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0年1月8日讯】今天想跟大家讨论一下关于“中国地方割据势力的崛起”。在过去一年当中，中国政坛出现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就是以省为单位的地方势力正在出现，他们的表现是出现了并非中央主导的政策方针的声音，典型的例子就是重庆的“唱红打黑”。
前所未有的地区性政治运动
我们上次已经讨论过重庆的“唱红打黑”了，主要是从打击所谓的黑势力这个角度来看。今天我们从政策的角度来看的话，重庆的“唱红打黑”是重庆市市委书记薄熙来一个人所发动起来的，他所打击的对象，其实就是前重庆市领导在重庆的势力?τ?围。“唱红”就是唱红歌、发红色短讯、读红书；打黑就是打击所谓的黑势力。而这个所谓的黑势力现在争议非常大，但不管是唱红还是打黑，它都是作为一种政治运动来进行的。
重庆的“唱红打黑”是全国独一无二的，属于地方性的政治运动，这在中共的统治历史上还从来没有发生过。因为在中共统治期间，甚至在它统治之前，它内部进行的政治清洗，和1949年以后在全国发动的各项政治运动都是全国性的，是由中央开始发动再利用地方，即使是文革所谓的发动群众，它也是从最高当局、最高统治者毛泽东开始发动，再从最底层发动起来而进行的政治运动。没有一个政治运动是地区性的。
“唱红打黑”在中共统治史上是独一无二的，我把它叫做地方性的政治运动。首先，唱红歌就是唱30年以前，也就是中共搞改革开放以前的一些所谓的革命歌曲。也就是说，这30年来中共已经把基本的政策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了，它的统治手段、它的合法性也变成“经济发展是硬道理”这种形式了。所以30年前的红歌，从理论上说已经不是今天中共的主要政策了。因为30年前的红歌，它的基本出发点、基本的理论依据是在毛泽东的无产阶级革命之下继续革命，也就是说它的合法性是以坐江山的时候仍然进行革命的方式来实现的。
那打黑呢，一般来说，在中共统治史上特别是最近30年，打黑主要是搞什么严打运动这一类的，也都是属于全国性的行动。而且以往这一类的活动都是由中央政法委统一布署，打黑或者是打击所谓中共认为的非官方组织或者是活动，如果它牵涉到省、直辖市自治区这一级官员的打击行动的话，属于内部清洗的行动的话，一般它都要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中纪委）来动手。极少甚至可以说没有出现由本省、本市的一把手对本省的主要官员进行如此大规模的清洗，这是没有发生过的。
重庆打黑的矛头显然指向原重庆市委书记，现任的广东省委书记汪洋和他手下那批留下来的人马，所以重庆打黑抓的政府官员都是汪洋主政时候的那些要员，包括他的市公安局长、市司法局长这些。在中共的政治生活当中，有所谓的“打狗看主人”。在中共历史上很少有官员是真正由于经济问题或者是黑社会问题而下台的。除了在毛泽东时期可能由于打腐败、打贪污而杀过一些犯了经济问题的官员以外，改革开放以后就很少了。一般都是在政治上失利以后，再以经济或者是腐败等等借口来处置的。
这一套用经济方式来处理政治问题，特别是来处置党内斗争的问题，基本上是在江泽民统治时期开始制订这些规矩的。江泽民当时之所以要用这种方式来治理，是因为毛泽东时代的统治主要是个人的绝对权威，他在打江山的过程当中，通过历次极其残酷的政治运动，他就能夺取江山，他是这样建立起他的绝对权威。这个绝对权威再加上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这个理论，就使得毛泽东时期打击对手、打击敌人的时候，直接了当的套上一个政治帽子，以政治的方式来处理政治问题。很少有政治问题是用非政治方式来处理的，不管他这个帽子是真实的还是假的，包括文革的时候打刘少奇、邓小平都是这样的。
到了邓小平时期，邓小平原来掌有二野的整个势力范围，加上当时在华东地区作战的时候，二野和三野联合作战，所以他有一批他的势力。而且他又属于第一代跟着毛泽东打江山的，他有他的一套相对的权威，不是完全绝对的权威。所以一帮老人们以邓小平为主，联合起来统治，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不需要用经济的方式，没有必要用经济的方式来打击对手，他可以用其它的政治方式，也可以用非政治的方式，但不必要使用经济方式。
到了江泽民统治时期，一方面是共产主义的理论、共产主义的思想体系已经没有了，江泽民统治开始，中共事实上已经成了一具政治僵尸，没有理论没有思想。那么在这个情况下，中共只能用这种方式，用所谓反腐败的方式来控制它自己统治的基础以及它这些官员队伍，怎么能让这些官员效忠于它。因为他们没有任何理由去效忠它，所以它开始的规则就是在官场上放手腐败。那时候曾经流传一句话，中纪委专门去查什么呢？查那些还没有那么腐败的，把那些不腐败的都打完了，剩下的都是腐败的，保证一旦政治需要的情况下，每个官员都有小辫子可以抓。
所以反腐败就成了最高当局打击政敌的统治之道。这种情况下才会出现像北京市委书记陈希同的反腐案，和上海市委书记陈良宇的反腐案，这两个人其实就是两代中共统治集团以反腐为借口打击对手的牺牲品。从这个方面来看的话，我们确认重庆的打黑并不完全是所谓的司法或者是行政方面的问题，它至少有一部分是对汪洋及其所属的系统来叫板。
而汪洋本人也同样是这么做的。他到了广东以后，立刻就清洗了以陈绍基为首的政法系，包括把陈绍基、王华元这些属于江系的人马给清洗掉，原来广东那些不听现在中南海统治者的那个政法系也给清洗掉了，也是以反腐的名义搞的。同时他也搞掉了江在广东的红人黄丽满一手提拔起来的许宗衡。显然汪洋到广东所做的这一套也是打狗打给主人看的。
我们现在就来分析一下，重庆发动的这一场地方性政治运动，它的可能的原因是什么？我想第一、有可能就是薄熙来自己的行动，当然他可能得到了中央某种势力的支持。那么从他的背景来分析，在太子党或者团派、比较年轻的50后这一代领导人当中，薄熙来是比较早出道的，但是很快就被跟他同时出道，甚至没有他早的李克强和习近平给超出了，因为在这一届中央政治局里面，50后的领导人当中只有这两个人进去了。薄熙来本以为自己可以进去的，却没有进去，他从辽宁省省长调到中央，到商业部当部长以后，没有进一步的提升，反而外放到了属于边远地区的重庆。因此对于薄熙来来说，他非常需要有一鸣惊人的政治创建或者政治上的突破。
大家如果回忆起来的话，薄熙来之所以能够得到江系人马的重视，就是因为早年江泽民到大连去的时候，他在大连搞了一整套讨好江泽民的个人崇拜的东西，所以才得到江泽民的赏识。那种大搞地区性的政治行动以讨好或者影响中央对他的看法，对薄熙来来说是驾轻就熟的。这是第一个可能的原因。
第二个可能的原因就不是他自己行动了，而是中央某种势力指使他这样做的。那么这个中央某种势力呢，显然就是要利用唱红打黑的方式来树立他的典型，并给中央另外一种势力施加政治压力或者是政治影响，来达到这个集团的目的。这是有可能的。再加上薄熙来的个人野心，中央某个势力和薄熙来的个人就一拍即合，导致在重庆出现了地方性的政治运动。
这个运动开战以后，中纪委就派工作组到重庆，到了重庆以后，强调不要把它搞成运动，这时薄熙来就承认打黑是被迫的，这个调子是比原来降低了很多。显然中纪委的工作组带去的一个不同意的意见或者是不同的意见。但是并没有改变他处理这些人的方式，他照样进行了大规模的庭审，而律师又进行了无罪辩护，包括来自北京的律师。结果薄熙来这一方把一些消息透露出去以后，导致共青团体系的《中国青年报》大肆的捧薄熙来这个打黑行动，而央视却去采访法律界的权威做了一个节目，显然是和《中青报》唱对台戏。
到了12月31号新华网和人民网都发表了长篇文章，介绍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广东省委书记汪洋的仕途轨迹，实际上是大肆吹捧汪洋的。这就形成了不仅仅是省级大员薄熙来和汪洋之间对峙的局面，也出现了中央级的喉舌媒体面对面交锋这种非常罕见的情况。
我们来看一下，如果说事情是第一种可能性的话，是薄熙来自己的行动的话，那么也就是说这个省级大员，一个省委书记或者省长已经具备了敢于向中央挑战的实力，或者是讨价还价的实力。这在中共这个高度集权统治的体制底下是非常不寻常的，因为中共的政策长期以来并不在乎这个政策对还是不对，而在乎谁提出这个政策来。
1959年的庐山会议，毛泽东本来也打算纠正大跃进犯的错误，谁知道彭德怀上来就是一个万言书，所以毛泽东立刻就转向了，尽管这个万言书里面提出来的一些措施可能是毛泽东本来就想做的，但是毛却不容许别人提出这个观点来。于是他立即转向反右，所以1959年的庐山反右倾机会主义，实际上是因为一个不应该提出“纠左”建议的人提出来了。这就说明在中共统治的高度集权体制下，政策是不可以由地方提出来的，它并不在乎这个政策对还是不对，是不是符合现在中央领导人走以前“左”的路线，或者是不是要对所谓泛滥的黑社会进行打击，而在乎是谁提出来的。所以这只能看成是一种挑战。
如果是第二种情况，是中央某种势力的话，那就说明中央有人需要利用地方政权来进行中央的政治斗争，也就是利用地方政权来做为他政治斗争的筹码，也就表明中央一级的斗争已经尖锐到了不可调和的程度。
如果我们回忆一下的话，这种情况在中共统治时期只发生过一次，就是在文革前，由于大跃进、三面红旗的错误导致了几千万人的非正常死亡，中共党内确实有把毛泽东架空的趋势。当时毛泽东确实感觉到他在被神化的同时也有被架空的危险，有可能人们会把他保留偶像，而他却失掉了实权。当时的北京市委，按毛泽东的说法是“针插不入、水泼不进”，所以毛泽东只能派江青到上海去，找姚文元写了一篇《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从上海进行突围。这种迂回的找到地方势力，然后用地方势力反过来揭开中央斗争的情况，在中共历史上只有毛一个人。而毛当时至少在统治阶层内部和在全民当中，作为一个中共独一无二的领袖人物这个形象还没有遭到挑战。
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如果是第二种情况，是中央某种势力要利用地方势力搞一个地方性的政治运动来进行政治斗争的话，那也就说明这个政治斗争在中央已经是相当尖锐而且不可调和了。然而不管这两种情况是哪一种情况，都表明中共在中央一级和各省的关系当中，它的政治环境已经出现了非常大的麻烦，这个麻烦在中共的历史上没有出现过。不管怎么说，毛泽东在搞文化大革命的整个过程当中，他从来没有丧失过权威，而今天中共的政治领导人没有一个有当年毛泽东在发动文化大革命之前的号召力。
地方政权插手中央事务
另外一个引人注目的地方势力染指中央权力的例子，就是我们上一次讲到的，上海的冯正虎滞留在东京成田机场这个案子，和其他民运人士比较不同的是，冯正虎在为自己维权的过程当中，从来没有介入任何对中共政治体制形成挑战，或者是有意挑战的活动，他的活动仅仅是维权。一开始的时候他是为自己维权，然后为其他上访民众维权，他所针对的从来没有超出过对他本人造成冤案的上海司法部门和上海新闻出版局。冯正虎的问题完全是一个地区性的问题，而不是一个全局性的问题，也不是一个对体制形成挑战的问题。
现在我们知道，上海市公安局是介入了，阻止他入境了，所以上海当局是越权插手纯粹属于国家权力的出入境事务，不仅阻止持有合法证件的中国公民入境，而且把已经入境了的中国公民重新赶出国境。因为在冯正虎8次回国当中，有一次就是在入境以后又被警方强制的送出境外。
在这种情况下，无论上海当局是直接越权插手边境事务，它是直接命令上海海关或者是插手，还是通过中国全国的海关在地方上实现，都表明上海的地方政权已经可以在访民的问题上……这不是一个群体事件，不是一个政治事件，而是一个访民这么一件事情上，就可以任意干预中央的事务，而中央不管是什么原因都只能认栽。为什么这样说？因为至今已有60多天了，冯正虎仍然在东京的成田机场，继续让中共在全世界面前丢人现眼，而中央一点办法都没有。
这是两起比较典型的例子，表明地方势力确实已经到了相当的程度了。而且还不仅仅在政治上，在经济上各省、各地方早就对中央实行挑战了，中央的宏观调控政策，很多人说政令根本不出中南海。所以中国的地方势力不仅在经济上有对中央进行挑战的能力，而且在政治上有呼风唤雨、挑战中央，或者给中央惹麻烦的力量。
不仅如此，地方势力同样也拥有武装，这一点可能大家没注意到。中国的武装力量当中，除了正规军、军队，目前地方势力还没有办法直接调动以外，其它的武装力量，事实上都可以在省一级被省的党政头目调动。
除了军队以外，排在第一的武装力量就是武警，武警在理论上是由中央军委和国务院双重指挥，而在各地是各地的公安部门和党委都可以指挥的。这和武警的职能是相对应的，因为武警的职能就是对内镇压，成立时和后来加强的时候都是为了同一目的。所以随着国内群体事件的增加和规模的扩大，冲突的激烈程度也会越来越强，对武警反应的机动性和快速性的要求就越来越高，因此对武警调动权限的下放，不仅是不可避免，而且事实上已经实施很久了，长期以来，省一级就可以调动武警。
而在新出笼的武警法的一审稿当中，甚至给了县级公安局调动武警的权限，后来由于害怕、担心县级公安局会滥用警力，所以才改成正式公布的：具体批准权限和程序由国务院中央军委规定。它规定的是中央来规定批准权限，而不是中央才有批准权限，这是不同的。中央规定批准权限，中央可以规定省里有调动权力，也可以规定地区一级有调动权力，而不是说每次调动都要中央批准。所以真正武警的用兵权还是在省，甚至省以下的党政部门。
除了武警以外，还有民兵、城管，还有和官府勾结的私人武装。大家不要小看城管，从实战经验来看，城管这一支准武装力量是最强的，他们每天都在和城市里的小贩、城市里的平民、城市的居民进行真正的城市游击战。比起海军的护航船只对于索马里海盗一筹莫展，最后还是付了几百万美元的赎金，才把被挟持的“德新海号”赎回来。相比较而言，城管可真的是身经百战了。
历史和现实的比较
历史上，晚清末期，清政府对各省巡抚、新军将领、地方大员的控制能力已经大大的削弱了，尤其是袁世凯小站练兵以后，培养了一批新军军官，在各省逐渐掌握了大权。当辛亥革命爆发以后，各省很快的就响应了，其中原因之一就是在辛亥革命爆发之前，清政府对各省掌握大权的政军首长的控制已经很弱了。
各省的响应除了一部分是革命党搞的，其它相当一部分就是原来的巡抚、协统等等新军的将领参加了，而且他们成了新成立的中华民国军政府的都督。而当时各省军政首长加入响应辛亥革命，是清政府后来不得不和袁世凯谈判，最后同意下野的一个最主要的原因。当然后来由于各个省的权力太大，在中华民国成立以后，有相当一段时间造成了北洋军阀在各地割据的基础。
从这两年发动政治运动，到以政治运动的方式进行打击政敌，到对中央边境出入管理权力的插手，再到各地武警在镇压民众当中，能够随意的、任意的调动兵力甚至开枪，这都充分显示地方势力正在崛起。这个地方势力就和清朝末年、民国初期时候的所谓割据势力相当的类似，这是在中共统治史上从来没有出现过的现象，也是值得大家关注的现象。
（本文分析不代表新唐人观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