便如脫韁野馬直奔他們的老家而去。
明白眼前大片的土地已經易主後，移民們雖憤憤不平卻不敢去惹那些鳩佔鵲巢的主，他們的單位都是“國有”性質的，人也是國家幹部，“民不與官斗”的恆古真理壓抑了移民們的滿腔怒氣。雖不敢招惹“國有農場”，但移民們也不肯離去，他們像那條發現了黔驢的老虎，在農場周圍虎視眈眈，準備相機奪回屬於自己的東西。
被拆的老房子框架還在，用床單破布或茅草往上一遮便算安家了。那些沒有老房子框架可利用的，就揀些磚頭在老房子的地基上搭個庵棚，或者找些樹條高粱桿把四週一攔就藍天當房地當床——回了家，又是春暖花開時節，即使是睡在露天裡也比住在寧夏那被風沙扑打的土牆房子裡心情舒坦。
住的問題解決了，口糧有政府供應著，移民們打算就這樣安營紮寨了。可沒過多久，公社的、縣裡的幹部們又找到了廢墟裡，像當年動員大家“一人遷，萬人安”時那樣動員大家，“上山去，上塬去，第二次安家，第二次創業”。華陰縣西陽鄉副鄉長李華（化名）回憶說：“動員移民上山上塬真比動員他們上刀山入火海還要難！”上過一次當的移民們正沒處撒氣，“去你娘的！當年騙我們去寧夏還沒有找你們算賬呢！”
李華等忍氣吞聲，滿臉堆笑地湊過去勸導：“過去的事就別提了，現在不是回來了嗎……”
不等李華講完，移民們又嚷了起來，“回來了又要騙我們上山上塬？還嫌沒折騰夠？沒把我們全折騰死？”
“我們就父母都餓死寧夏了，你們該不該負責？”
“我們現在吃沒吃，住沒住，還想把我們往死裡逼啊？”
李華找了個高點的地方站上去，揮動著雙手喊道：“社員同志們，不去怎麼行呢，庫區早晚是要蓄水的呀！現在沒蓄水，過三五年，十年八年難道還不蓄水？不蓄水，國家花那麼多錢修這個電站干甚麼……”
不等李華講完，移民們又給頂了回去，“少啰嗦，等蓄水了再說，甚麼時間蓄水我們甚麼時間走！”
“要去你自己去吧，反正我們是不走了！”
“對，你們就是像以前那樣來捆來綁我們也不走了！”
……
前去動員的幹部被轟出了廢墟。移民們不走，幹部們自然有辦法“治”這些不聽話的移民：不走不發糧！
這點制裁對從寧夏那條死亡線上爬回來的移民來說太微不足道了，沒有糧食，可庫區有的是野菜。回到老家，鄉親鄰里，親戚朋友處都可以借貸。更重要的是，他們還有一條餓不死的活路：庫區那些大小農場都需要勞力，無事可幹的移民們就去幫工，干一天給三元錢還管三頓飯。有吃又有錢，難道還怕政府不給那點供應糧？
庫區政府的領導們見狀，又通知各個農場不准招收移民幹活。這也無妨，七八月，關中麥熟下鐮搶收，移民們便成群結隊地去收割後的大地裡拾麥穗，一天下來，竟能拾到三五十斤，麥收結束，大半年的口糧也就攢下了。
在同農場員工接觸中，移民們發現“黔驢”的本領也就那麼幾招，除了有個國字招牌就沒有甚麼可怕的了。於是，他們膽子大了起來並向其進攻了。先是試探著去農場的地裡偷點糧食，接著去搶種點農場的土地，農場的人敢有甚麼動靜，移民們一擁而上，將其打得心服口服。
有的乾脆當起收租的“地主”——找到農場的負責人，轉彎抹角地哭窮，要求借點糧食甚麼的，農場的人一方面是同情這些已遷徙得一無所有的可憐移民，二是怕這群窮瘋了的人對他們“打家劫舍”。於是，糧食“借”給了移民，少量的土地也“借”給了移民……
農場肯借地借糧，移民與農場自然相安無事。但庫區這種風平浪靜的日子維持的時間並不長久。1963年初，華陰某生產隊的移民去偷部隊農場的糧食被發現，像所有偷盜現場一樣，偷盜者在前邊拚命逃竄，失盜者在後面猛追，結果，偷盜者一不小心掉進井中被淹死。
淹死了同伴，移民們難免兔死狐悲。想到外來者在他們祖輩留下來的土地上建農場，自己無地可種，如今，吃點糧還得去給佔地的人打工，還得去拾別人丟下的東西，還被別人往死裡追，移民們終於忍無可忍了。他們一聲吆喝，一百多移民圍住了那家部隊農場，械鬥不可避免地爆發了。這場雙方都頭破血流的械鬥驚動了渭南地區行署，於是，帶著解決第二次安置遺留問題的目的，1963年2月，一個縣、區、鄉、村、隊五級擴大幹部會議在華陰縣城召開。
學文件、講形式、動員、討論。第二次安置的問題沒能解決。後來，搬遷都上升到階級鬥爭的調子上去了，仍不管用。不管怎麼講，與會者都思想不通，特別是生產隊一級的幹部甚至在會上公開提出“我們要吃飯，我們要種地”的口號，並強調移民對立情緒大，不願到條件差的安置區去。有人還講，現在逼移民到渭北高原去，實質上是讓移民剛出虎口，又入狼窩，是不給移民活路走。
私下裡，有人還翻起了老賬：“當初動員我們去寧夏時，不是說那邊生產條件好水源好一個人能分十多畝地，生活水平比關中平原還高嗎？上級為甚麼睜著眼說瞎話！”
“王鬍子在動員會上不是說幹部和幹部的家屬都要同我們一起過去建設新家園嗎？他去了嗎！”
可能是考慮到“解鈴還需繫鈴人”，也可能是想到王鬍子縣長在群眾中有著崇高的威望，華陰縣把已到省衛生廳任中醫處長的王潤亭請了回去。
這天，鬍子縣長出現在主席臺上時，會場裡立即一陣騷動，“王鬍子？”
“是他！”
“騙子！”
那一瞬間，人們想起了在全縣“赴寧夏先遣隊積極份子動員大會”上，他要求先遣隊員不能有狹隘的小農意識，不能兒女情長﹔想起了他宣稱自己這個華陰移民大隊長也將成為移民的一員，到大西北去。可到寧夏不久，他就在組織的召喚下回了陝西﹔想起了在移民逃亡時，他那慾追不忍，慾罷不能的痛苦神情﹔想起了面對數千名圍攻寧夏區政府的移民，某領導主張開槍**，他焦急而憤怒地喊出的那聲：“絕不能開槍！他們都是我們的兄弟姐妹”﹔想起了為阻止移民返陝，他帶著工作組到寧夏的黃河邊堵絕移民的過河之路，面對苦苦哀求過河的鄉黨，他噙著淚水背過臉大聲吼出的：“權當把你們賣壯丁了！你們就留在這兒吧!”
如今，被他賣掉的“壯丁”回來了，“賣壯丁”的王鬍子居然敢到五級擴大會議上來現身，不由引起了“壯丁”們的種種猜測：“他是不是又要帶我到塬上到山區去建設新家園？”
“這老家夥肯定又要教訓我們兒女情長了！”
有人學著王鬍子的腔調說：“你們信不信，他保證又要講，我堂堂陝西省衛生廳中醫處處長都能到渭北高原去重新創業，你們為甚麼不能去進行第二次乃至第三次創業……”
在人們的猜測中，王鬍子緩緩站起來，朝臺下深深鞠了一躬。當他慢慢抬起頭時，人們發現，“鬍子”的眼中噙滿淚水，聲音低沉哽咽。
“鄉親們，當年，我王鬍子把大家送到寧夏去開發建設新西北，想不到大家吃了那麼多苦，遭了那麼多罪，有的甚至家破人亡！使你們由富足的關中農民變成了遊蕩在西北高原的移民，變成了在死亡線上掙扎的飢民，變成了無家可歸的難民。自古以來，不管哪朝哪代的官吏，他都懂得為官一任，造福一方。我在華陰當了六年父母官，卻給你們帶來了那麼多的苦難。古戲裡說：當官不為民作主，不如回家賣紅薯。我害苦了大家，本應回家去面壁悔過，但我卻丟下被我害苦的移民，調到了條件更好的省城……對此，我慚愧難當，悔恨終生。我在這裡給大家謝罪了……”
講到這裡，王鬍子已淚如雨下。他的話也勾起了臺下不少人對往事的回憶，不少人掉下了眼淚，有人還低聲抽泣起來。更多的人似乎是理解了王鬍子身在官場的身不由己，接受了他的悔過。但也有人心中仍存留著無法消除的傷痛，有人高聲罵道：“媽的，貓哭耗子，假猩猩！”
“他這種人也配調到省裡工作，應把這些家夥全弄到寧夏去開荒……”。
那些想繼續聽王鬍子講些甚麼的人開始高聲制止，“別嚷，聽他講些甚麼！”
罵聲、嘈雜聲越來越大，王鬍子還講些甚麼，會場里根本聽不清楚。又過了一會兒，只見王鬍子邊擦眼淚邊高聲說“對不起！我的父老鄉親們，對不起了……”接著，他又深深鞠了一躬便含淚快步而去，留下滿會場的與會者目瞪口呆……
14、“平民大隊”
胳膊沒能擰過大腿。1963年5月，遠遷寧夏的移民像候鳥一樣在庫區經過短暫的棲息後不得不第三次向富平、白水、澄縣等地搬遷。
被強迫搬遷的人們並不死心，押送安置移民的幹部剛剛離開，返庫的浪潮便開始湧動。沿渭北梁山山脈南側澄城、白水、蒲城、合陽、富平等縣的移民又出動了，他們吸取了被趕回安置區的教訓，不再整體出動，也不在庫區集中在某一地帶，而是分散著下山，分散搭庵棚居住，分散耕種。他們學著戰爭時期的戰術，與管理庫區的幹部**：你來我走，你走我種、我收，動員不理，要抓就藏……
這種少數人提心吊膽進行的游擊戰術最終演繹成了毫不隱晦且理直氣壯的集體意志，把這種“集體意志”公開表現出來的是從朝鮮戰場歸來的志願軍王志義，移民前在大荔縣文化館工作的王守信及王甲蓮、李玉珍、朱殿音等人。
今天，領導這次移民鬧返庫並成立了平民大隊的王甲蓮、李玉珍等人大多已經作古或默默隱居於山西的山林之中，唯獨“平民大隊”的大隊長王志義仍頑強地生活在大荔縣平民鄉豫安村。這位銀鬚白髮的76歲老人雖時常遭受心臟病的折磨卻依舊紅光滿面，目光犀利，言談舉止中依舊保持著軍人的幹練和果敢。
採訪結束，王志義站在夕陽裡揮手為我們送別，他的右手傾斜著停留在眉際的那一瞬間，記者明白，老人是在以軍人的禮節向關心移民的人送行……
王志義，這是一個就是查遍祖宗八代也查不出一條與**黨有二心的人。祖籍山西大慶關，從他祖父起，就給地主當長工。清末，黃河崩岸崩掉了大慶關，地主老財的土地掉進了黃河，王志義的祖輩當長工的機會也被黃河衝跑了，只好舉家逃到大荔縣豫安村。1959年，三門峽水庫移民時，極度缺水的渭北高原澄城縣交道鄉南社村又成了王志義的第三故鄉。
這位曾有三年私塾功底的“農村知識份子”當初在朝鮮戰場時曾有一段不同凡響的經歷：一次戰役中，他操作的那門山炮連續轟掉了美軍的三個暗堡，為部隊的進攻打通了一條勝利的通道。他因此入了黨，還被提升為炮車長。戰爭如果繼續下去，他也許還可以憑藉自己的戰功得到一官半職，但美帝國主義偏偏在王志義人生的關鍵時刻打不下去了，在朝鮮板門店簽訂了停戰協議。於是，無仗可打的王志義只好退出硝煙已散的戰場，回到他的逃難地，緊接著又去了比戰場上還難以生存的渭北高原。
能幹人在哪裏都會展露鋒芒。1963年，王志義同平民鄉豫香村遷移到澄城縣王莊鄉鵝毛村的李玉珍及原大豫安村的王甲蓮等人被飢寒交迫的移民推上了“返庫領導崗位”。1964年正月26日，王甲蓮、王守信及王志義、李玉珍、朱殿音等人在澄城縣趙莊鎮移民骨幹劉巧雲家召開移民代表會議，與本縣各村來的100多名移民代表商議返庫事宜。這次會議上，移民代表們把飢渴的目光投向了三門峽電站攔洪後未被淹沒但已荒蕪的庫區土地。王志義等人提出：安置區的土地本來只夠老社員自己種，這好比一個膜只夠一個人吃，我們卻跑來分一半，弄得老社員和我們新社員都不夠吃。我們在這裡沒有地種，庫區的地並未被淹沒，全都荒著或被其他人種著，我們應返庫去種那些本屬於我們自己的土地。水庫甚麼時候蓄水，我們就甚麼時候回安置點。
有人擔心：沒有幹部的同意，我們敢下山嗎？是不是向上反映，等待上邊的意思？
針對移民中的畏懼情緒，領頭的王志義語出驚人：面對飢餓，我們只有自己救自己，等別人來救自己的人只有一條路，那就是不要希望有活路。
不過，為了妥善起見，王志義等人提出了一個折衝方案：下山試探一下政府的態度，政府不管，我們就種，政府態度強硬就撤。
根據這一方案，會議決定：每戶出一個勞力下山種地。
兩天後（正月28日），澄城縣有移民的18個村有組織的返庫種地行動秘密開始了。天還未亮，各村的移民代表就悄悄敲響了每戶移民的門。根據會議決定，每戶移民出的那個勞力在本村聚齊後，大家扛著鋤頭，背著種子，挎著十天的乾糧提心吊膽地向庫區出發了。
一路順利。沒有人反對，沒有人阻攔——甚至當地政府的官員們還不知道，1000多人就神不知鬼不覺地進入了庫區他們原來生活的那些村莊。接著，邊搭建庵棚邊挖開他們倍感親切卻已雜草叢生的土地，播下高粱種子。
澄城縣移民回庫區種地的消息傳出，白水、蒲城等縣的移民也紛紛下山種地，總人數很快增加到2000左右。
下山前所作的種種攻守策略和應急預案似乎都是多餘，返庫後的一切都在和平甚至是和諧的氣氛中進行——平民鄉土地的新佔領者是被老百姓稱為親人解放軍的蘭州空軍某部隊。畢竟是人民的子弟兵，見從渭北高原上下來的鄉親們瘦骨伶仃，衣不蔽體，部隊首長動了惻隱之心，不僅給吃給穿，還給地給種子給豬牛讓移民們去經營。
友愛溫馨的日子極短，很快，澄城和庫區的“後院”不幸起火——安置區的當地人和沒有下山的移民見返庫的移民有吃有穿還種上了地，他們不平衡了，四處散佈 “到庫區的移民種地是假，想回庫才是真”。庫區周邊的農民和從寧夏返庫的一萬多移民也乘機到庫區強佔土地，使得原本相安無事的庫區一下混亂起來。
政府開始干預了，庫區和安置區的政府幹部都到庫區叫移民們回去，但那只是常規性的動員，態度也是彬彬有禮，並無強行驅趕的意思。移民們心中竊喜：試探成功，政府不會真正趕我們回去！已把十天乾糧吃完的移民們給家裏捎信：快送糧來吧，我們不回來了！
安置區的移民送來糧食、蔬菜後也就留下不走了，庫區移民越聚越多。隨著移民源源不斷地湧向庫區，政府幹部的惱怒也達到了忍耐的極限，他們開始動真格的了 ——動員無效後就放火燒移民的庵子，並組織力量強行驅趕移民。更令移民們氣憤的是，澄城縣的個別領導還把上級政府撥給移民建房的人平一千元拿去買了拖拉機。
針對政府幹部的行為，移民展開了針鋒相對的措施——每村所派的移民代表18人在王守信、王志義的帶領下分兩路向西安、渭南出發，然後直奔省政府和地區行署。他們的目的十分明確：向省、地領導提出回庫區種地的要求。希望能制止並處罰燒庵子的地方幹部。
滿腔怒火的**者們都沒能見到他們希望見到的領導——後來，總結經驗教訓時，**者們說：那時，我們太沒經驗，也太老實。信訪辦的人說他們會把我們的材料交領導，會把我們的要求反映上去，叫我們先回去，我們就真的走了。
到農曆二月，地裡已長出了綠油油的高粱苗，下山種地的移民和政府幹部仍在是否去留庫區的問題上僵持著。動員一天也沒有停止過，動員的方法已由講道理到給予獎勵和好處去分化下山的移民——大荔、澄城兩縣領導到平民鄉東豫安村動員移民回安置區時，移民們紛紛在下邊起鬨鬧事，有人還呼起了口號，“我們要種地！我們要吃飯！”兩縣領導正感為難，一個叫舒軍的移民突然站起來說：“我是**黨員，我要聽政府的，回安置區去，今天就走！”
在移民們譏笑、諷刺和挖苦聲中，舒軍一家回澄城縣了。縣領導當場表態：這樣的好同志，回去後組織上馬上就給予安排（後真被安排為大隊書記）！
為了防止種地的隊伍被瓦解，這次下山種地的組織者展開了反分化。舒軍一家還未走出會場，王守信便站起來講道：各位鄉親，我們這次到省裡**，找到了省政府的一個領導，他中等個子，穿呢子衣服，戴呢子帽子。他說，你們種地不違法，你們的材料我們馬上轉給省裡主要領導，很快就能給你們答復。所以，大家不能走，我們就在這裡等著，等省領導的答復！人群中傳出一陣歡呼：我們合法啰！我們不走啰！
種地隊伍的陣腳穩住了，王守信卻為他的“臨場發揮”付出了代價：他當天就被叫去“談話”，隨後被軟禁在朝邑……
王守信被“解決”後，庫區政府採取又一次強硬行動：出動人馬一邊驅趕移民，一邊犁掉田裡的高粱。王志義、王甲蓮、李玉珍等人領著移民奮力反抗，保住茂盛的高粱。
移民去留進入了下一個僵持階段。地裡那些被保護下來的高粱苗一天天在長高，移民們的焦慮也在一天天增長。每天勞作下來，擠在矮小的庵棚裡，大家都反覆探討著同一個問題：“有甚麼辦法讓政府允許我們呆在庫區種地？”
為了解決讓政府允許移民呆在庫區種地的問題，3月初，王志義、王甲蓮、李玉珍等人召集18個村的移民代表開會。“我們應派人到北京給中央反映問題，讓上邊同意我們回庫區種地，讓上邊制止他們毀壞莊稼！”王志義講出了他多日來深思熟慮的辦法，移民代表們一致同意。
幾天後，被推選的三個移民代表出現在了北京街頭。代表之一的李孝玉有個姑父在中央計委，姑父的戰友劉某在水利部某司當司長。通過這個關係，移民們的材料和從庫區帶來的被幹部們犁掉的高粱苗傳到了水利部有關領導手中。李孝玉回憶說：“接待的同志很氣憤，馬上給陝西有關部門打了電話。過了三天，庫區移民打來電話，說省裡已通知庫區政府領導，嚴禁破壞青苗……”
李孝玉等人的北京之行給移民返庫區種地露出了一絲希望。移民在庫區站住了腳，並收穫了他們種下的高粱。這樣的結果無疑是對所有移民的一種極大的鼓舞。山上的移民再次下山。
為了鞏固返庫成果，防止外部“入侵”，平民鄉的返庫移民在秋收時節成立了平民大隊。這個不被政府承認的“基層組織”卻“肝膽俱全”，王志義任大隊長，王甲蓮任副大隊長，下邊會計、出納及生產隊隊長等編製齊全，李玉珍雖未任職，但據王志義介紹，“他其實才是平民大隊搖鵝毛扇的人物。”當時，平民大隊的地盤幾乎覆蓋了整個平民鄉，“居民”達三萬餘人。那個“大隊”的移民們至今還記得：在王志義等人的治理下，平民大隊紀律嚴密，民風淳樸。王志義等人制定了十幾種制度，提出了“要種地、要活命”的口號（整個庫區返庫種地的移民提出“我們要種地，我們要吃飯”的口號就是由此而來的）。民兵無情地打擊入侵的其他移民和一切偷摸公私財產的人，保護著大隊的生產成果。大家為了更加長久地留在庫區這一共同的目的，壓抑個性，容忍一切難容的人和事，大家安分守紀地在“大隊”指定的領地裡耕作收穫，不與哪怕是很過分的政府幹部鬧事，相互之間更不鬧事。大家互敬互重，團結一心，以農民少有的齊心凝聚在一起共同抵禦著縣、鄉幹部的攻擊、離間，不把任何哪怕是很小的把柄留給老想趕他們回安置區的政府幹部。
但這並不妨礙政府幹部採取行動。渭南地區某領導到平民大隊邊挽著袖子邊指著移民惡狠狠地說：管他媽的你們怎樣裝，都必須回安置區。想回去的要回去，不想回去的也得回去！
這次，地區領導下了狠心並採取了有力措施——工作隊、專案組陸續開進平民大隊。工作隊確定了“抓主要矛盾，擒賊先擒王”的工作策略，找“大隊領導”的問題成為辦案人員工作的重點。很快，王志義被列入重點偵查對像。其“罪證”是現成的——組織移民成立的平民大隊是一個非法的“黑隊”，佔地搶糧，並制定了十幾種制度，是搞資本主義。六十年代的資本主義絕對只有死路一條。王為此被開除黨籍，法院也宣佈：成立非法組織，擾亂社會秩序的王志義領刑4年。
犯有“私設刑法，吊打群眾罪”的王甲蓮、李玉珍也被判刑三年，在蓮花寺監獄同他們的大隊長王志義一起推了三年礦車。
這次鬧返庫的幾個頭目的最後結局是：王守信自遷到了山西臨縣﹔李玉珍死在了牢裡﹔王志義、王甲蓮刑滿釋放後被嚴格管制。王志義隱姓埋名，在澄城縣南社村的窯廠當了20多年的磚瓦工，從此兩耳不聞廠外事，一心只賺苦力錢。就在他銷聲匿跡很多年後，人們突然在渭南日報上看到了關於王甲蓮的一則消息：**釋放犯賊心不死，煽動群眾返庫製造事端……
李孝玉說：那次跟王甲蓮返庫的共2000餘人。公安機關給王甲蓮等人戴上手銬帶走後，我們非常震驚，也非常害怕，簡直就是惶惶不可終日。
在惶恐的氣氛中傳來更加令人恐懼的謠言：“政府正在調集部隊，馬上就要抓人了！”很快，群龍無首的兩千多移民驚叫著作鳥獸散。
王甲蓮被抓後，專政的震懾嚇住了本就是安分守紀且沒有膽量，除想種地想返庫想有一碗飽飯吃就別無它圖的移民。他們在作著這樣的比較：安置區的日子雖苦點纍點，但人還是自由的，一家人還能厮守在一起互相攙扶著去應對生活的艱難。而鐐銬加身的王甲蓮等人不但要遠離家鄉和親人去坐牢，還要承受著骨肉分離和毫無自由的日子。更重要的是，這樣的經歷也就會給自己和整個家庭乃至子孫後代都烙上一個無法抹去的歷史污點。
在以專政的方式進行武力震懾的同時，政府對移民採取了分散安置措施。原來的一個移民村有時被分散安插在數十里長的廣闊地域，有的甚至一村僅安置一戶移民。如此一來，“聚眾鬧事”的條件基本被消除——至少，想“聚眾鬧事”已不再那麼方便了。
15、“還是給組織留點面子吧……”
專政的震懾和分散安置的措施使移民與當地政府之間相安無事的局面維持到了上世紀七十年代中期。1974年，渭北久旱無雨，澄城縣很多地方基本絕收，地裡的野菜被旱死，移民們長年到二十里外去挑水的那些小河溝也完全乾枯，飢餓與乾渴威脅著已在生死邊緣掙扎得筋疲力盡的移民，三年自然災害後的又一個生死難關橫在了大家面前。
生死關頭，移民們自然又想到了回庫尋找生路。但十年前當地政府對王志義等人進行的“無產階級專政”仍震懾得所有移民都還心有餘悸。面對“專政”的鐐銬，誰敢站出來領頭！
這次站出來領頭的是澄城縣的三個村黨支部書記和為鬧返庫曾三進三出公安局的移民司令苗福群。
四個男子漢身份不同，信仰各異，但“以死救民”之心卻使他們走到了一起。
馬水城，祖籍山東昌邑，解放前逃荒到大荔，是移民中少有的高中生之一，身上集中了孔孟之鄉的儒雅和梁山水泊大碗喝酒、大塊吃肉的豪氣和仗義。移民前系大荔縣平民鄉北科大隊大隊長，1959年遷移到澄城縣趙莊鄉新莊村後仍任大隊長，即使在條件極其艱難的安置區，馬水城也發揮出了非凡的領導才能——他帶領大家打井解決用水問題，他把山東的藥材引進到新莊村，取得了糧食和經濟效益的雙豐收，使該村達到七八毛一個勞動日。但由於當地對移民的排斥使他深受其害，“**”中，馬水城被打得休克了七天，但他仍初衷不改，任村支書後繼續帶領群眾大力發展生產。可1974年天旱給移民帶來的巨大威脅使他不得不走出來成了鬧返庫的“頭家”。
王勝金，祖籍荷澤鄄城縣，也是解放前逃荒逃到大荔平民鄉的難民，三門峽工程開始後，從大荔縣平民鄉遷到澄城義成村。
儀孟軍，與王勝金是同鄉，移民前住大荔南豫鄉村，安遷地是澄城縣羅家窪村。王、儀二人都是多年的村支書，也都是心直口快之人。見移民遭災，二人心急如焚，湊到一起商議如何應對眼下局勢時，但商量來商量去，也沒有商量出甚麼好辦法，想起鄉黨馬水城是個挺有辦法的人，便將其請到了羅家窪村儀孟軍家。
三個黨的村支書坐在一起，氣氛反倒緊張微妙起來——那是一個告密之風盛行、人人自危的年代，即使親戚朋友也要提防告密者。兩個人在一起說甚麼，可以辯解為聊天，說過了甚麼對方要告密自己不認賬那也只是一個孤證，而三人在一起說甚麼就得謹慎了，因此時的話語已是無法辯解的證據。搞了多年黨務工作的村支書們更深諳此理，故開初大家只是一邊說些鹽咸醋酸、天不下雨之類的閑話，一邊吧嗒吧嗒地抽著自種的土煙，把整個房間弄得煙霧騰騰，嗆得自己不停咳嗽。至於返庫之事，誰也不敢提起。大家都害怕禍從口出。更何況，如果話題扯開，那將不只是幾句發泄一下不滿的牢騷，他們研究謀劃的將是一次驚天動地的行動——一次當地政府不能容忍的返庫行動。在那個年代，三個村支書一起研究這種事，這叫開黑會！這種大逆不道的行為是黨的組織和紀律都絕不允許的。等待這種行為者的將會是一場滅頂之災：免去書記職務、開除黨籍、遊街批鬥，再判刑坐牢，家屬子女也將“永世不得翻身”……
在沉悶的氣氛中，三個村支書的會議久久無法進入議程。
當室內的煙霧和心裡話憋得大家都滿臉通紅時，儀孟軍首先打破了會議的沉默，“今天呢，讓兩位老兄到家裏來，不是為了請客吃飯，也不是為了敘舊聊天。說實在的，家裏已沒有甚麼吃的了，等會兒招待你們的，也只能是吃頓麥麵糊，那麥面還是庫區一親戚收麥後送點來讓嚐新的。至於敘舊聊天，我更沒有那個心情，我這個村的移民，已有六成揭不開鍋了。這幾天，我一直忙著給大家相互間調劑借貸糧食。但這也不是長久之計呀！再不想辦法，是要餓死人的！我們村，很多移民都是從寧夏死裡逃生回來的，他們沒死在寧夏，如果餓死在我儀孟軍當村支書的羅家窪村，我怎麼向組織向群眾交代？我的良心怎安……”說到動情處，儀孟軍激動地用煙桿在桌上砰砰砰地敲了起來。
見儀孟軍的話題進入了會議“狀態”，馬水城接過話頭說，我那裏的情況也好不到哪裏去。為給移民籌糧，我把山東老家的關係都用上了，但那也是遠水不解近渴呀！問題是眼下怎麼辦？
一直悶著沒開腔的王勝金說話了：“還能怎麼辦？只有向庫區要糧，到庫區去求生存！”
“王書記，你說到了點子上！”儀孟軍一下興奮起來，“問題是黨委、政府允許我們到庫區嗎？”
馬水城一拍桌子：“不允許難道就讓那些移民都活活餓死？為了機械地執行上級的指示，難道就可以置成千上萬的老百姓的生死不顧？真是的！”
儀孟軍激動地站了起來，“眼下也顧不了那麼多了，為了我村裡的幾百移民不餓死，我是豁出去了，大不過不當這書記，不要這張黨票！”馬水城也呼地站了起來，“坐牢也認了！”
王勝金叼著煙斗搖搖頭，慾言又止，然後若有所思地盯著一個方向發楞。馬水城急了：“勝金，你是甚麼態度？怎麼啞巴啦！”儀孟軍也催道：“老王，你要返庫的心思我可是知道的啊，有甚麼就說出來，別老悶在心裡！”
被催急了，王勝金叭叭地狠狠抽了兩口，然後在炕桌上磕掉煙斗裡的煙灰才開了腔，“兩位老兄，你們想過沒有？如果要由我們三人挑頭鬧返庫，那可不只是當不當書記，要不要黨票那麼簡單了！”見馬、儀二人用疑惑不解的目光打量自己，王勝金接著說：“首先，我們三人一出面，組織上會認為這是一次黨內的叛徒事件，他們馬上就會以清理門戶的名義阻止這次返庫。那樣一來，我們幾個不但會成為無謂的犧牲品和反面教材，到庫區搞糧救命的事也會落空，這是很不划算的事。其次是我們的身份特殊，都是基層領導，一言一行都會影響到黨的形象。如果三個村支書一齊『叛黨』領導移民鬧返庫，那將會給組織造成多壞的影響！我們都是在黨多年的人了，移民的生命要顧，組織的形象也要顧，還是給組織留一點面子吧……”
王勝金的一席話警醒了衝動的馬、儀二人，他們重新坐下，與王勝金研究起返庫策略等問題。
一陣熱烈的討論後，三人一致同意：自己只在這次返庫中噹噹“舵手”，找移民司令苗福群任返庫的“頭家”。
1974年陰曆5月下旬的一天，根據秘密約定，三個村支書和移民司令苗福群又聚到了澄城縣羅家窪村。因擔心儀孟軍家太顯眼，四人開會的地址選在了移民李孝玉家。會上，幾人首先一致通過了近期返庫的決定，並對下山人員、行動路線、後勤保障等作出了細緻的安排。最後，才提出了返庫總指揮的人選。
聽到三個村支書請自己出馬承擔這次返庫總指揮的建議，苗福群欣然領令。他激動地向村支書們表態，“放心吧，三位書記，這次返庫，天塌了由我這個高個子頂著！為了不餓死鄉黨，別說坐牢，殺頭我苗福群都絕不縮脖子！”說著，他以手作刀狀，真的在長長的脖頸上來了一下。
三位山東漢子忙解釋，“老苗，誤會了，讓你承頭，主要是我們都是幹部不便出面，並不是要你一個人承擔所有責任……”
“老苗，你放心，有了禍事，我們四人人人有份！”
“老苗，從現在起，我們就是一條船上的兄弟了，一榮俱榮，一損俱損……”
三村支書的表態使苗福群深受感動並豪氣頓生，他當即提出，“組織人馬大張旗鼓地開進庫區搶收農場的麥子，鬧他個雞犬不寧，然後搶種黃豆，修建庵棚，長住不走！”
“不行，不能以搶麥子搶種地的目的返庫。”儀孟軍首先否定了苗福群的建議，“那樣，政府就抓住我們的把柄了，就會以此為藉口收拾我們。”
馬水城同意儀孟軍的意見，他說：“對，不能明搶，那樣，不但會惹來農場對付我們，還會給政府幹部製造打壓我們的藉口。既然不能明搶，我們可不可以暗弄？”
一向老道穩重的王勝金髮言了：“我看是不是這樣，以生活困難，到庫區拾麥穗的名義下山，到庫區後先別同農場發生衝突，只是到他們割過的麥地裡拾麥穗，在他們不注意時，晚上了，再……”說到這裡，王勝金笑笑說：“晚上再去搶收他們的麥子並在他們的麥地裡搶種上黃豆……”
王勝金的建議獲得大家一致通過。會議之後的第三天，三千多（後發展到6500人）飢民下山了。在苗福群的指揮下，幾千人一到庫區就迅速在小司令和移民骨幹分子的帶領下井然有序地回到移民前的村莊，白天，大家只在割過的麥地裡老老實實地拾麥穗，絕不越雷池半步。有農工干預或不允許其拾麥穗時，移民們就會“膽小怕事”地主動撤走，絕不同其發生一點衝突。農場的人相信了：這次下來的這些移民還算老實。
令農工們放心的另一個細節是：晚上7點後，全體移民會準時睡覺。於是，原曾因移民的出現而提心吊膽的農工們也放心地去休息了。
接下來，令農工們意想不到的情景出現了：深夜12點，下山的全體移民會準時起床，悄然無聲地潛入地裡搶收麥子，然後種上黃豆。每過兩天，“苗司令”和大小移民骨幹都會指揮移民在晚上向澄城偷運一次麥子……
“苗司令”和大小移民骨幹忙碌奔波的身影背後，三位村支書關注的目光裡充滿了焦急憂慮。自下山以來，三人的心一直緊張地懸著，一刻也未輕鬆過。他們知道，在這場用自己的政治前程和身家性命作賭注去換取成千上萬移民生命的遊戲中，任何一點差錯和疏忽都可能導致全盤皆輸。在他們的意識中，輸掉了自己和家庭並不要緊，但成千上萬移民的生命是輸不起的。十多年前，是自己把他們帶出了庫區，在飢餓的死神逼向他們時，不管付出多大的代價也要拼盡全力拯救他們。
為了萬無一失，三位村支書特意建立起了自己的“情報系統”：澄城、大荔城內，以小商販作掩護的“眼線”，從不放過政府領導對下山移民的任何信息﹔“偵察員”的觸角甚至伸向了渭南城裡，某某領導去了大荔、公安局的車朝哪個方向出動了這些消息都會無一遺漏地傳回庫區。然後，每天晚上，三個村支書都要摸著黑趕到約定的地點互通情報，商量對策，調整方案……
儘管移民的行動全是在隱秘中進行的，但不到半個月，移民在庫區的所作所為還是被農場和庫區政府的幹部們發現了——針對移民的搶種搶收，農場和政府採取了相應的預防措施。偷割偷運偷種受到了強硬的制止。三支書和苗福群一商量，及時作出決定：集中力量同他們明干！於是，兩千多移民呼拉拉全集中到一起，以人多勢眾取勝。遇到幹部和農場阻止，就一部分人與其**糾纏，一部分人在田裡放手搶收搶種。
在政府幹部同移民的多次交手中，這次行動的總指揮苗福群和他手下的骨幹暴露無遺。
情況開始發生逆轉。澄城、大荔兩縣的幹部一齊湧向庫區，動員、勸告，暗中抓苗福群等移民骨幹。
苗福群等移民骨幹在馬水城等三村支書的安排下同縣、鄉幹部打起了“游擊”：時而躲進庫邊的鄉黨、親戚家中，時而藏在移民的庵棚裡。雖險像環生，但有王勝金三村支書暗中保護，“司令”們總能逢兇呈祥。一次，苗福群被十多個幹部摁住，就在要扔上車帶走時，王勝金、儀孟軍等人聞訊趕到，暗中指揮幾十個移民把苗從幹部手中強行搶走……
俗話說，逃得了初一，逃不過十五。下山一個月後的一天，苗福群等十多個移民骨幹終究沒能逃脫“法網”，被五花大綁押回了澄城。移民也被趕回澄城，他們種下的黃豆長出綠芽時被農場全部犁掉……
知道本次返庫有三個村支書染指其中，澄城縣的領導們又氣又恨，但他們沒敢深究下去——領導們知道：三個村支書組織、參與返庫搶糧、搶地的事一旦呈報上去，上級將會如何嚴厲地處置自己的失察之責。
馬水城、儀孟軍、王勝金不食前言，主動出面承擔責任，請求處理，並聯名為苗福群等移民骨幹擔保。縣裡提出擔保條件：寫出深刻檢討，交出從庫區搶收的麥子就放人。馬水城等人毫不猶豫地拒絕了縣裡的後一個要求——那是成千上萬人的生命線，也是他們妥協的底線。王勝金與縣領導討價還價：我們寫檢討，麥子的事就免了吧！儀孟軍甚至公開叫板，“就是砍了腦袋我也不會動員移民交出一兩麥子！”
對三個刀槍不入、軟硬不吃的漢子，澄城縣的領導們無可奈何。三天後，在馬水城、儀孟軍、王勝金寫出深刻檢討後，縣裡對村支書們的“叛黨”行為不了了之。同時，在得到三村支書“保證苗福群等移民不再返庫”的擔保後，將苗福群等十多個移民骨幹全數釋放。
事後，在向上級匯報這次移民返庫事件時，大荔、澄城官方在上報的的材料中都統一了口徑：不說返庫人數，只稱“有大批移民返庫”﹔移民返庫的搶種搶收講成 “為了拾麥穗”﹔把數百上千幹部、公安、武警對庫區的“清理”說成“拾麥穗的移民經安、遷兩地政府耐心說服，很快返回安置區……”
16、“苗司令”
利用下一次返庫風暴來臨之前的這段空閑時間，我們該來認識一下在關中移民史上頗有傳奇色彩的那位“苗司令”了。
記者曾五次到庫區採訪，移民們老以崇敬的口吻提起他們的“苗司令”。但記者沒能見到這位當年曾在庫區叱咤風雲的人物——“苗司令”已“仙逝”於1991 年。但這並不妨礙記者對“苗司令”的了解，“苗司令”的“秘書”聶小二、朱金定用六個多小時把他的故事講述得詳盡而活靈活現。
解放前，隨其父親、姐姐和三個弟弟從河南濮陽逃荒到陝西朝邑縣的苗福群，因害怕拉壯丁，沒敢在當地的戶籍簿上入籍。但在大荔縣公安局的檔案裡，卻有關於他詳細情況的記載。公安檔案裡的苗福群原名叫苗福存。移民們說，在鬧返庫時，苗福存宣稱自己要謀福於群眾，於是，將名字改為苗福群。久了，人們忘了他的本名而只管叫他苗福群。
從聶小二、朱金定等移民的描述中可知：苗福群，高個，瘦。這個高而瘦的老頭脾氣暴躁，思維方式簡單而固執。某官員當初動員搬遷時對安置區的條件作了不實介紹，苗福群因此而認定“政府的幹部日哄人，沒有一個好東西”。從此，他不相信當地政府幹部，不相信當地政府的文件，更不相信當地政府的任何承諾，他甚至拒絕見政府談判代表。他罵一切出現在庫區干預移民活動的幹部都是“日本作風”。
安置區和庫區生產生活條件的巨大反差使苗福群“迷上”了鬧返庫，他幾乎把自己一生的主要精力和時間都貢獻給了“返庫事業”——從上世紀六十年代到他離開這個世界前的三十年間，他都在為返庫和移民的問題奔波著，並且，一直都那樣堅韌不拔，百折不撓，庫區發生大小17次鬧返庫，他一次不拉，每次都衝鋒陷陣在 “鬥爭的最前線”。因領導返庫，他曾三進三出公安局，但鬧返庫的勇氣和積極性卻分毫不減。
他有一個樸素而實在的重要論點：“種自己的田不犯法”。他至死都一直認為：國家修水庫我們可以讓路，叫我們搬哪裏就搬哪裏。但“庫不修，民必返，地必還。返庫有理，種地有權”。他常挂在嘴上的一個問題是：部隊農場和地方政府農場的人憑甚麼種我們的地？
與苗福群固執“配套”的另一性格是倔犟，別人越認為做不到的事他越要千方百計做到。一次，與移民代表商議**事宜，需要籌集資金，大家說，現在都已家徒四壁了，到那裏去籌款啊？苗福群問：家徒四壁就無法籌款了？有代表嘆息：巧婦難做無米之炊，怎麼籌？苗福群一拍桌子：我就要給你們做一個巧婦無米之炊！當天，他回家就把他那兩間空蕩蕩的房子賣了，200多元賣房款一分不剩地捐給了**的移民代表……
對於苗福群的固執和倔犟，“老戰友”劉懷榮曾以不屑的語氣評價：“一根筋！做事不轉彎，無計謀、無計劃，鬧十幾次返庫，鬧一次失敗一次……”
另一“戰友”陳文山對其更是頗多微詞。後來，兩人的關係甚至殭到見面互不說話的程度。
這種矛盾是在後面即將介紹的馬湖會議上結下的。苗福群因故沒能參加馬湖會議，會後，前去參會的部下匯報說陳文山在會上大講特講“返庫無用論”，苗福群一聽就火，不顧部下勸阻，立馬就去“教訓這狗屁不懂的老東西！”誰知陳文山不服教訓，與苗福群爭辯說，你每次組織幾千上萬人鬧返庫，既花錢又費事，達到了甚麼目的？每次不是被農工打得頭破血流，就是被政府趕回澄城，種的莊稼也被政府“壓青”，糧食一顆也未收到，還落得領頭的人被抓被判。相反，**只需準備一點路費，派幾個人就可以把移民的問題反映上去，何樂而不為？
陳文山的話無疑觸到了苗福群多次被抓被關的痛處，還未講完，苗福群就一拍桌子罵了起來：“你簡直是放屁，胡說！直接鬧返庫就是效果好，作用大，幾千上萬人到庫區一鬧，中央知道，省裡、地區、縣裡的頭頭腦腦都來了，移民可以與他們直接對話，對解決問題，達到返庫目的很有好處。”講到此，苗福群反唇相譏地質問陳文山：你不是愛**嗎？你們哪次**見到過省、地、縣的主要領導？你哪次**上邊的人不是讓你回去？他們會把情況給領導反映，你們的問題會很快解決？你們反映的問題解決過嗎？
那場爭論及苗福群在爭論中對陳的那些粗魯的態度將二人矛盾公開化，從此格格不入，關係日趨緊張。苗福群的“秘書”聶小二、朱金定回憶說：1984年冬，苗福群從安置區到庫區後，因人馬太少只好寄人籬下在陳文山的地盤上。陳文山對其不理不睬，甚至連開會研究事情也不讓苗介入，而只是通知苗的“秘書”聶小二、朱金定參加。苗福群受不了這份慢待和委屈，連夜帶人撤走，在農建七連的東邊另劈地盤。那之後，二人經常公開罵陣，陳文山罵苗福群是“不識時務的粗人”，苗福群則指責陳與政府配合是“移民的叛徒”……
“司令”劉懷榮為移民“領導人”內部的不和感到著急，他認為，大家只有相互溝通，相互信任，相互支持，才能做到長相知，不相疑﹔不相疑，才能長相知。他曾把苗、陳二人找到一起勸解，要大家團結對外，齊心協力鬧返庫。但他的苦口婆心沒能改變苗福群好斗而固執己見的性格，更沒能緩解苗、陳的矛盾。
儘管如此，劉懷榮還是很理解“戰友”苗福群好斗且固執的性格。“唉，也怪不得他呀，他先是作為積極份子被遷到寧夏，1962年又被遷到澄城縣劉家窪公社。在那裏，他後來的全部家當就只有一個一丈八尺長的土窯。日子過不下去時，又逃回到了庫區。從『關中白菜心』遷到三面環山的澄城縣劉家窪鄉社田村後，糧食畝產只有五十斤，一個勞動日才七八分錢。今昔的對比太強烈了。”
無水無糧無房住的日子使苗福群在庫區呆的時間比在安置區還要長，在庫區多半的時間都在領導部屬們搶種部隊農場和農工農場的土地，並在他們還未收割時就去他們的莊稼地裡“拾荒”。搶種和“拾荒”中的多次交鋒使他熟識了所有農場的領導，也進一步奠定了他在移民中的威望和移民“司令”的地位。
在庫區“拾荒”的日子很悠閑也很自在，“苗司令”先是住在部隊靶場的空房子裡，接著住進了黃河灘的樹林。到了八十年代中期，乾脆在黃河灘搭起大片庵棚，把移民們集中在一起住。他曾對農工宣稱：我們不走了，這黃河灘就是我們的家。
農工常向苗福群的“家”發起攻擊。特別是1985年初，在整個庫區，攻擊事件發生的頻率達到了周周有“戰事”的程度。沙苑灘的王福義部頻頻遭襲，華陰灘的劉懷榮部與農工打得難分難解，朝邑灘上，苗福群同農建六連的摩擦更是不斷。移民與農工的關係在轉瞬間變得高度緊張。
這其中有個重要的背景——這之前，國務院秘書長助理孫岳帶領由國務院辦公廳、水電部、解放軍三總部、國防科工委、兵器工業部、蘭州軍區、蘭州空軍、第三十一試驗訓練基地、陝西省委和省政府等部門組成的中央聯合調查組於1984年11月18日至12月17日來到庫區，針對“調查陝西省三門峽庫區移民生產、生活的困難情況以及庫區靶場、農場情況”進行了三十餘天的調查研究。
不管是陝西的政府幹部還是為土地而戰的移民，他們都從聯合調查組組成成員的規格和調研時間等因素裡，看出了中央解決移民問題的決心。農建師的領導們自然也預感到移民很快就會重歸故土——但他們不想在中央作出決定前讓移民在庫區那些已屬於自己的良田裡形成返庫的既成事實。他們想與當地政府聯合趕走返庫的移民。而以苗福群、劉懷榮等為代表的移民也以農民的智慧對農工進行著“統一戰線”，主動與農工交朋友，分化瓦解基層農工。他們告訴農工：我們返了庫，你們無地可種，政府就會安排你們回城……
這種統一戰線在苗福群司令部所在的朝邑農建三團七連有了收效，該連楊連長同苗福群等人建立了不錯的關係，不僅經常把當地政府將如何“治”移民的有關情報透露給移民，還常給其送糧送衣。聶小二至今都還記得：他們送給了移民兩麻袋優良西瓜種子，我們想給錢，他們怎麼也不收。
農建師的領導們反對並竭力制止部下與移民的“眉來眼去”，要求下屬的幾個團都務必在春節後儘快將強佔農建師土地的移民趕回安置區——他們估計，春節後還將有大批的移民湧入庫區，如果在春節後能給他們一個下馬威，想返庫的移民就不敢來了，庫區裡的移民堅持不住也會不戰而退。
給移民“下馬威”的任務落到了農建三團五連左連長和保衛科長頭上。正月初七凌晨5點，左連長帶人點燃苗福群手下移民的十多個庵棚，也由此點燃了移民**農工的“狼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