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0年1月8日訊】今天想跟大家討論一下關於「中國地方割據勢力的崛起」。在過去一年當中，中國政壇出現了一個非常有意思的現象，就是以省為單位的地方勢力正在出現，他們的表現是出現了並非中央主導的政策方針的聲音，典型的例子就是重慶的「唱紅打黑」。
前所未有的地區性政治運動
我們上次已經討論過重慶的「唱紅打黑」了，主要是從打擊所謂的黑勢力這個角度來看。今天我們從政策的角度來看的話，重慶的「唱紅打黑」是重慶市市委書記薄熙來一個人所發動起來的，他所打擊的對象，其實就是前重慶市領導在重慶的勢力?τ?圍。「唱紅」就是唱紅歌、發紅色短訊、讀紅書；打黑就是打擊所謂的黑勢力。而這個所謂的黑勢力現在爭議非常大，但不管是唱紅還是打黑，它都是作為一種政治運動來進行的。
重慶的「唱紅打黑」是全國獨一無二的，屬於地方性的政治運動，這在中共的統治歷史上還從來沒有發生過。因為在中共統治期間，甚至在它統治之前，它內部進行的政治清洗，和1949年以後在全國發動的各項政治運動都是全國性的，是由中央開始發動再利用地方，即使是文革所謂的發動群眾，它也是從最高當局、最高統治者毛澤東開始發動，再從最底層發動起來而進行的政治運動。沒有一個政治運動是地區性的。
「唱紅打黑」在中共統治史上是獨一無二的，我把它叫做地方性的政治運動。首先，唱紅歌就是唱30年以前，也就是中共搞改革開放以前的一些所謂的革命歌曲。也就是說，這30年來中共已經把基本的政策轉移到以經濟建設為中心了，它的統治手段、它的合法性也變成「經濟發展是硬道理」這種形式了。所以30年前的紅歌，從理論上說已經不是今天中共的主要政策了。因為30年前的紅歌，它的基本出發點、基本的理論依據是在毛澤東的無產階級革命之下繼續革命，也就是說它的合法性是以坐江山的時候仍然進行革命的方式來實現的。
那打黑呢，一般來說，在中共統治史上特別是最近30年，打黑主要是搞什麼嚴打運動這一類的，也都是屬於全國性的行動。而且以往這一類的活動都是由中央政法委統一佈署，打黑或者是打擊所謂中共認為的非官方組織或者是活動，如果它牽涉到省、直轄市自治區這一級官員的打擊行動的話，屬於內部清洗的行動的話，一般它都要由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中紀委）來動手。極少甚至可以說沒有出現由本省、本市的一把手對本省的主要官員進行如此大規模的清洗，這是沒有發生過的。
重慶打黑的矛頭顯然指向原重慶市委書記，現任的廣東省委書記汪洋和他手下那批留下來的人馬，所以重慶打黑抓的政府官員都是汪洋主政時候的那些要員，包括他的市公安局長、市司法局長這些。在中共的政治生活當中，有所謂的「打狗看主人」。在中共歷史上很少有官員是真正由於經濟問題或者是黑社會問題而下台的。除了在毛澤東時期可能由於打腐敗、打貪污而殺過一些犯了經濟問題的官員以外，改革開放以後就很少了。一般都是在政治上失利以後，再以經濟或者是腐敗等等藉口來處置的。
這一套用經濟方式來處理政治問題，特別是來處置黨內鬥爭的問題，基本上是在江澤民統治時期開始制訂這些規矩的。江澤民當時之所以要用這種方式來治理，是因為毛澤東時代的統治主要是個人的絕對權威，他在打江山的過程當中，通過歷次極其殘酷的政治運動，他就能奪取江山，他是這樣建立起他的絕對權威。這個絕對權威再加上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這個理論，就使得毛澤東時期打擊對手、打擊敵人的時候，直接了當的套上一個政治帽子，以政治的方式來處理政治問題。很少有政治問題是用非政治方式來處理的，不管他這個帽子是真實的還是假的，包括文革的時候打劉少奇、鄧小平都是這樣的。
到了鄧小平時期，鄧小平原來掌有二野的整個勢力範圍，加上當時在華東地區作戰的時候，二野和三野聯合作戰，所以他有一批他的勢力。而且他又屬於第一代跟著毛澤東打江山的，他有他的一套相對的權威，不是完全絕對的權威。所以一幫老人們以鄧小平為主，聯合起來統治，在這個過程當中，他不需要用經濟的方式，沒有必要用經濟的方式來打擊對手，他可以用其它的政治方式，也可以用非政治的方式，但不必要使用經濟方式。
到了江澤民統治時期，一方面是共產主義的理論、共產主義的思想體系已經沒有了，江澤民統治開始，中共事實上已經成了一具政治殭屍，沒有理論沒有思想。那麼在這個情況下，中共只能用這種方式，用所謂反腐敗的方式來控制它自己統治的基礎以及它這些官員隊伍，怎麼能讓這些官員效忠於它。因為他們沒有任何理由去效忠它，所以它開始的規則就是在官場上放手腐敗。那時候曾經流傳一句話，中紀委專門去查什麼呢？查那些還沒有那麼腐敗的，把那些不腐敗的都打完了，剩下的都是腐敗的，保證一旦政治需要的情況下，每個官員都有小辮子可以抓。
所以反腐敗就成了最高當局打擊政敵的統治之道。這種情況下才會出現像北京市委書記陳希同的反腐案，和上海市委書記陳良宇的反腐案，這兩個人其實就是兩代中共統治集團以反腐為藉口打擊對手的犧牲品。從這個方面來看的話，我們確認重慶的打黑並不完全是所謂的司法或者是行政方面的問題，它至少有一部分是對汪洋及其所屬的系統來叫板。
而汪洋本人也同樣是這麼做的。他到了廣東以後，立刻就清洗了以陳紹基為首的政法系，包括把陳紹基、王華元這些屬於江系的人馬給清洗掉，原來廣東那些不聽現在中南海統治者的那個政法系也給清洗掉了，也是以反腐的名義搞的。同時他也搞掉了江在廣東的紅人黃麗滿一手提拔起來的許宗衡。顯然汪洋到廣東所做的這一套也是打狗打給主人看的。
我們現在就來分析一下，重慶發動的這一場地方性政治運動，它的可能的原因是什麼？我想第一、有可能就是薄熙來自己的行動，當然他可能得到了中央某種勢力的支持。那麼從他的背景來分析，在太子黨或者團派、比較年輕的50後這一代領導人當中，薄熙來是比較早出道的，但是很快就被跟他同時出道，甚至沒有他早的李克強和習近平給超出了，因為在這一屆中央政治局裡面，50後的領導人當中只有這兩個人進去了。薄熙來本以為自己可以進去的，卻沒有進去，他從遼寧省省長調到中央，到商業部當部長以後，沒有進一步的提升，反而外放到了屬於邊遠地區的重慶。因此對於薄熙來來說，他非常需要有一鳴驚人的政治創建或者政治上的突破。
大家如果回憶起來的話，薄熙來之所以能夠得到江系人馬的重視，就是因為早年江澤民到大連去的時候，他在大連搞了一整套討好江澤民的個人崇拜的東西，所以才得到江澤民的賞識。那種大搞地區性的政治行動以討好或者影響中央對他的看法，對薄熙來來說是駕輕就熟的。這是第一個可能的原因。
第二個可能的原因就不是他自己行動了，而是中央某種勢力指使他這樣做的。那麼這個中央某種勢力呢，顯然就是要利用唱紅打黑的方式來樹立他的典型，並給中央另外一種勢力施加政治壓力或者是政治影響，來達到這個集團的目的。這是有可能的。再加上薄熙來的個人野心，中央某個勢力和薄熙來的個人就一拍即合，導致在重慶出現了地方性的政治運動。
這個運動開戰以後，中紀委就派工作組到重慶，到了重慶以後，強調不要把它搞成運動，這時薄熙來就承認打黑是被迫的，這個調子是比原來降低了很多。顯然中紀委的工作組帶去的一個不同意的意見或者是不同的意見。但是並沒有改變他處理這些人的方式，他照樣進行了大規模的庭審，而律師又進行了無罪辯護，包括來自北京的律師。結果薄熙來這一方把一些消息透露出去以後，導致共青團體系的《中國青年報》大肆的捧薄熙來這個打黑行動，而央視卻去採訪法律界的權威做了一個節目，顯然是和《中青報》唱對台戲。
到了12月31號新華網和人民網都發表了長篇文章，介紹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廣東省委書記汪洋的仕途軌跡，實際上是大肆吹捧汪洋的。這就形成了不僅僅是省級大員薄熙來和汪洋之間對峙的局面，也出現了中央級的喉舌媒體面對面交鋒這種非常罕見的情況。
我們來看一下，如果說事情是第一種可能性的話，是薄熙來自己的行動的話，那麼也就是說這個省級大員，一個省委書記或者省長已經具備了敢於向中央挑戰的實力，或者是討價還價的實力。這在中共這個高度集權統治的體制底下是非常不尋常的，因為中共的政策長期以來並不在乎這個政策對還是不對，而在乎誰提出這個政策來。
1959年的廬山會議，毛澤東本來也打算糾正大躍進犯的錯誤，誰知道彭德懷上來就是一個萬言書，所以毛澤東立刻就轉向了，儘管這個萬言書裡面提出來的一些措施可能是毛澤東本來就想做的，但是毛卻不容許別人提出這個觀點來。於是他立即轉向反右，所以1959年的廬山反右傾機會主義，實際上是因為一個不應該提出「糾左」建議的人提出來了。這就說明在中共統治的高度集權體制下，政策是不可以由地方提出來的，它並不在乎這個政策對還是不對，是不是符合現在中央領導人走以前「左」的路線，或者是不是要對所謂氾濫的黑社會進行打擊，而在乎是誰提出來的。所以這只能看成是一種挑戰。
如果是第二種情況，是中央某種勢力的話，那就說明中央有人需要利用地方政權來進行中央的政治鬥爭，也就是利用地方政權來做為他政治鬥爭的籌碼，也就表明中央一級的鬥爭已經尖銳到了不可調和的程度。
如果我們回憶一下的話，這種情況在中共統治時期只發生過一次，就是在文革前，由於大躍進、三面紅旗的錯誤導致了幾千萬人的非正常死亡，中共黨內確實有把毛澤東架空的趨勢。當時毛澤東確實感覺到他在被神化的同時也有被架空的危險，有可能人們會把他保留偶像，而他卻失掉了實權。當時的北京市委，按毛澤東的說法是「針插不入、水潑不進」，所以毛澤東只能派江青到上海去，找姚文元寫了一篇《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從上海進行突圍。這種迂迴的找到地方勢力，然後用地方勢力反過來揭開中央鬥爭的情況，在中共歷史上只有毛一個人。而毛當時至少在統治階層內部和在全民當中，作為一個中共獨一無二的領袖人物這個形象還沒有遭到挑戰。
因此我們可以看到，如果是第二種情況，是中央某種勢力要利用地方勢力搞一個地方性的政治運動來進行政治鬥爭的話，那也就說明這個政治鬥爭在中央已經是相當尖銳而且不可調和了。然而不管這兩種情況是哪一種情況，都表明中共在中央一級和各省的關係當中，它的政治環境已經出現了非常大的麻煩，這個麻煩在中共的歷史上沒有出現過。不管怎麼說，毛澤東在搞文化大革命的整個過程當中，他從來沒有喪失過權威，而今天中共的政治領導人沒有一個有當年毛澤東在發動文化大革命之前的號召力。
地方政權插手中央事務
另外一個引人注目的地方勢力染指中央權力的例子，就是我們上一次講到的，上海的馮正虎滯留在東京成田機場這個案子，和其他民運人士比較不同的是，馮正虎在為自己維權的過程當中，從來沒有介入任何對中共政治體制形成挑戰，或者是有意挑戰的活動，他的活動僅僅是維權。一開始的時候他是為自己維權，然後為其他上訪民眾維權，他所針對的從來沒有超出過對他本人造成冤案的上海司法部門和上海新聞出版局。馮正虎的問題完全是一個地區性的問題，而不是一個全局性的問題，也不是一個對體制形成挑戰的問題。
現在我們知道，上海市公安局是介入了，阻止他入境了，所以上海當局是越權插手純粹屬於國家權力的出入境事務，不僅阻止持有合法證件的中國公民入境，而且把已經入境了的中國公民重新趕出國境。因為在馮正虎8次回國當中，有一次就是在入境以後又被警方強制的送出境外。
在這種情況下，無論上海當局是直接越權插手邊境事務，它是直接命令上海海關或者是插手，還是通過中國全國的海關在地方上實現，都表明上海的地方政權已經可以在訪民的問題上……這不是一個群體事件，不是一個政治事件，而是一個訪民這麼一件事情上，就可以任意干預中央的事務，而中央不管是什麼原因都只能認栽。為什麼這樣說？因為至今已有60多天了，馮正虎仍然在東京的成田機場，繼續讓中共在全世界面前丟人現眼，而中央一點辦法都沒有。
這是兩起比較典型的例子，表明地方勢力確實已經到了相當的程度了。而且還不僅僅在政治上，在經濟上各省、各地方早就對中央實行挑戰了，中央的宏觀調控政策，很多人說政令根本不出中南海。所以中國的地方勢力不僅在經濟上有對中央進行挑戰的能力，而且在政治上有呼風喚雨、挑戰中央，或者給中央惹麻煩的力量。
不僅如此，地方勢力同樣也擁有武裝，這一點可能大家沒注意到。中國的武裝力量當中，除了正規軍、軍隊，目前地方勢力還沒有辦法直接調動以外，其它的武裝力量，事實上都可以在省一級被省的黨政頭目調動。
除了軍隊以外，排在第一的武裝力量就是武警，武警在理論上是由中央軍委和國務院雙重指揮，而在各地是各地的公安部門和黨委都可以指揮的。這和武警的職能是相對應的，因為武警的職能就是對內鎮壓，成立時和後來加強的時候都是為了同一目的。所以隨著國內群體事件的增加和規模的擴大，衝突的激烈程度也會越來越強，對武警反應的機動性和快速性的要求就越來越高，因此對武警調動權限的下放，不僅是不可避免，而且事實上已經實施很久了，長期以來，省一級就可以調動武警。
而在新出籠的武警法的一審稿當中，甚至給了縣級公安局調動武警的權限，後來由於害怕、擔心縣級公安局會濫用警力，所以才改成正式公佈的：具體批准權限和程序由國務院中央軍委規定。它規定的是中央來規定批准權限，而不是中央才有批准權限，這是不同的。中央規定批准權限，中央可以規定省裡有調動權力，也可以規定地區一級有調動權力，而不是說每次調動都要中央批准。所以真正武警的用兵權還是在省，甚至省以下的黨政部門。
除了武警以外，還有民兵、城管，還有和官府勾結的私人武裝。大家不要小看城管，從實戰經驗來看，城管這一支准武裝力量是最強的，他們每天都在和城市裡的小販、城市裡的平民、城市的居民進行真正的城市游擊戰。比起海軍的護航船隻對於索馬里海盜一籌莫展，最後還是付了幾百萬美元的贖金，才把被挾持的「德新海號」贖回來。相比較而言，城管可真的是身經百戰了。
歷史和現實的比較
歷史上，晚清末期，清政府對各省巡撫、新軍將領、地方大員的控制能力已經大大的削弱了，尤其是袁世凱小站練兵以後，培養了一批新軍軍官，在各省逐漸掌握了大權。當辛亥革命爆發以後，各省很快的就響應了，其中原因之一就是在辛亥革命爆發之前，清政府對各省掌握大權的政軍首長的控制已經很弱了。
各省的響應除了一部分是革命黨搞的，其它相當一部分就是原來的巡撫、協統等等新軍的將領參加了，而且他們成了新成立的中華民國軍政府的都督。而當時各省軍政首長加入響應辛亥革命，是清政府後來不得不和袁世凱談判，最後同意下野的一個最主要的原因。當然後來由於各個省的權力太大，在中華民國成立以後，有相當一段時間造成了北洋軍閥在各地割據的基礎。
從這兩年發動政治運動，到以政治運動的方式進行打擊政敵，到對中央邊境出入管理權力的插手，再到各地武警在鎮壓民眾當中，能夠隨意的、任意的調動兵力甚至開槍，這都充分顯示地方勢力正在崛起。這個地方勢力就和清朝末年、民國初期時候的所謂割據勢力相當的類似，這是在中共統治史上從來沒有出現過的現象，也是值得大家關注的現象。
（本文分析不代表新唐人觀點。）
