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0年8月6日訊】 主張“自我克制的革命”的米奇尼克來了一趟中國，提了一些對中國人的建議後又走了。在他來說，只是與異國人士的一次交談。但由於這些建議被上升成中國今後和平轉型的指南，因此成了“聖物”。一些對米奇尼克開出的轉型藥方有不同意見的國內人士及海外政治流亡人士，因為對米氏建議――“只有依靠黨內改革派才能實現非暴力轉型”，要對共產黨保持“想像力”等提出批評意見，因此最後釀成一場局部性的思想暴雨。由於這種爭論今後還會發生，我想將這次爭論涉及到的一些重要規則寫出來，留為今後參照。
一、有關米奇尼克北京之行討論概述
為了行文方便，姑且將雙方稱之為擁米派與質疑者。這次思想對壘留下了一些經過認真思考的文章：
擁米派的主要文章如下：崔衛平：“在社會衝突中尋找共同語言 ——訪問亞當·米奇尼克”，“ 米奇尼克對話中國公民（整理版）”。崔衛平後寫的“把老虎趕進籠子裡”（以下簡稱“老虎”）發表於第一輪爭論之後，影響不如前兩文大，留後再論。
擁米派對米奇尼克思想最為推崇的就是要社會公眾無條件地放棄對統治集團的嚴重不滿，在政府對其暴政日益變本加厲的條件下“彌合”民眾與政府之間的裂痕。如“只有依靠黨內改革派才能實現非暴力轉型”，“面對共產黨，我們缺乏想像力”等都是圍繞這一觀點的闡發。總之，還是以前那套“我們不做政治反對派”，等待共產黨慢慢自我改革思路的延伸。
通過參與與米氏座談的戴晴女士那篇“米奇尼克到北京”，我才知道上述兩文對米奇尼克北京之行的介紹並不完整。面對中國轉型這個問題，中國知識界的思考其實都很沉重，他們對中國現狀有清醒的認識。從戴晴文章介紹的內容來看，參與這次座談的知識界人士，不少只是將與米氏的交流當作一種信息參考，米氏甚至未能充分理解他們提出的一些問題的重要性，對中國問題甚是隔膜。
崔衛平女士對米氏的采訪與“米奇尼克對話中國公民”發表後，質疑之聲四起，只有小圈子裡的一些人仍然熱捧。其中比較有代表性的質疑是以下幾篇，按發表時間順序列於下：
劉自立先生發表了“米尼齊克的波蘭觀不適應中國”。這篇文章的要點是：波蘭社會轉型前，其社會主義財產結構和權力結構，既未發展到毛澤東時期的絕對貧困，也不是鄧式富裕時期的億萬 資產太子化。而這兩大結構的存在，形成了一種由財產主導的中共資源壟斷，是中國施行改革， 革命摯肘的根本性前提。其次則是當時的國際局勢非常有利，蘇聯瓦解和無力應付東毆政局，是東歐與波蘭人民借此推翻共產政權的前提，甚至唯一前提。因此，參考波蘭這個小國的經驗，根本不是中國應選之策。
筆者之文名“他人的經驗與我們的現實 ——有關米奇尼克中國對話的幾點思考”，從分析1989年以前中國黨內改革派與保守派的鬥爭歷史入手，指出米奇尼克要中國人將和平轉型希望寄托在中共黨內改革派身上只是不切實際的幻想。繼之指出中波兩國在社會條件根本不同。米奇尼克介紹的波蘭和平轉型成功的前提，即波蘭自由運動三大因素：知識界、工人和天主教等，在今天的中國基本缺位。筆者在文中還指出另一重要條件：“蘇東波”到來時，波蘭的國家與社會已成二元對立之格局：國家（即政權）掌握在共產黨手裡，而社會卻已經是民主派的天下，執政黨和反對派形成分庭抗禮之局。中國現實並無此等條件。文章末尾，筆者指出中國要想建立以社會公正為目標的民主社會，只有“殺死希特勒”（極權體制）才有出路。
仲維光先生在“質疑米奇尼克”一文中，對米氏北京之行表達的觀點感到震驚不解，認為有悖於米氏一貫思想。他梳理了米氏思想的脈絡，再次強調他認為米奇尼克的這段話不僅對西歐、東歐，而且對中國、北朝鮮、乃至古巴仍然無條件地有效：“沒有不是極權主義的共產黨。要麼它是極權主義的，要麼它就不再是共產黨了。”還學文在“對米奇尼克訪問北京的另一種疑問”中表達了自己的看法。她憑著自己多年來對米氏的了解，認為問題可能出在對米氏座談不完整的介紹上，並提出一個非常SHARP的問題：“比這個新聞報導的常識W-問? 題（Who,?When,?Where and What）? 更令人關注的是，借米奇尼克的來訪，“要給百姓和網絡提供什麼樣子的信息”？提供了什麼信息，現在大家都見到了；輿論是什麼反應，大家也見到了”。並希望主辦方崔衛平女士能夠提供更為透明開放的真相。
吳庸先生在查證了大量資料之後，寫了一篇“米奇尼克的幻想與波蘭轉型的實際”，認為米奇尼克有意忽視了波蘭歷史的真實狀態。事實是：波蘭從未出現過人民與當局者無條件的合作，波蘭曾經處於一度被軍管的險峻狀態，是波蘭工人與異議人士冒著生命危險做艱苦抗爭，並得到國際社會的有力支持，波蘭工人階級和異議人士才將這個列寧斯大林式的共產黨埋葬，開辟了民主與專制抗衡史 的新紀元，它導致柏林牆的倒塌，導致歐洲共產黨重新調整奪權路徑。曹長青先生的“米奇尼克給中國開錯藥方”一文因為上網較遲，其時有關“資格不等論”的爭論已經停止。本文不予評述。
應該說，上述分析並無任何攻擊性語言。但由於海外作者中有人質疑了米氏應邀訪華的背景不透明，於是引發了一些意氣之爭，擁米派干脆將上述質疑者冠之以“反米小集團”之稱。其實，上述質疑者當中，除仲、還兩位居住德國且是夫妻可能有商量之外，我本人與這些作者沒有任何書信往來，完全是各抒己見，連一個統一的發表陣地都沒有。而國內那個小圈子的存在及同氣相應，有目共睹。
劉荻則寫了一篇文章“波蘭的昨天與我們的今天”（自由亞洲電台7月30日），該文的要點是制造了一個談論中國的“資格不等式”：海外流亡人士不如波蘭的米奇尼克“懂中國”，而米奇尼克不如包括她在內的與米氏對話的中國人士“懂中國”，因此最好不要再談論，以免“令人啼笑皆非”。並明確宣布她在內的小群體在國內已有充分的活動空間與固定場所。
這些爭執牽涉到下一個重要問題：
二、如何看待當局默許某些人擁有活動空間存在？
這是當今中國異議運動與社會抗爭中一個極為敏感的問題，但也是一個繞不過去的問題。過去每次討論均在這個敏感問題上卡了殼，無論怎樣有意義的討論都由此導向道德批判的方向。無空間方詰問的是：為什麼當局只允許這種意見存在而要打壓其他意見（包括有空間方的打壓在內）？有空間方則想繞開這點，以免成為靶子。這種回避式的態度不僅沒解決任何爭論，反而導致各方裂痕越來越深，無法形成更深刻的討論。
米奇尼克訪問中國並舉行幾次座談，中國當局容許某些異議的活動空間存使外部觀察者受到鼓舞。除了劉荻小姐在其文中承認她所歸屬的小群體有活動空間並有固定場所，一向對這個國內群體高度支持的一平認為，“不言而喻，在中國現行制度下，米氏與異議者座談，需要得到官方的默許”。胡平在“這場對話不尋常”中亦持同樣看法。現在剩下的問題應該大家對這種默許下擁有活動空間的人士及其活動應該如何看待？
我個人認為，對當局默許的某種些異議活動空間的存在，主要看他們起什麼作用。
米奇尼克在中國發表的觀點如果能夠得到全面介紹，並且只將其當作中國未來發展的一種參考而非唯一備選建議，這當然沒有問題。問題是：一，米氏北京之行的活動組織者崔衛平女士對此行介紹的資訊處於“不完全狀態”。這點王天成先生已經指出，“他這次訪華，建議民間力量依靠黨內改革派，這話容易引起誤解。這是波蘭的經驗，但不是波蘭經驗的全部”。崔女士也已在其後來發表的“老虎”一文中也部分接受了王天成的批評。二，劉荻之文的重點不在於學術思想討論（因為她將波共兩任書記統治時期的不同政治生態混成一鍋煮），而是忙於從中推出了一個研究中國的“資格不等論”：米奇尼克比海外民運人士懂中國，而參與討論的諸人比米奇尼克更懂，因此海外人士不應該就中國問題發言，發言只會“讓人啼笑皆非”。對這樣一篇無論是史實還是結論都有嚴重缺陷的文章，崔女士竟然在自己7月31日的推特上介紹說是“好文”，由此引發筆者的質問，請她解釋此文“好”在哪裡？並指出所謂“資格不等論”後面隱藏的是話語權之爭。表達的意思是：利用目前他們擁有的獨特空間，壟斷中國的話語權；別人都不懂中國，意即中國的現狀應當由他們說了算，備選道路也由他們說了算。這才是問題的核心。
允許某些異議空間存在，這是極權政治下的特殊現像，被剝奪了活動空間的人士再反對也改變不了這一現實，過分糾纏於這一問題上反而會導致正常討論無法深入。倘若全國各地的有識之士都能獲得相對松動的活動空間，則無疑對中國的社會進步和轉型具有指標意義。通過這次爭論，被中國當局默許存在並允許有活動空間的群體至少應該給自己劃條行為底線：不應該憑仗自己的特許權來剝奪他人的發言權與行動權，即使當局允許其擁有存在空間的本意是要造成如此局面。只要擁有空間者不理直氣壯地制造“資格不等論”、不打壓他人的言論與行動自由，有這種經過當局允許放行的空間存在，比完全沒有要好一點。這是我的第一點建議。
第二點建議，擁有空間者既然希望就現實問題發言，無論如何請多讀點研究中國現實的學者的重要文獻，這樣在其引領中國轉型討論時才不至於漫無邊際甚至讓人不知所雲。比如崔衛平女士的“老虎“一文，標題聽起來很好，但其主旨無非是希望民眾不要有仇恨與加強社會自主性。不知她是完全不知道以下中國問題的存在還是故意避開？一、目前最嚴重的問題是教育官員不要視百姓如寇讎，動輒暴力相向（6月湖北武漢發生維穩辦廳座太太被當作上訪者毆打即一例）。二、是誰剝奪了社會的自主性？中國對NGO形成的分類控制模式，並視外國NGO（包括拿外國資助）為顏色革命工具不斷收縮其生存空間，今年由國家外彙局下發“關於境內機構捐贈外彙管理有關問題的通知”，導致一些被中國當局視為“政治敏感”的NGO面臨“斷糧”之虞等類事情，似乎都不在她關心的視野之內；三、中國民眾是否擁有制定“馴獸規則”的權利。而上述這些，在孫立平先生領銜的清華課題組有關維穩形勢分析的報告裡談得很清楚：是當局體制性防衛過當（意即施暴過多），希望政府能夠理性定位當前的社會矛盾，對市場經濟條件下社會矛盾的特征和性質重新判斷，不要把利益表達與社會穩定對立起來。於建嶸先生的有關剛性維穩的論述也很到位。這與崔衛平女士的勸說對像定位完全不同。孫、於兩位勸說的是政府，希望政府不要繼續施暴，而崔女士勸說的是民眾不要仇恨，等待隱含的意思是忍受。
第三點建議，正確認識公民社會的制度平台與官方默許存在的小空間之本質差異。民間各種反抗與維權活動此起彼伏，但因陷入孤立而未能互相呼應，無一能免於被官方鎮壓的下場。散沙般的個人行動轉化為集體行動需要一定的社會條件。這些，在集體行動理論與社會運動理論中均有很清楚地闡釋，中國政府目前扼殺的就是民間的自組織能力所需要的各種資源。作為學者，我一直關注形成社會壓力集團的各種條件的萌芽與變化，以及壓力傳導是否有可能形成制度化通道。如果將極其狹小的、經當局默許而存在並嚴格限制的“空間”當作“公民社會”已經足夠壯大的論據，如劉荻小姐等人那樣，只能說是自欺欺人之談。即使是艾未未先生、馮正虎先生等韌性反抗，目前也只能算是一種有民意基礎的個人反抗，與當局之間並未形成任何制度性反饋。盡管他們的努力是通向公民社會必不可少的行動積累，我個人對此也懷有很高的敬意。（我不同意西方有評論將艾未未的反抗類比於68年人或者嬉皮士，因為艾的行動無論是所承受的巨大風險還是其尖銳激烈程度與社會影響方面，都與後者不在一個層級上。）
三、對今後中國轉型路徑選擇的看法
由於朝野掌握的資源及力量處於完全不對稱狀態，可以說，如何選擇轉型路徑，左右中國轉型走向的主動權在官方手中而非民間手中，這點我想大家都應該沒有歧見。有歧見的是如何迫使官方作出理性選擇。
中國目前的危局除了瞞旰自大、閉目塞聽的當局之外，凡有頭腦且願意睜開眼睛看現實的人都能看見。且不說每天發生於各地的社會抗爭與各種暴力事件的蔓延，即使是精英集團也有人開始反思。有官方背景的共識網本著“補屋”的精神保持了網站的相對開放性，在當局容忍的極限, 內讓該網站成為一個國內所沒有的意見平台。頭腦清醒的學者們也紛紛以各種形式發表了自己的意見（如中國模式的討論與維穩的討論），作為老太子黨成員的中國招商局集團董事長秦曉從今年一月以來，在好些場合都堅持發表過自己對中國轉型的看法，認為不應該堅持所謂“中國模式”，要遵循普世價值建立一套保障實現個人權利的制度。一向以不得罪政府為原則的企業界人士也有人大膽表態，比如搜狐總裁張朝陽今年2月曾發表演講“不完全的市場經濟妨礙競爭力”，呼吁政府在經濟領域內允許自由競爭。一句話，窮則變，變則通。大家都希望當政者能夠高尚一次或者清醒過來，為中國找到一條成本小且能夠避免社會碎片化的轉型之路。
從底層人民受剝奪的情況來看，以任何形式改變中國目前的政治格局都有道義基礎。但問題是“非不為也，是不能也”，人民並無任何有效的組織資源與支撐組織行動的經濟資源。中國實現和平轉型是所有人（包括國際社會）的夢想，但中國的現狀卻注定這條路在中國目前看來有點渺茫。面對轉型困局，我只能認為，條條大路通羅馬，人們可以通過一切可能的方式向當局抗爭，但選擇了某種方式的人不能因為別人選擇了不同方式就拼命打壓，用各種方式將別人污名化弱智化並打擊之。要知道海外流亡人士因當年的抗爭失去了家園，但並沒有失去討論中國問題的資格。他們討論中國問題的能力與水平如何，讀者自有判斷能力。而且我還提醒國內同胞：對於海外流亡人士來說，促進中國實現民主化與其說與他們的利益相關，還不如說只是與其理想相關。於我本人來說，斯國，斯土，與其說是我的生存之地，還不如是情感安放之地。大家天天在談印度的非暴力不合作抗爭運動，根本不知道這場運動的早期領袖人物當中，還有選擇了完全退隱的室利阿羅頻多（《周天集》的作者）。我本人就很喜歡這位聖哲在心靈上的恬淡出世。民主理想如能實現，我在不在中國又有何妨？
無論如何，這輪爭論中我看到了一點希望：與上一輪“有敵無敵論”之討論相比，這一輪要相對有理性得多。“擁米派”的核心小圈子最初也玩過以前打群架罵人的把戲，但這勢頭只在推特上出現過一會，很快就被止住了。而一些活躍推友這次沒有以陣營為線無條件支持“資格不等論”，而是從道理出發，對“資格不等論”表達了某種否定。崔女士最後也間接否認了自己推重劉荻小姐的“資格不等論”，表現出了理性與克制。
有關中國轉型的討論與行動還將繼續。“路是長的，門是窄的”，每一步腳下都會踩著荊棘。但在民主化實現之前，中國人還得一步一步地走下去。我雖身居海外，卻願與我的同胞風雨同行。
（原文發表於《縱覽中國》網站）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