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0年8月6日讯】 主张“自我克制的革命”的米奇尼克来了一趟中国，提了一些对中国人的建议后又走了。在他来说，只是与异国人士的一次交谈。但由于这些建议被上升成中国今后和平转型的指南，因此成了“圣物”。一些对米奇尼克开出的转型药方有不同意见的国内人士及海外政治流亡人士，因为对米氏建议――“只有依靠党内改革派才能实现非暴力转型”，要对共产党保持“想像力”等提出批评意见，因此最后酿成一场局部性的思想暴雨。由于这种争论今后还会发生，我想将这次争论涉及到的一些重要规则写出来，留为今后参照。
一、有关米奇尼克北京之行讨论概述
为了行文方便，姑且将双方称之为拥米派与质疑者。这次思想对垒留下了一些经过认真思考的文章：
拥米派的主要文章如下：崔卫平：“在社会冲突中寻找共同语言 ——访问亚当·米奇尼克”，“ 米奇尼克对话中国公民（整理版）”。崔卫平后写的“把老虎赶进笼子里”（以下简称“老虎”）发表于第一轮争论之后，影响不如前两文大，留后再论。
拥米派对米奇尼克思想最为推崇的就是要社会公众无条件地放弃对统治集团的严重不满，在政府对其暴政日益变本加厉的条件下“弥合”民众与政府之间的裂痕。如“只有依靠党内改革派才能实现非暴力转型”，“面对共产党，我们缺乏想像力”等都是围绕这一观点的阐发。总之，还是以前那套“我们不做政治反对派”，等待共产党慢慢自我改革思路的延伸。
通过参与与米氏座谈的戴晴女士那篇“米奇尼克到北京”，我才知道上述两文对米奇尼克北京之行的介绍并不完整。面对中国转型这个问题，中国知识界的思考其实都很沉重，他们对中国现状有清醒的认识。从戴晴文章介绍的内容来看，参与这次座谈的知识界人士，不少只是将与米氏的交流当作一种信息参考，米氏甚至未能充分理解他们提出的一些问题的重要性，对中国问题甚是隔膜。
崔卫平女士对米氏的采访与“米奇尼克对话中国公民”发表后，质疑之声四起，只有小圈子里的一些人仍然热捧。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质疑是以下几篇，按发表时间顺序列于下：
刘自立先生发表了“米尼齐克的波兰观不适应中国”。这篇文章的要点是：波兰社会转型前，其社会主义财产结构和权力结构，既未发展到毛泽东时期的绝对贫困，也不是邓式富裕时期的亿万 资产太子化。而这两大结构的存在，形成了一种由财产主导的中共资源垄断，是中国施行改革， 革命挚肘的根本性前提。其次则是当时的国际局势非常有利，苏联瓦解和无力应付东殴政局，是东欧与波兰人民借此推翻共产政权的前提，甚至唯一前提。因此，参考波兰这个小国的经验，根本不是中国应选之策。
笔者之文名“他人的经验与我们的现实 ——有关米奇尼克中国对话的几点思考”，从分析1989年以前中国党内改革派与保守派的斗争历史入手，指出米奇尼克要中国人将和平转型希望寄托在中共党内改革派身上只是不切实际的幻想。继之指出中波两国在社会条件根本不同。米奇尼克介绍的波兰和平转型成功的前提，即波兰自由运动三大因素：知识界、工人和天主教等，在今天的中国基本缺位。笔者在文中还指出另一重要条件：“苏东波”到来时，波兰的国家与社会已成二元对立之格局：国家（即政权）掌握在共产党手里，而社会却已经是民主派的天下，执政党和反对派形成分庭抗礼之局。中国现实并无此等条件。文章末尾，笔者指出中国要想建立以社会公正为目标的民主社会，只有“杀死希特勒”（极权体制）才有出路。
仲维光先生在“质疑米奇尼克”一文中，对米氏北京之行表达的观点感到震惊不解，认为有悖于米氏一贯思想。他梳理了米氏思想的脉络，再次强调他认为米奇尼克的这段话不仅对西欧、东欧，而且对中国、北朝鲜、乃至古巴仍然无条件地有效：“没有不是极权主义的共产党。要么它是极权主义的，要么它就不再是共产党了。”还学文在“对米奇尼克访问北京的另一种疑问”中表达了自己的看法。她凭着自己多年来对米氏的了解，认为问题可能出在对米氏座谈不完整的介绍上，并提出一个非常SHARP的问题：“比这个新闻报导的常识W-问? 题（Who,?When,?Where and What）? 更令人关注的是，借米奇尼克的来访，“要给百姓和网络提供什么样子的信息”？提供了什么信息，现在大家都见到了；舆论是什么反应，大家也见到了”。并希望主办方崔卫平女士能够提供更为透明开放的真相。
吴庸先生在查证了大量资料之后，写了一篇“米奇尼克的幻想与波兰转型的实际”，认为米奇尼克有意忽视了波兰历史的真实状态。事实是：波兰从未出现过人民与当局者无条件的合作，波兰曾经处于一度被军管的险峻状态，是波兰工人与异议人士冒着生命危险做艰苦抗争，并得到国际社会的有力支持，波兰工人阶级和异议人士才将这个列宁斯大林式的共产党埋葬，开辟了民主与专制抗衡史 的新纪元，它导致柏林墙的倒塌，导致欧洲共产党重新调整夺权路径。曹长青先生的“米奇尼克给中国开错药方”一文因为上网较迟，其时有关“资格不等论”的争论已经停止。本文不予评述。
应该说，上述分析并无任何攻击性语言。但由于海外作者中有人质疑了米氏应邀访华的背景不透明，于是引发了一些意气之争，拥米派干脆将上述质疑者冠之以“反米小集团”之称。其实，上述质疑者当中，除仲、还两位居住德国且是夫妻可能有商量之外，我本人与这些作者没有任何书信往来，完全是各抒己见，连一个统一的发表阵地都没有。而国内那个小圈子的存在及同气相应，有目共睹。
刘荻则写了一篇文章“波兰的昨天与我们的今天”（自由亚洲电台7月30日），该文的要点是制造了一个谈论中国的“资格不等式”：海外流亡人士不如波兰的米奇尼克“懂中国”，而米奇尼克不如包括她在内的与米氏对话的中国人士“懂中国”，因此最好不要再谈论，以免“令人啼笑皆非”。并明确宣布她在内的小群体在国内已有充分的活动空间与固定场所。
这些争执牵涉到下一个重要问题：
二、如何看待当局默许某些人拥有活动空间存在？
这是当今中国异议运动与社会抗争中一个极为敏感的问题，但也是一个绕不过去的问题。过去每次讨论均在这个敏感问题上卡了壳，无论怎样有意义的讨论都由此导向道德批判的方向。无空间方诘问的是：为什么当局只允许这种意见存在而要打压其他意见（包括有空间方的打压在内）？有空间方则想绕开这点，以免成为靶子。这种回避式的态度不仅没解决任何争论，反而导致各方裂痕越来越深，无法形成更深刻的讨论。
米奇尼克访问中国并举行几次座谈，中国当局容许某些异议的活动空间存使外部观察者受到鼓舞。除了刘荻小姐在其文中承认她所归属的小群体有活动空间并有固定场所，一向对这个国内群体高度支持的一平认为，“不言而喻，在中国现行制度下，米氏与异议者座谈，需要得到官方的默许”。胡平在“这场对话不寻常”中亦持同样看法。现在剩下的问题应该大家对这种默许下拥有活动空间的人士及其活动应该如何看待？
我个人认为，对当局默许的某种些异议活动空间的存在，主要看他们起什么作用。
米奇尼克在中国发表的观点如果能够得到全面介绍，并且只将其当作中国未来发展的一种参考而非唯一备选建议，这当然没有问题。问题是：一，米氏北京之行的活动组织者崔卫平女士对此行介绍的资讯处于“不完全状态”。这点王天成先生已经指出，“他这次访华，建议民间力量依靠党内改革派，这话容易引起误解。这是波兰的经验，但不是波兰经验的全部”。崔女士也已在其后来发表的“老虎”一文中也部分接受了王天成的批评。二，刘荻之文的重点不在于学术思想讨论（因为她将波共两任书记统治时期的不同政治生态混成一锅煮），而是忙于从中推出了一个研究中国的“资格不等论”：米奇尼克比海外民运人士懂中国，而参与讨论的诸人比米奇尼克更懂，因此海外人士不应该就中国问题发言，发言只会“让人啼笑皆非”。对这样一篇无论是史实还是结论都有严重缺陷的文章，崔女士竟然在自己7月31日的推特上介绍说是“好文”，由此引发笔者的质问，请她解释此文“好”在哪里？并指出所谓“资格不等论”后面隐藏的是话语权之争。表达的意思是：利用目前他们拥有的独特空间，垄断中国的话语权；别人都不懂中国，意即中国的现状应当由他们说了算，备选道路也由他们说了算。这才是问题的核心。
允许某些异议空间存在，这是极权政治下的特殊现像，被剥夺了活动空间的人士再反对也改变不了这一现实，过分纠缠于这一问题上反而会导致正常讨论无法深入。倘若全国各地的有识之士都能获得相对松动的活动空间，则无疑对中国的社会进步和转型具有指标意义。通过这次争论，被中国当局默许存在并允许有活动空间的群体至少应该给自己划条行为底线：不应该凭仗自己的特许权来剥夺他人的发言权与行动权，即使当局允许其拥有存在空间的本意是要造成如此局面。只要拥有空间者不理直气壮地制造“资格不等论”、不打压他人的言论与行动自由，有这种经过当局允许放行的空间存在，比完全没有要好一点。这是我的第一点建议。
第二点建议，拥有空间者既然希望就现实问题发言，无论如何请多读点研究中国现实的学者的重要文献，这样在其引领中国转型讨论时才不至于漫无边际甚至让人不知所云。比如崔卫平女士的“老虎“一文，标题听起来很好，但其主旨无非是希望民众不要有仇恨与加强社会自主性。不知她是完全不知道以下中国问题的存在还是故意避开？一、目前最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官员不要视百姓如寇仇，动辄暴力相向（6月湖北武汉发生维稳办厅座太太被当作上访者殴打即一例）。二、是谁剥夺了社会的自主性？中国对NGO形成的分类控制模式，并视外国NGO（包括拿外国资助）为颜色革命工具不断收缩其生存空间，今年由国家外汇局下发“关于境内机构捐赠外汇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导致一些被中国当局视为“政治敏感”的NGO面临“断粮”之虞等类事情，似乎都不在她关心的视野之内；三、中国民众是否拥有制定“驯兽规则”的权利。而上述这些，在孙立平先生领衔的清华课题组有关维稳形势分析的报告里谈得很清楚：是当局体制性防卫过当（意即施暴过多），希望政府能够理性定位当前的社会矛盾，对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矛盾的特征和性质重新判断，不要把利益表达与社会稳定对立起来。于建嵘先生的有关刚性维稳的论述也很到位。这与崔卫平女士的劝说对像定位完全不同。孙、于两位劝说的是政府，希望政府不要继续施暴，而崔女士劝说的是民众不要仇恨，等待隐含的意思是忍受。
第三点建议，正确认识公民社会的制度平台与官方默许存在的小空间之本质差异。民间各种反抗与维权活动此起彼伏，但因陷入孤立而未能互相呼应，无一能免于被官方镇压的下场。散沙般的个人行动转化为集体行动需要一定的社会条件。这些，在集体行动理论与社会运动理论中均有很清楚地阐释，中国政府目前扼杀的就是民间的自组织能力所需要的各种资源。作为学者，我一直关注形成社会压力集团的各种条件的萌芽与变化，以及压力传导是否有可能形成制度化通道。如果将极其狭小的、经当局默许而存在并严格限制的“空间”当作“公民社会”已经足够壮大的论据，如刘荻小姐等人那样，只能说是自欺欺人之谈。即使是艾未未先生、冯正虎先生等韧性反抗，目前也只能算是一种有民意基础的个人反抗，与当局之间并未形成任何制度性反馈。尽管他们的努力是通向公民社会必不可少的行动积累，我个人对此也怀有很高的敬意。（我不同意西方有评论将艾未未的反抗类比于68年人或者嬉皮士，因为艾的行动无论是所承受的巨大风险还是其尖锐激烈程度与社会影响方面，都与后者不在一个层级上。）
三、对今后中国转型路径选择的看法
由于朝野掌握的资源及力量处于完全不对称状态，可以说，如何选择转型路径，左右中国转型走向的主动权在官方手中而非民间手中，这点我想大家都应该没有歧见。有歧见的是如何迫使官方作出理性选择。
中国目前的危局除了瞒旰自大、闭目塞听的当局之外，凡有头脑且愿意睁开眼睛看现实的人都能看见。且不说每天发生于各地的社会抗争与各种暴力事件的蔓延，即使是精英集团也有人开始反思。有官方背景的共识网本着“补屋”的精神保持了网站的相对开放性，在当局容忍的极限, 内让该网站成为一个国内所没有的意见平台。头脑清醒的学者们也纷纷以各种形式发表了自己的意见（如中国模式的讨论与维稳的讨论），作为老太子党成员的中国招商局集团董事长秦晓从今年一月以来，在好些场合都坚持发表过自己对中国转型的看法，认为不应该坚持所谓“中国模式”，要遵循普世价值建立一套保障实现个人权利的制度。一向以不得罪政府为原则的企业界人士也有人大胆表态，比如搜狐总裁张朝阳今年2月曾发表演讲“不完全的市场经济妨碍竞争力”，呼吁政府在经济领域内允许自由竞争。一句话，穷则变，变则通。大家都希望当政者能够高尚一次或者清醒过来，为中国找到一条成本小且能够避免社会碎片化的转型之路。
从底层人民受剥夺的情况来看，以任何形式改变中国目前的政治格局都有道义基础。但问题是“非不为也，是不能也”，人民并无任何有效的组织资源与支撑组织行动的经济资源。中国实现和平转型是所有人（包括国际社会）的梦想，但中国的现状却注定这条路在中国目前看来有点渺茫。面对转型困局，我只能认为，条条大路通罗马，人们可以通过一切可能的方式向当局抗争，但选择了某种方式的人不能因为别人选择了不同方式就拼命打压，用各种方式将别人污名化弱智化并打击之。要知道海外流亡人士因当年的抗争失去了家园，但并没有失去讨论中国问题的资格。他们讨论中国问题的能力与水平如何，读者自有判断能力。而且我还提醒国内同胞：对于海外流亡人士来说，促进中国实现民主化与其说与他们的利益相关，还不如说只是与其理想相关。于我本人来说，斯国，斯土，与其说是我的生存之地，还不如是情感安放之地。大家天天在谈印度的非暴力不合作抗争运动，根本不知道这场运动的早期领袖人物当中，还有选择了完全退隐的室利阿罗频多（《周天集》的作者）。我本人就很喜欢这位圣哲在心灵上的恬淡出世。民主理想如能实现，我在不在中国又有何妨？
无论如何，这轮争论中我看到了一点希望：与上一轮“有敌无敌论”之讨论相比，这一轮要相对有理性得多。“拥米派”的核心小圈子最初也玩过以前打群架骂人的把戏，但这势头只在推特上出现过一会，很快就被止住了。而一些活跃推友这次没有以阵营为线无条件支持“资格不等论”，而是从道理出发，对“资格不等论”表达了某种否定。崔女士最后也间接否认了自己推重刘荻小姐的“资格不等论”，表现出了理性与克制。
有关中国转型的讨论与行动还将继续。“路是长的，门是窄的”，每一步脚下都会踩着荆棘。但在民主化实现之前，中国人还得一步一步地走下去。我虽身居海外，却愿与我的同胞风雨同行。
（原文发表于《纵览中国》网站）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观点和陈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